本來的王力軍事件，因為國內外政治運作，變成了薄熙來事件，更使網議紛紜。

網議的正面效果，是伸展社會對於公共事件的知情權和參與度。 而悖論卻是，在任何相對穩定的政治結構中，社會對於高端政治的知情權都受限制。所以現在僅論參與度。

說參與，根據消息輪廓給出相對公正全面的看法，應是基本準則，也只有如此，才能造就並維護公共話語的良性秩序。呼嘯喝嚷，逞一時之快，只能對秩序造成危害。以下是根據連日來網絡信息的初步整理和判斷。 而且只是以政言政，不論意識形態立場的優劣。  

王力軍未辭公職黨職，以非正常程序進出美國領土，即使前功卓著，至少此次嚴重違背職守，首開改革以來惡例，影響巨大，予以拘捕調查，無可非議。而薄熙來以所任方面第一長官，引咎去職 ，也是胡溫在非典礦難等事件以來的沿用做法。此項“方面首長負責制度”的對象，向來首先指向團系要員如孟學農等。現在沿用，令薄去位，大致也可在其他派系之間自圓其說。 而兩會期間密集布置，不數日而在體制內一切安排就緒，更見得胡之執政，果斷明晰。就操作順暢而言，可圈可點。

但王薄反目，因王去薄，還是對體制的形象和影響力造成不小傷害。 因為不同於陳希同之於江朱，陳良宇之於胡溫，薄熙來之政治割據主義，具有超越黨內政治的普世訴求。薄在卓越執政能力，和謀取政治影響的積極努力以外，另有“以社會公平制約無序化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理念。這在目前的政治左翼和社會基層，廣獲共鳴。

而處理地方山頭，如果中央僅以技術性的首長負責制度出發，因王力軍事件將薄另轉閒差，比如例同孟學農治南水北調工程三年，使其自然失去十八大入常資格，本可圓滿解決問題。而且僅奪 去節度方面的實權，還保留中書門下的榮譽，以示對其社會影響的尊重，左翼和基層雖然不滿，卻難有今天的波瀾。現在的狀況是，薄熙來雖然失去實權，而且政治命運危殆，但是作為左翼政治的代表，他在民間的認知程度取得了從地方和局部到全國和整體的轉變。這樣由太子黨優秀代表到左翼政治領軍人物的飛躍，應該是胡溫體制內部的僚屬們所始料未及的。而現在操盤者的尷尬是，如果繼續整治薄熙來，就要承擔社會負面意見的後果；而如果就此止步不辦，把問題局限在王力軍本人，那麼如薄本人何。他的社會影響力仍在。以這樣飛揚跋扈的性格，就是失去政治地位，一舉一動，至少在短期內，都會左右社會觀瞻。

具體說，有兩個直接因素造成了現在的狀況。第一，不同於孟學農在非典和礦難期間的合作態度，薄本人直到兩會期間，還是相當明確地表示對於本身對王力軍時間責任有限，因此把處理他本人的動因完全歸於中央。這使得堅持首長責任的中央，顯得相當被動。第二，與胡之要言不凡相對，溫在公眾場合往往絮絮多說。在兩會記者問答中，本來最後要重慶政要反思王力軍事件就已足夠，但是偏偏前面加上許多歷史證明的道路等等說話，顯得在王事件以外，中央還有政策和意識形態諸方面的考慮，因此造成左派大嘩，孔慶東司馬南等意見領袖紛紛出來表示硬頸義憤，為網民大眾提供了一條美麗的風景線和便捷的出氣筒。

同時，造成這樣的狀況，還存在一個胡溫等文革前或文革期間大學生所不熟悉，或者說未曾特別關注的因素。也就是網絡一開，公共輿論的形成速度和傳播範圍，與毛時代及改革初期相比，存在質的不同。這對於政府與社會的對話方式，以及政府對社會輿論的管控手段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薄前書記由失意政治家而數日間在網絡上升格到了基層偶像的地位，說明胡溫建政以來的習慣調控系統具有重大缺失。雖然本次事件不至於造成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但民間失序化的大批量異議可見雛形。習李繼起，應該借鑑英美處理倫敦暴亂和占領運動的方法，給予重大關注。

當然，凡事都可轉圜。中國歷史上，一直有現任元首黜罰重臣為繼任留後手儲備人才的先例。高歡閒置慕容紹宗，李世民打擊李績，毛澤東趕走粟裕等等，都是如此。薄使相一路走來，不服人管，而且看來也非常不善於保護手下幹部，但政績非常明顯。所以從幹部配置的條件上來說，最好是處理短期危機，而不是長期擔任方面。這樣的人才，處理危機則舉重若輕，盡顯其長，擔任方面則桀驁自專，欺上凌下。用歐洲的例子，其實是無任所大使和不管部部長的最佳人選。現在先治水修路，冷藏一段時間，以後習李如能用之，給予短期的專責和長期的榮譽，使其遠離權力核心，而又保留其在體制關懷基層的光環，當是最佳局面。

重手處理王力軍而把小事化大，又在關鍵時刻令黃奇帆冒重大政治風險，這樣的性格使手下毫無安全感。在講究長期人際投資的鄧體制中，如果要帶隊伍謀大位，不是此番出事，就到了將來也會有部屬反水出走的致命情形。以薄前書記為大敵，胡溫可能多慮了。至於現任黃市長，應該還可繼續，畢竟他有李績對付李世民的冷幽默，另外還有經濟專長，而且，“一旦得罪，得罪到底”的天王滅東王政策，在毛後的中國，也已經成為絕響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