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習共）政權的政治、社會屬性與中國的政治、社會轉型

（兼駁聚集在美國的海外民運、反共、學者等群體的政治謬論）

                顏智華

 （中國重慶.中學歷史高級教師.中共政治運動史學者）

【對本文中使用的概念的說明：1、中共建國後的黨員數量和構成逐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黨員數量增加的同時，其中平民黨員（通稱普通黨員）人數劇增，比例占大多數。普通黨員不屬於執政的官僚階級（集團），實際也無政治權力。其中多數屬於社會平民階層。為區別，本文對中共稱中共政權，指它的官僚階級，不包括普通黨員群體。2、政治屬性和社會屬性。執政的政治集團的政治屬性可以決定它社會屬性的總體，但不一定完全同一。】

一、問題的提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上述毛澤東於1925年10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開篇中的話語，其實並非他的首創。在之前幾個月蔣介石給黃埔軍校學生的訓導大會上，就很翔實的闡述了中國社會的政治屬性和由共產黨國際代表鮑羅廷擔任政治顧問的國民黨正在進行的國民革命的性質和要實現的目標，以及為實現革命目標必須要打倒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等問題。毛澤東在他的文章中抄襲了蔣介石的講話內容。蔣介石的講話則抄襲自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示精神。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的發明者是列寧，即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中國社會屬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共產革命應該分兩步走，當前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非社會主義革命。要革命首先要分清敵我友：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及其政治代表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和各地方政權是革命的敵人。所謂帝國主義指的是發達國家在華勢力，包括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如租界、駐軍、關稅、外資以及學校教會等機構）。所謂封建主義指的是土地占有者即地主，並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等。本文不對列寧設計的中國共產革命理論（也是當年國共兩黨的革命綱領）的謬誤做評論，只是以此說明當今要實現中國政治、社會的轉型必須首先明確中國社會的政治、社會屬性問題、社會基本矛盾問題、實現轉型必須打倒的敵人和推動轉型的社會基本力量（包括領導群體、主力軍和必須聯合的力量）等三大問題。這個問題在國內的政治有識之士群體中非常明確，因為它只是一個政治常識問題。但是在美國為主要聚集地的海外民運、反共、學者等群體中，卻把這個簡單的社會政治歷史常識性問題刻意歪曲、瞎編瞎造，混淆視聽，搞得烏煙瘴氣，公眾輿論幾乎全被謬論主導，貽害大方。製造政治輿論混亂的人，有帶政治任務的共產黨（現在是習共）外派特務以及5毛，也有潛意識中黨文化根深蒂固而不自知的只是對中國政治歷史了解皮毛的所謂專家學者。這個製造政治輿論混亂的群體的主要輿論工具就是美國之音、自由亞洲中文部和某個反共組織的媒體（美國境內的三大漢語媒體）。另一方面，關於中國當前社會屬性、基本矛盾以及造成的原因？政治、社會轉型的條件和實現轉型的中堅力量、團結和聯合的力量；首先要打倒和清算的對象（敵人）等問題，正確的、真知灼見的觀點被三大媒體封殺，無有效的宣傳輿論平台。這後一個問題是無從解決的問題，因為習共特務5毛控制了美國官方和社會本應該給與中國良心群體的所有資源，類似中國國內習共政權控制了所有資源一樣。但是，我們仍然本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把本文開篇提出的三大常識性問題在美國境內宣傳。並歡迎有識之士參與討論。

二、習共政權的政治、社會屬性與當今中國社會基本矛盾

1、共產黨政權的政治屬性不是一成不變的。

一個社會的屬性，從根本上說，是由執掌政權的政治集團的政治、社會屬性決定的。雖然前後兩個概念在學術上不能等同，但本文的主旨是討論現實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內容範圍在前後兩個概念的交集區域，即在本文中把前後兩個概念當作同義語，特此說明。

習共政權的政治、社會屬性。以習近平為黨魁的習共政權是一個流氓匪幫黑社會恐怖主義政權。它與之前各個時期的中共政權在政治、社會屬性上沒有關聯性，包括毛澤東時期、胡耀邦趙紫陽時期、江澤民朱鎔基時期以及胡錦濤溫家寶時期。習共政權與之前的共產黨政權的屬性的區別在哪裡呢？分析在下：

（1）先說毛共政權。毛共政權是恐怖主義政權，毫無疑問。它與其它類別的恐怖主義政權的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有鮮明的政治的和社會道德意識形態，系統完整。另外還有完全區別於任何形態的經濟制度。因此它的內容和形式有別與其它類型的恐怖主義。並以此規範黨內外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之有效井然有序。是一個有信仰的執政集團。是一個有政治目標和方向的執政集團。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和自近代開始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被蕩滌、被批判一空，但社會基本道德和做人的基本準則等尚存，且根深蒂固。官方所進行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內容，實際和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中為人的準則有很多是交集的。例如雷鋒精神，在學雷鋒運動開展起來後，官方才加油添醋增加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內容進去，但仍然難於改變人們對雷鋒精神就是做好事做善事的解讀。雷鋒精神滋養了一代青少年學生的良好的品質，只是用共產主義的外殼包裝了文明社會的傳統價值。 毛共黨文化決定了社會主流文化形態，或者說黨文化的屬性就是社會屬性。毛共社會意識形態的政治方面，也是有一套完整的邏輯編織起來的，表面上天衣無縫堅不可摧，如果一旦這些邏輯遭遇來自內部或者外部的人物、事件的衝擊、挑戰，它就有崩塌垮塌的危險。如1956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改革嚴重衝擊了毛澤東在黨內的個人迷信王國。毛澤東文革的失敗的標誌性事件是1971年的9.13林彪事件，9.13事件使毛澤東編織的文革理論和實踐都毀於一旦。毛澤東個人神話破滅。在之前，文革理論和實踐已經徹底顛覆了共產黨官僚集團17年（1949-1966）執政的合法性。至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在文革前的1959-1962年特大饑荒中，在整個農村人口中就已經破產，無人相信了。當政治意識形態的虛假性被官僚和老百姓兩個階級都識破而且兩個階級都深受其害，即政治意識形態完全破產後，社會道德價值就成為摒棄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動力，即做人的良心、良知促使其中的一批人（包括官僚和老百姓）成為政治改革的推動派。政治改革派作為毛澤東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否定力量，是從毛澤東統治的中國的舊有的意識形態和制度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任何新思想新制度都孕育自舊制度中。從這個角度說，毛共政權及其社會存在“糾錯”的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要素和原動力。以此可以解釋為何在毛澤東死後，能發生非毛化政治改革的原因。

蘇共政權的政治、社會屬性。中共1978年夏天開啟的政治改革屬於共產黨國家的和平演變，也叫和平轉型。和平轉型在蘇聯首先發生，1956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政治改革比較中共政治改革，時間要早22年，改革的政治基調和起點也遠遠高於中共改革，直接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赫魯曉夫當時否定斯大林的同時還肯定列寧，這只是政治策略。否定斯大林就是否定列寧，斯大林完全繼承了列寧的衣缽。當年毛澤東的寫作理論班子直接批判赫魯曉夫是列寧主義的叛徒。批判文章之一的題目叫《列寧主義萬歲》。從國際共運的歷史大視野看，1956年赫魯曉夫政治改革是國際共運的歷史性轉折，它宣告列寧主義的兩大核心思想，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實踐的破產、失敗。當年毛澤東的寫作理論班子直接批判赫魯曉夫是列寧主義的叛徒。赫魯曉夫是共產黨國家政治改革第一人，元勛。1964年發生宮廷政變下台後，上台的勃列日涅夫政權雖然中斷了改革，但它承襲了赫魯曉夫改革成果，並沒有明顯地開政治倒車復辟斯大林暴政。社會言論自由度如前，對政治異議人士的寬容度如前。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政治異見領袖人身安全和言論自由仍然受到保護、保障。西方政治學者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共產黨政權用極權主義這個詞彙概括與定義是無知的表現，還把納粹德國和共產黨蘇聯的政治、社會屬性攪合混淆，這不僅無知，其中不乏別有政治用心之人（不在此討論）。如赫魯曉夫政治改革後的蘇共政權及社會和斯大林暴政的蘇共政權和社會是一個屬性嗎？顯然不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重啟中斷了約20年的政治改革，直到1991年蘇共政權垮台，蘇聯國家解體。從1956年赫魯曉夫開啟的政治改革歷經35年的起伏波折，終於完成，即所謂共產黨專政國家和平轉型（為民主國家），也即毛澤東死前擔心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蘇共的下台猶如多米諾骨牌，蘇聯在中歐南歐的衛星國的共產黨政權隨之垮台或者轉型。蘇聯內部的幾個非俄羅斯民族地區也隨之獨立建國。包括蘇聯在內的轉型，說明這些共產黨黨內和社會存在糾錯的要素和動力(不是機制）。存在糾錯要素和動力是和平轉型不可或缺的資源。斯大林獨裁專橫暴戾，但他的政權高層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型官僚。良知未泯，人性尚存。

前後兩屆總書記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是蘇聯和整個中歐南歐共產黨國家轉型的關鍵和功勳人物，所謂英雄創造歷史。赫魯曉夫改革後的蘇共政權（1956-1991）與社會屬性與列寧-斯大林政權的恐怖主義以及暴政下的社會的屬性根本不同。它的屬性和中共改革後30年（1979-2012）的屬性歸屬於一個大類型，如何定義見本文後面段落。

從國際共運的歷史大視野看，1956年赫魯曉夫政治改革是國際共運的歷史性轉折，它預告了列寧主義的兩大政治核心思想，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實踐的破產、失敗。毛澤東當時就開始覺察了，還在1960年7月赫魯曉夫報復性的中斷與毛共政權的經濟建設援助協議之前，毛澤東在1960年4月就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列寧主義萬歲》文章不點名的罵赫魯曉夫了。

赫魯曉夫大幅度改變了斯大林時期的內政外交政策，被毛澤東的寫作班子批判性的歸納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即在國內經濟領域把社會主義經濟注入資本主義的定額承包，超產有獎。企業和集體農莊在完成國家指令計劃的超產部分可以進入市場交易等。外交政策上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實行和平競爭、和平競賽，不搞冷戰更不搞熱戰。不支持或者減少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赫魯曉夫改革後的蘇共離社會民主主義只有一步之遙。

對於延後了22年的中共改革，從國際共運的橫向和縱向視角看，1978年開始的中共政治改革是1956年蘇共政治改革的外延，屬於國際共運陣營政治改革的組成部分，而非孤立的現象。如果不是毛澤東的抵制，1956年蘇共開啟的改革浪潮很可能對中共發生革命性的影響，如同在匈牙利及其它中歐南歐共產黨國家一樣。1957年毛澤東叫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在高校和民主黨派中，一些“大右派”發表的政治性批評言論，就是受到赫魯曉夫政治改革的啟發和影響。毛澤東搞反右運動也是對由赫魯曉夫改革而引發的國內政治思潮的波動的反擊。

