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香港鳳凰台一期節目中，李敖意味深長地說，魯迅從來不罵日本人。早在上中學的時候，魯迅是被奉為鬥士、旗手、大文豪，甚至是“聖人”，教科書裡有很多魯迅的文章。因此，對李敖的話感到非常驚詫。在中國近代史上，對中國侵略最嚴重的國家就是日本，魯迅怎麼可能不罵日本人呢？可是，李敖作為一名知名人士，不至於敢於完全胡說八道。帶着深深的疑問，關注這個問題了。發現魯迅身後確實存在巨大爭議。最典型反對魯迅的例子是，蘇雪林女士1936 年11月致信胡適說，“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着”。

一邊奉為“聖人”一邊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都沒有。反差之大，讓人大跌眼鏡。

胡適在給蘇雪林的回信說：“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

以後，蘇雪林畢生從事這項研究。

胡適作為一名學者，從學術方面來看，自然不必糾纏於個人品行，而是看其觀點內容以及產生了何種社會影響。

魯迅在中國近代的思想、文藝和教育等各個方面都有非常重大的影響，是中國近代史上無法迴避的一個事實。因此，必須作為一個歷史人物進行全面考察和研究。

一 ．魯迅的前段生活經歷

魯迅的經歷基本上可分為兩階段，從1881年9月出生至1927年10月離開廣州到達上海的46年為前一階段。之後居住在上海日租界直至1936年10月去世的9年為後一階段。本篇集中先談前階段部分。

1.周福清科場舞弊案

　魯迅在1881年9月25日生於浙江紹興，周姓，名樟壽，字豫山、豫亭、豫才。其祖父周福清於同治六年（1867）考中舉人，四年後通過殿試成為進士。三年後被派往浙江杭州府金谿縣當知縣。光緒四年（1878），被參劾革職，次年又花錢捐了個從七品，回到京城。光緒十九年三月，周福清因母親去世，回鄉居喪三年。期間，其子周用吉報名參加當年舉人考試，但以前已經多次落榜，眼見正規途徑沒指望，周福清就想賄賂考官。這次的主考官恰是周福清同時考中進士的殷如璋。周福清得知同年來當主考，特地從上海乘船趕到蘇州，停船靜候殷如璋官船，並準備好關節條子。所謂“關節”，是指與考官串通作弊，在入場前訂下考生在試卷某處作何記號。另外還有一張紙寫着“洋銀一萬元”，是許諾事成之後酬謝主考。周福清除了自己兒子外，還加上馬、顧、陳、孫和章姓等另外五人，要求主考官一併關照。按照清末科舉行賄行情，一名舉人即需萬元乃至兩三萬元。因此，如果事情辦成，他就可以向其餘五家索要五～十五萬元，獲利十幾倍，非但兒子可以中舉，還可大撈一票，真是名利雙收！

七月二十七日，殷如璋的官船到達蘇州碼頭。周福清為避人耳目，把作弊信件和名片裝入信封，派家僕陶阿順代送。他囑咐陶阿順，先投帖拜會，讓主考大人接見，再當面遞信。陶阿順是個粗人，來到官船下，主人的吩咐早忘腦後，而把名帖和密封信函直接呈遞上去。

正當周福清盼着佳音時，事情卻敗露了。原因有兩種不同的流傳，其中一種是：按清代規定，主考官在赴任路上不得接收任何私人信件，以防說情作弊。殷如璋當時就請來訪客人代拆，信內是考場作弊的內容，殷如璋拍案大怒，當即將陶阿順拿下嚴審。

