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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个性和时代,毛倾向于使用顶级人才。顶级人才的特征,就是具有推翻顶层霸主、自立为王的能力和野心,比如说清初诸贝勒,或者国初周刘彭林高,甚至毛晚年之邓叶,均属此类。此类干部的政经军事长才,自不待言,使用得当,政局张力十足,一片生机,可有决荡天下之势。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端的是一片七长八短汉,四山五岳人。但此类人的负面价值是,不但头角峥嵘,而且心狠手辣。顶层霸主与之相处,一定要万分小心,一有破绽,地位完全有可能为之取代。甚至身首异处,也在计算之中。所以此类人一旦获罪,霸主出手特重。文革初,在天真的文科生如章士钊看来,毛之排刘,简直性命相搏,而非处理上下级关系。其所看不明白的原理,正是在该格局中,用人即如搏虎,最杰出的助手往往也就是最致命的对手。所以说毛主政时代政局诡谲难测,顶级参政者非死即伤,也有毛本人自身无法控制的结构原因。而毛对各大贝勒的驾驭和剪除虽然算得成功,但的确也是非尽心竭力不能自保。当然,一旦功臣除尽,政局也必然变得大厦难支,难免有个明成祖出现,把老皇帝搞得身后凄凉,水晶棺外一无所有。 2.从形式上说,邓成祖所开创的,则是巨头共治政治,以取代毛的霸主独大政治。相对于毛时代最高当局的动荡不安,邓时代相对平和,即便胡赵获罪,都罪不至死。但巨头政治是腐败的起源。由于政局相对安稳,政治人物的相互替代关系,逐渐变成共生关系。正是由于邓陈李薄等巨头分利共治,私下分享国家主权,邓方能打桥牌看武侠,而无需分分钟恐惧被人替代。其结果,一方面,中国社会重返为毛所推翻的阶级体制,由毛时代的单一阶级国家,演变成由政治巨族,社会精英和普罗大众三等级(也就是毛所谓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苦B工农阶级)构成的毛后社会。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巨族演变的缓慢性,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的重点,也由毛时代的根本性政治—或者说敌我--意识的确立,转向官僚机构的参与和管控能力的考核。换言之,政治培养的重点,不再是毛体制培养的虚拟备用霸主(也就是毛体制所谓主人翁意识),而是社会精英层面,缺乏霸主意识的实用功能性人才。如果毛体制之用人如养虎豹,邓体制之用人则如使犬马。在邓式官僚体制中,对于根本性的敌我意识,或者对于体制本身目的的思考,即便是出身政治巨族的薄熙来,往往也成为对于体制流程的干扰,而必然受到体制的排斥。问题是,虎豹之臣,虽有噬主之心之力,但对于国家的认同绝对强烈;而犬马之臣,因为与国家主体的关系基于雇佣关系,对国家的认同反而淡薄如客卿。价钱说拢,即乐为用。吾国社会现在人心之涣散,正是邓体制内政治家族去人才化,以及社会精英去政治化的必然的结果。而薄在重庆搞搞阵,也因此被体制内的嗅觉灵敏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说巨族与精英之联盟)视为老帝重生,土改文革再临。工农主人翁或将口衔红歌、遍地蜂起,官僚资产阶级或将无从食利,民族资产阶级或将无从炫技。一时间洪水猛兽,电闪雷鸣,共产共妻,Q哥爬上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豪宅价钱跌平廉租房,令人十分摇头怕怕。 3.而要走出毛邓体制怪圈,正义的山猪正有免费无料、简明直接的药方。即是进一步打通政治巨族与社会精英的关系。一方面提倡社会荣誉,使得巨族子弟人才化,从而参与社会生产,既防止其本身的八旗式食利性腐朽,又防止工农基层因其处于政权的中心地位而产生对国家的仇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使得官产学社会精英充分政治化(或者说政治犬马主人翁化,功能炫技派内在诗意化,朗朗永久闭关阿什肯纳齐化),而实质性地(而非三个代表式地)参与政权掌握,从而强化对国家的认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关键手段,其唯推行民主、 扩大现行普选范围乎? Read more: 毛邓时代干部使用攻略,或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 - 时事述评 - 贝壳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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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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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玩遍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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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2-05-19 07:2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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