（2）中共建國“後30年”（1979-2012）的中共政權及政治屬性。

關於1978年夏天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為開啟標誌的中共10年（1978年夏天-1989.64前）非毛化政治改革的偉大成就和歷史意義，顏智華在《10年非毛化政治經濟改革的巨大歷史成果和89學潮》一文中作了簡要陳述，可以在網上搜索閱讀。這場改革對於飽受毛共政權近30年暴戾之害之苦的中國人民的解脫解放的意義不論怎樣溢美都不為過。其局限性在於在否定毛澤東、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等的調子上很不情願的罩上了一層政治面紗（極左路線）。中共改革為何沒有如蘇共改革那樣刺刀直接指向中國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呢？蘇共改革的領軍人物赫魯曉夫掌控了蘇共政權的黨政軍大權，沒有制衡和掣肘。而當年中共政權仍然是血債幫當權，特別是反政治改革的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高層控制着主導權，改革是在高層兩派（華國鋒派和陳雲鄧小平派）政治夾縫與爭鬥中開啟的，這是無法突破的政治藩籬。但並不能就此否定那場改革的偉大成就和歷史意義。美國境內有反共者貶斥說，“改革是為了保黨……”。如果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何樂而不為？筆者從2019年香港市民反送中運動中看見一句香港俗語叫“攬炒”，經請教香港本土人方知道是：要死大家一起死，要活大家一起活，誰也不要占便宜……的意思。要讓更多的人民和共產黨同歸於盡或者以更多的人民被餓死、殺死、勞改死、封城死……等為代價換取共產黨垮台，這無疑和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革命理論與策略同樣邪惡。在美國反共的不一定是善輩，這是筆者來美國後觀察到的真相。10年政治改革的進程被89學潮中的別有用心的學生領袖砸鍋了，這是歷史的不幸（也見《10年非毛化政治經濟改革的巨大成果與89學潮》）。歷史的轉折往往是受偶然的事件影響的。一顆石頭可能傾覆一列火車，一隻飛鳥可能毀滅一架飛機。當年開槍根本就不是鄧小平的首選項，而是居心不良的學生領袖主觀上為鄧小平開槍提供了政治局勢和現場局面。10年改革是中共高層改革派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敗關鍵在高層兩派間的博弈，兩派間實力的較量。而非如西方民主政治由上街的人數多少決定。10年改革期間的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中共政權的屬性和毛共政權根本不同。前後兩者的政治結構相同，但後者實際上拋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舊有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特別是在農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整個農業人口中早在1962年前後就破產；在黨內一部分幹部的心中也暗自明白，只是敢怒不敢言。這就是為什麼從1978年年底開始，在四川、安徽兩省農村悄悄搞起來的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到戶）很快就蔓延到其它省份，三年後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制度就從制度上廢除了的原因。城市經濟結構也開始多元化。由此，饑寒交迫30年的全國人民能吃上飽飯穿暖衣褲。這有哪裡不好呢？跑美國來二、三、四十年的民運、反共們嫉妒國內人民從改革中也是從自己的勞動中獲得的紅利。

中共開啟政治改革後，在政治結構上的共產黨專政沒有變，但執政理念和毛共有根本的區別。政治上，中止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給原先被打翻在地還踏上了一隻腳的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改變階級成分納入人民範疇或者平反，享受人民政治待遇；其中更具有實際意義的是他們的子女在包括讀書、就業、當幹部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享受平等待遇。“地富反壞右”得到平反實際上是搭上了毛澤東死後中共黨內開展的“平反運動”的便車，給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肅的幹部和老百姓平反。赫魯曉夫改革也是從平反被斯大林迫害的黨內外人士開始的。其實還在非毛化政治改革前的1966年10月-12月的文革中，就有一波政治平反運動的插曲，在文革初期被共產黨官僚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學生、工人、機關工作人員等自發地查抄被單位領導、上級派駐的工作組整的個人的黑材料，並要求平反恢復名譽。事實上一部分人也獲得平反。繼續談10年政治改革的成果，社會有一定的自由言論空間；建立法制倡導和實行依法治國，人權明顯改善。教育、文化開始擺脫毛共方針和模式等。一句話，人權得到極大改善。

江澤民朱鎔基10年的政治和社會屬性。

64開槍鎮壓確實中斷了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的進程，但改革成果並未毀於一旦。中共高層改革派雖然被清洗，但整個黨內主流並不認同鄧小平開槍鎮壓的藉口和行為。黨內外對10年改革的認同的力量不是鄧小平一派能壓服的，何況開槍原本不是鄧的首選項，鄧同樣不願意政治倒車回到毛共時期。這是江澤民朱鎔基10年能夠承襲前面10年政治改革成果並繼續發展的中共高層政治生態背景。江澤民和朱鎔基是中共建國後歷屆主要領導人中受教育程度最好（包括受過民國時期的高等教育、或者留學蘇聯），文化底蘊最深厚、受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影響最多的兩個人。該10年中，不僅承襲了前10年政治經濟改革成果，並繼續改革前行。如法制建設，依法治國方面的成果巨大。依法行政，依法治國成為黨內外的共識。人大對政府和司法機關的問政、監督制度建立並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國有經濟體制改革雖然弊端叢生，但方向是正確的。弊端叢生的原因是政治體制改革踏步不前。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國企改革，國企改革給社會大眾帶來的經濟效益整體上是好的。文化、教育、新聞單位朝着寬鬆、自由方向發展，大學講堂、報紙和廣播電視裡面的各種政治的社會的話題相對開放，媒體監督作用讓一些官員害怕，江朱10年政治輿論氛圍比前10年更加寬鬆。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思想源於赫魯曉夫政治改革提出的“蘇聯是全民的國家，蘇共是全民的黨”的政治綱領（之一）。是對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變相否定，用“三個代表”替換“四項基本原則，可以視為轉型過渡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理論基礎。江澤民不僅學識淵博，能力出眾，個人魅力在黨內屈指可數。江本可以如赫魯曉夫或者戈爾巴喬夫擔負起中共黨和國家政治轉型的大任，可惜，他沒有這樣做。如果他知道20年後有習近平全盤顛覆改革成果，相信他當年會挑起這個歷史重擔的，完成轉型任務的。

不應該因為江朱二人的局限性就否定甚至抹黑其執政下的改革和發展成果。筆者來美國前經常去老年乒乓球活動中心打乒乓，認識一名經常來打乒乓的中年下崗工人（婦女），她成天罵國企改革，整她下崗了。我問她：你下崗後錢比上崗時候拿的多，生活比上崗時候過得好，怎麼還罵爹罵娘呢？她無言以對。主要是嫉妒他人勞動致富了，心理不平衡，瞎起鬨。共產黨國企在毛澤東時期全是財政供養，實際是農民血汗供養。1980年代國企改革後，大中型國企整體上仍然虧損。朱鎔基主導國企改革使得一批工人不能再躺着吃喝農民的血汗，何嘗不可？下崗工人中勤勞的、能幹的比下崗前收入更高、生活更好的占下崗工人的多數。

中共整個非毛化政治改革到2002年劃上一個句號，前後約20餘年。至於30年改革的說法只是一種習慣用語。胡錦濤上台後開始政治倒車，主要表現在對文化、教育、出版、新聞媒體的管控的方向逆轉；黨內外言論自由空間收緊；打壓民眾的依法維權；黨政、司法機關官僚化和官員貪腐一發不可收拾。政治腐敗透頂、司法腐敗透頂、社會道德繼續下滑。但該時期整體上還是承襲了前20年政治改革的成果，整體上應該肯定。至2012年十八大前，中共政權內部政治轉型的要素還在，把政治改革向前推進只需要一位主導人物，即黨內的領袖人物。

歸納：（1）從列寧開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是一個完全破產、失敗的歷史，表現在包括蘇聯在內的歐亞一共11個（亞洲的蒙古）共產黨國家的轉型。

（2）轉型的根本原因都是黨內的改革派搞政治改革的結果或者叫後果。沒有一個是海外民運、反共組織（或者叫運動）搞轉型的。也不是美帝國主義用冷戰或者其它方式顛覆了的。更非反共力量用武力打垮的。

（3）包括中共20年改革在內的所有的共產黨政權的改革能夠開啟，必須在它的黨內外有改革的要素存在，根本在黨內高層。

根據上述3點歸納結論，當前中國政治是否存在轉型的可能性？如何轉型？將在下面段落中討論。

赫魯曉夫政治改革後的蘇共政權（1956-1991）和政治改革後的中共政權（1979-2012）的政治屬性是什麼？首先，它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類型的共產恐怖主義政權有政治本質區別，不屬於恐怖主義政權。即此蘇共非彼蘇共；此中共非彼中共。

先說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共產黨政權的政治、社會屬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第二國際和德國社會黨領袖卡爾.考茨基早在列寧建立共產黨政權初期的1918年就對共產革命和專政的意識形態和實踐從政治學範疇作出了定性——恐怖主義。為區分於其它類型的恐怖主義，本文筆者把它叫共產恐怖主義。在卡爾.考茨基定義了一、二十年後，某些西方政治學者別出心裁，造了一個“極權主義”來定性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專政。並與德國納粹主義和納粹政權混為一談。從善良角度看，這個概念是西方政治學者隔岸觀火、霧中看花而臆想出來的，模糊不清的，不帶價值判斷的，中立的判斷。這個定義嚴重的長期的誤導了西方社會認知。專制或者民主作為政治結構，並不等同於執政理念和政策的善惡。不能只看政治結構就對執政者的施政理念和政策妄下善惡、對錯的結論。即不能搞惟政治結構論。而是應該做實地深入全面調查後，根據國民的生存狀態是改善還是惡化了再作出結論。民主政治只是一種政治結構，如果執政者奉行惡政，應該理直氣壯批判、否定。專制政治結構下，執政者奉行善政、仁政，必須讚揚、肯定。不能惟制度論。例如同為皇權政治結構，有仁政和暴政的分野，有明君和暴君的差異。生活在如秦政下的臣民和生活在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下的臣民的生存狀態天壤之別。生活在兩宋朝代的文人墨客絲毫沒有生活在明清兩朝文字獄下的文人那樣有殺頭之虞。學者認為，北宋皇帝不殺諫臣，即臣民不會因言獲罪。這已經類似現代民主政治下的言論自由權利了。

