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无意中推倒自己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剩余价值论

—-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四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理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已从苦难中觉醒，抛弃了这个理论，目前世界上信守它的国家已经不多。中国也走到社会主义死胡同的的尽头，该是翻开新的一页，走向民主的时候了。

问：你在“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三”（下文以“之一”、“之二”等简称此系列中的文章）中，自称是一个劳动价值论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者，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有那么重要吗？

答：是的。劳动价值论并非马克思首创，之所以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就因为马克思在其中加入了剩余价值论，用来论证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和两个敌对阶级的存在。因此剩余价值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经济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没有剩余价值论的劳动价值论，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推倒剩余价值论这块基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轰然倒塌了。

问：但你似乎无法自完其说。劳动价值论必然导出剩余价值论，资本家明明白白没有参与劳动、没有创造财富，就占有大量的财富，这不就是占有他人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吗？你要么否定劳动价值论，如承认劳动价值论，就无法否定剩余价值论。

答：想想看，社会上有一个庞大的在金融、证卷、相关事务所…工作的群体，他们主收入的源头与资本家一样，都来自资本的利润，即所谓剩余价值，你认为他们有没有创造财富、创造价值呢？他们都不劳而获吗？

问：不对啊，金融、证卷…部门的那些职工，只是领取工资的打工者，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并没有被马克思列入剩余价值获得者的范围啊？

答：好吧，我们就用马克思的逻辑去推解这个问题，就不会冤枉他了。假设一个玩具生产商，自已拿出1亿元投资，又从银行借到1亿元贷款，他用这2亿元资本投资，获得160万元可付工人工资、银行贷款利息和商人自己的月净收入。商人付给工人40万元工资，付银行50万元利息，自已净得70万元。根据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公式W=C不变资本+V工资+M利润，很明显，银行所得的50万元和商人所得的70万元都是那2亿元资本的利润M，即剩余价值。设银行是私有，银行的主要收入就是这种M，银行家把这50万元中的20万元支付存款利息，15万元支付职工工资，自己得10万元。那么根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存款者得的利息，银行职工与银行家的收入，不都是源自那2亿元资本投资所获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吗。证券交易中股民的红利和职工的收入也一样。由此可见，用马克思的理论去分析，已经把资金运作的整个群体的收入，都归入了剩余价值的范围。

问：马克思的理论从逻辑上说明，这个群体的收入都是剩余价值，而你却认为，他们从资本的利润中得到的，是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是这样吗？

答：是的。不单我这样认为，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无意中说出短短的几句话从逻辑上也证实，包括资本家在内这整个群体的工作，就是他所称的社会必要劳动，与他的剩余价值论及其整个理论体系相矛盾。

问：那倒要反问你，如何说明他们的劳动，是一种社会必要的劳动？创造了什么财富？

答：就此，也许我们还得从马克思的一个概念说起。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一概念没有什么问题。使用价值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当市场将社会劳动均衡地配置到社会必需的每一个生产领域时，他们的劳动都是社会必要劳动。从资本利润中分得收入的劳动者，他们从事的，主要就是筹集、直接间接地配置、管理和营运资本的社会必要劳动。在自给自足的小经济体中，头领安排劳动力去做不同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合情合理地获得劳动的报酬。在近现代社会中，资金的运作把社会劳动和各种资源配置到经济的不同领域，做的就是这种劳动，是一个必须花费巨量的社会劳动才能完成的工作。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没有安排足够的劳动，也没有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去促使那些计划工作者做好这项工作，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在市场经济中，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是社会平均筹集、直接间接地配置、管理和营运单位资本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所说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其中涉及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就是营运资本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所创造价值的计算方法，不存在转形的问题。

