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２００８年美国总统大选时，他们将会发现巴奥巴马的获胜标志着许多重要的历史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挫。 按照Richard Hofstadter 在其《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的定义，反智主义是“对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认为是其代表的人们的一种反感与怀疑，是一种一贯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1) 在实际生活中，它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对知识，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思辩精神，理性态度和知识分子的反感，敌意，贬低与排斥，以及对作为其对立面的观念与态度的过度推崇。 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反智主义有不同的应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焚书坑儒与文字狱，１９４９年以来的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之类，其实都可以看作反智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方式。就连当今中国在对严肃的学术探讨（例如文革与大饥荒研究）的无情打压的同时，对疯狂的物欲与恶俗的大众娱乐的默许，刺激与鼓励，其实亦不外是古罗马“面包加马戏”的统治术在新形势下的活学活用。它是一个已经失去了历史合理性的制度下，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种“赎买”、麻醉与思想阉割。 美国早期移民多为欧洲的“无产阶级”，它在哲学上更多地属于英美经验论而非大陆理性主义的传统，它的社会生活中强烈的宗教性不时导致对科学知识（如进化论）的拒斥，它的民主运作也时有民粹主义因素混杂其中。凡此种种，使反智主义成为美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并在其政治生活中有时起时伏的表现。大致而言，麦卡锡主义在五十年代盛行一时，标志着反智主义的一个高潮，科学艺术文化界里大批知识分子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从肯尼迪当局开始，反智主义又开始衰落。但就最近几次总统选举来看，共和党敢于推出象奎尔，布什和佩林这样“一蟹不如一蟹”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说明反智主义仍有相当的市场。“牛仔”布什得以连续击败高尔与凯利，证明了这一思潮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的有效性，也使其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又一次为共和党所应用。 反智主义在共和党今年的竞选活动中的表现方式，包括汽油税暑假，小镇代表美国论，对水管工乔的追捧，反精英的挑动，以及挑选佩林为副总统候选人。 麦凯恩首倡的汽油税暑假，要求联邦政府于阵亡将士日（５／２６／２００８）至劳工节（９／１／２００８）期间停征汽油和柴油税。即便需求不因此猛增且生产商亦不乘机提价的话，每一消费者平均能省下最多不超过３０美元。但这一措施将使各州政府失去９０亿美元的收入，从而导致约３０万筑路建桥业的工人在夏季失业。面对所有经济界学者异口同声的批评，麦凯恩坚持推销这一典型的收买选票的把戏，诱使选民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牺牲长远利益，并完全逃避对美国严重的能源问题的充分正视与全面解决。 小镇代表美国论，在选举后期选情落后的情况下，由佩林在其多次演说中发挥到到高峰。佩林坚称只有那些偏远小镇才是真正的美国，那里的居民才是爱国的美国人。其实无论在人口分布，对经济的贡献以及文化的发展各方面，小镇早已不能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正如最后选举结果所表明的，那里的选民在价值观念与政策取向上更多地倾向于较为保守的共和党。他们与任何地方的选民一样具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但利用他们来打压经济文化更为发达，大学与研究机构更为集中的都市地区的选民，完全是一种反智主义的伎俩。 对水管工乔的追捧，是一种诱使质朴的大众以不加思考的身份认同替代严谨的政策考量的企图。你大可放弃自己的思想，让乔为你思想，就因为他是和你一样的“普通人”。然而乔对于奥巴马税收政策的反对，不仅违反他目前作为一个年收入约４万美元的水管工的实际利益，而且还违反他一旦“美国梦成”后的利益。如果网上现有资料基本准确的话，他任职的公司有八个雇员，年经营总收入约为５０万美元。即使整个公司现已为他一人所有，扣除成本后的所有应纳税收入也不见得有２０万，即奥巴马的“加税线”。说什么奥巴马的政策将使他放弃对美国梦的追求，简直不可思议。年收入１００万却因不愿多付４万左右的税就干脆回去重当水管工，这样的企业家谁见过？要求一个严重衰退的经济中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为了有朝一日万一致富后不加税而宁愿放弃目前的减税，就如要求非洲饥民付现钱买你的减肥丸一样，未免欺人太甚。 反精英的挑动，在前两届大选中屡试不爽。布什在与高尔的首次辩论中，行为活象街上一个不可理喻的楞头青。高尔于束手无策之余，禁不住连连叹气，立即被对方抓住把柄，指为居高临下的精英派头。吓得本来就不很风趣的高尔下次辩论时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出了。凯利会说法语，而以高雅精致的文化自豪的法国人又偏偏是美国公众嫉恨取笑的对象，一顶“精英”帽子罩下去，紧箍咒一般牢不可脱。尝到了甜头的共和党今年依法炮制。