對於民主制度下產生的政府，如美國羅斯福、杜魯門政府就是一個罔顧他國人民的人權的政府，和共產黨政權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的政府。羅斯福政府無私的援助斯大林建立起來一個現代化的重工業體系（斯大林的資本積累是掠奪榨取的農民的血汗）。二戰中無償的給斯大林巨額的軍援和經援，否則斯大林當年就成了德軍的刀下鬼。二戰末期，又夥同斯大林瓜分戰後勢力範圍，把中歐南歐若幹個國家作為斯大林勢力範圍，讓共產主義從蘇聯一國擴展到半個歐洲。羅斯福還出賣（國民黨）中國政府主權和利益，接任總統的杜魯門更是背叛盟友中國政府，政治上支持割據北方的中共政權。甚至釜底抽薪，對國民黨政府禁運武器（國民黨軍隊主力均是美式武器裝備），國民黨軍事失敗的內外因素中，美國政府的武器禁運是主要的外因。沒有美國政府的親共助共，中共不可能奪權江山並且在奪取江山後製造了至少1億4千萬中國國民被共產黨殺死，勞改死、斗死、餓死……等亙古未有的人道劫難。二戰結束至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和情勢變遷，總體上是羅斯福-杜魯門兩屆美國政府的政治遺產。羅斯福-杜魯門政府不僅貽害中國國民，東歐國民以及蘇俄國民；還貽害美國國民。例如韓戰、越戰給美國士兵生命造成大量死傷和物資損失的戰爭的發生，都是這兩屆美國政府援助蘇共支持中共的後果，惡果。所謂東西方兩大政治軍事陣營的冷戰、冷戰結束後今天普京、習近平政府與歐盟-美國的對壘，都是歷史上美國政府的政治遺產，負資產。（中共能打下江山的根本政治和軍事的原因在於國民黨養大了中共，又主要在蔣介石。沒有蔣介石就沒有中共的江山。見顏智華《中共江山：蔣介石拱手相送》）

回到主題，中共政治改革後的30年的政治、社會屬性問題。筆者以為它是共產黨專政政治結構下的仁政，借鑑毛澤東的政治話語，把它叫“共產修正主義”恰當。（毛澤東在1963年5月的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加入了一段話：如果忘記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多年後出現的“顏色革命”詞彙，應該是借鑑了毛澤東的話語。

毛澤東在文革前就把蘇共定性為修正主義的黨，認為蘇聯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復辟）了。無疑，1956-1991年的蘇共政權的政治屬性和蘇聯社會的屬性也是共產修正主義，它比1979-2012年的中國社會的政治自由度更高，人權保障程度更高，社會政治言論自由程度更高。它的各級組織和領導人有一定的自主權，所謂黨內民主。這一些方面很關鍵，蘇共改革的起點和基調，改革成果較能鞏固下去，就在於此。

中共改革後30年期間，不乏有人提出建議，先在黨內實行民主。遭到否定的最典型事件是1999年，時任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出面，旗幟鮮明的表明：中國不搞三權分立的民主。即使當時江、朱二人有在黨內搞民主試點的想法，在其他由共產黨建國後培養出來的常委裡面遇到了阻力。江澤民沒有赫魯曉夫的政治魄力膽識。歷史的轉折、進退，往往是由權勢人物的一念之差決定的。整個歷史基本如此。

（3）習共政權的政治、社會屬性既不同於毛共，更不同於後30年修正主義中共。純粹流氓匪幫黑社會恐怖主義。它是一種與毛共恐怖主義和其它類型的恐怖主義政權（如古代的奧斯曼土耳其。當今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完全不同的，是新型的恐怖主義政權。

首先簡要敘述習近平顛覆政治改革成果的過程。作為半文盲、無德無能無政績的習近平為何能把有30年改革歷史的修正主義的中共政權改造成為流氓匪幫黑社會恐怖主義習共政權的呢？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共政權是槍桿子打下的，也是用槍桿子守衛存續的。毛澤東在建國後始終把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槍就有黨，就有政。赫魯曉夫改革，他手中掌握有黨政軍大權。當年華國鋒黨政軍大權在名義上集於一身，實際上軍權並不在握，軍隊將領從上到下都不是他能指揮得動的。黨內高層權力也沒有集中在華國鋒一人手裡。因此政治改革派領軍人物的胡耀邦能夠以中央組織部長的職位引領改革，他背後有雄厚的黨內軍內實力派人物作為靠山。後鄧小平非總書記但以軍委主席職位掌握軍權，才能操弄黨的總書記的罷免，槍指揮黨。習近平上台能為所欲為也在於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精神病人手中提刀殺死人的例子不少。明末暴亂頭目張憲中讀書比習近平更少，他憑藉拉起了一支隊伍照樣南征北戰還稱帝。

習近平顛覆改革成果，第一步是清洗黨內軍內高層政治對立面和潛在的政治對立面，即所有可能挑戰他權力地位的人，實際是發動宮廷政變，以取得個人獨裁的權力。單就習近平接班這件事情，是中共歷史上人事、幹部任用工作中逆向淘汰最典型的案例。1980年代改革，在幹部人事任用上制定了“四化”（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規則。這一制度雖然一開始就為腐敗留下了制度性空間，但在30年後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黨內高學歷幹部薈萃的背景下，卻把實際只接受過6年小學教育的、無德無能的、政績乏善可陳的習近平選做黨魁接班人，並順利接任，荒唐透頂。其直接責任在江澤民和胡錦濤，主要責任在胡錦濤。二人重蹈唐朝宰相長孫無忌遴選皇位繼承人的政治錯誤。長孫無忌以為李治（後來的唐中宗）性情溫順、才能平庸、又是自己的親外侄兒，當皇帝便於控制。於是操弄陰謀詭計搞掉了原來才華出眾的太子。結果自食苦果。四川民間有句俗話：面帶豬相，心裡明亮。明朝末年出生在極端貧瘠的陝北農村的張獻忠加入造反行列時候，無疑暗藏當皇帝的初心。習包子讀書時間畢竟比張獻忠長，又是高乾子弟，他上台就一定會聽你退休的江、胡擺布，搞江（胡）規習隨嗎？所以說江、胡選擇習近平接班，犯了類似長孫無忌的錯誤，並自食苦果。

習近平邪惡本性的形成歷史追索。習近平，1953年生，小學6年級文化，半文盲。少年流氓曾被少管所收押管教。1969-1975年陝北農村當知青，充當農村中階級鬥爭打手，被吸收加入共產黨並任大隊支部書記。1975年由“貧下中農”推薦入清華大學化學專業讀書，翻開化學課本目不識丁。混得文憑後，又憑藉習仲勛人脈從後門進入官場30餘年，蓋無德無能，毫無政績，卻步步升遷。其實，習近平在陝北當知青入黨還當上大隊支部書記，後又被推薦上大學，這兩件好事都是習仲勛的舊部、下屬的特意安排，念及舊情。是習近平的人生跳板。混得文憑後還是憑藉習仲勛的關係進入官場，在河北保定縣當縣委書記時候，習仲勛給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的高揚打招呼，拜託高揚把習近平提拔為省委常委。遭到高揚的拒絕並在省委會議上曝光習仲勛給兒子要官的醜聞。無奈，習仲勛又托關係把兒子從河北正定縣調到福建。據原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說：當年他代表中組部去河北正定考察習近平的任職情況，才發現習近平文化程度低，只有小學畢業程度。習近平整個在地方任職期間，無德無能無政績，卻能步步升官，主要靠習仲勛的人脈關係。最後能進中央政治局，應該是胡錦濤的提拔。沒有胡錦濤一句話，習近平無進入政治局的可能。最終被確定為接班人接班，國外媒體傳聞認為是黨內高層中所謂江澤民和胡錦濤兩個派系權鬥爭執中作為雙方妥協的折中人選在2012年十八大當上黨魁的。上台後才暴露出深藏在骨子裡面的明朝末年陝北暴亂頭目，殺人吃人的魔王張獻忠的猙獰秉性。習近平的潛意識形成於青少年時期。

習剛上台，就宣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是隱語。所謂初心，是他在16歲（1969年）被送進北京少年管教所半年中開始萌生報復社會的邪惡念頭，在陝北農村里當知青和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期，耳濡目染的是無理性的大批鬥、大批判文化現象。它離3年文革運動的政治真蒂甚遠。習近平不屬於文革一代，要1966年文革開始時候在校讀初二以上的學生和初中文化以上的幹部、職工並捲入了文革政治運動者才算是文革一代群體。很多人把習近平以及十八大上台及之後上台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看成為文革一代，把習近平上台胡作非為的政治思想根源歸咎於他是文革一代，這是錯誤的。文革一代人是不會如習近平般開政治倒車全盤顛覆改革成果的，那一代人普遍具有維護政治改革成果的深層潛意識。習近平的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形成在清華畢業以前，習得的並非毛澤東思想，而是當時貧下中農階層普遍具有的自私、嫉妒、不成全他人好事，狹隘和整人害人的意識。在清華3年耳濡目染的文化大批判運動，只是看見的外表形式而不知其內涵。原因是他不屬於文革一代人，文革3年時候他的文化知識和年齡都還是小學畢業，沒有也不可能捲入政治運動中去。習近平把他耳濡目染的生活在陝北窯洞裡面的貧下中農意識和在清華3年參與的政治大批判文化摻和進入他在少管所萌生的要報復社會想法中，成為了潛意識並凝結於心，念念不忘，即他在剛上台時候說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個隱喻當時不為他人破解。中共高層改革派自1978年下半年開始的以“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為口號的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絲毫沒有觸動習潛意識中的邪惡念頭。少年流氓秉性也不因官位飆升而消弭。單純從心理學角度看，習近平屬於愚頑不化一類特徵。骨子裡極端仇視文明、仇視文化、仇恨人民、嫉妒他人和要報復社會的念頭被其外貌掩蓋着。因大腦裡面文化荒蕪而虛構出的習近平外表類似陝北農民般憨厚、木訥、老實的假像掩蓋了他骨子裡面的邪惡。假象欺騙了能決定他升遷的上級領導。習近平能步步升官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共產黨內普遍存在的武大郎開店——個子高的進不來的潛規則（之一）。前面說過的逆向淘汰規則。

習近平剛上台時候還虛晃一槍，去廣東南巡，做出要改革的假象，矇騙黨內外人士。但真面目很快就暴露出來：禁止黨內各級幹部“妄議中央”，所謂中央就是他習近平。習近平比毛澤東更邪惡。1973年毛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制定的黨章中明確規定了黨員的言論權利：在黨內，黨員可以保留個人意見。可以批評同級或者上級黨委成員及作出的決定，可以向上級黨委直至中央主席反映個人意見（大意）。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有的領導幹部，聽不得黨內外群眾的意見，甚至壓制批評，打擊報復，個別的還相當嚴重。對人民內部問題，採取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的錯誤做法，是黨的紀律絕對不允許的”。黨章中還特別強調：“決不允許壓制批評、打擊報復”。 毛澤東文革開始後賜予人民的“四大”權利是被鄧小平在1982年借修改憲法時候剝奪掉的。在沒有開放新聞自由的毛共一黨專政社會，“四大”是人民群眾伸冤、揭露官員整人害人和腐敗的最有效的方式。