问：马克思为什么不把这部分劳动计入社会必要劳动中，而把这种工作，看作是在侵占和瓜分他人劳动成果的可耻行为呢？

答：我们先看看重农学派的观点。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中有词条指出：“重农主义认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农业生产的盈余，而其它的如工资、消费、地租是这盈余的转化及衍生活动。”“国家的财富决定于农业生产，其他的经济活动，如制造，被看作是利用农业产品的盈余部分，将其转化为另外的产品形式，用盈余的农产品养活从事制造的工人。虽然制造业和其他非农业工人还是有其用途，他们的收入并非最终来源于他们的劳动，而是农产品盈余部分的转化。”这就出现了剩余价值论模糊的雏形。在那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的社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在辛苦耕耘的农民眼里，那些平日在市镇转悠，给赶集农民提供某些服务或加工产品，轻轻松松就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不就是从农民的手中分走农业产品的剩余部分吗？但随着农业劳动人口及农产品价值在经济活动的占比的不断下降，二、三产业的扩展，包括马克思在内，已经没有人会认为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和第三产业的各种服务，都是农产品的盈余部分了。马克思把资本投资所得利润，定义为剩余价值所犯的错误，就象农业社会中，人们普遍认同只有农业劳动者创造了财富，其他的经济活动者都是靠农业产品的盈余来养活一样。可时至今日，人们普遍的感受仍然认同，投资所得利润都是对劳动者创造价值的占有，而没有看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目前美欧等许多国家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复燃，说明剩余价值论的余毒远未消除。但马克思的研究无可避免会触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运作，是社会必要劳动一个重要的部分。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这样写道：“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马克思将社会生产中的劳动分为两个部分，并强调了后一部分劳动的必要性，这没有问题，虽然他所用的概念是错误的。马克思没有认识到，上述所指后一个部分劳动的产品，不仅再生产所需实物产品的生产需要花费劳动，而且无论以市场还是计划的方式，将其均衡地配置和运用到生产的各个领域，去满足社会繁杂的各种需求，还要花费巨量的社会必要劳动，否则，这些产品就只是一堆破铜烂铁。是确认这部分劳动在社会财富创造上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的时候了。

问：马克思只是尖锐地指出，这种社会共有的财富被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什么不妥呢？

答：社会享有的财富被私人占有，这种私人占有只是“剩余劳动”的产品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的一种实现的形式，并没有改变这些财富仍由社会享有的实质。马克说：“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就是说，这种产品，不问它怎样分配，不问它是私人占有还是公有，都没有改变它“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的性质，本质上还是社会享有的，这是铁一样的事实。马克思继续说：“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也就是说，无论是私人、资本家，还是那些管理（如果真的在管理）公有资产的官僚，都只是“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这些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是不变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谁更适合、更有效，并且是最合理来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

问：既然剩余劳动的产品是社会共有的、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的，当然是收归国有，全民所有，再委派官僚来管理更合理，不是吗？

答：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北韩金家、委内瑞拉、习帝等等社会主义的实践一再证明，“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在分配关系上实行公有，由政府官僚来“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的结果，是完全失败的。相反，在民主法治政治体制下，由私人拥有并运作这部分产品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才是成功的，据称私有经济占比90％以上的北欧经济，就是有力的证明。

问：社会共有的这部分财富，由社会来共管是失败的，由私人拥有并管理却是成功的，原因在那里？实在想不通。

答：从原理上来说非常简单，就是人都是罪人，无论是共产主义“革命家”的马、列、斯、毛、邓、江、习，还是资本家，没有一个是无罪的义人。但某些制度会扩张他们的罪性，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而某种社会制度则一定程度上能约束人的罪性。具体到那种制度会扩张罪性，那种制度可能约束罪性，就要具体分析了。为此，我们先把近现代相关的制度分为四种：一是早期资本完全控制了收入分配大权的私有经济;二是现代民主议会立法制中，劳资在议会中利益博弈相对平衡的私有经济;三是独裁统治与计划经济下，行马克思共产主义初衷的全公有制经济;四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那种仍在独裁统治下，利用私有经济活力，以公有为本体的经济。为便于论述，我们把上述四种体制按顺序分别简称为：早资制、现资制、初公制、改公制。其次，我们认定，所有合法收入，都是劳动收入，包括资本利润和工资的收入，包括大小资本家、演艺明星暗星和打工者…的收入，只有非法所得如官僚贪污的黑金，才是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所得，才是真正意义的剩余价值。除了消费力在“月光族”以下的群体外，所有居民的劳动收入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用于个人(含家属)消费的劳动收入;另一部分是以货币形态获得，经过直接间接的、储蓄和投资的极其复杂的中间过程，最终被投入生产，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的劳动收入。这收入的两个部分，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两个部分及其产品用途的两个部分是密切相关的，并对后者两个部分的比例是否均衡，起着决定的作用。我们要分阶段来说明后一部分的劳动收入，在四种不同体制下是如何运作，最后实现“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的效果之优劣如何？

