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大的幻覺:美國、中國與歐洲如何同時誤判戰爭 大國競爭回來了,但人們理解戰爭的方式仍停留在過去。 美國說自己在捍衛民主, 中國說自己在反對遏制, 歐洲說自己在保護生活方式。 三者都認為自己看懂了衝突的本質。 其實三者都沒有真正看懂。
衝突的分界線,其實不在意識形態,而在異質性生存體系衝突 無論是俄烏戰爭,還是自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的美伊對抗,當代衝突常被描述為意識形態和制度之爭。 但真正決定衝突走向的,並不是制度標籤,而是一個更冷酷的變量: 一個國家的社會複雜度和生存體系能承受多大的不穩定。 這決定了它如何打仗,更決定了它是否會把衝突推到戰爭。
美國:社會結構越來越複雜,綜合國力目前最強,但其戰爭決心,受到內生短周期低烈度政權更替的生存體系結構性約束 到目前為止,美國依然是全球軍事力量和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 但它的力量,始終被短周期低烈度政權更替的生存體系所限制: 民意可以否決戰爭 傷亡會改變政策 權力制衡降低決策速度
這些因素在 越南戰爭 中已經顯現,今天依然存在。 這種紙老虎般的“軟弱”,是一種生存體系內生的結構性結果。 一個內部對國際高烈度衝突持續爭論、政權實行短周期低烈度更替的社會,很難在外部長期實施高成本的戰爭。 結果就是一個悖論: 美國往往在長期競爭中最強,但在關鍵性的高烈度國際衝突中最猶豫,呈現紙老虎的本性。現在看似瘋狂的美國總統川普,就是想突破美國的短周期低烈度政權更替的生存體繫結構性約束,把美國變成真假兼備,半真半假的紙老虎。
中國:其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社會結構複雜度也越來越高,但其戰爭決心,同樣受長周期高烈度政權更替的生存體繫結構性約束 中國展現出另一種能力: 高組織能力、長期規劃、強控制力。 這帶來了戰略穩定感。 但也帶來另一種約束:不能承受戰爭失敗引發的社會內部失序,甚至是高烈度政權更替。 當社會內部失序被視為不可承受的風險時,所有外部決策都必須避免觸發這種風險。 現在的中國由於其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社會複雜度也越來越高,這意味着:中國的戰爭能力更強,但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不再是當年建國時期那樣一窮二白的簡單社會,如朝鮮戰爭那樣“更敢打”。而是更擔心生存體系的生死存亡。現在高複雜的中國社會,已經難以承受高烈度戰爭的致命衝擊。一旦戰爭爆發,就不能在戰爭中失敗,因為那會引發的社會內部失序,高烈度政權更替,甚至是亡國。 因此,現在中國強項不再有強大戰陣承受,和大規模,長時期升級戰爭烈度,不惜代價避免失敗,贏得戰爭,鞏固長期專政政權的能力。 而是處於進退維谷的狀態: 既有戰爭的需求(統一台灣),又沒有了當初一窮二白的簡單社會時期(朝鮮戰爭時期),強大的承受戰爭的能力,和強大的戰爭決心。因為它要維護越來越複雜的中國社會的穩定,最大限度的延遲長周期高烈度政權更替的來臨。這導致現在的習近平中國,也從當年真老虎的毛澤東中國,變成現在真假兼備,半真半假的紙老虎中國。 歐盟:社會結構越來越複雜,但綜合盟力和戰爭能力一般,其戰爭決心,也受到內生短周期低烈度政權更替的生存體系結構性約束。 在 歐盟 內部,高烈度的戰爭幾乎被“制度化消解”。 曾經需要戰爭解決的問題,現在通過規則、談判與法律處理。 這不是軟弱,而是人類歷史上最複雜的衝突管理機制之一。 但問題在於: 這種和平是建立在依賴美國維持的國際安全環境之上,而歐洲並不完全掌控這個環境。 當環境惡化時,歐洲面臨選擇: 無法繼續依賴他人,必須重新承擔國安成本。 歐盟的優勢是穩定, 它的弱點是既沒有強大戰爭的力量,也沒有強大戰爭決心。因此,無論是在美國總統川普,還是在中國主席習近平的眼中,歐盟都是名副其實的紙老虎。
三方共同的誤判 美國、中國、歐洲,都在誤判彼此,也誤判自己: 三者共同忽視了一點: 現代戰爭,不只取決於誰更強,而取決於誰更能承受高烈度戰爭的代價而不崩潰。
真正的風險在哪裡 最危險的,不是對手強弱,而是: 不同“承受能力”的社會複雜度和生存體系相遇之下, 一方認為對方會因代價過高而退讓, 另一方卻認為退讓本身就是不可承受的生存風險。 衝突就在這種錯判中升級。 這不是因為誰更激進, 而是因為各自的社會複雜度和生存體系對“生存“的定義不同,差異極大。
結構性現實主義的結論 未來國際秩序的關鍵,不在於誰贏得下一場戰爭,而在於: 誰能夠在高烈度戰爭的情況下生存下去 這意味着: 這些問題,都不是外交辭令可以解決的。 它們是結構性的,現實主義的。 如果不正視這一點,世界不會走向穩定, 而會走向一個更危險的狀態: 誤判驅動的衝突升級。 “未來的戰爭,不僅僅是力量的競爭,還是生存體系承受力的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