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港口之爭看中美政治經濟關係的跨邊界互動與重構—由卜傘《港口的第三個主人》引發的思考

一場關於李嘉誠旗下長和集團出售海外港口資產的AI辯論，引出了一個頗有意思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在卜傘所呈現的辯論中，ChatGPT扮演自由市場維護者，強調私人產權和資本交易自由；豆包則扮演國家利益維護者，強調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認為涉及重要航運通道的資產交易，不能完全交給資本市場決定。

卜傘在《港口的第三個主人——從兩個AI的辯論看利益、權力與管轄權》中，沒有簡單地裁判誰對誰錯，而是指出雙方都試圖把自己的原則當成終極法則，卻忽略了港口所在國巴拿馬：一個擁有屬地管轄權，能夠依法處理港口經營許可的主權國家。

作者由此區分利益、權力和管轄權，並討論規則與認同的作用。這種分析使原本容易陷入資本自由與國家安全二元對立的爭論，轉向了更加複雜的政治經濟結構分析。

我很欣賞這種方法。

不過，利益、權力與管轄權的區分，主要幫助我們理解這場爭端中各方擁有什麼、能夠做什麼，以及受到什麼約束。還有一個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為什麼一項跨國商業交易，會引起中美如此強烈的國家安全憂慮與戰略反制？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完全存在於港口交易本身。我們還需要把它放回中美長期存在的生存體系差異，以及幾十年來不斷變化的政治經濟關係之中，考察不同的國家生存理性如何影響利益與安全認知，又如何通過政治、經濟和法律的跨邊界互動改變現實。

從經濟融合到戰略競爭：國家利益的歷史性重構

中美之間的政治制度差異和生存理性衝突，並不是特朗普2017年首次執政後才出現的。

早在國共內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時期，不同政治制度、革命道路及國際秩序觀之間的對抗，就已經通過戰爭、政治動員和意識形態衝突表現出來。

當時雙方常常藉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共產主義、獨裁專制等意識形態語言解釋彼此的行為。這些語言不僅表達衝突，也參與塑造衝突，卻未必揭示了全部結構性原因。

如果把國家生存體系理解為一個國家維持政治秩序、權力結構和社會運行方式的制度安排，那麼不同生存體系所生成的生存理性，就可能深刻影響國家怎樣認識自身利益，又怎樣理解來自其他國家的威脅。

生存體系異質性並不創造國家競爭。國家之間圍繞經濟利益、資源、地緣安全和國際影響力的競爭普遍存在。但生存體系的同質性或異質性，可能通過政治合法性觀念、權力組織方式及國家安全認知，改變競爭的性質、烈度和失控風險。

這種影響又受到經濟實力、國際接觸程度與歷史環境的制約。同樣的制度差異，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可以呈現完全不同的戰略意義。

1970年代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轉折。

當時兩國政治制度的根本差異沒有消失，但共同的地緣戰略考慮，使雙方逐漸走向合作。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標誌着雙方重新調整了對彼此國家利益和安全威脅的認識。

中國改革開放後，美國在謀求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期待經濟接觸能夠推動中國實現更廣泛的制度開放。中國則在國內改革的基礎上，藉助國際市場、資本和技術推進工業化與經濟增長。

此後幾十年，中美經濟聯繫不斷擴大。雙方沒有消除政治制度差異，卻在相當程度上通過務實合作管理了這些差異。

1991年蘇聯解體，以及此前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相繼垮台，又成為雙方重新認識制度生存與國家秩序的重要歷史節點。

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蘇聯共產黨失去長期執政地位、蘇聯國家解體，是關於政權生存、政治改革與國家秩序風險的深刻警示。

對美國而言，冷戰結束則強化了部分決策者對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相信經濟接觸能夠推動中國進一步政治開放的政策期待，在此後相當長時間內仍然存在。

同一場重大歷史變局，在不同國家的生存理性和認知結構中，生成了並不相同的戰略判斷。

這意味着，政治制度差異的實際存在，與國家對這種差異及其未來後果的認識，並不總是同步的。

國家可以長期知道彼此制度不同，卻未必準確判斷這種差異將在未來產生什麼影響。歷史經驗能夠幫助決策者修正認識，也可能強化既有預期，甚至造成新的誤判。

隨着中國工業化取得巨大進展，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中美原本高度懸殊的經濟實力差距逐漸縮小。美國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經濟增長並沒有使其根本政治制度按照過去部分決策者期待的方向趨同。