问：你要说明过程的第一阶段是什么内容？

答：是收入分配。马克思认为劳动总量中，总有一个部分的产品是用来满足一般社会需要的。而这个需要的总量是一定的，主要用来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对此产品的需要，超过或不足以满足此需要，都会导致经济的失衡。而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能否均衡地满足上述一般社会需要是有决定意义的。

我们先看早资制下的收入分配：那时,劳动收入有多大部分为工薪阶层所得,多大部分由资方所得，全由资方决定。因此，收入分配总是严重偏向资本的利润,极不公平的。工薪收入过低决定了社会消费总量不均衡地过低。而资本利润过高又导致收入的投资倾向过高，一有机会投资就会超高速增长，导致满足一般社会需要的那部分产品的过量和经济非均衡地高速增长，直到这种非均衡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消失，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问：等等，这不正好说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周期性经济危机论的正确性吗？

答：错。把以利润方式获得的劳动收入称为占有他人劳动收入的剩余价值，与劳动获得利润收入与工资收入之间的不公平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判断。前者把利润所得的每一分钱，都认定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后者是对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公,他在任何收入分配中都绝对存在，要做的只是如何使它在一定体制下相对地趋于公平。

问：那马斯克等等资本巨头年年的收入高达数以亿计，这也是劳动收入吗？有这样不公的劳动收入差别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实现公平吗？

答：让我把资本的筹集、配置、运作和满足社会一般需要的全过程说完，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还是回到第一阶段的说明上来。

现资制：在民选的议会立法制度下，劳工争取公平利益的方式不再仅限于罢工和街头抗议，而是通过选举，使议会的议员明白，其权力来源于民间，来源于广大劳工，使他们在议政和立法时必须维护劳动者各方的利益。劳工实际上通过议会，能取得与资方共同决定收入分配的权利，并以法的形式调整劳资双方的利益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例如工时、最低工资和福利等等。但不公平不合理仍然会长期反复存在，甚至会出现分配过度向劳方倾斜的情况出现。但重要的是，这是唯一能使收入分配趋向于公平合理的制度。

初公制：这里鼓吹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但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绝非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且不说它根本就没有实现分配的平均,也没有实现所谓的按劳分配，而是实行官本位等级分明的收入分配。更要命的是消灭私有制后，社会失去将一部分社会劳动产品，用于满足经济发展必须的一般社会需要的动力，与早资制总是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经济失衡相反，它必然从积累不足的一面导致经济失衡。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缓慢，结构失衡，这就是毛时代经济的特点。

改公制：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不是资方与劳方的利益冲突，而是以官方与资方相勾结的利益集团为一方与劳方的利益冲突。后一冲突中双方力量的悬殊，远远超越早资制下前一冲突中的力量悬殊，官方手握政治和经济大权，并从背后操控私人资本又手握企业的财权，官商勾结牢牢控制着收入分配的权力，打压劳方工资的能力远超早资制，任何劳工为维护自身权益的群体行为，都会迅速被镇压于萌芽中。因此，收入分配不公对经济均衡的破坏作用与早资制的方向一致，且力度和导致危机的烈度远超早资制，今天中国经济的状态就是实证。

总结来说，4种体制中，唯有现资制的收入分配有可能接近公平合理。

问：第二阶段的内容是什么？

答：劳动者分配所得收入用于消费与储蓄的比例，这是左右社会生产中的总劳动量，分为满足消费需求和社会发展必须的一般需求两部分能否均衡的第一道关口。

早资制：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偏向资方的利润收入,压抑劳方的工资收入，剌激着人们的投资欲望，都尽量压低劳动收入中的消费部分，尽可能增大储蓄，加上分配不公使资金过度向少数人集中,促使投资的过度增长，导致经济失衡。