一般而言，像習近平這樣的受教育程度低，知識面狹窄，無能，自卑，無自信的人更不能容忍他人批評，容不下異見。這個現象在社會底層很普遍，習近平的精神世界始終停留在社會底層。他雖然幼小生活在高幹家庭，但父親習仲勛也就讀過小學的農家子弟，40歲以前一直生活在中國最貧窮閉塞的陝北，後（1953年）調進北京在國務院任職但家庭內文化不可能超脫陝北農村習俗。1962年開始習仲勛遭到政治整肅直到1978年，16年中被監管審查，兒子習近平也成了反黨黑幫分子子女。習近平作為反黨分子子女，不但在同學面前抬不起頭，同時心理上也自認為是社會底層。底層社會出身者可以通過接受良好的教育使自己文化升華、精神升華、品格升華。但習近平在1975年（22歲）前都是小學文化，後進清華又讀化學系，3年大學沒有能夠提升讀書識字的能力，25歲清華畢業時候仍舊只有小學6年級畢業文化，人格完全定型。習近平在16歲去陝北當知青前雖然生活在北京，由於高幹家庭與北京市民社會基本隔絕，是不來往的兩個世界，所以習近平也沒有受過市民文化陶冶。整個人格形成主要受家庭和當知青時期經歷的陝北農村窯洞文化決定（恢復高考前的清華校園文化本質上也是陝北農村窯洞文化）。其見識和文化意識完全是社會底層中的流氓屬性。凡是社會底層文化意識者上台，不論是管理一個單位還是一個國家，所及文化一定是低俗的，甚至是流氓、匪幫的。習近平整個官位爬升過程的每一步既非實行“科舉”，更非實行民主，純粹上級黨委暗箱操作，最後由第一把手說了算。逆向淘汰是中共建國後幹部提拔的機制。習近平接班總書記既是偶然也有必然。海外有人去分析習近平作風做派的政治根源，純屬過度解讀。需要認真、全面、深刻總結的是後30年改革成果怎麼會被習近平輕而易舉的全盤顛覆，一夜回到“解放前”。蘇共35年改革成功轉型的政治成果被普京顛覆的政治歷史教訓也應該總結，其中直接錯誤在於葉利欽破格提拔普京並作為接班人。如果說中國轉型功虧一簣（未成功），則蘇聯（俄羅斯）成功轉型後又專制復辟。普京暗殺政治對手的事件在改革時期的蘇聯沒有發生過。像普京搞專制復辟的還有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盧卡申科不是前任領導人培養的接班人，而是高舉反時任領導人腐敗的旗幟被選民選上台的。盧卡申科在白俄羅斯轉型前的共產黨體制內只是類似中國毛澤東時期人民公社社長的底層官員，受教育程度也比轉型後在台上的國家領導人低得多。盧卡申科的閱歷是否可以作為解釋他上台後才暴露出來的政治流氓秉性的個人思想文化根源？普京、盧卡申科都是政治流氓，兩個政治流氓能上台，上台後能順利的把轉型後的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復闢為流氓專制政治，這個教訓也非常深刻。繼續談習近平。

習近平要開政治倒車，顛覆政治改革成果首先得掃除政治障礙，權力障礙，即清洗黨內高層的政治對手和潛在的政治對手，連根拔出有可能挑戰、威脅他個人政治權力的人，也是清除可能導致政治民主轉型的各種要素。方式是假反貪之名。習近平使用承襲下來的中共黨內無民主、黨外無制約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同時破壞和僭越之前中共各個時期的正面政治規則和傳統，搞紀委治黨警察治國。據不完全統計，習近平上台後的前5年，抓捕了包括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蘇榮、孫政才、楊晶等7名副國級在內的省部級以上幹部145人。2018-2020年9月止又抓捕了58人。即上台8年抓捕了203名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關進監獄。

在軍隊，抓捕了上將、中將、少將等軍隊高層幹部73人（截止2019年）。除徐才厚、郭伯雄兩名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外，還包括軍委委員、大軍區司令或者政委，海軍、空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武警……等主要將領。

抓捕清洗上述一大批高層，屬於政變性質。習近平政變的動機和目的都是為改變黨的政治屬性和政治方向，顛覆後30年改革成果，謂之開政治倒車。而非單純的權鬥。

文革運動，毛澤東真要打倒的中共高層，也就繆繆幾個人。出於他自信無人可以挑戰他的地位。習近平無德無能無功，天上掉下個總書記帽子戴在頭上，草木皆兵，杯弓蛇影。根本上還是本文前面談到的仇恨文化、文明、人民、社會，並且要報復的潛意識。被清洗的高層人物，不論政治上是改革派還是反改革派，都是習近平實現個人法西斯獨裁路途上的障礙和反對派。中紀委實際成為習近平的“契卡 ”、或者“東廠、西廠”。當時習近平和王岐山（中紀委書記）二人幫實際凌駕在其他5名常委之上，作威作福。全國知名律師浦志強領頭，在迫使中共中央先後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勞教制度後，進一步要求中共中央廢除黨內的“雙規”制度，雙規完全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未經法院或者檢察院批准、任何機關或者個人不得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不受逮捕。共產黨員也是公民。浦志強不知道天下（政治）已經易主而去挑戰王岐山，要剝奪習近平手下契卡、東廠西廠的權力。結果王岐山另找藉口抓捕了浦志強並判刑。抓捕浦志強在7.09大抓捕前1年，這已經是一個明顯的政治信號，大抓捕律師要開始了。

在搞紀委治黨的同時，搞警察治國，把法院變成黨的刀把子（實際是習的刀把子）。公開否定了20年政治改革建立樹立起來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的國家治理原則（之一）。肆意膨脹公安權力，警察膽大妄為如同土匪、恐怖分子。法院執法犯法公然踐踏程序法，枉法判決無視實體法。習近平完全摧毀了20年政治改革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法制和法治，2015年7.09大抓捕律師事件是標誌性事件，里程碑。

在新疆建立大規模集中營，囚禁一、二百萬維吾爾人，這是習近平仿效納粹德國建立大規模集中營監禁猶太人的法西斯暴行，被稱為新疆模式。此後，習近平把從新疆開始的警察、武警治民的模式推及全國，實行警察治國。最典型、極端的是假防疫之名封城、封居民住宅區、封居民住宅樓、封住戶的門。警察和官員強行破門抓捕居民去方倉隔離、抓捕毆打不戴口罩、不做核算檢查、不打疫苗或者不配合其它事項規定的人。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踐踏、剝奪了全國人民最基本的人權，全社會白色恐怖籠罩，習近平人為造成病死、餓死、凍死、自殺死……等不計其數。警察暴力成為社會常態，這和毛共時期有困難找民警的社會政治風範是正反兩極。

媒體姓黨。2016年中央電視台在習近平視察時候打出了媒體姓黨（實際是姓習）的招牌，這連毛澤東都不敢說的話習近平敢說敢做。脫掉內褲裸奔在2018年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前就開始了。媒體姓黨的口號完全迎合了習近平作為半文盲，並在最貧窮荒涼的陝北農村窯洞裡耳濡目染習得的粗鄙文化和語彙愛好，是電視台領導深刻領會了習近平全面政治倒車的精神而弄出的語彙。同年查封久負盛名的《炎黃春秋》是搞媒體姓黨，整肅20年政治改革中在出版界取得的成果的標誌性事件。社長胡德平（退休前是副部級幹部）是胡耀邦的兒子。在平反“冤假錯案”中胡耀邦有恩於習仲勛，胡、習兩家關係很好。習近平毫不顧及和胡家之間的故交情面。還是據李銳說，習近平在升官浙江省委書記後，在政治上仍然小心翼翼，談吐舉止畏畏縮縮。筆者認為這一是他自知文化低，語言詞彙拙劣害怕出洋相；二是偽裝自己老實憨厚取得上級信任。一旦權在手才露出猙獰本來面目。習近平上台後，還用他淺薄、粗鄙、低俗的語言污染了黨內和社會文化，如把從毛澤東開始一直延續至後30年的講“原則”改成講“規矩”等一系列黑社會內部語彙。至於在大會上讀錯常用字就更貽笑大方。

對比薄熙來，薄年齡和習近平相當。父親都曾經先後當上副總理級別幹部。不同的是薄熙來才華橫溢，不是習近平能企及的，是否薄一波和習仲勛的文化層次差異對兒子發生了不同影響？薄一波是當年山西省城太原師範畢業，且出身家庭富裕。習仲勛就高小（相當於小學6年級）畢業。薄熙來被胡錦濤和溫家寶整下台，其原因之一就在人格和作風上過於張揚，逾越了中共黨內幹部為人處事應該偽善、低調的規則。薄熙來在重慶任職時候的政績中雖然不乏形象工程，但政績還是主要的，這方面重慶幹部群眾是有口碑的，粉絲甚多。如果在民主制度下選舉，或者有黨內民主，薄熙來勝選沒有疑問。薄熙來是中共黨內的悲劇人物。這是題外話。

習近平在清洗了黨內高層政治對手和潛在的政治對手後，就穩固了自己的權力地位，無後顧之憂了。清洗政治對手這既是政治倒車的內容也是政治倒車的過程，它破壞了後30年存在的黨內高層權力分散和制衡的格局。先後清除了所謂江派、團派、溫派、鄧派。變成了清一色習派，所謂習家軍。當習近平取得獨裁權力後，黨內黨外才知道胡溫10年的“九龍治水”（九個政治局常委分權、制衡、掣肘）的政治正確。習近平上台能全盤顛覆後30年政治改革成果是江、胡、溫以及社會大眾未曾預料到的。“30年鐵打江山”被一個半文盲顛覆。

接着，習近平修改憲法，去掉國家主席任期兩屆的規定。代表在表決前，還把一隊武警開進人民大會堂會場，向3千人大代表耀武揚威，只有習近平才玩得出的流氓黑社會手段。中共歷屆人大代表從來未受如此胯下之辱。之後的20大上，叫警衛把坐於主席台前排習近平身旁的胡錦濤強行架走，同坐於前排的在職的和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們個個心驚膽戰。習近平的淫威完全如同斯大林與張憲忠的複合體，頭頂共產黨總書記官帽，內心和行為土俗、粗鄙、野蠻、殘暴。

