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份最新資料，一份是戴晴的《鄧小平在1989》，詳細的批露了1989年中南海的政治鬥爭。一份是柴玲的自傳，回憶了1989年學生運動的詳細經過。

戴晴在書中挑戰了傳統非黑即白的“專制 vs 民主”敘事。提出八九六四的悲劇，根源在於中共最高層內部的權力博弈：陳雲代表的計劃經濟派與鄧小平代表的市場開放派的路線鬥爭。圍繞“誰說了算”、“一線指揮的人是誰的人”展開你死我活的權力洗牌。戴晴甚至直言，保守派從一開始就想利用激進群眾運動作為口實，達到逼趙紫陽下台的目的。

戴晴借用社會學理論（韋伯的責任倫理與道德倫理）來解釋鄧、趙兩人的根本分裂。鄧小平自認有責任讓老百姓安居樂業，但他骨子裡繼承了毛澤東“共產黨說了算、反對分權”的鐵律，不能容忍挑戰一黨執政。趙紫陽認為民眾除了物質民生，還有自由思想和尊嚴的需要，因此主張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讓學生把話說出來，堅決反對動用正規軍隊。

戴晴還披露，早在5月14日與時任統戰部長閻明復會面時，閻明復的一句話就讓她感到高層有一股強大的力量“一定要讓趙紫陽下台”。書中涉及前38軍軍長徐勤先拒絕執行戒嚴令抗命事件的完整談話錄音，以及關於“坦克人”的偶然採訪線索

戴晴在書中提出，激進的學生運動在客觀上淪為了中共黨內保守派（如陳雲、李鵬等）用來逼退趙紫陽、打擊改革派的“口實”和“棋子”。這一觀點遭到了民運人士的猛烈抨擊。他們認為，這種論調極大地抹殺了當年百萬學生和民眾追求民主、反腐敗的自發性、純潔性和獨立歷史主體性。在他們看來，把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降格為“高層派系鬥爭的延伸”，是對歷史犧牲者的不公和貶低。

書中對學生後期在廣場上的“激進”和“不妥協”表達了委婉的批評，認為這種激進斬斷了趙紫陽等黨內溫和改革派的空間。民運親歷者反駁稱體制內的保守派早有預謀，開槍的決策根源於極權體制對權力的壟斷，而不是因為學生不夠妥協。他們認為戴晴的觀點是在“各打五十大板”，流露出了她作為體制內知識分子的改良主義局限性。

柴玲在自傳里說：她和張伯笠合計的廣場絕食運動，真實目的是為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學領不受秋後算賬，故拋開新聞自由和普選不管了，首要訴求是“撤銷鄧小平的四二六社論”，把民主運動偷換成學領個人維權，順便與鄧小平個人臉面死磕。

某些民運批評柴玲和張伯笠：出於個人目的，逆趙紫陽五四講話發起的“5.13”絕食，是八九學潮滑向失敗的轉折點，從此學潮淪為不可控和相互攀比的激進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