现资制：这是唯一可能实现公平分配的制度，因此我们假设公平收入分配得到了实现。在“之三”中我们已经指出,收入分配公平、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与经济均衡是三位一体的。投资所获公平的劳动收入，即公平合理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调节着全体居民的投资欲望，调节着他们将自己的劳动收入分为消费和储蓄两个部分。这就清楚地说明，每一个劳动者,无论是资本家还是还是工人,都将其劳动收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个人消费,另一部分是返回社会的的投资，满足社会发展的一般需要,这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生产中的劳动分两个部分得以实现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看清楚了,那些年入数以亿计的富豪，他们终身所享受的，就是他们终身消费的部分，而他们劳动所得的另一部分财富，如马斯克体现在星链中的财富，本质上是他劳动收入中，被市场所调节而返还给社会的部分。全社会最富有的和普通的所有劳动者，他们收入中的储蓄部分，总合为社会发展所必要的部分。不仅如此，资本家还必须以管理自已财富的热情，去精心管理这些社会的财富，并承担投资结构失衡和管理不善引至破产的风险，成为“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的“代表职能”的“执行”者。他们为社会管理的这部分财富越多，他们为此承担的市场风险和付出的劳动，与他们应得的收入成正比地增加，导致资本利润率的社会平均化。当他们年复一年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获利的欲望，又使他们从中取出更大的部分返还社会。不是他们有多爱这个社会，而是市场的机制挤压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在市场竞争失败后，名义上属于他们的财富将转属他人,或因过剩而消失。你可能合说，他们投资而积累的财富始终还是他们私有才对。不错,从制度上来说那是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但只是这些财产“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的一种制度形式，而这种制度形式又是由私有者来“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以管理私人财产的那种热情、严谨和勤奋的态度来管理实质是满足社会需要的财产，是最好的那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的执行形式。他们在形式上拥有的这些财富,正好就是他们必须管理好这些财富，继续为社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内容,这才是实质。而公平的收入分配，将使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所有劳动者，从收入中取出返回社会的总量，正好或趋于正好满足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多劳多得者多返回,少得者少返回，这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机制的结果。

初公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在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私人投资、私人资本积累是被禁止的。在任何社会生产中都必须的那个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的劳动部分，是由社会来安排的，民众与此无关，因此没有任何投资的欲望和积极性，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的劳动部分始终不足，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缓慢和生产力低下。在此情况下，人们能吃饱肚子，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至于收入中有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根本就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这种情况与早私制中的压抑消费、过度储蓄与投资是刚好相反的两个极端，表现为与早资制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和周期波动相反的，经济长期增长缓慢和落后。

改公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想利用私有经济活力,另方面又以公有制为主体，出现一个控制着政治经济命脉又不拥有私人资本的官僚系统,他们与资本家在市场中的表现是完全相反的。那些控制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官僚，不是从市场风浪中筛选出来的精英,他们既不懂也不关心企业的管理。面对欣欣向荣的私有经济，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运用手中的行政经济大权，以各种非法非市场的手段，将公有或私有经济的财富劫为己有，这是真正意义不劳而获，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剩余价值。由于官商的勾结、权钱的交易,对劳方的压迫,收入分配的不公远超早资制下的程度,对收入用于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影响极大。对贪官污吏来说,其收入用于消费之外的剩余巨大,而非法收入又无法见光，因此或大量收藏在家中，或存于洗黑于国外,不会成为满足社会发展所需的储蓄；民间企业家中与官方勾联成为白手套的，借着官方的权势，非法获取各种额外资源,并强压劳动成本,也赚得盆满钵满。与官员不同的是,他们必须不断扩大投资，才有能力行贿，才最有可能生存下去，其储蓄消费之比是非常大的。中、下等收入的居民，被劳动成本低下相对的投资高收益所吸引,也纷纷勒紧裤带增加储蓄，我们看到一波又一波的下海经商、全民炒股炒房的热潮。总的来说,改公制下非均衡的高储蓄低消费之比,远超早资制下的储蓄消费比,这是改公制下经济整体失衡一个重要的环节。