提拔習近平，胡錦濤是主要責任人。習近平上台首先清洗所謂江派，也應該是胡、溫在“十八大”前的事先策劃，“十八大”之後協助的。結果不僅是唇亡齒寒，最後連自己的牙齒都被習近平拔掉了。如習近平剛上台就打破後30年中共高層“權力不能過分集中（在一個人手裡）”的政治約定，用新成立若幹個中央領導小組並由他習近平當組長，以此削弱剝奪包括李克強在內的其他6個政治局常委的職權。當時包括李克強在內的另外5個常委（排出習近平二人幫中的王岐山）為何無人提出異議？提出異議有黨規可依，完全可以阻擊習近平開倒車於初始。本文筆者以為開初5個常委都是受胡、溫的政治思路左右。胡溫不僅錯看了習近平，還錯看了王岐山。從王的仕途爬升歷程看，王先後跟隨趙紫陽、朱鎔基、溫家寶等參與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制定與經濟體制改革，擔任要職二十幾年，認為他是政治改革派。結果與習近平一樣骨子裡面包藏禍心。王在1966年文革開始是高中學生，只當2年知青就回省城西安工作，後經過單位推薦去讀大學歷史系，算高學歷了。十八大進入常委不分管經濟工作卻當中紀委書記，這也應該是胡、溫與習、王四人事前策劃安排的，由王岐山具體操刀假反腐為名清洗所謂江派。胡、溫要借習、王的刀砍殺江派，以雪10中受江派掣肘制約之恨。私心雜念釀成千古遺恨。裙帶關係在政治歧見前都靠不住，惟有建立堅固的分權制約的政治民主制度才行。當時海外中文媒體鼓譟習近平要先集權，改變胡、溫10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狀況，目的是為了能推動改革。海外漢語媒體誤導國內社會視野和輿論，應該是習、王“大外宣”策劃的。2013年設立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習近平自己任領導小組組長，就完全暴露了習近平抓刀把子的急迫、兇狠。在十八大前胡、溫聯手搞掉薄熙來是胡、溫、江、鄧各派後來倒霉的開場鑼鼓。當時溫家寶在人大會議新聞發布會上說：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會丟失（大意）。一語成讖。溫家寶在離十八大召開只有半年時間，自己的常委任期不到半年時間了才說這個話，是政治空話。在之前的9年任期中為何不提出來？據《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作者宗鳳鳴說，他曾經問趙紫陽：胡錦濤和溫家寶是否會搞政治改革 ？趙回答：二人都是我們黨的學校培養出來的……。並搖頭。趙紫陽看透了胡、溫二人都沒有政治改革家的政治素養和魄力。胡錦濤和溫家寶雖然都出身在非“紅五類”家庭，胡錦濤父親因“歷史問題”一直受單位領導打壓。但是胡錦濤本人政治表現非常好，在清華讀書就入黨，並留校。溫家寶在文革中不會是造反派頭頭，否則屬於“三種人”不可能被提拔。楊繼繩在《中國文革史》導言中表述了一個政治歷史見解：文革中湧現出來一批有見解、有膽識、有能力的人。但是在鄧小平上台後把這批人打成“三種人”，不准提干，不能進入後備幹部隊伍。這種作法使得一大批人才被埋沒。鄧小平為代表的文革中被打倒過的反政治改革的官僚主導了文革後的中國政治走向（大意）。從這個角度認識，胡、溫10年政治改革不進有退，習近平10年全面倒車全盤顛覆政治改革成果，可以說是鄧小平的政治遺產。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沒有辜負鄧小平期望。其實，習近平倒車在鄧小平生前絕對不能容忍，就像胡、溫也不會容忍一樣。這裡只是分析歷史各個方面的因由，習近平上台是很偶然的。

習共政權與毛共政權的政治屬性也無關聯。習近平倒車至今也非回到了毛澤東思想統帥下的政治形態、社會形態，意識形態更是迥異，特別與毛澤東文革理論完全對立，研究者可以具體對照總結文革理論和實踐的《“九大”政治報告》、《“十大”政治報告》裡面的內容，習共政權的政治屬性與兩個政治報告內容完全對立。其二，習共政權無任何政治信仰和道德底線。在後文革時期（1972-1976年），人民群眾（特別是貧下中農和產業工人）的政治地位很高。幹部大多“夾着尾巴”做人。毛澤東始終倡導共產黨（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為人民服務。人民警察愛人民是警風。而習共官場盡流氓。僅抓住習近平敢自吹自擂，甚至和毛澤東比肩這一點就是死罪，被槍斃N次了。說習近平搞文革復辟是誤解。為何國內民間社會不少人“懷念”毛澤東？從政治上看，是借死人批判習近平，反對習近平。也有官方根據上級部署的政治任務搞的形式主義活動。

習共政權治下社會黑暗無比，已經公開曝光的典型案例很多。如公然包庇、保護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案例：

縱容包庇綁架婦女、女童強姦販賣的嚴重刑事犯罪。威脅、抓捕調查案件真相的良心人士（例如徐州鐵鏈女案）；

包庇在公共場所群毆毒打打死多名婦女犯罪（如唐山案件）；

包庇綁架學生活摘器官的重大刑事犯罪（如江西鉛山縣致遠高中學生胡鑫宇案件）。像上述重大刑事犯罪案件也是非常普遍還成為常態，這是任何非戰爭時期的社會不會有的。說明警匪一家在習近平上台後已經制度化。

構陷罪名掠奪民營資本。最典型的有河北孫大午，把民營企業家、慈善家孫大午和他的企業全部管理人員抓捕判刑勞改，低價賤賣企業財產給關係戶；

非法強行拆遷私人房屋，手段是出動黑社會或者警察，暴力毆打守護房屋的房主。（很普遍）；

  要欠薪的農民工被警察毆打，欠薪違法的老闆受到警察保護（案例很多）。

  抓捕不點名批評習近平修改憲法的目的是想當皇帝的國企官員任志強，判刑坐牢；

  把潑墨習近平像的董瑤瓊關進精神病院灌藥成痴呆。接着把為女兒伸冤的父親董建彪打死在監獄裡面；

  丈夫因言獲罪妻子為夫喊冤竟然又抓捕妻子判刑坐牢（王藏王麗芹案）。

  警察光天化日之下或者暗地裡搞酷刑也是常態。還有公安秘密抓捕公民秘密關押搞強迫失蹤……。法院充當習共政權刀把子使用司法手段殘暴迫害社會各階層良知人士的案例很多。連上訪伸冤都獲罪。典型案例如：

   河南輝縣何方美與丈夫李新因女兒注射疫苗致癱致殘，上訪維權被官方抓捕判刑，還把兩個幼女關在病院已經幾年。

  習共政權把老百姓進京上訪當成違法，被毆打、抓捕關黑監獄，甚至定罪勞改。反觀歷史上在皇權制下老百姓進京告御狀都受朝廷保護並受理。在毛澤東文革開始後的10年中人民群眾進京伸冤告狀也是受憲法、黨章保護的，無人敢阻攔。典型案例是1973年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就他的兒子在農村當知青和家庭在生活中的困境問題給毛澤東寫信，信中還揭露招收知青回城當工人當幹部、參軍、上大學等工作中的憑關係走後門的陰暗面。實際間接批評了毛澤東親自決定的“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政策。毛澤東見信後立即給李慶霖回信安撫並寄去300元（李的月工資就三、四十元），並指示由中共中央統籌解決全國普遍存在的此類李慶霖所反映的問題。之後，知青的生活狀態得到改善。毛澤東是個很複雜的人物，除了暴戾的主線條外，也有他的“溫情”。毛澤東虛假的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和宗旨，既可以制約官員胡作非為也是老百姓反抗官員壓迫，維護自己權益的武器。一把雙刃劍。

醫療欺詐——成為了習共政府公立醫院全行業的制度性犯罪。

懸壺濟世，救死扶傷在古今中外都是醫生的本職和醫療行業嚴格遵循的行風。在習近平上台前，醫療醫藥行業腐敗雖然已經蔓延，但媒體可以曝光；中共各級政權機構權力還相對分散，官場非鐵板一塊。民間（公民）維權空間較大。因此醫院醫生搞醫療欺詐犯罪還心有畏懼。但習近平上台後媒體姓黨，嚴禁媒體記者介入“醫療糾紛”；官場整體流氓化；調動警察打壓揭露醫院醫生醫療欺詐犯罪的受害者。這是醫療欺詐成為醫療機構全行業犯罪的政治背景。

醫療欺詐犯罪作案手段是：醫生用職業身份和就職的政府公立醫院的信用平台，誘騙患者做不必要的收費昂貴的物理的生化的檢查。搞無病假治療、小病大治療、大病死治療。使用假藥偽藥（如國外醫藥界根本不承認的中藥注射液）、使用不對症而有害的藥、使用無效的或者效果很差的藥。誤導患者做不應該做的外科手術、做風險非常高的外科手術、甚至在手術中盜取腎臟。目的是騙取由政府醫保金支付的或者個人支付的費用。據估算，政府和私人支付給醫院的醫療費、醫藥費用總額中，有80%以上費用都是醫生使用醫療欺詐犯罪手段產生的花銷，是在正常醫療情況下不會產生的費用。被醫生欺詐的同時，患者的身體健康輕重不同的被損害，致殘、致死的人數無法統計準確的數字，民間受害者曝光的案例不少。例如假藥中藥注射液，全國相關藥企銷售總額每年1千億元人民幣，以此估算，每年被醫生使用假藥中藥注射液坑害者約5千萬人次以上。本文筆者手中掌握有重慶涪陵區中心醫院老年病科醫生長期集體搞醫療欺詐犯罪危害患者身體，甚至致死的幾個案件的證據。2019年年底北京民航醫院醫生楊文就是搞醫療欺詐，故意錯誤給95歲的患者靜默輸入名稱叫醒腦靜的中藥注射液和只能用於胃潰瘍出血的胃酸抑製劑，致使患者出現危急狀態，欺詐行為被患者兒子識破後被殺死的。此案真相被官方封鎖，法院僅在案發20天內宣判殺人者死刑，殺人滅口，掩蓋醫生醫療欺詐犯罪的真相。如果此醫生醫療欺詐犯罪案件被捅破，很可能醫療全行業的醫療欺詐犯罪黑幕會被揭穿，整個公立醫院系統和它的主管政府部門會發生大“地震”，信譽完全崩塌，不少人會被殺頭坐牢。在全國，醫療欺詐犯罪在醫生間心照不宣，包括國家衛生部（衛生健康委員會）在內的各級政府衛生部門是縱容者同時也是保護傘。這個保護傘從政府衛生部門還延申到公安、法院。醫療全行業性的欺詐犯罪，它挑戰並部分瓦解了文明社會的社會道德底線。就此與毛共政權比較，毛共政權絕對不會容忍，也不會發生的。毛共政權的政治屬性和它的社會屬性有同一性也有不同一性。習共政權的政治屬性和它的社會屬性基本是同一的，即流氓匪幫黑社會恐怖主義。習共政權的屬性決定了醫療全行業性的欺詐犯罪的制度化、實際上的合法化。不摧毀縱容、保護醫療欺詐犯罪的政治權力，即習共政權，社會任何人是耐何不了它的。這和要改變警匪一家一樣，先必須換人。有人把近年來醫療行業“一切向錢看”的問題歸咎於“醫療產業化”，這個判斷是錯誤的。這是由於官方禁止新聞媒體記者調查醫療黑幕，醫療欺詐犯罪真相被掩蓋不為一般人所知造成的誤解。中國縣級及以上的醫院幾乎都是官辦的，整個行業實際上是壟斷的；同時也是行政化的官僚機構，根本不是產業化的。不全面清算、嚴厲懲處醫療欺詐犯罪這個實質性問題，不論政府和個人投入再多的資金保障（包括全民免費醫療），都不會填滿醫院、醫生犯罪的胃口。

