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2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簽署兩項關於“對等關稅”的行政令，宣布美國對貿易夥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稅”，並對某些貿易夥伴徵收更高關稅，其中擬對歐盟、越南、日本、印度、韓國、泰國、瑞士、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柬埔寨等貿易夥伴徵收20%到49%不等的關稅。 根據白宮官網的文件，基準10%的關稅將於4月5日凌晨生效，其他更高關稅將於4月9日凌晨生效。 對於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國將免除基準的10%關稅，美墨加協定下的商品關稅豁免將繼續，不符合美加墨協定的商品仍將維持25%的關稅。 從川普第一任期開始，關稅就被視為其經濟政策的核心工具。川普一再聲稱，關稅是發展美國經濟、保護美國就業的“靈丹妙藥”。在2024年大選期間，川普甚至一度威脅要對中國徵收高達60%的“普遍關稅”；當選之後，他更是宣稱要在上任第一天就要施行新關稅。 對於支持者而言，川普反覆強調關稅並非美國民眾的負擔，而是“由他國支付”。在1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川普公開表示，將通過向外國徵收關稅“來讓本國公民富裕”。這種言辭雖然迎合了選民的本土主義和保護主義情緒，但實際上是對關稅基本邏輯的誤導。激進的關稅政策不僅不會帶來川普所承諾的經濟繁榮，反而可能讓美國民眾付出更高的代價。 儘管在措辭上川普總是強調“向某國徵收關稅”，但實質上，關稅是一項國內稅，徵收對象是進入本國市場的他國商品，而支付關稅的並非出口商品的外國公司，而是進口商品的本國公司。某種意義上，川普推崇的任何關稅都是美國國內公司向美國政府繳納的直接稅。2024年，美國共進口約4.1萬億美元的商品，並在其中徵收了約787億美元的關稅，約占美國當年稅收總額的1.6%。 在關稅的基本邏輯下，有一個非常直觀的問題，那就是誰承擔了關稅的經濟成本？以美國進口額排名第二的汽車為例，如果一輛進口汽車的價格是5萬美元，徵收25%的關稅意味着這輛汽車在美國市場上將增加12500美元的稅費，誰會最終買單？ 答案有三種可能。第一，消費者買單：美國進口公司通過提高零售價格將關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第二，進口公司買單：美國進口公司維持零售價不變，通過壓縮利潤自行承擔關稅成本；第三，出口商買單：他國公司降低出口價格以保持競爭力，從而承擔部分或全部關稅成本。 就川普第一任期所施行的關稅政策而言，第一種可能，也就是消費者支付更高的商品價格最為普遍。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2021年的一項研究顯示，2017年到2020年，美國消費者承擔了關稅成本的絕大部分。僅洗衣機一項產品，美國民眾每年因為川普的關稅政策就要額外支付15億美元。美國經濟學界就警告，沒有理由認為川普第二任期所施行的關稅在“誰來買單”這個問題上會有任何不同。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研究所此前預測，川普進一步的關稅政策會讓中等收入的美國典型家庭“每年損失約1700美元”；更為左翼的美國進步中心基於不同的計算方法甚至認為，這一損失可能高達2500到3900美元。 關稅會帶來更多的就業嗎？ 有趣的是，川普並非意識不到關稅會帶來消費者價格的提升，但是他採取了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話術為關稅政策進行辯護：為了重振美國的製造業，“這是值得付出的代價”。2024年9月，川普在競選集會中表示，因為關稅，“美國工人再也不用擔心自己的工作機會流向外國，相反，外國要擔心他們的工作機會流向美國”。 川普的話術高舉本土主義和保護主義大旗，迎合的正是美國本土產業工人的利益和訴求。在川普主義興起之前，美國社會被認為過於忽視本土製造業，大量工作崗位因為全球化產業轉移而消失。數據顯示，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時，美國國內有近1700萬個製造業崗位；22年後到2016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1200萬。 問題是，雖然川普的保守主義運動滿足了本土產業工人的心理認同，但關稅政策本質上並不能對美國製造業的整體就業態勢產生積極影響。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2022年的研究發現，2018年，川普對外國鋼鐵產品徵收25%的關稅，以保護本國的鋼鐵工人，當年美國鋼鐵行業就業人數約為8.4萬人；而經過兩年的所謂“關稅保護”，2020年，美國鋼鐵行業的就業規模不增反減，下降到8萬人左右。甚至進一步的調查發現，鋼鐵關稅不僅未能保護鋼鐵行業本身，反而因其導致的鋼鐵價格上漲，對其他依賴鋼鐵作為原材料的行業造成了沖擊，例如美國農業機械製造商因為生產成本增加，不得不裁員以應對市場壓力。 川普的關稅政策看似為本土利益而戰，但實際上在經濟邏輯和實踐效果上都難以成立。無論是消費者承擔高額成本，還是製造業就業態勢未見起色，關稅最終只會讓美國民眾付出更多，收獲更少。這種以“美國優先”為名的經濟策略，無疑讓美國陷入經濟孤立之中。從短期來看，這種政策可能贏得某種選舉政治的紅利；但從長期來看，它只會讓美國更脆弱，失去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