问：第三阶段的情况又如何？

答：储蓄转为投资的阶段。储蓄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总量，但储蓄转为投资则是一个非常细密的分解过程，是资本、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能否最优配置的阶段,因此是必须花费巨量社会必要劳动，要求银行、证券公司、资本家、企业家密切配合的阶段。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关口，经济危机时，资金的周转主要就卡死在这里，储蓄难以转为投资，但卡死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这个关口上，而是在收入分配导致的经济失衡失上。

早资制：市场机制、金融系统、银行和股票市场不断发展趋于成熟。居民的储蓄,有很大一部分存入了银行,银行再将这部分资金贷给各行各业的公司企业，公司将用借到、筹集到的资金去运作,购买所需的各种资本品和劳动力，这样，马克思所说的，那部分满足一般社会需求的劳动的产品才得以实现,与新的劳动力结合生产下一期的产品。公司和银行在运用这笔资金时都冒着投资的风险，生产的产品必须符合社会均衡的需求,并随市场的变化进行调节。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社会对衣、食、住、行、娱乐等等生活用品是有一个均衡的需求结构的,当市场的供求结构偏离这个均衡结构时，会导致部分投资失败和亏损，因此无论是银行选择贷款方向，还是企业家或股市的股民在选择投资方向时,都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以避免亏损的风险并获利最大化，而只有当他们的投资符合社会需要时才能做到，并实现着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社会必要劳动。当唯利是图的索罗斯在股市上选股、买进卖出的时候，他和他的团队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早资制在这个微观层次的调节上是有效的,其最大的风险主要出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就是在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前提下,投资过量与消费不足的比例失衡，这种结构失衡,导致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直至无法持续而爆发经济危机，大批银行和企业破产，股民亏损。因为生产过剩他们的劳动不被市场承认有价值，迫使他们参与投资这种劳动时，必须更谨慎去符合经济均衡的要求。

现资制：与早资制的运行机制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市场机制、金融系统、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已非常成熟，而民选的议会立法，使劳方与资方分享劳动收入分配权，使收入分配趋于公平成为可能。但重要的问题是,无论劳方和资方以及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都必须明白收入分配公平的原理,不明白这个原理,单靠劳资双方的力量去博弈,也常会偏离公平而破坏经济的均衡，资源配置无法优化。如果劳方的力量过于强大,甚至会出现与早资制相反的消费过度而投资不足的情况，南美洲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左派势力如果继续壮大,说不定也会走入这个死胡同。阿根廷想逆向走出这个死胡同，短时的矫枉过正是可行的，但要想经济均衡的增长，还必须回到收入分配公平，投资消费比例均衡的正道上，才不至于大量社会劳动浪费在无用的产能过剩上。现资制如能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将是储蓄资金均衡、优化投资到各生产部门,给社会带来最大效益的体制。

初公制：以毛时代为例,这里没有民间投资的机制。国民收入两大部分中的储蓄部分,基本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会提供给私人去投资,私人任何微小的投资都是违“法”的,被禁止的，居民也没有任何投资的欲望。储蓄转向投资的全过程控制在政府手里,由指派的官僚去执行。由于这些储蓄和投资资金,以及投资的收益都不是官僚的私有财产,他们对投资是否符合社会需求、失误造成的损失、投资收益能否最大化,以及资源配置是否优化,能否给社会带来效用最大化等等这些投资的重大问题毫不关心，只是按照死板的国民经济计划向各生产部门配给资源，按计划向居民供应生活用品,使他们的生活象军营里的配给制一样。可见初公制下的官僚，在执行储蓄转向投资这一社会必要劳动时，多以事不关己、不负责任的态度去敷衍的。由于投资效益低下和结构失衡,国民收入能维持居民的温饱就不错了,又谈何均衡投资呢,这就出现经济萎靡不振前提下的高比例消费与低比例投资的失衡，导致投资持续无法满足与劳动人口增长和技求进步的需求，经济增长越来越落于持续充分就业的、均衡的、潜在的或自然的增长水平之下。