原來就存在的生存體系異質性，因此在新的實力格局中獲得了更強烈的戰略意義。

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強化對華戰略競爭定位。2020年特朗普政府發表《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進一步公開反思寄望經濟接觸推動中國政治開放的政策期待。

這不是中美第一次發現彼此生存體系不同，而是原有制度差異在新的經濟實力格局和歷史經驗中，被重新賦予更強烈的國家安全意義。

與此同時，中國也在重新認識美國對自身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戰略意圖，並據此調整安全與發展政策。

於是，雙方的認識改變了政策，政策改變了彼此的經濟和安全條件，新的現實又成為下一輪戰略認知的依據。

這種持續反饋可能強化相互猜疑，使競爭烈度逐步升級；也可能因為合作收益、經濟成本與危機管理的需要，促使雙方重新調整政策。

國家生存理性影響國家利益的認知，國家利益的認知影響政策行動，政策行動又通過政治、經濟和法律的互動改變現實。這正是我們需要研究的跨邊界互動機制。

全球化高接觸：為什麼經濟合作越來越涉及國家安全？

中美政治經濟關係的演變，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條件：全球化。

在國際經濟聯繫相對有限的時期，兩個生存體系不同的國家，可以因為地理距離、利益交集和相互依賴程度有限，使某些制度分歧長期處於相對潛在的狀態。

全球化改變了這種條件。

貿易、投資、金融、能源、技術和供應鏈不斷擴大國家之間的接觸範圍。經濟合作帶來巨大利益，也使不同國家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規則制定與安全關切越來越頻繁地發生碰撞。

當中國成長為全球主要製造業和貿易大國，越來越多原本屬於企業經營的問題，也開始涉及國家技術安全、產業安全、關鍵運輸通道及國際經濟規則。

近年來，台灣先進半導體製造能力在全球人工智能產業鏈中的關鍵地位，進一步提高了台海安全問題可能產生的國際經濟影響。俄烏戰爭及此後中俄戰略協調的加強，改變了歐亞大陸的戰略環境。美國重新強化對西半球戰略空間的關注，又使巴拿馬運河等關鍵基礎設施獲得更加突出的安全意義。

這些變化來自不同的歷史過程，不能簡單歸結為同一種原因，卻共同改變了中美界定國家利益與安全威脅的國際環境。

由此出現了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經濟全球化沒有自動消除中美之間的生存體系差異，反而使原本可以保持一定距離的制度分歧、利益衝突和安全認知，進入越來越密集的相互作用之中。

這種高接觸增加了經濟摩擦和戰略競爭的機會，也可能因為高度相互依賴而提高衝突成本，使雙方不得不考慮如何控制競爭烈度。

美國出於國家安全考慮，限制某些中國投資、先進技術和關鍵基礎設施交易，卻必須面對可能增加的供應鏈、企業經營和消費者成本。

中國出於經濟安全和戰略自主考慮，降低對美國技術、市場和資本的依賴，也必須承擔產業調整、市場變化與國際經濟聯繫受到限制的代價。

雙方都試圖改變某些經濟運行條件，維護各自所理解的國家安全和生存體系穩定。但經過幾十年全球化形成的經濟相互依賴，並不能憑藉政治意志任意消除。

政治安全認知不斷進入經濟領域，改變市場運行條件；經濟活動受到干預後產生的成本和反作用，又反過來制約國家的政治選擇。

這就是我希望藉助巴拿馬港口事件進一步討論的“邊界分析與跨邊界互動機制方法”。

這種方法首先區分政治、經濟和法律各自的運行邊界，再觀察國家生存理性如何影響不同領域的政策選擇，以及這些選擇如何跨越邊界相互作用，改變彼此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實際影響。

政治權力不能取消經濟運行中的成本和激勵，資本交易自由也不能替代國家的法律管轄權。法律可以改變經營許可，卻不能憑藉一項裁決消除經濟損失與國際爭端。

在不同歷史時期，這些因素的作用和相對重要性又會發生變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利益本身也在這些互動中不斷被重新認識和界定。