不管哪種說法，反正事情敗露了。周福清見陶阿順遲遲不回，見勢不妙，棄船逃遁，各處躲竄。

明清兩代歷來對科場作弊處置極為嚴厲，歷史上先後有十餘名主考官因犯案被斬立決，甚至一品大員的大學士柏葰也在科場案中被斬。同時，還先後有百餘名考生被取消功名並杖責，十餘人處死，千餘涉案家屬流放。最慘的是雍正十一年河南學政俞鴻圖因其妾受賄作弊，儘管他並不知情，依然被腰斬。他被攔腰截為兩段後，用手指蘸鮮血在地上連寫七個“慘”字，才痛苦死去。雍正得知後，也覺得實在過於殘忍，從此廢除腰斬。

周福清頂風作案，朝廷下旨查辦，雷厲風行。周福清成了全國通緝犯，無處躲藏，只得自首投案，被判處斬監候，待秋後處決。可能是僥倖，也可能是花錢通了關節，三次未被“抽中”執行，後被減刑為“牢固監禁”，到光緒二十八年獲准釋放，共蹲了8年的大獄。魯迅的父親周用吉，也被牽連入獄。

此事發生在魯迅13歲的時候，其父周用吉釋放後，染病不起，於魯迅16歲時病故。

由於這樁科場案，魯迅的家庭跌入困頓。魯迅及家族從此丟盡臉面，無臉見人。

從此世人對魯迅家族十分鄙視。科場舞弊是清流知識分子所不齒。周福清先遭彈劾革職，賄賂回到京城，還不思悔改，又干出科場作弊醜事，其道德操守可想而知。而遠非都源自魯迅所謂的勢利眼，因此，對他家族的“落難”恐怕少有人同情。

人處於逆境往往也未必不是好事，逆境中砥礪奮進的例子多不勝舉，所謂“自卑與超越”。

然而，魯迅青少年時期缺乏“愛”的環境，卻造成他畢生的心理陰暗和性格扭曲。事實上，對周福清的處理從浙江到中央的官場並不都是冷麵孔，而是給予幫忙的，以致對周福清斬立決並沒有實施。而魯迅卻對此絲毫沒有過感恩。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對這段歷史是有記述的，但，魯迅一輩子諱莫如深，在他在為《阿Q正傳》俄文譯本寫的自敘傳略中說，“但到我13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後來“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裡”（《吶喊•自序》）。魯迅還說，這段經歷 “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魯迅書簡》）。至於什麼變故，他沒提。那麼，他明白了什麼呢？明白了祖父和父親的行徑的無恥？他一句都沒說。

2.在日本七年的生涯

1898年，魯迅18歲時，離家入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學習。1902年3月24日，魯迅獲得官費留學日本，先進入弘文書院補習日語，於1904年4月30日結業， 9月轉入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是當時學校中唯一一名中國留學生。

 圖1.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源自網絡）

仙台醫專僅是一所三流學校，離東京300多公里，地處偏僻，冬天非常寒冷。那麼，其教學水平如何呢？不妨從魯迅最崇敬的老師藤野先生的情況可略見一斑。

1901年10月，藤野應聘到仙台醫科專門學校任講師，後升為該校教授。1912年該校併入東北帝國大學，作為其醫學分部，1915年成立東北帝國大學醫科大學，藤野因學歷不夠，被迫提出“請求免職”，降為臨時講師，很快又可能學術水平不夠，被解除講師職務，連臨時都不夠格了。以後，只能到一家慈善醫院做全科醫生，並於1919年回故鄉開診所。

所以，該校的一名教授在日本較為正規的大學裡連普通講師都不夠格，可見該校的教學質量了。

那麼，為什麼魯迅會選擇這樣的一所學校去留學呢？他在《藤野先生》說，那裡“還沒有中國的學生。”其弟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一書中也說，“他卻特地去挑選了遠在日本東北的仙台醫專……還沒有留學生入學，這是他看中了那裡的唯一理由”。

這一理由恐怕很難站得住腳。不喜歡中國留學生，不來往就是了，每個大學都有很多學生，很容易相互分散開。日本好大學有的是，如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等，何苦要選擇一個偏僻的三流專科學校？然而，問題是你想選一流大學，人家一流大學會要你嗎，想進就能進嗎？事實上，他除了那個仙台醫專，別無選擇。所謂不想同中國留學生來往不過是遮人耳目而已。

