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共存总论 / Theory of Structural Coexistence

第一章 理论前提 / Chapter 1: Theoretical Premise

关于全球生存秩序一统的结构性误判

一个必须首先澄清的前提是：统一的全球生存秩序在历史上从未真实存在过。
人类社会始终处于多种生存秩序并存的状态，不同文明、制度与价值体系之间，从来不存在一个自然演化而成的、结构同构的统一生存秩序。

当今被称为“全球化”的历史阶段，并非这一统一生存秩序的实现，而是美国在其自身生存秩序结构基础上，试图通过规则输出、制度扩散与全球市场整合，推动一种与美国生存方式基本同构的全球化生存秩序。

从现实结果看，这一尝试并未成功。其失败并非源于全球化动力的枯竭，而是源于生存方式结构异质性的不可消除性。当这一同构化进程遭遇在生存秩序基本结构上具有显著差异的国家时，尤其是在中国、其次在俄罗斯等国家身上，结构性反抗便不可避免地产生。

由此，原本被设想为“全球一体化秩序”的进程，反而演化为一种需要被谨慎管理的、异质生存秩序之间的全球性高烈度冲突状态。

本文并非指责任何国家，而是分析结构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因此，当今世界面临的真实格局，并非“去全球化”，而是全球正在分裂为两个内部高度全球化、但彼此之间不断降低相互接入强度的全球化体系。这两个体系在各自内部维持高度整合，却在关键资源、技术、制度与认知层面上，持续削减对对方体系的依赖程度。

更深层的冲突根源，并不在贸易、产业或安全领域，而在于对人类认知结构的根本理解是否一致。本理论的基本判断是：人类具有先在的、为意识存在的认知结构；这一认知结构在根本层面是同一的，但其认知输出必然呈现多元化。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现存的生存秩序在结构上并不存在根本性障碍。其生存方式本身即建立在承认认知自由、多元输出与高自由度制度运行的基础之上。

然而，在中国所构建的现存生存秩序中，对于认知结构的承认仍然保留着高度的工具化与目的化空间，使认知自由在结构上具有可被引导、筛选与再解释的可能性。正是这一差异，使得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再是政策分歧或利益摩擦，而上升为生存方式层面的结构性冲突，并因此呈现出难以调和、且烈度持续偏高的特征。

在此意义上，全球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是否还能实现某种形式的全球化，而是：是否能够在承认哲学终结、承认并尊重人类先在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动态适配的、在低烈度冲突条件下不断趋向更高自由度的全球生存秩序。

否则，世界将不得不长期承受两个结构异质、彼此不可融合、且持续降低相互接入强度的全球化体系并存的现实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和平将不再是秩序自然生成的结果，而仅仅是冲突被暂时管理的产物；任何一次误判、扩张性再解释或试图重新同构对方生存秩序的努力，都可能将原本尚可控制的结构性对峙，推向不可控的全球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