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Eckart Loewe)，德国汉堡人，1968年生人，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22岁时来华旅游，爱上中国，于是到中国留学。曾经在南京东南大学和广西农业大学留学。他只身一人深入中国广西农村从事教育研究。1997年，他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在河池地区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为了能在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在广西外经贸委注册成立了就他一个人的办事处，自己派自己当老师。他先后到了广西阳朔县兴坪镇大坪子八一初中和东兰县隘洞镇的初中教书， 2001年离开隘洞中学，更是一头沉入广西最穷最偏僻的东兰县坡拉乡广拉村，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只会讲壮族土语的山村，在那里他教导村童讲普通话、学文化，协助农耕 出钱修路，将自己的积蓄和德国家人的资助全部投入工作。 为长留中国，他向中国驻德大使馆申请加入中国籍。但是按中国法例，只有在国家一级机构工作4年以上，或为中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外国人，才合乎入籍条件，他的申请没有成功。今年8月，签证到期的他只好暂返回德国。 当他回首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几近死里逃生的车祸时，他从容地认定是车祸把他的命运与这块土地连得更紧。
他通身洋溢着平和、安详、纯净，他经常被众多孩子簇拥之时脸上挂满幸福的微笑，他可以任由他们不知轻重地打，跟他们一起在泥巴地里滚来滚去，组织他们一起拍电视《和平剑》。他每天都会到不同留守孩子的家里和他们一起住，陪他们生活。他像一个高明的传教士，撒播文明，潜移默化已将一群野孩子驯服了。 他和村民相处愉快，帮村民犁田、割禾、打谷，残破的胶鞋露出了脚趾，瘦削的身躯在泥地里打滚……他为村民设计脱粒机，并将德国家人汇给他的钱用来为当地修路，终于使山村有了一条宽0.6米、长不足300米的水泥小路。而他每月只花100元生活费，有时餐餐吃红薯叶。他还教村民改造居住环境，人畜居所分开。 他说他不是不喜欢物质，而是更喜欢自由。他觉得物质之外有更大的乐趣，有“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卢安克的博客里有一篇《钱没有帮助》的博文，说到有一次他一年的经费被一个村民偷光之后，“我终于得到了我的自由，从现在开始，我都是一个人在山里走我的路，很舒服。”这种一无所有之后的自由感觉和舒服的心情不知有几人能懂。 他说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要做自己想做而别人不想做，做自己愿做而别人不愿做，做自己能做而别人不能做，做自己能做好而别人做不好的事。 我被志愿者卢安克的故事所感动……， 那眼睛，那发色，那不标准的普通话。卢安克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朴实、纯净、简单，他的个性、家庭教养、社会教育、文化、志趣、能力包括他认定的命运，决定了他在这块土地在这里的孩子们身上能够做出最适合自己的事，获得最多最大的人生乐趣。卢安克的理想很平凡，他脚踏实地的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求大，只求实。他的追求就是平平淡淡地去做一件事情，来证实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可我们从小被树立了太多的伟大理想美好理想，以至于对卢安克这种朴素的理想和追求感到惊讶，难以接受。 卢安克的事迹引起国人如此巨大的反响和震颤，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价值标准去理解和认知卢安克。西方国家几百年的民主思想发展，早已造就了一代代身心自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人，每个人都在自我实现过程中为他人、为国家、为社会乃至为人类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每个人都在享受人生最大快乐的同时也为他人带来快乐。
我们虽然也从电影电视中得知不少外国人在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地长年从事自然研究或社会活动，却不能深入了解他们的动因、思想、感情。今天，当卢安克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了他在我们国家10多年的生活经历时，有了切身体会和设身处地的对比，这才让我们惊为天人的同时，发觉在同一个世界里人与人在精神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依照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代中国人还停留在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层次，而卢安克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许多人已经达到“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个层次了。“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和潜力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使自己逐步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的需要。人在自我实现的创造过程中，会产生一种高峰体验，是人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状态，这时的人具有最大的快乐幸福感。 原来人可以这么活着，我们几千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树立起来的人生价值标准在卢安克的故事面前顷刻土崩瓦解。卢安克我们也许做不了，但每个人如果做到十分之一个卢安克，那将是我们的巨大财富。
卢安克身上自由人性的光辉，映照出我们人生的黯淡……，我们无奈无助苟且偷生浑浑噩噩麻木不仁。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由地活着，成为象卢安克一样快乐、有用的人？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我们不能。
为什么我的文字常含指责？因为我和这土地难以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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