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小城里的吴家场，地接小弄堂，用的是井水。这里的居民多是夫妻老婆店的小店主们，不是小香烟店，就是小馒头店，加上男人逃到台湾去了的人家，再就是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倒了霉的人家。儿女们生下来，取的名字是民民和朵朵，大宝三宝和六宝，大毛二毛和阿毛。吴家场不是阳光灿烂下的大院。生于斯长于斯，三宝阿毛们早已知道共和国给他们这类人等划定了的位置。那“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从没有包括了他们，他们在睡梦里也说不出“这个城市属于我们”那样的话来。他们的未来之梦只是“过日脚” --　“念书、做工、做生意，拿工资、赚铜钿，还要结婚生子”。但只要日子还算安生，他们歌于斯哭于斯，少小无猜，相濡以沫，这已是他们在这个国家所能得到的最幸运的存身之地。

　　吴家场是三宝阿毛们的伊甸园 -- 直到文革来临，将它变成人间地狱。

武斗的炮弹长了眼似地落进了洪老板蒸馒头的炉子里面，但遭遇更惨的还是人。朵朵被硫酸破了相，十八岁的姑娘从此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见任何人；练体操的二毛，腿上中了一枪；本来左腿就瘸的大宝，连右胳膊也废了；叶卫东玩枪走火，子弹穿过了妹妹叶建春的胸膛，当场毙命；几年后，哥哥自己终于被沉重的负罪感压垮，投水自杀；三宝的未婚夫王南在工农学的岗楼里被炸死，扔手榴弹的也许就是民民，也许竟是阿毛；为报仇，三宝亲手枪毙了民民，差一点还枪毙了阿毛；三宝自己又为此被判了死缓．．．．．．

吴家场没人要过这个文革，只因为伟大领袖要，他们就必须被卷进这一龙卷风里面来，撞得晕头转向，家破人亡。革命以最崇高的名义，激活并释放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那最阴暗最具破坏力的魔鬼，令他们互相争斗与残杀。究竟是谁杀了谁，“上面”都无所谓，直到王南之死，因为他是军分区王司令的儿子。阿毛的直觉准确无比：“别人能死，他死了事情就大了。”果然，王司令亲自指挥，军队直接介入，设下埋伏，大开杀戒，但究竟死了多少人又是一个永远的秘密。

　　在这个政治权力只沿着从上到下一条单行道运行的共和国，吴家场人平时拥有的，早已是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存状态，在文革中也只能是被运动，被斗争，和被杀戮。

在这整个革命中，三宝阿毛们是十足的无厘头，从来就没有一天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就连他们的领袖们如起重工出身的胡教练和大学生尤钢也好不了多少，都只是被人用了就扔的几件道具。阿甘式逢凶化吉的好运，只能到好莱坞电影里去找。在中国的现实中，熬到尘埃落定，是死者长已矣，没死的或坐牢或放逐。而众人对这场噩梦的理解，也还是超不过吴家场人常说的那句话 -- “哪能搞的？”

读更的的这部小说，我们不可能不格外注意到他的语言。作者对语言的自觉与经心，锤炼与打磨，令人很自然地想到老舍，赵树理与汪曾祺。他的语言简洁而富有表现力，行文灵动跳跃，有一种强烈的节奏感与韵律感。作品中多上海方言，但三宝阿毛们的低下社会身份使然，却洗□了那一股自作聪明的油滑气，我们或可暂称之为“吴家场方言”。

俗气的人名，对阿毛家住房、汪家香烟店和洪家馒头店的日常生意和顾客众生相那许多丝丝入扣细致入微的描写，以及充满市井气的人物日常对话，强化了时代与地域色彩，传达了生活气息，但更重要的，是坚守与高扬了“道在百姓日用”的根本价值定位，本身即已是对官方价值系统的不屑与叫板。这一坚守与高扬，落实到了语言的层面，也就充沛于小说的生命全体。

与吴家场方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说中代表权力与权威的文革官话：乍一听，宏大而崇高，严谨而深奥，其实却空洞而虚伪，混乱而荒谬。它活象是土匪的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一字都错不得，但细究起来却并没有任何真实的所指与内容，唯一用处只是区别这个溜子和那个溜子而已。

　　文革官话与吴家场方言的双重变奏，贯穿着《穿过十八岁的子弹》的始终，例子俯拾即是：

　　　　于是大字报就铺了天、盖了地，把这些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揪出来了。

揪出来了就戴高帽子、挂牌子、浇墨汁，谓之批斗。牛鬼蛇神揪出来了总归要批斗的，

不批斗揪出来干什么。批斗了又怎样呢？暂时不知道。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革命中

学习革命，一步一步来吧。至于戴高帽子什么的，那是几十年前湖南农民的创意，毛

主席说好得很。

　　　　不料就有几个牛鬼蛇神简直不太牛鬼蛇神，一点不负隅顽抗。革命师生还没斗几

次，牛鬼蛇神倒是跳河的跳河，上吊的上吊，自说自话、自作主张，自行了断了。

　　这一文学语言上的双重变奏，实现了对官方文革意识形态的见招拆招，即时解构，当场颠覆。文革官话的宏大叙事，正是一个白痴讲述的故事，叨叨不休，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倒是从头到尾都在场的那个乡间小儿，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指指戳戳地说，“瞧，这皇帝是光着屁股的” -- 那恶作剧的嘻笑，和那挥之不去的吴家场口音。

　　地域的与言语的，也就是社会的与政治的，读更的的文革小说《穿过十八岁的子弹》，信然。

２０１０年３月７日

原载：　香港　《明鏡月刊》　2010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