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維護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抗爭運動徹底失敗的原因與政治教訓

               顏智華（2024.01.02）

      （中國重慶.中學歷史高級教師、中共政治運動史學者）

   引言：

   對於香港市民“維權”、“抗爭”運動概念的說明。香港主權在1997年7月1日由英國政府移交給中共政權之前，中共政權先後以中國中央政府的名義和英國政府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和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基本法》等兩個文本形式，承諾香港主權從英國政府接收之後，維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並且在《基本法》中還具體規定了香港特首和立法會最終實行由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簡稱“雙普選”）的時間進程表。中共中央政府後一個承諾，可以視為允許在香港實行英國政府統治時期沒有實現的政治民主機制，可謂是一個進步。2014年發生的香港市民“占中運動”（又稱雨傘運動）和2019年爆發的“反送中”運動，在政治本質上都是香港市民為爭取獲得中共中央政權已經用政治和法律文本形式承諾的給予香港市民的政治權利的維權運動，又鑑於所維護的權利非既得的而是法律文本中承諾要給與的，因此，這個問題就變得複雜化了。就此，為了準確起見，變換為另一種表述方式：這兩次維權運動都是香港市民要求中共政權兌現法律所承諾的政治權利的抗爭運動。用維權抗爭運動更準確貼切。

   本文中所謂“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指的是從1997年7月1日開始的50年內，香港市民仍然享有英國政府統治時期的自由、平等、人權和法制等。

   香港市民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其政治訴求都是維護和爭取上述兩個權利。在開篇之前特此說明。

   又鑑於以習近平為黨魁的中共政權與之前的中共政權沒有政治屬性上的關聯，本文其稱為習共，以示與習上台前的中共政權區別。

   正文：

   以2019年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作為開啟標誌的香港市民維護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政治維權抗爭運動，在持續一年的時間中，雖然付出了極其慘重的血淚甚至犧牲生命的代價，但仍然徹底失敗，其標誌是2020年6月習共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國安法）。其實這場政治維權抗爭運動一定失敗的明顯徵兆在運動開啟的一個多月後，即2019年8月就顯露無遺了，從8月開始，着全副精良裝備的鎮暴警察隊伍在光天化日之下，當着國際媒體記者鏡頭，使用法西斯恐怖手段，血腥鎮壓和平示威者，包括婦女和兒童，這沒有習共政權頭目習近平的指示是不可能的，其他任何領導人都沒有膽量作出這個決定下達這個指示。這說明習近平對香港市民的訴求絕對不會讓步、妥協。失敗已經註定，只是程度和代價的多少與輕重的問題。至於習近平絕不讓步、妥協的原因，留待後面論述。

   一、徹底失敗的政治抗爭運動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分成兩個階段敘述：

   在2019年7月-2020年4月（不到10個月）期間，被警方逮捕10，200人，占香港總人口740餘萬的千分之1.4。其中2，500人被起訴。600多人被定罪。主要是參加街頭示威遊行抗議活動的青少年。罪名是“非法集會、縱火、騷亂、持有攻擊性武器、襲警、褻瀆中國國旗等”。實際被逮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和平示威者。還有不少人被警察打成重傷、女生被強暴、失蹤、離奇死亡等。

   對維權領袖和骨幹人士的大抓捕。在所謂《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後，2020年7月開始-2021年1月的半年中，逮捕100多人，其中55名是香港最著名的政治領袖、媒體人和記者、律師、天主教大主教、大學教授、工會領袖、學生領袖等社會精英。其中如：

   李銘柱（1985-2008先後任（港英）立法局，（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曾任民主黨主席。資深大律師。82歲）。

楊岳橋（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公民黨主席）。

   何俊仁（香港立法會議員。支聯會主席。民主黨前主席。大律師）。

   李卓人（立法會議員。支聯會主席 、職工盟秘書長、工黨副主席）。

   毛孟靜（立法會議員。公民黨成員。傳媒工作者。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任講師）。

   梁國雄（立法會議員，政治活動人士）。

   何文田（大律師）。

   伍健偉（區議員）。

   戴耀廷（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副教授。香港泛民主黨派政治意見領袖）。

關尚義（美國籍律師）。

   吳敏兒（香港職工會聯盟主席、工會領袖）。

   何桂藍（政治人物、資深記者。2019年7月21日直播元朗暴力襲擊市民事件中遭到暴徒毆打受傷流血）。

   陳日君（90歲，香港教區榮休主教）。

   黎智英（壹傳媒、苹果日報創辦人。政治活動領袖。捐巨資資助香港民主黨派和社運組織。2020年6月16日接受法新社以及6月29日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中表示，他已經準備了為香港坐牢並且不會後悔，他不會離開香港並會戰鬥到最後一天）。