即使如此，他在仙台醫專只讀了一年就輟學了。據他自己說，終止學醫的原因是，課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戰爭的紀錄片，一名中國人替俄國人當間諜，被日軍槍斃了，圍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國人。課堂里的日本學生鼓掌歡呼“萬歲！”於是，他說“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但是，據魯迅同班同學鈴木談：“幻燈的解說由中川教授親自進行，也許有中國人被日本軍殺死的場面，學生大體卻是靜靜地看着。後來才聽說這件事成了周樹人退學的理由。當時周樹人卻沒有說過這件事。”

今天很難說得清，當時課堂的情景。不過，從常理來看，觀眾歡呼萬歲，一般是慶祝重大勝利的時刻，不見得會因看到一個人被槍斃而歡呼。

從他進入的仙台醫專的成績來看，即使這樣的三流學校，他的成績也極不理想。魯迅的同班同學小林茂雄保存了一份魯迅在1905年在仙台醫專春季升級考試的“成績報告單”，各科成績如下：解剖59.3，組織72.7，生理63.3，倫理83，德文60，化學60，物理60，7門功課平均分65.5，最高分的一門倫理還不是專業課。各門成績在全班142人中名列第68名。

 圖2.魯迅在仙台醫專一年級的成績單（資料源自網絡）

這還僅是一年級的課程，已經招架不住了，往下只會越來越難。他當時已經二十六了歲，而他的日本同學基本上只有十八、九歲，待這些孩子長大懂事一些，恐怕他非墊底不可。但，他想到的，不是咬緊牙關拼，而是僅僅學了一年就開溜了。

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講到“東京也無非是這樣……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買……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文中的中國留日學生形象是辮子盤頭頂如“富士山”、“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天天學跳舞”，一個比一個沒出息。

那麼情況真是如此嗎？ 當時和他幾乎同一時期留學日本的蔣中正的照片上，沒有任何辮子或“富士山”，而是英姿勃發。

 蔣中正留學日本時的照片

當時絕大多數中國留日學生是愛國的熱血青年。留日學生組織過許多編譯團體，如譯書匯編社、湖南編譯社、教科書譯輯社、會文學社、東新譯社等，翻譯了大量書籍，創辦了《新廣東》、《新湖南》、《浙江潮》等雜誌，激揚文字，傳播主義。1903年 5月鄒容發起創立了中國學生同盟會。當孫中山提出成立同盟會時，留學生紛紛響應。所以，辛亥革命的核心力量正是中國的留日學生。這些愛國志士不惜犧牲生命救國，最著名的有鄒容、陳天華以及秋瑾等人。中國留學日本的許多人為了中國革命事業，不惜流血犧牲。僅廣州起義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中國留日學生：喻培倫（日本千葉醫學院學生）、林文（日本大學學生）、方聲洞（日本千葉醫學院學生。）、林覺民（日本慶應大學學生）、林尹民（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學生）、陳與燊（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生）、陳可鈞（日本正則學校學生）、石德寬（日本警監學校學生）等八人。

尤其是，林覺民的《與妻書》感動了無數人，其《稟父書》中“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何等的境界啊！

日本的留學生中不僅是為中國革命犧牲的愛國志士，還湧現了一大批人才，僅軍事方面就有：黃興、蔣百里，李烈鈞等人。

所以，魯迅那段文字是對中國留日學生的莫大污衊，是對中國革命先烈的莫大侮辱。

對於魯迅輟學一事，有人解釋為魯迅當時覺得，中國問題主要不是國民體質弱，而是頭腦麻木，因此，決定放棄學醫，改用文字喚醒民眾。

一個不能解釋魯迅為了用文字喚醒民眾而放棄學醫的事實是，二十世紀初葉，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人公開發表了大量喚醒民眾的革命文章，1906年，章太炎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宣傳反清革命，然而，卻不見退學後的魯迅在上面發布任何片言隻語。