習共政權干出的全國規模的，集中性的，持續3年的反人類犯罪是由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指揮的“清零”。即3年封城、封街道、封住宅小區、封居民家庭房門，並抓捕居民去隔離的普遍踐踏基本人權的行動（前面段落已經簡要敘述）。

習共政權統治下的社會黑暗、恐怖的案例數不勝數。它比較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共產恐怖主義，缺少了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道德規範。它比較伊斯蘭極端主義缺少了宗教色彩。它比較古代奧斯曼土耳其，不是單一的種族屠殺。所以說習共政權是一種“新”形態的恐怖主義。本文筆者認為，習共政權是當代形態的張憲忠恐怖主義，習近平是當代版張憲忠。明朝末年陝北暴動頭子（之一）的張憲忠，屬於當時社會的半文盲、無政治意識形態、無宗教信仰、無道德底線。隊伍所過之處，無財不搶、無城不屠、無人不殺。所有駭人聽聞的殺人方式都用。剜心刨腹吃肉……。還稱帝。對比習近平上台10年，何其類似也。不同在於習近平掌握的經濟、科技水平是當代的。

社會政治之所以倒退到現在的地步，還和它的官僚集團的構成有關係。習共政權的各級官員（指領導職務者）大都是買官賣官爬升上位的，是在幾十年官場貪腐背景中入職工作的。其思想意識，行為作風腐敗不堪。無政治道德、社會道德、職業道德，甚至人性盡失，禽獸不如。官場盡流氓。習近平政治倒車不僅僅改變了政治生態，同時也改變了社會生態。

如果不能正確認識習共政權的政治屬性，就不能正確認識到社會基本矛盾，更不能討論出一個可行的政治轉型的路徑。沒有正確理論的政治運動是盲目的運動，是瞎胡鬧，很難有成果。如2019年發生的香港市民的發送中運動的徹底失敗就是例子。

（4）當今中國社會基本矛盾。

明確了習共政權的政治屬性是流氓匪幫黑社會恐怖主義後，社會的基本矛盾當然是人民群眾和習共政權的矛盾。人民群眾包括56個民族10幾億國民。

美國政府和國會把新疆、西藏的維吾爾、藏人被習共政權鎮壓的政治問題從習共政權在全國範圍內對56個民族的人民無差別的鎮壓的實際狀態中孤立出來，單列出來，只關注局部而無視整體和大局，這是無知的錯誤的。美國政客一直在犯類似錯誤。原因中有政治歷史知識的淺薄，更多的是機會主義的甚至是居心不良。美國政客這樣搞，歪曲了中國社會基本矛盾。政治危害性很大。

習共政權是由從上到下的各級政權機關裡面的官員（指領導幹部）組成的，包括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和司法等系統機構只是政權結構的外殼，官員才是實體。可以說，基本矛盾是人民群眾和習共官僚集團的矛盾。這個官僚集團是56個民族10幾億人民的政治對立面，社會利益對立面，是政治轉型的攔路虎，是政治反動集團，敵人。但集團裡面的個體的政治傾向卻是因人而異的，在政治上真要跟隨習近平、維護習近平、死保習近平者即死黨者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隨大流跟風向混飯吃撈個人好處的，如果習近平垮台，這絕大多數官員會即刻政治轉向的。所謂見風使舵，沒有人會保習近平的。倒習是除死黨中的高層外，凡是未直接參與侵犯人民群眾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官員都樂見的。

決定官員政治傾向性的因素中，是否犯下反人類罪行是主要因素。所謂反人類罪行指聯合國幾個人權法案中規定的若干犯罪行為。習共政權系統和下屬企事業單位的不少官員以及工作人員，在習近平上台10多年中犯下了反人類罪行或者其它嚴重侵犯、損害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罪行。這類官員和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習近平死黨，是維護習共政權的政治中堅力量。另外還有一批企事業單位人員及僱傭的臨時工在習共政權的制度性縱容袒護包庇下幹了大量的嚴重的坑害人的犯罪行為，這批人員也是習共政權的維護者，屬於底層打手，走狗。習共政權的政治權力控制在它的各級黨委的常委和黨委下屬的部門和政府以及下屬部門，還有司法機關等的主要頭頭手中，即掌握各級政權權力的核心成員集團是習共政權的核心，中堅。最高權力核心是政治局常委會，習近平是匪首。自上而下的核心成員在官僚集團中只占極少數。不能把所有的官員都作為政治對立面攔路虎、敵人，事實上也不是這樣。更不能把包括黨政在內的整個習共政權機關的普通幹部（辦事員），甚至把普通黨員等不分青紅皂白也作為政治對立面。相反，在反對以習近平為匪首的習共政權的社會政治運動中，能夠擔負主導力量的就是黨內、軍內的反習勢力。運動的社會基礎，基本力量是各民族、社會各階層的人民群眾。天下苦習久也。

三、轉型的路徑

1、海外民運、反共、宗教、“學者”等群體中的政治錯誤認知——素質論、傳統文化論、制度論、宗教論以及大一統論。

素質論，認為共產黨能取得政權並坐江山70幾年不倒，是國民素質差，奴性強，甘願受共產黨奴役壓迫剝削統治。有一名所謂學者還在美國之音搞的一個叫“中共當權70年不倒，靠的是什麼？”的節目中胡扯，說：中共當權70年不倒的原因是“知識分子犬儒化”和“人民群眾滿足於眼前得到的利益”的原因。甚至說人民支持共產黨擁護共產黨。因此，要政治轉型，首先要搞啟蒙，提高國民素質，具體內容是去除專制思想，灌輸民主思想。

傳統文化論，認為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政治和它形成的文化是共產黨革命成功和統治不倒的社會政治文化基礎。說中國文化是共產主義能夠生根發芽成長的土壤。因此，要轉型，必須先批判傳統文化，樹立西方文化。文化論論和素質論實際是一體兩面，說的一個意思。

宗教論認為共產黨能統治中國是中國人不信基督教。

制度論認為，打倒習近平沒有用，要打倒共產黨。否則會出現張近平、李近平……。打倒共產黨也沒有用，要推翻專制制度才有用……。

大一統論認為，中國要分裂成若干獨立國家或者搞聯邦制才能實現民主政治。

對上述“五論”的簡要批駁。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約3千3百年，前1千多年不是專制政治結構而是分封制，類似歐洲中世紀。後2千多年是皇權專制，皇權專制和共產黨專政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制度上完全不同。共產主義的歷史哲學基礎是馬克思杜撰的歷史唯物主義，具體說就是人類社會發展5階段，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主張公有制就是國家所有制。主張階級鬥爭，列寧還搞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以暴力推翻了資本主義的俄國民主政府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政府，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同時用暴力掠奪了國民私有財產（包括生活物資和土地、工廠等一切生產資料），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度搞成了黨有制，強制農民進入共產黨官辦的農業生產機構裡面當農奴。工廠也是黨有的不是工人的。以階級鬥爭的名義迫害國民，包括抓捕關押、勞改、殺戮等。毛澤東的中共對比蘇共，對國民的迫害更加殘酷。共產主義不管在理論還是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與中國3千3百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文化毫無共同處。怎麼中國傳統文化是共產主義的土壤呢？胡扯。

中共是共產國際實際是蘇共在中國建立的支部，並且通過收買國民黨讓中共借國民黨的殼上市，在中國發展到6萬黨員並建立了一支軍隊。經過國民黨的軍事圍剿，流竄到貧困荒涼的陝甘寧邊區只剩1萬左右的殘兵敗將，如果國民黨軍隊繼續圍剿全軍覆滅無疑。是國民黨軍事獨裁者蔣介石重新聯蘇，目的是要蘇共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以對付日本。作為交換籌碼，不僅放中共紅軍一條生路，還收編為國軍（番號八路軍、新四軍）並發給軍餉、軍服和武器裝備。把陝甘寧邊區劃給共產黨作為地盤建立合法的共產黨政府。就此，蔣介石違反國家的法律和社會綱紀，把共產黨從1927年-1936年的10年中燒殺搶滔天反人類犯罪罪行一筆購銷了。蔣介石為何如此？他在孫中山賣身投靠蘇共時期就是一個狂熱的共產革命黨徒，國民黨就是不叫共產黨的共產革命黨，是蘇共在中國搞共產革命的代理人。國民黨內部有老國民黨和新加入進去的共產黨兩個宗派，也叫山頭。後來蔣介石和共產黨鬧翻還兵戎相見屬於共產革命陣營內部的權鬥。共產黨內部權鬥你死我活的現象太多太多。這是為何蔣介石一筆勾銷共產黨10年滔天反人類罪行的政治思想歷史根源。蔣介石對共產黨根本無階級仇恨，反而比對待其他軍閥派系要寬厚。抗戰8年，蔣介石放任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戰區司令指揮，在所謂敵後搶占國軍地盤，襲擊國軍。至抗戰結束共產黨已經有正規軍100多萬，還有非正規軍隊幾十萬。此時，國民黨內的反共派要求蔣介石採取強硬的軍事手段消滅共產黨軍隊，此時國民黨的軍事實力遠遠超過共產黨。但蔣介石拒絕了反共派的建議，而要採取像在1929年北伐結束後和國民黨內參與北伐的其他軍閥之間協商，搞協商，大家都裁軍的方式，承諾把塞外3省正式劃歸共產黨管轄，與陝甘寧特區一樣作為國民黨中央政府下面的省級地方政府，縮編共產黨軍隊規模。蔣介石在根本的原則性的錯誤的政治方略主導下，犯下一系列軍事指揮錯誤。這是國民黨最終敗於共產黨的內因，根本原因。國民黨在1948年底就被決定了的軍事失敗，是由蔣介石從1937年-1945年和從1945-1948年兩個階段一共11年的時間中的政治決策錯誤造成的。外因方面，即國際上，戰後美國杜魯門政府支持共產黨，打壓國民黨政府，其中關鍵環節是1946年7月開始對國民黨政府實行武器禁運——釜底抽薪。國民黨主力都是美式武器裝備，缺子彈炮彈，槍支大炮打壞了無法更新。這是國軍打敗仗的外部因素。共軍得到蘇共的武器裝備援助。共產黨的江山是槍桿子打下的，根本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是共產主義的土壤，中國人民支持共產黨革命。相反，共產黨統治區的老百姓往國民黨統治區逃跑而沒有國民黨統治區的往共產黨統治區逃的。如國內的人偷渡美國而沒有美國人偷渡去共產黨中國的。共產黨建國70幾年不倒，也非人民擁護支持它，也非人民的奴性。而是共產黨政權掌握了國家機器，手中有槍桿子刀把子。共產黨建國初期為了鎮壓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兩年的鎮反運動實際殺了約200萬人，勞改的人數更多，據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在1958年6月23日-8月16日召開的第九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公布的資料，“從建國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6,118,246名，殺了862,236名”。僅以此推算，全國總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槍斃，血腥的恐怖主義暴政下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怎麼反抗？習近平上台在軍隊中抓捕了73名將軍，其中很多是直接帶兵的司令、政委。為何無人造反，搞兵變？不是不想反，而是反不了。共產黨軍隊不像民國時期的軍閥軍隊，司令有職有權，個人說了算。帶兵的將軍都反不了，為何去責怪老百姓？共產黨政權如同一列火車，任何人只要有機會爬進駕駛室掌握了方向盤，都能讓列車跑。所有傳統文化論、素質論都是謬論。