  黃之鋒（1996年生，學運領袖、社運領袖）。

  周  庭（1996年生，學運領袖、社運領袖）。

  除個別流亡海外者，香港民主派政治領袖和精英被一網打盡。一場徹底失敗的政治運動並付出了慘重代價。失敗雖然是肯定的，但慘重的代價是可以避免的（留待後面論述）。

   二、香港市民維權抗爭運動為何肯定失敗。

   1、“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只是習近平上台之前的20多年前中共高層非毛化政治改革派的承諾。

   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首腦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是中共政權高層非毛化政治改革派對香港主權移交後在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承諾，1990年由人大制定並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稱香港基本法）是把政治承諾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在香港實行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就是承襲主權移交前的港英時代的政制。包括公民自由、人權保障和法治等。在主權移交後的政治構架上，香港特首和立法會議員實行“間接式”民主選舉，並最終過渡到實行由香港全體選民直接選舉（即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直接民主”形式。這比港英時期總督由英國女王任命凸顯政治進步。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對於香港政治制度的設計俗稱“港人治港，一國兩制”。後鄧小平代表中共政權進一步承諾說：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50年後更沒有必要改變。香港一國兩制是非毛化政治改革運動的偉大政治成果（之一）。或者說它是政治改革成果中的一個重大的組成部分。它是中共高層政治改革派的政治承諾和政治傑作。

   2、一國兩制政治設計和香港主權移交後對中國內地政治發展的巨大正面影響。

   一國兩制政治構想並以立法形式固定下來，這本身就是對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即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否定。它給鄧小平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火上澆油。1997年中共政權接管香港主權後，在2002年胡錦濤上台前，較好的遵守了《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這是香港本土社會各界人士普遍的看法。根本原因在於江澤民在政治上是繼胡耀邦、趙紫陽之後的支持非毛化政治改革的第三任總書記。胡錦濤上台後的2003年曾經試圖按照《基本法》第23條規定，由香港政府當局出面實施“國家安全立法”，引發了香港市民50萬人參加的抗議示威遊行。於是胡錦濤“知難而退”，擱置了這件事情。在香港社會各界的推動下，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根據《基本法第45條》，作出了在2016年香港特首選舉和之後的立法會議員選舉方式上實行普選的決定。這是當時中共政權高層的政治開明之舉，不管出於什麼原因。胡錦濤時期還是大致遵守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治承諾和法律條文的。

   一句話，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政治保障在於中共政權高層的政治意向，其它方面只是其次。權力是主導社會政治走向的根本力量，作為政治哲學結論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中有無數案例已經證明。

   3、香港主權移交中共政權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對內地的巨大政治影響。1997年7月一日，中共政權接管了香港主權，特別是開放內地人民去香港自由行之後，內地、香港兩地居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大眾化常態化，香港成為向內地居民展示資本主義制度，即自由民主法治制度優越性的窗口。在內地不能說的話在香港可以說；內地不能出版售賣的書在香港大量出版售賣；“資產階級自由化”話題可以去香港討論。實際上起到從政治思想和觀念文化層面侵蝕、挑戰中共政權的效果。用現在習共政權的話說，香港成為敵對勢力分裂國家、顛復共產黨領導的基地了。從接管香港主權後的15年（1997-2012年）中，江朱政權承襲了非毛化政治改革的成果並有所發展，如法制建設，強調依法治國等；在政治氛圍上較前10年（1979-1989）更加寬鬆。胡溫政權雖然開始政治倒車，但總體上還是承襲了政治改革的成果。不存在要撕毀香港基本法，顛復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

   4、習近平撕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法律文書，顛復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是習近平上台後開政治倒車，全盤顛復“後30年”政治改革成果的目標和任務之一，是他否定、顛復政治改革全部成果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和組成部分。