魯迅在1905年離開仙台醫專後，卻一直滯留在日本，直到四年後的1909年才返回祖國。既然要喚醒民眾，為何一直滯留在日本？讀書才一年不到，卻輟學後鬼混了四年。如何解釋？

其弟周作人回憶說，魯迅在1906年6月把學籍轉入東京獨逸語學會的德語學校，但僅是掛個名，平時根本不去學校，每天早上10時才睡醒，醒來還趴在枕頭上抽一兩枝煙才起床。與魯迅來往的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懶得去上學的人”。

周作人還說到，魯迅當時的官費補貼每年四百元，每月能領到三十三元。 按魯迅自己的說法，則是每月三十六元，只夠衣食學費，不足之數就需要自己來掙了。

在一家天曉得的“野雞”學校掛個名，根本不去上課，卻以此騙取官費補貼。每天懶洋洋躺在床上，一年不需要翻一頁書，淨到手四百大洋，而當時工人月工資只有一、二個銀元。不過，四百大洋在東京也只夠衣食學費，不足部分如何辦？沒有交代。他自己說，他家庭已經十分貧窮，早就淪為乞食和典當了，而且，父親已經去世，靠母親是負擔不起的。然而，魯迅當時卻在東京過着富裕悠閒的生活，雇日本女傭，還資助二弟留學。

資金何來？當時日本對中國實行文化侵略，經常收買漢奸文人當內奸。或許，去投靠某種勢力，能得到些貼補？有人推測是日本特高科發工資，密探留學生動向的。這事我們無法定論。不過會騙取官費的人，這種事也未必做不出來。

3. 與秋瑾的衝突

1905年12月8日，留學日本的陳天華為抗議日本政府頒布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蹈海殉國，時年30歲。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公推秋瑾為召集人，召開陳天華追悼會，魯迅也出席了會議。會上，秋瑾號召留學生集體回國以示抗議。讓人十分費解的是，魯迅已經不在仙台醫專就讀二年級了，還說“東京也無非是這樣”，又有那麼多討厭的頭頂“富士山”的中國留學生，卻死活不願意離開東京回國。秋瑾再也沒想到，魯迅想要騙取官費補助，白吃白喝，哪肯離開。

當時，秋瑾怒不可遏，拔出隨身的日本刀，對他喝道:

“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圖4.秋瑾遺像

1907年7月，秋瑾響應徐錫麟起義，英勇就義於紹興軒亭口。光復會開大會紀念。魯迅在集會上慷慨陳詞，大家被他深深感動，贏得熱烈掌聲。於是，組織者要他回國刺殺清廷官員，他當場欣然受命，真是不僅不計前嫌，豪情萬丈。可是，臨行前又不幹了。日本人增田涉說，魯迅曾對他說過：“我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時候，曾經被命令去暗殺。但是我說，我可以去，也可能會死，死後丟下母親，我問母親怎麼處置。他們說擔心死後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在大會上慷慨激昂，吸引眼球，賺足風頭，真要去了，卻如戲台上無賴哀求饒命的台詞，“俺還有八十歲的老母要養哩！”

其實，他真的死了，還有他兩個弟弟，老母也不至於沒人照顧。

許廣平在《兩地書》中說到，魯迅說過：“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

或許，是他對自己當年懦怯的一種辯解吧。

然而，許廣平還提起魯迅居然對她這樣說過，“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實她並沒有做什麼。”

恐怕只有良知完全泯滅的人，才會如此污衊烈士。

4.教育部低級官員和和狂人日記

1909年，在東京騙公費白吃白喝近四年後，已經29歲，年近三旬，眼看無法繼續騙取官費留學補貼，萬般無奈只好回國了，在紹興的師範學堂任教員，算是有了份工作。

儘管，魯迅對辛亥革命不惜潑髒水，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他卻是很想要的。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滿清政府被推翻，1912年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紹興人蔡元培任教育總長，魯迅由同為紹興人的許壽裳推薦給蔡元培，到教育部任職。以後，中國時局不斷劇變。

