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脱钩：全球化时代的转折点

多伦多 李郡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战、台湾局势紧张、“去风险化”战略、俄乌战争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系列事件，中美之间的结构性裂痕日益扩大。脱钩不仅意味着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重构，也标志着一个以全球化、城市化与房地产为三大引擎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终结。

一、脱钩终结了中国的全球化红利

全球化的本质，是国家间基于比较优势的深度合作。中国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和全民向上跃升的动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西方市场提供了订单与技术，中国工厂则以规模与效率回应需求，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完成了工业化的跨越，也大幅提升了国民收入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材料采购国，显著提升了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与地缘影响力。

然而，中美脱钩使这一繁荣模式面临系统性断裂。企业外迁、订单减少、供应链重组，让中国原本稳定的外向型经济格局陷入被动。全球化曾是中国崛起的加速器，如今却成为潜在的风险暴露点。

二、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甚至逆转

中国城乡结构极不均衡。10亿农民与18亿亩耕地意味着人均耕地仅两亩，难以通过农业实现生活富裕。全球化为中国农民提供了进城务工的出路，使他们得以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数亿农民工进城打工，不仅改善了自身命运，更为下一代创造了更好的成长环境。在城市工作与生活，显著提高了农民家庭的教育水平和社会认知，也加速了中国整体的社会现代化。

但中美脱钩所引发的产业链外移正在打破这一进程。随着外资撤离与订单流失，大量制造业岗位消失，就业压力骤增。农民工失去工作，只能选择返回农村。城市化的“中断”，甚至“逆城市化”现象，已在部分地区出现。这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冲击，也是对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挑战。

三、房地产黄金时代的落幕

城市化与房地产发展互为因果。全球化推动产业集聚，人口流动带来住房需求，进而形成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落地，不仅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支撑了居民的购房能力。

以往，在中美关系稳定期，大量跨国公司入驻中国，如苹果、特斯拉、沃尔玛等，不仅推动本地产业升级，也成为大学毕业生的重要就业来源。房地产的繁荣，是建立在产业、人口与信心之上的。

然而，如今跨国公司撤离，青年就业形势严峻，购房意愿与能力双降。曾支撑中国房地产30年繁荣的“金字塔结构”正在松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受挫，居民财富缩水，银行面临潜在不良贷款风险，房地产泡沫正逐步转化为系统性金融隐患。

四、战略误判加剧了脱钩

值得反思的是，中美脱钩虽有国际格局变动之因，但部分国内战略误判也推波助澜。

首先，明知人民币替代美元在可预见期内并不现实，却高调鼓吹“去美元化”，使中国被动卷入货币对抗，激化美国战略敌意。

其次，面对俄乌战争，明知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道义弱势，却在表态上失衡，损害了与欧洲的关系，影响了中欧经贸合作前景。

再次，在台湾议题上，部分激进言论不仅缺乏政策操作空间，更在无形中刺激台湾社会情绪，令在华台资企业与外资倍感风险，提前布局撤出。

这些策略与宣传上的“主动激化”，非但未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反而强化了美国“去中国化”的政策共识，加快了脱钩进程，令自身陷入被动局面。

五、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路径

在过去二十余年中，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实现了国力提升、财富积累与社会跃升。但中美脱钩带来的现实压力，已不容回避。未来的路径，不能再依赖过去的模式，而应在“后全球化”框架下主动调整。

这包括：

      •    从出口转向内需，培育真正可持续的消费社会；

      •    从房地产依赖转向产业升级，推动科技与高端制造自主发展；

      •    从行政推动转向制度改革，释放中小企业与市场活力；

      •    从对外依附转向战略平衡，在国际关系中寻找务实空间。

中美脱钩是现实挑战，也是时代拐点。中国需要以更加务实、开放、理性的姿态，重新定义自身的全球定位与发展战略。

（本文为北美财经专栏约稿，纯属学术探讨，作者不持任何政治立场，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