   習近平不僅是半文盲，根本還在他少年時期就萌生了仇恨文明、文化、人民、社會的思想。小學文化靠後門入清華大學化學系，混得文憑後又靠後門進入官場。無德無能無政績還步步升官，最後被選為接班人當上中共黨魁總攬大權，這是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逆向淘汰。大權在握後以反腐為名，採用類似斯大林式清洗手段，逐步清洗了高層中全部政治對手或者潛在的政治對手。最終全盤顛復了“後3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的成果（如實行黨委集體領導、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法制建設和依法治國、較寬鬆的新聞、出版、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的氛圍等）。在黨內搞一言堂；媒體姓黨（實際姓習）；法院是黨的刀把子（實際是習的刀把子）；紀委治黨、警察治國。把中共政權完全打造成了流氓、黑社會、匪幫、恐怖主義的習共政權。習共政權和毛共政權沒有政治屬性上的關聯性。它更是（後30年）胡趙、江朱、胡溫各屆中共政權的政治對立面。即習近平政治上仇恨，敵視、反對後3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是反改革派，只是在他上台前隱藏在心中沒有暴露罷了。他上台後使用到手的權力開政治倒車，成為政治反動派。以美國境內為中心的海外漢語輿論平台上，普遍存在的把習共政權的政治屬性和之前的中共政權的政治屬性混為一談的現象，是完全不合乎真實的錯誤認知，政治危害極大，其中有別有用心者。習共政權在新疆殘暴踐踏維吾爾人權只是習共政權殘暴踐踏全國56個民族10億國民人權的一個很小部分。特別是在2020年初-2012年底所謂3年疫情期間，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指揮了對全國56個民族10億國民的極端野蠻殘暴的完全喪失人性的反人類犯罪（封城，封住宅區、封門。又叫“清零”）。這種犯罪行為古今中外尚無先例。在武漢疫情剛爆發，對武漢封城時，就有人斷言習近平會把新疆模式擴大用於全國。

   習近平要全盤顛復後30年政治改革的巨大成果的意圖，從他上台不久就暴露出來了的。如上台伊始就發表“不能用前30年否定後30年，也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的政治隱喻，暴露他要為已經被否定的前30年翻案，復辟。要顛覆後30年政治改革成果。又公然在黨內禁止“妄議中央”，初步暴露出他要搞一言堂和個人獨裁的野心。之後2015年和2016年先後發生的7.09大抓捕律師和查封由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任社長的《炎黃春秋》雜誌事件，是習近平公然顛復政治改革成果的“里程碑”事件。2018年人大會議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則完全暴露他當皇帝的野心了。這是政治倒車的又一個里程碑。

   奇怪的是發動和領導香港2019年維權抗爭運動的領袖們竟然對習近平開政治倒車已經7年的歷史沒有察覺？對他反動的政治本質毫無認識？不知道顛復香港一國兩制是他全盤顛復後30年政治改革成果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內容？這是匪夷所思的，對於香港的政治精英群體。由此，導致了抗爭運動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徹底失敗結果。這是失敗的政治大背景，起決定作用的。

   三、領袖們自不量力，盲目狂妄是香港抗爭運動徹底失敗人財兩空的內因。

前面說過“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政治保障在於中共政權高層政治改革派、政治開明派掌權。習近平上台後他敢於，並實際上全盤顛復了後30年政治改革成果，包括清洗了全部黨政軍內高層中所謂鄧派、江派、胡溫派等政治對手和他不放心的任何人。對於一個彈丸大的香港，鎮壓手無寸鐵的政治抗爭群體如烹小鮮，對於習近平來說。香港的政治領袖群體對此非但沒有認識，反而自不量力，搞雞蛋碰石頭的自殺式抗爭運動。俗話說急跳牆，從2014年習共人大常委作出“8.31”決定，要控制2016年特首候選人提名委員會成員的產生，從而控制特首候選人提名。但是“8.31”決定仍然認可之前在2007年人大常委決定的在2016年實行特首普選這個方案。為何人大常委會的8.31決議仍然承認2007年人大常委的決議？這是因為習近平5年任期臨近，即將召開中共“十九大”，習近平個人政治權力尚未完全鞏固，政治局高層裡面還有潛在的可以挑戰他個人政治地位的力量。可以把“8.31”人大常委會決議看成一個對香港市民的政治妥協，叫緩兵之計也可以。後面的政治風向如何變化，要看“十九大”上政治局裡面的權力構成，即習近平的權勢是增長還是削弱。但是香港泛民派卻以要真普選的口號試圖要習共人大收回“8.31”決定，同時發起占中運動（雨傘運動），但習共政權毫不退讓，占中運動以失敗收場，這是5年後即2019年反送中運動徹底失敗的前奏或者叫預演。由於不冷靜總結政治鬥爭經驗，在2019年6月發起的反送中運動最終重蹈2014年錯誤覆轍，落得人財兩空，賠了夫人又折兵，讓習近平用恐怖主義暴政取代了資本主義制度不說，幾乎全體政治領袖和社運骨幹人物都成了網中魚，牢中囚。主動成全了習近平的完勝，給習近平在黨內鬥爭中加分。像香港抗爭運動中的領袖這樣的政治傻瓜在歷史上不多見，令本文執筆者痛心疾首。教訓深刻、必須面對和總結。除前面指出的根本錯誤外，還有以下錯誤：