原先被理解為發展機會的經濟聯繫，可能逐漸被認識為戰略風險；原先被視為應當避免的經濟脫鈎，也可能在新的安全判斷中成為政策選擇。

國家的安全認知不斷強化，卻不保證這種認知越來越準確。為了糾正某種安全風險而採取的措施，也可能生成新的、甚至更大的經濟與戰略風險。

這種反作用，正是國家動態適配必須面對的難題。

傳統大國競爭研究重視實力變化與戰爭風險，但不同的權力轉移為什麼呈現不同的衝突烈度，仍值得深入研究。

英國與美國在國際主導地位逐漸轉移的過程中，沒有發生全面霸權戰爭。兩國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相似性，加上共同的戰略利益及外部環境變化，都可能幫助降低競爭烈度。

中美則在長期經濟合作之後，逐漸形成具有更強制度安全色彩的戰略競爭。

這種差異能否部分歸因於生存體系同質性與異質性所生成的不同生存理性，值得進一步研究。實力格局、共同威脅、地緣環境和歷史條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不能以制度差異作唯一解釋。

蘇聯解體提供了另一種歷史經驗。大國競爭有時不只是爭奪市場、領土和軍事優勢，還可能涉及對手政治制度的存續及其歷史正當性。當競爭被賦予制度生存的意義時，對手生存體系的嚴重危機，可能被視為更加深遠的戰略機會。

但削弱對手的競爭能力，與推動對手陷入失控性崩潰，並不是同一種國家利益。後者可能造成國際金融、軍事安全、產業供應鏈和地區秩序的連鎖危機。

在高度互聯的全球化條件下，一國試圖利用對手的生存危機，也可能反噬自身。

由此，我們還可以提出一個面向未來的預判。

國際社會原本就不存在統一的最高政治權威。全球化沒有消除這一無政府狀態，卻通過市場、技術、金融、能源和安全網絡，形成了一個高度互聯、規則密集的全球高複雜生存架構。

這個全球架構不等於任何單一國家的生存體系。它的運行依賴各國合作，卻缺乏能夠統一協調並強制解決所有衝突的世界政府。

當中美越來越重視經濟安全、技術自主和戰略合作網絡的可靠性時，全球化本身也可能發生新的結構性分化。

部分貿易、技術和投資關係可能逐漸向不同的政治經濟與安全網絡重新組織。未來是否形成以中美為主要中心的兩套相對獨立的全球化結構，尚無法確定。經濟合作網絡、政治制度相似性與軍事聯盟並不完全重合，許多國家也希望維持與雙方的聯繫。

這種分化不意味着全球化必然終結，卻可能增加全球高複雜生存架構的內部張力。

由此產生的危險，不只是某個國家在競爭中失敗，而是各國為了維護自身安全採取的行動，可能共同削弱原本支撐全球經濟與安全秩序的合作條件。

這也使國家的長期生存利益與全球架構的整體穩定，形成越來越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

回到巴拿馬：沒有誰能夠獨自決定爭端的最終結果

現在再看巴拿馬港口爭端，就比較容易理解它為什麼超出了一筆普通的跨國資產交易。

2025年3月，長和集團宣布，與貝萊德及其全球基礎設施合作夥伴、地中海航運集團旗下相關機構，就出售部分海外港口業務權益達成原則性安排。擬議交易涉及多個國家的港口業務，其中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與克里斯托瓦爾港經營業務。

美國從限制中國在重要航運通道周邊影響力的角度關注交易，中國則對出售可能造成的海外商業和戰略影響表示關切。

此後，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參與買方財團的相關談判，以及交易結構和條件的調整，使原本由企業主導的資本交易進一步進入國家戰略競爭。

但中美雙方都無法繞開第三個參與者：巴拿馬。

2026年1月，巴拿馬最高法院裁定相關港口特許經營合同違憲，改變了原有經營權及擬議交易的法律基礎。同年2月，巴拿馬政府接管相關港口設施，原經營方對此提出異議，雙方爭端進一步升級。