制度論呢？制度論顛倒了人和制度兩者的先後關係。制度是人設計，人建立，人治理的（當然靠暴力機器）。即人在先，制度在後。有人才有制度。人亡政息。不換人，制度能換嗎？當然不能。要換制度、改變制度必須先換人。如何換？兩種形式，一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二是流血的方式。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下，都是由選民決定。就共產黨專政下，有和平的漸進改革方式，如本文前述的包括蘇聯在內的11個國家，最後成功和平轉型。中共的20年改革作為一個階段，也是成功的。胡、溫10年雖然停滯並有所倒退，但整體上承襲了前20年政治改革成果，作為一個整體階段，可以說中共後30年改革是成功的。不幸的是改革功虧一簣，30年辛苦被習近平“一夜”顛覆。習近平上台就決定了改革被顛覆的結局，無需談轉型了。

另一方面，不能因為改革成果被顛覆就否定改革，如夫婦生下一個小孩不幸夭折就否定生育本身一樣。對改革的是非評價的標準是看它是否改善人民的生存狀態，即人權狀態。本文前面已經談過這個評價標準了。

普京、盧卡申科復辟流氓專制政治的現實就否定了“大一統”是中國專制制度存在的制度原因的荒誕論調。

以上述“五論”作為政治歷史哲學基礎，這海外的很大一個群體不站在國內10幾億人民的政治立場上，愛10億人民所愛，恨10億人民所恨，去批判正在作惡的惡貫滿盈的習近平；而是去糾纏馬克思、毛澤東、鄧小平等死人。不去批判習近平上台10年開政治倒車犯下的滔天反人類罪行而去糾纏中國古代“專制制度”傳統，胡說共產黨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承傳了古代封建專制制度。這個群體還全盤否定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3300年文化，文明，辱罵中國人民和老祖宗，用語不堪入目……。相反，卻公然在自由亞洲節目中為被曝光出來的徐州綁架拐賣強姦囚禁婦女的嚴重刑事犯罪案件辯護，說“要考慮4千萬光棍找不到老婆的社會問題”。

除上述“五論”外，還有赤裸裸的護習保習的“加速師”論。說習近平上台可以加速共產黨的垮台，要習近平在“二十大”上繼續連任。如果換改革派上台，就不會繼續封城、“清零”了，老百姓就不反共，共產黨就不會垮台了。要習近平連任繼續用鐵拳頭去砸醒老百姓……。這樣明目張胆要習近平繼續清零、封城，死亡更多的人，以此換取共產黨垮台的邪惡透頂的論調，主要在某反共組織的媒體上宣傳，推特上傳播的人也很多。還是這個反共組織的媒體名嘴們，無中生有炒作江、習斗，把習近平作為正方。把習近平上台開政治倒車干的所有壞事惡行都說成是江派在給習搗亂。海外政治輿論導向基本控制在別有用心的群體手中，他們山頭不同但異曲同工。

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路徑。

本文前面簡要分析過了蘇共改革轉型的過程與能夠開啟這個過程所具有的要素。中共改革能夠啟動並進行的卓有成效，是它黨內具備有要素。但是習共黨內不存在這個重啟改革的要素，要素已經被習近平扼殺消滅了。因此習共政權無重啟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無回到後30年社會政治生態的可能性。唯有革命。

所謂革命，不一定是外部暴力推翻習共政權，而是習共政權內部的反習勢力起事或者習共死黨內部發生政治動亂。不論反習勢力起事還是死黨內部發生政治動亂，習近平都是被剷除的首要目標。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習近平遭剷除，死黨群龍無首，很難控制政治局面。反習勢力奪取政權是大概率的事情。權力易主，是改變政治生態、社會生態的前提。所謂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習近平在國內早就是千夫所指，路人皆罵。公開喊出打倒習近平或者罷免習近平口號的人不少，冒着坐牢殺頭的風險。凡是有基本政治判斷力的人都明白，打倒習近平是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導火線、引爆點。

權力易主後，首先是釋放、平反被習近平清洗的所有黨政軍高層。釋放、平反被習共政權用各種罪名迫害的各民族、社會各階層人士。還在習共政權統治下，遭受它下屬的各個部門各個單位迫害、坑害、謀害（包括政治上、經濟上、身體上）的人士的公道。清算懲處犯下反人類罪行和其它嚴重侵犯公民人身、財產罪行的官員和人員。清算懲處習共政權所屬的機構以及依附這些機構的嚴重侵害、坑害、損害人民群眾人身、財產權利的所有罪犯。並賠償。

當今世界從政治結構是否合乎人道主義這個價值標準的高度，來反習共政權的，只有中國大陸人民，只有大陸人民具有這一政治覺悟和政治是非原則和認知能力、水平。

據本文筆者來美國5年多時間觀察研究，美國高層政客沒有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覺悟不說，還普遍的親共、媚共，甚至總統拜登公開向中國56個民族10幾億人民的公敵、習共政權匪首習近平表示：“美國尊重中國的體制，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中國的體制”就是習共流氓匪幫黑社會法西斯恐怖主義政治制度。就美國聯邦政府和國會具體應對中共政權的下屬機構，如聯邦政府下屬的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等機構，早就被中共國安外派特務滲透（只要收買了委員會下屬的辦公室裡面的主任、高級職員等，就可以影響和控制委員會的主席。因為委員會委員們都是國會議員，精力都放在自己的選區拉選票，如果下一屆落選，兼任的國會下屬機構的委員職務就自動解除了，因此實際操控國會下屬機構的是這些機構的辦公室主任和高級職員，這些職員是終身制，鐵飯碗）。多年來，上述兩個委員會一直被國安外派特務牽着鼻子走，運作一些“形象工程”，甚至自覺不自覺的為中共特務洗白身份，為特務們臉上貼金。特務們用自己和這些機構的官員、國會議員的親密關係（照片）欺騙國內異議人士與其聯繫，搜集情資提供給國安，如四川良心律師盧思位就被“釣魚”。相反，前述兩個委員會對美國境內的政治良心人士提供的極其有價值的中共嚴重踐踏中國人民人權的證據置之不理，連信都不回。美國高層政客傲慢和官僚主義類似共產黨政權中最惡劣的官僚。

中國台灣社會整體上對大陸習共政權的態度和認知也毫無政治是非和原則，普遍親共媚共懼共，甚至有政治黨派投共。文化、教育、新聞和學術界等大都自劃“紅線”，生怕開罪大陸共產黨政權。根本不同情、憐憫受習共政權暴政壓迫的大陸人民，更不支持大陸人民反習共政權暴政的鬥爭。最典型案例就是蔡英文兩次選上總統，都是靠香港市民先後發動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才扭轉選前的政治敗局的。但民進黨政府忘恩負義始終拒絕給香港政治難民避難權。它知道給予香港政治難民避難權這是挑戰了習共政權的政治底線。大陸（含香港）人民反習共暴政的鬥爭是非常孤立的無助的。

聚集美國的民運、反共、人權組織鼓動國內人民赤手空拳去和習共政權拼命，以獲取新聞素材炒作，作為自己在美國政治存在的合理性。如2019年香港市民反送中運動中，就有民運、反共組織蠱惑弱不禁風的香港示威者去和武裝到牙齒的習共軍警硬拼，去流血、犧牲、坐牢。在習共已經用頒布香港國安法的形式對外界公開宣示要對參加過示威抗議的人士重點是對領袖骨幹成員採取抓捕的緊急時刻前夕（2020年6月），還鼓動他們留在香港繼續鬥爭。不撤離香港留下來等死、送死，把習共的牢底坐穿。香港市民政治維權運動徹底失敗人財兩空的根本原因或者錯誤有兩個，不撤離就是其中一個。另一個是根本性政治錯誤，就是對習共政權的政治屬性認識錯誤，以為習共還是之前的中共，會要臉面。沒有認識政治倒車是習近平的宗旨。更不會認識到撕毀《香港基本法》，顛覆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是習近平開政治倒車不可或缺的內容與目標。這是領袖骨幹群體犯下的極其嚴重的歷史性政治錯誤，無可挽回。本文不展開討論這個問題，請看顏智華《香港市民維護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抗爭運動徹底失敗的原因與教訓》。

中國人民在歷史上，包括共產黨建國前還是建國後，都與共產党進行了各種形式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即使在蔣介石領國民黨軍隊主力敗退台灣後，殘存在大陸的軍政人員還繼續與共產黨政權生死戰鬥（共產黨污為土匪暴動），參與暴動者絕大多數是被共產黨稱為貧下中農的群體。暴動範圍之廣，規模之大迫使共產黨調集軍隊主力圍剿。暴動被殘酷鎮壓後，手無寸鐵的民眾中也不斷有人以各種方式和共產黨政權抗爭。文革造反派把共產黨省級及以下的黨委政府顛覆，把共產黨官僚打倒，整個社會平民階層爭取到一定的自由。自台灣民主化後，全世界唯有中國大陸人民擔負起與共產黨政權鬥爭的政治重擔。今天也只有大陸人民在獨自與習共暴政做抗爭。使人氣憤的是在美國的華人中，卻有一大批人貶斥、辱罵中國人民，包括北大畢業的文人。

中國社會分層與轉型的路徑。對社會分層，是弄明白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態度的主要方法。