   1、對中共反人類犯罪歷史的無知，錯誤套用聖雄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模式。

   百年中共歷史，總體上是一部恐怖主義的反人類犯罪歷史。在後20年（1979-2002）政治改革與（2002-2012）承襲改革成果期間有所中止。即使如此，它的黨文化沒有根本摒棄，在胡溫執政10年中政治倒退，腐敗一發不可收拾，為習近平上台開政治倒車奠定了政治體制和組織構架基礎。此結論不在本文論述。香港抗爭運動的政治領袖和骨幹們把聖雄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模式生搬硬套，用到向習近平謀皮的政治運動中，幼稚可笑的主要原因在於對中共反人類犯罪歷史的無知，具體來說是對習近平和習共政權政治屬性和無知。不管你是搞所謂和理非還是搞勇武抗爭與軍警對壘，失敗都是無疑的。但如果能夠清醒認識習近平和習共政權的流氓匪幫恐怖主義屬性，即使失敗也可以避免付出慘重的代價。

   2、不切實際的相信美國制裁的作用。

   習近平開政治倒車，抓捕了省部級以上高官298人（粗略統計），其中包括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軍隊將軍級高官72人（粗略統計），包括上將7人、中將9人、少將56人。習近平消滅黨政軍內異己並以刑事犯罪治罪的規模和兇殘程度在中共歷史上沒有先例。源自他無德無能無政績卻爬上權力巔峰的極度不安全感，極度自卑感。他知道如果翻車，自己會死無葬身之地。但他敢於如此，說明他雖然一介半文盲，卻有明朝末年陝北暴動頭目張憲忠的兇殘暴戾。為保權力不計任何後果。他會害怕美國搞的所謂制裁？美國國會的《新疆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習近平根本不予理睬，毫無實際的制裁作用。如當年毛澤東不理睬西方國家制裁一樣。寄望於習近平屈服於美國制裁而對香港居民讓步妥協，或者說把寶押在美國制裁上面，這是香港政治領袖們所犯的第二個錯誤，非常幼稚的政治錯誤。

   3、完全缺乏政治遠見和謀略。不考慮失敗的退路與後路。甚至如黎志英誓言，即使被抓捕，把坐牢坐穿也不撤退逃離。這是香港政治領袖們犯下的第三個錯誤。

   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2019年8月開始，警察普遍的使用法西斯殘暴手段鎮壓示威者時候，本文撰稿人就認為赤手空拳去對壘全副武裝的警察造成流血犧牲完全不值。在2020年6月，聲嘶力竭呼籲香港政治領袖、骨幹和參與抗爭運動的積極分子要儘快撤離香港到海外，留下來等死送死把共產黨牢底坐穿毫無價值和意義。並嚴厲批判了某些蠱惑香港抗爭運動參與者留下來繼續鬥爭的居心不良者。退一步海闊天空。到海外你可以高喊香港獨立。可以組建香港流亡政府和立法會。仿效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模式。把香港政治領袖和骨幹精英一網打盡，斬草除根是習近平和他的習共政權的計劃。留在香港坐等抓捕，正中習近平的下懷。黎志英帶了一個壞頭。不僅自己要把牢底坐穿，還把近2千萬港元的巨款給共產黨留下沒收。黎智英十足的政治傻瓜一個，這是香港有識之士的普遍看法。

   對於香港政治領袖精英們所犯上述錯誤，本文撰稿人曾經和香港文化界某大佬討論，究其原因？答曰：政治領袖精英們多是香港本土或者早期來港的，他們政治幼稚不說，還排斥內地偷渡來港的政治有識之士，不聽不同政治意見和見解。其中還不乏政治投機者，政治上短視淺薄就在所難免了。