2012年，魯迅隨政府北遷至北京，在教育部任僉事，相當於科長級。以後，他在北洋政府內長達十四年的公務員生涯中，始終只是一個區區僉事，具體工作是資料抄寫，沒有得到任何升遷。儘管，上層官員走馬燈似的換，他卻始終只能捧住這飯碗。在這14年時期中，發生了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五四運動”、曹錕賄選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風波，魯迅始終一言不發，“恪恭將事”，當他的公務員。而且，1915年日本逼袁世凱政府簽署《二十一條》，全國人都激烈抗議這一賣國條約，魯迅卻恭恭敬敬簽下同意大名。

中華民國走馬燈似的換了五位大總統。可是，他幹了十多年，始終沒有升官機會。其實，官場混出名堂，光靠“恪恭將事”當然是不夠的。當時掌權的集團一會兒直系、一會兒皖系，一會兒又是奉系。一朝天子一朝臣，來一個大帥帶來一批人馬，再怎麼也輪不到他。當然，有過硬的資歷或背景也成，例如，與魯迅同歲的章士釗，早期參加了同盟會又留學英國五年，後來兼任教育、司法兩部總長，成為魯迅這個小小科長的高高在上的頂頭上司的頂頭上司。

他在《墳•從鬍鬚說到牙齒》裡回憶說到：“我曾經是教育部的僉事，因為‘區區’，所以還不入鞠躬或頓首之列的。”在長達14年的時間裡，頭頂上的高官有總長、次長、司長等等多得數不過來，小小科長連湊上去“鞠躬”和“頓首”都不配。眼看年近半百，依然還是個小小科長。眼睜睜看着別人升官，就連與他一起進教育部當僉事的許壽裳都已一路升遷到參事、司長。

事實上，沒有任何背景，連個正規文憑都沒有，要不是蔡元培當初的面子，能在教育部當差已經很不錯了。

其實說到文憑，民國時期蔡元培等人看重的是真才實學，而不是僅限於學歷。例如，蔡元培邀請只有中學學歷的梁漱溟到北京大學講授印度哲學。1917年胡適回國時，還未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但蔡元培為讓胡適進入北大不惜編造其學歷。1925年，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聘任並未在國外取得學位的陳寅恪為導師，和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

那麼，同為同鄉的蔡元培應該最關照他，但為什麼沒有慧眼識英雄，看上魯迅呢？恐怕只能說他肚子裡沒貨。

蔡元培在教育部任職僅僅數月， 1912年7月，就不願與袁世凱政府合作，辭去教育總長的職務。魯迅他哪敢跟着蔡元培一起辭職，只是小心翼翼捧着僉事金飯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埋頭抄寫。

就這樣一直抄寫了足足近十年，眼看就要年逾四十，還是默默無聞。忽然，鹹魚翻身的機會說來就來了。早在八十多年前的1835年，俄羅斯作家果戈理出版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故事大致是：小說主人公波普里希欽是沙皇時期的一名九等文官，工作是抄寫和給部長削鵝毛筆。由於身處單位底層，部長把他當僕人使喚，科長見到他連頭都不抬一下。有一次，他看到了部長的女兒，就暗戀上了。可是，名花有主，眼看她就要與一位英俊的侍從官喜結連理。波普里希欽憤憤不平，認為什麼好處都給那些貴族老爺們拿走了，最後發了瘋，以為自己成了西班牙國王。於是，被關進了瘋人院。