從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穩定角度，可以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社會群體。體制內包括政權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即所有吃財政飯的群體。另外還包括國有企業（或者國家控股企業）的固定工作人員。其他為體制外群體。在體制內群體中，有機關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之分。不論機關還是事業單位都劃分為領導幹部和普通工作人員兩個大類別。如醫院、學校等事業單位的頭頭和黨政機關領導幹部都同屬於官僚集團。不論黨政機關與事業單位（包括國有企業），官僚集團和普通工作人員群體分屬於高低不同的社會政治層級。從整體上看，兩個層級的政治傾向性和政治態度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整個社會的政治有識之士絕大部份都分布在文化、教育、科研和國有企業這4個系統中。政治有識之士群體（政治集團）是反習倒習政治運動的思想靈魂也是社會基礎（之一）。國有、民營企業的職工以及失業群體是反習倒習政治運動的最強大的社會基礎力量。但都不足以挑戰習共政權，手無寸鐵。能挑戰的惟有軍隊將領，軍事政變或者兵變是習共政權垮台的決定性的也是唯一方式，槍桿子出政權。現在的軍隊完全不存在類似毛共時期的意識形態控制，他的軍官和士兵不會為某個政治意識形態去作戰，何況習近平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可言。更不會去保衛習近平個人。習近平對軍隊將領的清洗早就引起軍隊將領階層的不滿和憤恨，在內心裏面。敢怒不敢言罷了。習近平也知道這點，才不消停的清洗換人，如走馬燈。不論出於何種原因，只要軍隊生變，就是習共政權垮台的開始，是習共流氓匪幫黑社會恐怖主義政治終結的開始。是社會政治向良性方向轉軌的開始。這就是革命。革命以革掉習近平的命為開端。所謂打蛇打頭，擒賊擒王。這是現在中國政治轉型的初始路徑。第一步。

維護習共政權，反社會政治轉型的階級。整個習共政權官員（領導幹部）不分高中低層，在整體上都是政治流氓。區別在於是否參與侵害公民人身、財產權利和其它嚴重損害公民權益的犯罪、瀆職行為。沒有的算“好”官員。有的算壞官員或者罪犯。這是對習共官僚階級的基本政治評估。它的下層官僚直接面對人民群眾，執行上級指示管理、處理社會具體事務，處理人民群眾上訪事宜，往往民怨民憤最多最大。直接出面幹壞事干侵犯人權的犯罪也往往是這個下層官僚。犯下侵犯人權罪惡或者嚴重侵害民眾權益罪行的，不論那個層級，重點都集中在政法委系統屬下的幾個部門。除政法委系統外，其它系統（部門），最典型的是原本屬於服務社會大眾的政府衛生系統，如本文前面已經敘述過醫療欺詐犯罪問題是醫療行業全行業犯罪。還有讓社會普遍生畏的活摘器官反人類犯罪都是醫生干的。由共產黨政權主導的，設計的、保護的，由政府設立的大醫院和醫生直接犯下的醫療欺詐犯罪，是全社會性的直接危害全國10幾億人民生命的社會性犯罪，社會性毒瘤，屬於習共政權政治倒車結下的全社會性惡果，必須與清算習共官僚集團的反人類罪同時清算。政府衛生部門的普通幹部對醫療欺詐犯罪也是痛恨的但很無奈。

   整個黨政機關的普通幹部和民眾一樣是痛恨習近平政治倒車的，也希望政治變革，普通幹部也是政治轉型的社會基礎力量，並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對於官僚階級，內部也分為犯下過反人類罪行和其它嚴重侵犯公民人身、財產或者危害公民權益的罪行的和沒有前述罪行的兩個大類別。前一個類別是反人類犯罪集團，是革命的對象，是人民的敵人，是必須清算和嚴懲的對象，後一個類別的成員在政治態度上不是政治轉型的對立面，而屬於轉型的社會基礎力量，其中一部分有識之士屬於骨幹力量。

四、中國社會政治轉型過程必須徹底清算習共政權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首先是匪首習近平的罪行。凡是受政治迫害，構陷者一律平反昭雪；並追究迫害者、構陷者（包括具體操作者）的法律責任，嚴懲不貸。懲處習共政權內嚴重侵犯人民群眾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犯罪分子。懲處依附於習共政權，特別是體制內利用職業崗位嚴重危害、損害國民人身、財產權利的犯罪分子。懲處其他危害社會，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

從政治上清算死心塌地追隨習近平的死黨分子，包括高、中、低各個層級（重點是高、中層級），並以由新的政治權力機構設立的顛覆憲法、迫害人民、危害社會安全罪懲處，罪行性質同嚴重侵犯人民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同罪。

沒收上述所有犯罪分子財產用於賠償受害者，財產不足以賠償的由同謀者負連帶賠償責任。

對於習共政權之前發生的中共政權官員在行政行為中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犯罪，待後一步清算。犯罪者凡是旗幟鮮明站到反習共政權的政治陣營中來，並有立功者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於追究刑事責任。

在清算和懲處的過程中，逐步建立國民人身自由，政治民主，人權保障、全民福祉的共和國。政體按照民主程序由國民決定。

五、當前的任務

1、國內人民。當前，國內人民群眾根本在於保存力量，等待時機，留得青山在。像1976年周恩來去世和1989年胡耀邦去世而爆發大規模的民眾政治表達事件，原因是前一事件發生有一個相對寬鬆的政治背景，後一個事件發生有一個良好的政治生態。自9.13林彪事件後的後文革時期，社會政治氛圍較之前特別寬鬆，這是得以出現當年清明節前後北京市民在天安門廣場以悼念周恩來為名的實質是反毛澤東的政治活動。1989年能夠發生比1976年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範圍更廣泛的政治表達活動，在於10年政治改革，中共政權的政治屬性發生了根本轉變，社會政治生態也隨之改變。為何之後沒有再出現如1976年“4.5”和“89”那樣的大規模的群眾性政治表達活動，就是“鬧事”呢？因為已經沒有之前，特別是沒有1989年前10年期間的政治生態了。統治者統治越殘暴越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鬧事”事件，李克強去世就是例證，習近平格抓勿論，格殺勿論。任何形態的恐怖主義統治都讓人人生畏。赤手空拳去坐牢、送死毫無意義。正確的做法是在法律框架內進行維權抗爭活動。面對法西斯匪幫的習共政權，作為個體不到萬不得已不要去觸碰它能容忍的限度。該忍的要忍，該讓的要讓，進退有據，保存力量。收集和保存下習共匪幫侵犯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證據以及其它方面的犯罪證據，等待秋後算賬。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在政治上，黨內外、軍內外、體制內外，56個民族、社會各階層大團結大聯盟，先除掉習近平。除掉習近平是黨政軍內反習政治勢力和社會民眾大起義的集結號動員令，是習共政權垮台的開端。是中國社會政治向良性方向轉軌政治進程的第一步。除掉習近平主要寄望於軍隊官兵，立下這個首功者，是歷史的英雄，人民的英雄，新建立的政權給予特別重獎。

2、海外政治良心群體的任務。

海外政治生態。海外政治生態，本文主要指台灣社會和美國漢語族群對中國國內政治的認知和對中國人民反習共政權暴政的態度。台灣社會整體上沒有政治正義和道義感，對海峽對岸的習共匪幫政權無正確的認知和是非觀念，更不同情憐憫支持大陸人民反習共暴政的鬥爭。它的政治民主程度很高，社會法治成熟，但政治上親共、媚共。台灣人性格上普遍缺乏擔當、為人偽善，非常懼怕共產黨。本文前面已經談過。因此不要寄望台灣對大陸的政治轉型有實質意義上的支持。但大陸人民無條件支持台灣人民反習共武裝入侵台灣的政治的軍事的鬥爭，這是大陸人民的政治道義和社會道德義務。

美國這邊呢？漢語圈的政治輿論被所謂民運、反共組織和“學者”等群體主導，喉舌是包括美國之音在內的三大漢語媒體。混淆習共政權與之前各個時期中共政權之間根本不同的政治屬性，混淆政治是非，歪曲當今社會基本矛盾，攪亂政治陣營和階級陣線。對中共打下江山的歷史和能夠坐穩江山的政治原因也極力歪曲。誤導聽眾、觀眾，危害匪淺。有必要作簡要的澄清：馬克思主義發展到第二國際時期，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成為主流。列寧主義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反動，它不能代表第二國際的主流。列寧政治團伙始終是少數。列寧發明的無產階級專政從意識形態到實踐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是第二國際和社會黨國際的政治死敵，1951年，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繼卡爾.考茨基之後，對共產主義的反人類（恐怖主義）屬性從政治學角度又做出了嚴厲的譴責：“國際共產主義是一種新帝國主義的工具。凡是在它獲得政權的地方，它徹底消滅了自由，或者說，消滅了爭取自由的機會。它依靠一批軍事官僚和實行恐怖統治的員警。它建立了一個存在財產和特權方面的令人憤怒的對立的新的階級社會。”承傳自卡爾.考茨基對共產主義邪惡本質認識的社會黨國際領袖們，對共產主義反人類本質的洞察力遠遠高於歐美各國的自由派政客們，直至當今。海外民運、反共組織和“學者”等不批活着的正在台上作惡的習近平，而去糾纏馬克思、毛澤東、鄧小平等死人；把習共政權等同習上台前的中共政權；把習近平開政治倒車10年犯下的滔天反人類罪行的責任歸咎在已經被習近平用類似宮廷政變形式顛覆了的中共政權頭上，歸咎在死人身上。這個群體和喉舌還對於近期中國社會發生的政治的、社會的事件的發生原因和屬性進行曲解甚至刻意歪曲。目的在主觀或者客觀上都是製造政治混亂。本文前面已經批駁過的包括“制度論”在內的“五論”也主要出自這個群體和他們的喉舌。把以習近平為匪首的習共政權的反人類犯罪和在習共政權主導下的其它犯罪歸咎、嫁禍到之前的中共頭上，嫁禍到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死人頭上，邏輯荒唐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於試圖誤導國內反抗習共暴政的56個民族10幾億人民像唐吉可德那樣去和風車作戰。國內人民是騙不了的，主要欺騙在海外的華人和歐美政客。這種惡劣的政治輿論生態不改變，海外很難對國內人民的政治維權抗爭活動有實效性的支持，不添亂就是好事。鑑於此，海外民運、反共等組織中有良知的人必須從政治上轉軌，道德上回歸，回到正確的政治道路上來，回到國內10幾億人民的立場上來。政治正義人士、良心人士群體必須與海外錯誤政治思潮或者習共特務5毛繼續鬥爭，揭露批判他們。國內人民不要被海外這個群體誤導，甚至被披民運、反共、宗教等外衣的國安外派特務“釣魚”。

在習共流氓匪幫黑社會法西斯恐怖主義暴政下，中國社會政治向良性方向轉軌困難重重。但轉軌是必然會發生的。既不要過於悲觀也不要盲目樂觀。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等待時機的到來。

                                         顏智華

                                 2023年12月26日於美國南方

鑑於習共重慶涪陵區委政法委自2020年8月開始脅迫區人社局非法扣發了顏智華的退休金，至今已經3年幾個月。特向有經濟能力的良心人士尋求資助。聯繫方式：140wxq@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