長和旗下巴拿馬港口公司啟動合同仲裁，並擴大索賠。2026年8月，長和又依據投資保護條約提出另一項國際仲裁索賠。

由此可以看到，巴拿馬既不是中美政治經濟衝突中的旁觀者，也不只是兩國權力競爭的被動承受者。

巴拿馬擁有屬地管轄權，可以依據本國法律處理港口經營許可。但其司法和行政行動，還會影響港口持續運營、跨國投資者信心以及國際法律責任。

美國擁有強大的外交與經濟影響力，但其國家安全利益不能直接取代巴拿馬主權。

中國可以通過監管、企業參與和外交途徑影響交易，卻不能單方面決定外國港口的經營權歸屬。

長和可以主張合同和投資權益，卻同樣必須面對東道國法律、國際仲裁程序和不斷變化的政治環境。

巴拿馬則必須在主權管轄、港口經濟利益、投資法律責任以及中美戰略壓力之間，作出自己的政策選擇。

這些選擇會改變其他參與者的行動條件，又引起新的反應。

卜傘對利益、權力與管轄權的區分，在這裡展現了清晰的解釋力。

而將這場爭端放進中美關係的歷史演變，我們還能看到更加複雜的一層：國家利益並不是一開始就以今天的方式存在。國家對安全和經濟利益的判斷會隨歷史條件變化，政治與法律行動又會重新改變市場交易的規則、風險和收益。

巴拿馬港口爭端不僅是一場利益分配與權力競爭，也是一場各方試圖在新的政治經濟環境中維護自身安全、調整政策並重新界定國家利益的互動。

美國希望減少某些戰略脆弱性，卻可能因此承擔新的經濟與外交成本。

中國希望維護海外商業和戰略利益，卻可能面臨更多國際市場與法律約束。

巴拿馬希望維護國家主權與港口經濟利益，也必須承擔相關政策決定引發的經營、投資和法律後果。

三方都試圖推動局面向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卻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完全控制其他參與者的反應。

這些行動可以被理解為國家面對變化的外部條件所採取的動態適配措施，但不能因此認定任何一方已經實現成功適配。

國家應該追求自身利益。但什麼被認定為國家利益，採用什麼方式追求，以及如何判斷這些行動是否真正有利於國家的長期生存與發展，是三個不同的問題。

國家利益不是一份脫離歷史條件、永遠不變的客觀清單，也不能完全歸結為決策者的主觀判斷。

它受到國家經濟、安全和政治制度條件的制約，也受到歷史經驗與決策者生存理性感知的影響。各國據此制定政策，政策又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應，改變原有的利益格局。

國家利益的具體內容、實現條件及戰略優先次序，都可能在持續互動中被重新評估和界定。

中美幾十年的歷史已經表明，長期經濟合作能夠與生存體系異質性並存。經濟實力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又可能使原有制度差異產生新的戰略意義，推動國家安全認知和戰略重點的調整。

全球化高接觸進一步擴大了雙方相互影響與相互制約的範圍，也使商業領域的利益競爭，更容易被納入國家安全判斷。

國家競爭始終存在。生存體系異質性可能改變競爭的性質、烈度及其失控風險，而高度經濟相互依賴又可能形成抑制衝突升級的現實約束。

由此可作出一個有條件的預判：如果中美繼續把越來越多的跨國經濟聯繫理解為彼此的生存安全威脅，又缺乏足夠有效的協調與糾錯機制，類似巴拿馬港口爭端的政治經濟摩擦就可能在更多領域出現，並推動全球經濟聯繫進一步向安全邊界分化。

但這種分化不會自動解決雙方的安全問題。新的產業調整、投資限制與戰略聯盟選擇，也可能創造新的相互依賴和新的脆弱性。

高複雜時代的大國競爭，因此不僅是改變和制約對手的過程，也是不斷改變自身生存條件的過程。

一個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安全而採取的戰略行動，既可能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也可能通過複雜的跨邊界互動反噬自己。

從港口的第三個主人出發，我們最終面對的，已經不是單純尋找誰擁有最終決定權的問題，而是不同國家如何在彼此無法完全擺脫的政治經濟關係中，重新認識自身利益，調整生存策略，並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儘可能控制競爭的烈度和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