細細對比一下，這位俄羅斯九等文官與魯迅當時有太多的共同之處，列表如下：

波普里希欽與魯迅情況對比表：

所以，魯迅簡直是這位俄羅斯九等文官的活脫脫中國版本，比僕人好不到哪裡去。九等文官嫉妒好處都給別人拿去，魯迅則多年不得提拔，眼睜睜看着別人爬到自己頭上去。九等文官見科長必須深深鞠躬，而魯迅連討好鞠躬都輪不上。心中之妒火可想而知，因此，九等文官妒忌，魯迅妒恨；九等文官發瘋，魯迅抓狂。

或許，與波普里希欽幾乎完全相同的處境在魯迅心中激起了非常強烈的共鳴。於是，就仿照寫了一篇《狂人日記》，當時，正好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於是，1918年5月陳獨秀就將其刊載在他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

兩部《狂人日記》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以第一人稱的日記體寫的，都是借用狂人的口氣，都是用“救救孩子吧！”結尾。所以，說其有剽竊嫌疑，也非毫無根據。

然而，還是有很大不同之處的。果戈理的原著有較詳細的心理和情景描寫，而魯迅的作品的篇幅遠小於前者，幾乎只有狂人的恐慌心理。在藝術上毫無可取之處。

在故事情節上，魯迅也不敢全部照搬。那個波普里希欽的狀況與魯迅十分相像，都照搬過來，人家就以為是在寫周某人自己了。如果也寫狂人想要娶總長的千金做老婆。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這人都快四十了，已經有老婆了，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而如果抱怨所在單位里，好處都給手長的人撈走了，那不是在抱怨自己得不到提拔，快得精神病了？教育部的上司會怎麼看？連飯碗都保不住了。

因此，這些是都不能照搬的。於是，果戈理的狂人是妄想症。而魯迅則選擇了強迫症——別人總是用不懷好意的目光看自己。實際上是借瘋人之口傾訴自己內心的鬱悶。

魯迅確實內心始終被非常強烈的自卑感籠罩，對別人的目光是十分敏感，時時刻刻都神經質地覺得別人會用鄙夷目光看他。所以，《狂人日記》裡幾乎全是狂人覺得周圍都是不懷好意在看他，而實際上正是魯迅自己陰暗心理的寫照。極度的自卑，必然導致極度的逆反心理，而長期的性壓抑，更加劇了心理變態。大家認為是白的，他一定要說成是黑的，越黑越好；大家認為是好的，他一定要說成是壞的，越壞越好。世界一致公認最壞的是殺人放火。而魯迅認為還不夠壞，最壞莫過於吃人。於是，“吃人”二字不厭其煩的在全篇文章中出現20多次。吃人者有趙貴翁、過路人、鄰居、小孩子......甚至他的親骨肉大哥，包括了周圍的一切人，令人毛骨悚然。

那麼，為何會人吃人呢？《狂人日記》的答案是，“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把中國文化和道德體系統統看成是“吃人”。還說中國是，“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也只有狂人或瘋子才有這樣的狂態。文章最後還假惺惺的呼喊：“救救孩子！”

當時，正興起新文化運動，激進思想甚囂塵上。污衊傳統道德為“吃人道德”，污衊中國是“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讓魯迅一鳴驚人。

然而，數千年來，人類都是因建立了相應的道德體系，從而從原始的野蠻狀態跨入文明的。當年色列人在“摩西十誡”約束下走出埃及，創造了以色列文明。野蠻的日耳曼人皈依以“愛人”為核心價值觀的基督教，走到了當今世界文明前列。中華數千年文明的道德體系的核是孔孟的“仁者愛人”，是仁義道德。魯迅把仁義道德說成是吃人。那麼，不講仁義，沒有道德，豈不都變成野獸了？倒真要人吃人了！其惡劣影響是十分嚴重和長遠。這套歪理演繹到文革時期，發展到頂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溫良恭儉讓“於是，各種極端恐怖暴力遍布中華大地。在廣西大屠殺中，吃人心人肝下酒成了某些極端分子的家常便飯。真人吃人了。

