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討論烏克蘭問題和俄烏戰爭的瑞士國際和平峰會開幕，超過90個國家與會。除了與俄烏問題無關、無心無力參與的一些域外小國未參與會議，世界各大國及與俄烏有較多關聯的國家幾乎悉數與會。雖然本次會議是支持烏克蘭的西方國家主導，但相對中立甚至親俄的巴西、印度、塞爾維亞、匈牙利等國，也參與了本次峰會。

   而本次峰會缺席的唯二大國、俄烏問題相關國，是俄羅斯與中國。俄羅斯作為入侵烏克蘭的一方，且沒有撤軍停戰的誠意，不被邀請自不必說。但中國作為第三方，主動拒絕出席瑞士峰會（哪怕澤連斯基和西方很希望中國參會），就頗為令筆者和許多有識之士感到不安和憂慮了。

   筆者之所以不安和憂慮，既是因中國缺席峰會將不利於俄烏和平，更是從本次事件及許多跡象判斷，近年來中國已日益放棄1980年代融入國際主流社會和文明秩序的嘗試，重新走向封閉及與西方強烈對立。這已對中國造成嚴重傷害，未來將會有更多更大的惡劣後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內政外交及國際環境的影響，在1950-1970年代，曾長期呈相對閉鎖狀態，並與西方高度對立。1970年代初雖與美歐日等國改善了關係，但中國社會整體仍是封閉的。

   直到1978年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決定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中國才重新向世界敞開大門、再次與世界積極的交流。中國專門設置若干經濟特區招商引資，對外國人才求賢若渴。雖然後來發生了政治變動，但在經濟、科技、學術等領域，中國仍然積極與世界接觸。江澤民時期，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化進程，成為“世界工廠”。而中國召開“世界婦女大會”、加入世貿組織、舉辦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舉辦“中非/中歐/中國-東盟合作論壇”等，也都是積極融入世界、與國際社會深入交流的典型成果。

    數十年來，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極大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科教文衛的進步、中國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大大加深。中國在接受外來影響同時，也在海外有了更大影響和力量，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聲譽、拓展了國家利益，推動了世界繁榮和一體化。

    當然，由於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中國自身底子比發達國家差等原因，中國在國際經貿分工合作中，長期處於產業鏈下游，以出賣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賺取收入，多數利益被美日歐等發達國家所得。中國本土工農業也遭受了國際企業的衝擊。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不平衡不公正，也讓中國也長期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中處於較邊緣地帶，與國家體量不完全相稱。總之，中國在現行國際體系和全球化進程中，確有吃虧的一面。

   但即便如此，中國在對外開放和融入全球化過程中，所得仍遠大於損害、受益遠多於吃虧。而且中國之所以處於產業鏈下游和國際秩序的邊緣，正是在於中國沒有及早的加入國際大家庭（或者說1949年之前本已加入，卻因故退出）、長期主動的游離於國際主流社會之外，也沒有跟上二戰後第三次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的浪潮、全球化的大流，不能與日新月異的世界同步，才讓中國“一步落後、步步落後”。

   中國之所以能從1970年代後期的“一窮二白”，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人均GDP全世界倒數到超過世界平均，一半應歸功於對內改革，另一半在於對外開放，且二者相互關聯、缺一不可。

    而歐美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和相關規則秩序，雖然並不完全公平，也有諸多嚴重的缺陷，發展中國家在其中也確有吃虧情況，但它仍是人類有史以來相對最為人道、和平、繁榮的國際體系，最大限度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民權民生改善。相較於古代乃至近現代帝國血腥征服、殖民壓迫、君主專制、種族屠殺等世間常態，近幾十年歐美主導的國際社會雖也不平靜和諧，但殺戮與破壞少了95%都不誇張。

   而且值得特別提及的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抗日戰爭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正是在於當年中國積極呼籲國際調停、得到世界許多國家政府和民間的同情與支持。有這樣的經歷，中國人民應該更為支持國際社會介入俄烏戰爭、支援烏克蘭反侵略、捍衛主權、追求和平的抗爭；也更應該支持和加入基於人道和平、普世價值的國際多邊合作體系。

   而西方倡導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普世價值觀，也確是人類應前進的方向。即便中俄等國也不否認這些概念，只是認為內涵和實現方式與西方不同。而就實踐情況看，歐美對普世人權的踐行顯然比中俄更優。如果是中俄取代歐美成為國際秩序主導者。世界人權狀況恐怕遠比現在更為不容樂觀。另外，歐美在科技與文化的創新創造、環境保護、多元和包容性社會建設等方面，也都顯著領先於其他國家。

  所以，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遵從相關的規則與秩序，是利大於弊的事。而且，如果中國真正融入普世價值體系，以中國的人口和經濟規模、深厚的文化底蘊、二戰以來為世界做出的各種貢獻，完全可以與西方一道，成為制定規則、主導秩序的一員甚至首席。