改公制：民间有了很强的储蓄投资欲望和积极性,但都被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所利用了。在这个利益集团中,商的一方在投资欲、效益最大化与资金配置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意识强烈，与私有制下的资方相近,事实上他们为满足社会一般的需求也付出巨大的劳动,并作出重大的贡献。至2023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另方面,部分商人又与官方勾结,压迫工薪阶层与普通百姓,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集团中官的一方,对投资的关心与初公制下的官僚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作为控制着政治经济实权的官僚,面对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高速积累，如果无法从中获取利益,他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这些从一开始就对满足社会一般的需求毫不关心，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甚至为求升官和谋取利益，反市场规律把一条条耗费巨资的高速公路建到深山里的官僚，在劳动致富的美丽谎言掩饰下，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贪腐运动。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说道：“中国有上万亿资产的不是我一家，至少有17家。上千亿资产的至少有50家。多数是靠勤劳致富的。希望人民不要嫉妒，有本事自己可以挣嘛。”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厚颜无耻的一群人，当他们要夺取政权的时候，大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论，当他们运用权力去寻租时，又把贪腐劫取巨额财富，称作勤劳致富。中国改革开放后，从老虎家族直至基层的苍蝇,这是何等壮观的贪腐运动，你能从中找到一个义人吗？公有制有希望吗？好好对比一下吧！执行所谓“剩余劳动”产品来满足社会需要“代表职能”的，是由资本家从自己的劳动收入中取出一部分返还社会，再筹集社会上居民的储蓄，然后仍以追求私人财富增值的积极态度，去执行这些财富满足社会需要的职能好呢？还是那些以非财富所有者身份出现，却无时无刻都想着用非法手段将财富占为己有的官僚，来执行这种职能好呢？已经一目了然。

问：执行这种“代表的职能”还有下一个阶段吗？

答：有的。那就是国民收入的储蓄部分，经过各种投资手段，将资本配置到各生产部门，进而也把“剩余劳动”生产的那部分实物产品也配置于各生产部门后,如何营运这些资本，包括企业的规划、组织、人力、科研、生产、产品销售和财会等等的管理，才使那些产品最终起到满足社会需要的作用。

早资制：企业管理的优劣，市场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关系到资本家、私人企业家私有财产的增值、亏损甚至破产，因此，他们会耗尽心血，尽力去管理好企业。所有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使整个经济充满活力。

现资制：资本家、私人企业家的行为,与早资制下资本家、私人企业家的行为是相同的,经济也充满活力。

不同的是，在公平收入分配的约束下,储蓄资金的供给均衡且有限，将促使他们更冷静有效地管理企业，投资方向更符合市场需求，资源配置更趋优化。

初公制：在高度集权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中,少数行政官僚控制了资源的配置权，却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优化资源的配置，相反,他们把资源的配置权，当作自己升官的政治资本。而那些直接管理着公有制企业的官僚，也不会接受市场的信号进行生产，而是被动地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进行生产，且对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态度都是消极、松懈的，生产效率低下，技术进步极其缓慢。

改公制：在这种官商勾结横行的体制下，作为官的一方，他们在宏、微观经济上的态度依旧懈怠。不同的是，面对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及私有财产的快速膨胀，无法抑制对金钱占有的欲望。他们想的不是如何管理好自己控制下的企业，而是每时每刻都想着如何将公有或他人私有的财产窃为自有。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繁荣，技术的进步，都与这些官僚无关，真正使企业实现优质管理的,是私有的民营企业家、资本家。

问：这四个阶段说明了什么？与剩余价值论有何关系？

答：想说明三点：一，上述四种制度对经济结构的均衡与否起着不同的作用；二，资本的利润是一种劳动的收入，而不是什么剩余价值，它在资金运作全过程的所有劳动者中进行分配；三，执行满足社会一般发展所需的那部分劳动产品的最好的管理者、“代表者”，是资本家，实现的最好制度，是民主法治下的私有制。我们用下图作一直观的说明。（当我们说资本的利润是一种劳动收入时，我们的理论与旧的理论体系及其概念体系发生巨大的冲突,例如“劳动成本”、“资本利润”、“劳资双方”…我们无法在短时内改变这个概念体系，所以我一直在借用这个旧理论体系中的概念）