奥巴马是哈佛毕业，自是“精英”没商量，至于他贫寒的家庭出身，暂且按下不表。支持民主党的媒体被指为“精英”，更是题中必有之义，至于为什么CNN是“精英”而FOX 就不是，无法亦无需解释。精英的指认，如标签如咒语，不是诉诸于理性的思辩与讨论，而是在理屈词穷时诉诸于人性的弱点如狭隘与嫉妒等等。不管争论的是什么话题，一声“他是精英”，当下言语道断，思维路绝。就象中国人打升级扑克，压不过了就抽出那张花花绿绿的小丑往桌上一拍，“大鬼毙了！”但同一张王牌今年大大失灵。不仅媒体中如Chris Matthews, Keith Olberman, Rachel Maddow 等辈有恃无恐，缠斗不休， 中间派选民也不再像前两次那样，逢“精英”必反，因专注于别人的卧室而忘记自家的餐桌。 但今年大选中反智主义的集中表现，无过于共和党挑选佩林为副总统候选人。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与恶补，与Charles Gibson 和katie Couric 的几次访谈仍然充分暴露出她在知识、智力、好奇心与视野上的贫乏。不仅６０％的选民得出她不能胜任的结论，连众多有影响的保守派人士亦无法接受。例如，David Brooks 就指出：象布什一样，佩林所持有民粹主义偏见使她不仅蔑视自由派的观念，而且蔑视一切观念本身。更有甚者，她也象布什一样，对自己在国家事务与历史理解方面的欠缺，专以傲慢与固执来弥补。他因此而称佩林为“共和党的一个致命癌症”。就连一开始支持她的 Kathleen Parker 也不得不痛苦地改变看法：“佩林以滔滔不绝的说话阻止别人开口。她重复同样的词语，用死木头塞满空间。除去空话后就没有多少内容剩下。（Palin filibusters. She repeats words, filling space with deadwood. Cut the verbiage and there’s not much content there.）”。她讥讽道：“假如废话能换钱，佩林一人即可拯救华尔街（If BS were currency, Palin could bail out Wall Street herself.）”。由于 Parker 自己也是保守派，“我收看她的（电视）访谈时就象是一个屏住呼吸的焦虑的家长，手指准备好当实在太痛苦时就随时按下无声 键。不幸的是，这一情况经常出现，直到耗尽我的反射功能（I watch her interviews with the held breath of an anxious parent, my finger poised over the mute button in case it gets too painful. Unfortunately, it often does. My cringe reflex is exhausted. ）”。佩林之能被选中，说明共和党对反智主义的执着何等严重。殊不知八年前布什得以上台，乃是在性丑闻与弹劾风波引发的“克林顿疲倦症”以后，不少人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找个“非克林顿式”的。巧舌如簧的罗德学者不行，就让那个语无伦次的C 学生假牛仔试试。岂知试下来的结果，是四千余人战死伊拉克，数万人伤残，股市狂跌，赤字疯涨，房子被封，工作被炒……当年高尔一叹气，大家反感。抚今追昔，一人叹何如万家哭？今年流行全国的是“布什厌倦症”，但若进一步深加考察，布什八年的反智主义实践及其失败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越来越多的论者所指出，布什其人，不仅知识贫乏视野偏狭，而且严重缺乏智力上的安全感与好奇心，因而导致对一切抽象思维与理性探讨的不加掩饰的敌意与蔑视，听不进不同意见而动辄求助于“谁是老板？”式的权力打压。看世界如小孩看电影，我们好人对他们坏人，好人听上帝召唤，坏人受魔鬼驱使，凡不是无条件支持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是坏人。对恐怖主义，唯有军事消灭一途，无所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宗教的综合理解与措施。对经济，除减税与取消政府管理与规则以外，别无他法。石油不够，唯有打井。至于什么全球气候暖化，我不懂的就不喜欢，我不喜欢的就不存在。 作为布什八年反智主义实践的见证人兼受害者，美国选民痛定思痛，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一思潮进行检讨与排斥，从而使它开始失去曾有的信用与市场。“识时务者为俊杰”，共和党本应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但它反而罔顾国内国际形势之严峻与麦凯恩本人之高龄，欲将佩林这样一位女性版的布什强加于今年的选民，其不智亦甚矣。更有甚者，在大败亏输之后，不少人仍以佩林提名后昙花一现的轰动效应作为其应于四年后再获提名的根据。但短期内自我感觉良好而终至于不可救药，不是中国人所谓“饮鸩止渴”又是什么？然而自我反省精神之缺乏，本身即是反智主义的症状之一，夫复何言。 在奥巴马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一种与反智主义截然相反的观念与态度。他在伊战发生以前就对这一“愚蠢的战争（a dumb war）”的明确反对，他于演讲与辩论中在有关种族，爱国主义与经济危机等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理智、冷静与深思熟虑，他对自己整个竞选班子与竞选过程的领导管理中显示出来的严谨细致的风格……都使他在媒体，知识界，专业人士与大学生中间赢得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成为他最终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值此美国重要历史关头，选民们以投票方式作出的这一选择，其实亦代表了对他此后组阁与执政方式的期待。 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P7.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６日 俄亥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