   日本和韓國近幾十年親近西方、成功融入、還成為影響力超過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國際秩序參與者和塑造者，就是值得中國效仿的前例。日本還成為世界最主要發達經濟體組成的G7的成員國。韓國在1990年代之後則迅速成為活躍在世界各地各領域的新興發達國家。而最近十幾年的印度，也在迅速崛起，並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國際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力量。印度在俄烏戰爭中的態度，就成功平衡了印度與西方、與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係，比同樣與俄羅斯關係友好的中國更加高明，更利於本國經濟和對外關係。

   最近幾年的中國，卻走向另一條與其他國家及中國自身之前路徑幾乎完全相反的、頗為令人擔憂的道路。不同於1980-2000年代堅定的改革開放、拉近與西方的關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近年的中國日益強調“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等“安全”問題，把維護制度穩定放在首位，盡力與西方“脫鈎”、減少對西方的依賴。而由於中國體制和政策問題，西方也不信任中國。於是許多經貿合作（如“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如“孔子學院”）紛紛由熱變淡，甚至項目關停。

    中國不僅拒絕加入西方主導的體系和組織，還“另起爐灶”，和俄羅斯、朝鮮、伊朗、敘利亞、柬埔寨等國加緊關係，並明確批評西方國家的立場和政策、反對西方的作為、對抗西方乃至更廣泛的自由民主陣營。且無論爭議的具體是非如何，中國都傾向於和西方“對着幹”。中國在台灣問題、中菲南海衝突、俄烏戰爭等問題上的表現，充分反映了這樣的趨向。

  雖然中國也多次表態不贊同中美/中歐“脫鈎”、領導人時常前往歐美加澳等國訪問、施行單方面免簽和其他便利措施吸引各國人士赴華旅行，但這些有限的開明言行，並不能掩蓋整體上重新閉鎖國家的趨向。就像1970年代初中國曾開放各國友好人士來華訪問、組織翻譯外文書籍、減少批鬥“帝國主義”的宣傳一樣，並沒有改變閉關鎖國的整體狀況。

   相對於技術性的開明措施，中國拒絕出席瑞士和平峰會、在中菲衝突上採取強硬態度、激烈批評歐美涉華政策等，更能反映中國在對外領域的本質立場。而中國國內政治經濟改革的停滯甚至倒退，更讓中國與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不相容，中國日益閉鎖的趨向越發明顯。而這幾年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萎縮、新冠“清零”期間的入境管控，也是中國日益減少對外往來的例證。

  本次瑞士和平峰會，本是中國展現大國影響力、促進國際和平、為中國拉取更多好感和爭取利益的機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前多次向中國示好，希望中國參與峰會、促成俄羅斯撤軍。西方各國也都希望中國參會。但中國卻拒絕參加，還時明時暗的站在俄羅斯一邊。中國雖提出了一個實現俄烏和平的“替代方案”，但那個方案顯然是利於俄羅斯的，沒有要求俄羅斯撤軍、歸還侵占的烏克蘭領土，還反對西方軍事援助烏克蘭，烏克蘭當然不願意接受。

   中國拒絕參與瑞士峰會，也拒絕與澤連斯基直接對話，意味着中國扔掉了澤連斯基和西方遞來的橄欖枝，寧願搞壞中烏、中歐、中美關係，也要站在俄羅斯一邊。

   這無益於（乃至有害於）中國國家利益，但中國官方卻仍堅執如此。這也正反映了中國這些年來秉持的反西方、拒絕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排斥基於普世價值的國際秩序的外交原則和底色。這與中國的國家利益不符、與人道和平的現代國際關係準則相悖，也並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國民的意願。

   但中國這樣的外交立場與政策，恐怕將長期繼續下去。筆者對此無能為力。但作為一個中國國民，我也希望藉此文表達個人的態度，及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憂慮。

   實踐證明，對外開放是中國繁榮富強的正途。若干年前人們曾為引入外國資本與技術、加入世貿等問題激烈爭議，很多國人恐懼開放，後來的繁榮證明了引入外資和入世的正確。而1950-1970年代的封閉、2020-2022年的“清零”，都帶來了經濟的停滯、人民的貧困。這樣的經驗教訓還不能說明堅持對外開放、積極對外交流的重要嗎？

  而在對待國際議題上，不應以“西方支持的都反對，西方反對的都支持”這樣的教條和賭氣方式決定政策，而應根據事情本身是非曲直來做出判斷和決策。如在巴以問題上，中國可以批評西方對以色列的偏袒；但在俄烏戰爭中，中國應反對俄羅斯的入侵。這樣中國可以贏得各國更多尊敬，而非只與俄朝伊敘柬等國組成小圈子“自娛自樂”。

   筆者希望，中國各界人士尤其外交事務的決策者，應明白對外開放的可貴、全球化的益處、遵循現代國際秩序的必要，放下狹隘與教條，對外關係要講道理、有理性、一切決策應基於國益和民生。當中國官方無法履行這樣責任時，中國民間社會在內各領域人士，都應積極為中國國家利益和民族榮譽，促進中國對外依理的、有道的、有益的交往。這樣的中國也能得到更多國家的尊重，成為21世紀國際社會既有巨大影響力、又益於和平與人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