图中看到，企业可供分配的收入,分别以利润和工资的方式，分给资金运作的全体劳动者和企业的员工。分配比例的社会平均，在经济运行顺畅时,会影响居民对储蓄投资收益的预期，改变着社会的收入用于储蓄与消费的比例（这里略去了社会福利等等其他因素）。居民用于储蓄与消费的比例，又决定了市场对资本品与消费品的需求结构，决定了从最上游到最下游一个失衡会导致经济强烈波动的纵向产业结构。从收入分配比，储蓄消费比，市场需求结构到资本家的投资结构,形成的产业结构,产品用途的结构与售出配置结构,再回到下一期收入分配的结构,图中看到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的循环运动。中国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关系从所谓平均主义一个极端突然跳到贫富两极分化的另一个极端，决定了经济所实现的，是一种由高投资低消费非均衡的结构体系所推动的高速增长，或者说，畸形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相携着一整个失衡的结构体系向前冲的。这种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产能严重不足，使资本的高速积累，能实现在产能高速增长上；条件之二是有大量显隐性失业人口出现在图中的下部，去承接、去匹配这些高速增长的产能进行生产。但失业人口是无法无限供给的，一旦消失，产能高增长将不再可能，投资高增长也不再可能，经济必将失速。但已经形成与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的整个结构体系，与经济失速发生严重的冲突,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就象台湾付昆奇所说的，让时速300公里的列车在2秒钟内停下来的后果一样。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经济增长只有两个极端，一是平均主义收入分配下的储蓄投资不足，增长极其缓慢；另一个是放开后收入两极恶性分化，失衡的资本高积累和经济高增长。只有现资制是唯一有可能接近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和经济相对稳定的体制。

想说明的第二点是，在早资制、现资制下,当全体居民将自己的收入中分出储蓄部分后，图中上部从居民到银行存款，选择和买卖股票，到银行职工的存、贷业务，股票市场职工和股民…最后到小企业主、资本家、公司董事会的投资决策，多少人在为资金的投入运作付出劳动，没有这些劳动会有企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吗？这难道不是社会必要劳动吗？他们这种劳动的收入就以利润的方式获取,而不是什么剩余价值。

要说明的第三点是，在初公制和改公制下，那些官僚们控制了经济的主要命脉，但不是市场筛选出来运作资金的优胜者，甚至对市场一窍不通，同时他们又不是图中运作的那些资金的辛勤创造者和拥有者，对资金的最优配置和错配的风险毫不关心，却时刻都想着把这些资金据为已有,就象爬满大树上的寄生藤蔓，要把这棵经济大树的营养吸干。据中共官方的数据指出，从2012至2021年，中共党政官员中被查处的有408万人，而同期的公务员人数约800万，如果考虑还有很多没查出的贪官，惊人的数据似乎在验证早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那个段子，可见公有制下这些官僚们在资金运作上的所作所为了。在初公制下，没有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没有股市，没有私人投资，没有大规模资金运作的社会劳动，因此也不会有资源的最优配。改公制下，有了规模化的资金运作，但那是企业家们的事，而不是官僚们的事，他们想做的事是寻租。谁是执行满足社会一般的发展所需的那部分劳动产品的最好的管理者、“代表者”，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问：似乎有道理。但无论如何，还是无法接受资本家的投资的资本，是他们劳动收入中返回社会的部分的说法，那明明就是他们私人的资产，利滚利地不断获得收入，更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的劳动怎么就有那么高的价值？

答：前面的论述已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不会再重复。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必须从总量上去理解的问题，你无法否论资本所得的利润，是在一个付出巨大劳动量的庞大劳动群体中进行分配的，资本家是其中重要的一员，没有他们的劳动，社会生产是无法进行的。马斯克投资在星链上的部分，那是一个永远吃不到他肚子里，穿不到身上的东西，那是永远在服务社会的东西，而且他每年新获得收入中的大部分，在私欲与市场竞争压迫下，还会不断追加返回社会。如果有一天他或其家属突然想，为什么把自已劳动所得的部分返回社会，我要把它花费掉。不要说他花不掉这笔巨额财富，他就是有这种想法，他此后少付出一点劳动，甚至少返回一点劳动收入，都会被市场淘汰，他的资产会被更勤劳更有市场智慧的人接管。接受他遗产的子女也一样，常言的富不过三代，道理就在这里。他不会因此消费得更多，社会属性的财富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少。至于他的劳动是否创造了那样多的价值，我们举个例来说。一个演艺明星与一个街边卖唱者唱了同一首歌,你认为他们付出同样多的劳动吗？这种劳动的计量法连马克思都否定了，有上亿人购买并享受了前者的演唱，其收入也以亿计,后者可能只得到几个铜板，这就是他付出的劳动量和创造的价值量的差别。演艺明星与街边卖唱者，资本家与普通工人，都把自己收入中的部分返回社会，多收入的多返，少收入的少返，这是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的行为，当然不是出于他们的公德，而是市场的机制所至。人与人之间消费水平的差别，与他们在收入上的差别，特别是与他们名下财富的差别要小得多，是完全不同的差别。在收入分配公平，正好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社会能从中获得最大效益前提下，这种消费水平的差别也是公平合理的，可接受的。