   4、滲透進內部和在外部的習共特工的輿論誤導。如散布習近平集權是為了推進政治改革。造謠江、習斗，把習近平破壞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罪責嫁禍到江澤民頭上，說是江派政治人物所為，目的是給習近平製造政治麻煩。以此矇騙和誤導香港政治領袖和精英，讓其發生政治認知錯誤。還散布“共產黨馬上就要垮台了！”“香港抗爭人士只要堅持下去一定會勝利……”等妄言。讓香港抗爭運動的參與者繼續犯錯誤下去。對此，本文撰稿人很有感觸，在當時。

   四、激進冒進和偏執，政治口號模糊與完全不切實際，是抗爭運動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

   前面已經說過，香港一國兩制，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政治決定權在中共政權高層的政治意向。而中共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政體，中央的權力又集中在幾個寡頭甚至黨魁個人手上。因此對於香港基本法4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香港市民對上述最終目標不能操之過急，不能盲目的和中共中央決策者硬碰硬。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8.31”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雖然對比2007年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2016年特首產生辦法和之後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的規定，有自食其言。對此採取和平抗議無可非議。但是採取長期占領主要街道，堵塞交通的極端辦法是錯誤的，不明智的。人大常委會2014年“8.31決定”釋放出來一個明顯的政治信號：告訴香港市民，習近平並非2012年十八大前的中共高層改革派，而是反改革派，開政治倒車派。對此重要的政治信號，香港政治領袖精英們要麼沒有察覺，要麼沒有引起重視。直到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又犯了同樣的激進冒進和偏執的錯誤。有一點類似30年前的89學潮，從開始時候的理性發展到胡鬧。香港市民重犯89學潮中某些錯誤的原因，在於受到海外“民運”群體在政治上欺世盜名，偽造“89民運”這個政治歷史概念並神話這個偽概念的誤導有關。這是題外話。89學潮後一階段學生領袖的錯誤引導直接把學潮導向了胡鬧，最終葬送了非毛化政治改革進程和中國民主轉型的難得的契機。如提出“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政治口號或者叫政治綱領就非常含糊不清。在習共政權的傀儡林鄭月娥宣布撤回“送中條例”後，固執地要求“5大訴求缺一不可”的鬥爭目標。是非常自不量力的、狂妄的。妥協、讓步，見機行事，進退自如等才是善於政治謀略的表現。固執偏執是政治鬥爭大忌。披着海外民運、反共畫皮的習共特務們就是誘導和誤導香港政治領袖和參與者們犯錯誤來協助配合習共政權瓦解香港人民的政治維權抗爭運動並讓其徹底失敗的。至於香港維權抗爭運動的領袖或者骨幹中是否有內奸，刻意要把運動引入徹底失敗的結局？內幕有待澄清。

   結尾：香港政治抗爭運動徹底失敗已經三、四年，至今以美國境內為中心的漢語媒體、華裔政治組織、宗教組織、“人權組織”，還有逃亡海外的香港抗爭運動的參與者等，一直不敢公開承認香港市民維權抗爭運動徹底失敗，更是迴避、掩蓋香港政治領袖和精英們犯下的嚴重政治錯誤。還不停的把喪事當做喜事辦。其中最荒唐的是把香港社會原本具有的自由法制人權社會的消失的原因歸責在（2020年7月1日實施的）《香港國安法》頭上，把一紙文書當作政治責任（也是法律責任）的主體，不僅是法盲的表現；同時暴露了這些媒體、組織、個人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掩蓋習近平是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顛覆了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責任主體，也是犯罪主體。本文撰稿人一直在揭露上述為習近平掩蓋、開脫罪責的輿論是由習共大外宣主導的。其平台就是美國境內的3大漢語媒體和推特。

   香港一國兩制是習近平一手顛覆的，習近平不倒香港一國兩制就恢復不了。這是本文撰稿人的又一個結論。

                                          顏智華於美國南方

           （2023年8月28日草擬，2024年1月5日修訂發表）

（鑑於習共重慶涪陵區委政法委從2020年8月開始，脅迫涪陵區人社局非法扣發了顏智華的退休金至今已經3年多，希望有經濟能力的良心人士資助。聯繫方式：140wxq@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