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回归世界：秩序、制度与信任的再配置

李 郡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不难发现，美国正在加快其在亚太、中东、西亚以及南美等地区的战略回归。从军事存在到外交协调，从制度输出到安全承诺，美国影响力正重新渗透那些曾在20世纪中叶通过民族独立运动摆脱殖民统治的地区。

这一现象本身具有某种历史反讽意味。上个世纪，正是这些地区的民众，在反殖民与民族自决的旗帜下，将西方列强驱逐出境，建立主权国家。然而几十年后，菲律宾、蒙古、亚美尼亚，乃至中东与中亚部分国家，却开始主动欢迎美军进驻本国领土，或在安全与外交事务上向美国寻求更深层次的制度性依附。

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地缘政治摇摆，而是源于更深层次的制度比较与现实考量。

首先，在相当多国家民众看来，美国仍然代表着一种相对成熟的现代文明形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在科技创新、经济体系、文化产业以及社会组织能力方面，为世界提供了可被观察、可被比较的样本。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法治体系、个人权利保护以及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等方面，美国模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群体仍具有强烈吸引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国家在取得形式上的民族独立之后，政治制度长期停滞，权力结构固化，领导阶层忽视民生改善与社会发展，民族主义口号被反复消耗，却难以转化为实际的公共治理能力。这种反差逐渐削弱了民众对“民族独立—国家自强”叙事的信心，也动摇了民粹主义的道德合法性。在部分经济落后或治理失效的国家，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将目光投向制度本身，而非抽象的民族情绪，美国制度因此成为一种现实参照。

其次，美国的回归，在许多中小国家眼中，具有明确的安全功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一些区域性大国的势力扩张，正在对周边国家形成持续压力。菲律宾的政策转向尤为典型。冷战结束后，菲律宾曾将美军驱逐出境，但近年来，面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显著变化，又重新引入美军，并且其规模与部署范围均超过以往。类似逻辑也出现在蒙古、中亚等国家：在它们看来，只有引入美国这一“外部平衡力量”，才能在现实政治中有效对冲邻近大国的结构性压力。

再次，美国军事存在被部分国家视为解决长期地区冲突的工具。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长期难以化解的安全困局中，国际调解多次失败，周期性冲突不断给当地社会造成沉重代价。在此背景下，两国领导人选择前往华盛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调停下达成协议，同意在争议地区引入美军驻扎，以外部力量冻结冲突。这一做法反映出一种现实主义判断：当地区机制与周边大国均无法提供稳定安全时，美国仍被视为“最后的秩序提供者”。

总体而言，美国“回归世界”并非单向的战略扩张，而是在多国主动选择下形成的双向过程。经过近百年的国际实践，越来越多国家的民众逐渐认识到，真正可持续的自由与富裕，并非来自情绪化的民粹主义，而依赖于稳定、可预期且具备自我纠错能力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种制度信任的基础上，美国的影响力得以在多个地区重新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