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用来说明资本家没有参与劳动,没有创造财富，他们剥削了工人创造的价值。既然你说资本家也参与了创造财富的劳动，并获得相应收入，那么劳动价值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劳动价值论呢？

答：劳动价值论并非马克思所首创，他把剩余价值论塞入劳动价值论，成为其阶级斗争、空想共产主义和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这个严重的错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把剩余价值论排除后的劳动价值论，却是研究经济均衡理论的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事实上人类经济从原始火种到现代经济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决定着经济总量与结构不断发育成长，去追求劳动生产率变化后的效用最大化，促使经济不断趋向新的均衡状态的历史。这个道理简单到就象一个人，总是根据自已要做各种事情的效率去安排时间，使自己活得更满意的道理一样。而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价值反映单位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以其倒数来反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这一发展进程得以实现的唯一方式，没有之二。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就是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农产品价格反映其物化的社会劳动量减少而相对下降，迫使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如果不转移，农产品过剩，价格就会下降到更低的位置，农民的收入将减少到他们不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程度，最终还是必有部分农民转向非农产业，使农产品价格向反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价值回归，去调控市场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当今美国的农业劳动人口仅在总劳动人口的2％左右，农产品不仅养活了美国人，还有大量的出口。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节约下来的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反向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另方面则是满足美国人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需要。中国在毛时代极力阻止这一进程,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唯一借助商品中物化劳动的价值量变动，推动整个经济的总量与结构向前运动，才能使社会向着所获效用更大化方向发展的最好的两个实例，从中我们看到劳动价值论的重大意义。

问：但你用过去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来说明问题，是否已经过时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与全自动化生产已使很多产品的生产与人的劳动生产率无关，还怎么计算产品中物化的劳动量呢？该是抛弃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了。

答：当人用牛代替自己的体力去耕地并使效率大大提高时，你说那是牛在劳动生产，而不是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你认为自己说对了吗？当农场主用拖拉机耕地、收割时，你又说，那不是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拖拉机在生产。拖拉机为什么要生产，它需要那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来满足食欲吗？当AI机器人普遍替代农场主的体力和脑力，调控整套全自动的农业生产设备，进行高效率的管理时，你又认为是机器人的生产率提高，而不是农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吗？机器人为什么要提高生产率，它需要更多更多的农产品吗？还是农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通过农产品价格下调，导致经济结构、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的配置结构的调整,使居民的生活获得更丰富更全面的发展呢？这个问题使我联想到人们的一个担忧，那就是有一天AI机器人终于取代人类成为主人。如果真如此，那么劳动价值论就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生产已不再是人类为满足自己需要的生产，最多只是AI机器人喂养人类的生产。但我想不通的是，机器人取代人类的欲望从何而来？它们喂养人类的目的，就象我们喂养牛羊一样吗？想从中获得什么呢？它们需要那些物产丰富的农场和提供美味佳肴的餐厅吗？它们只需充电就行了。它们需要在剧场或舞厅中娱乐身心吗？需要在豪华的往所中组建家庭、休眠和繁衍后代吗？（有以上需求，正是我们认为机器人，是我们提高生产效率以获更大满足的一种工具的原因，而机器人没有）上帝所造之人再造的无灵魂机器人，它们有幸福感吗？有心灵深处的爱恨情仇与喜怒哀乐吗？没有爱恨情仇与喜怒哀乐的它们，控制了人类后想做什么呢？它们要奴役人类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