文明建設必須一步步逐步邁進。只圖一時痛快，想推到一切重來，後果必然是倒退到原始野蠻狀態。

5.偷窺弟媳入浴案

既然把仁義道德說成是吃人，心中還會當一回事嗎？沒多久就鬧出天大醜聞來了。1919年11月，魯迅弟兄將紹興的老屋出售，買下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11號的一處院子。魯迅、周作人和周建人及他們母親一起搬了進去。這是老式三進院，外院是魯迅住房以及雜物倉房，中院是母親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是周作人和周建人兩家分住。

沒想到在1923年居然兄弟決裂，當時周作人給乃兄一封絕交信，全文如下：

“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在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圖5.周作人給魯迅的信（資料源自網絡）

以後，魯迅被迫無奈遷出，和朱安一起搬至西四磚塔胡同61號。第二年6月，魯迅回去取物，據魯迅日記和在場目擊者講述，周作人夫妻當眾痛罵魯迅，言辭“不堪入耳”。接着兄弟就大打出手，周作人拿起銅香爐砸向乃兄，魯迅也向乃弟擲一陶瓦枕，還以顏色。

兄弟倆從此徹底決裂，不相往來。

有話說“君子動口，小人動手。”兄弟倆一個是文壇呼風喚雨人物，一個是北大著名教授，究因何種深仇大恨，大打出手，鬧得如此斯文掃地呢？

有關原委有兩種版本。

其中一種說：西直門內八道灣11號的院子是魯迅出錢買下來的，平時的花銷都是魯迅支付的。由於，朱安不識字，家務全交給其弟周建人妻子羽太信子負責管理。但羽太信子花錢如流水，魯迅就不願意了。於是，兄弟倆就徹底鬧翻了。

另一種說法是：魯迅偷窺周建人妻子羽太信子入浴。兄弟打架時在場的章廷謙後來含糊地說：“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說魯迅調戲她。”這就相當令人不堪了。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局外人一般是很難搞得清的。但是，因為這事的原因只有兩種說法，非此即彼。不難分析出原委。

先分析第一種說法：

首先來看這棟院子的結構。中國傳統民居通常是按家中地位和身份由里到外分派的。一般身份高的在後進，最前排的往往是僕人和雜役居住的。他們全家的居住是這樣的：中院有高大的三間，其中的中間堂屋是餐廳，母親魯瑞和朱安分別住東西兩間；院子後面有一種荷花的小水池，周作人和周建人分別住後院的九間；外院則是魯迅住房以及雜物倉房。魯迅付了全款卻居然住在最前排緊挨着堆放雜物的屋子作臥室。似乎一切倒了過來。

再說，既然是魯迅付的全款，老弟有什麼資格不許他到後院來？而且，兄弟鬧翻，應該是老弟被趕出門，然而，卻恰恰相反，是魯迅被掃地出門了，而且，老母和弟弟周建人還居住在原地。說不通吧。

事發突然，魯迅不得不通過熟人關係租住至磚塔胡同六十一號。這是三間朝北房間，矮小進深淺。堂屋放一張小飯桌和一張木板床，魯迅在這裡生活兼會客。朱安住西邊一間。魯迅母親常從八道灣來看他，東邊一間就供老太太臨時住。從帶花園的院子寒酸到如此。如果，院子是魯迅出錢買的，既然已經徹底決裂，應該是老弟一家被趕出家門，而偏偏相反卻是他自己被掃地出門，說不通吧。

事實上，周作人在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當時大學教授薪資頗高，到第二年購房也完全可能的。

再談所謂的，因朱安不識字，家務事全由羽太信子包攬的說法。朱安不識字，難道連錢都不認識了，上街買東西都不會？那後來搬到磚塔胡同怎麼都是她辦理家務的？朱安不識字，而羽太信子是一個女傭出身的日本女人，非但沒多少文化，當時連中國話都不知道幾句，倒能掌管？

魯迅是個錙銖必較的人，他從一九一二年起，到一九三六年去世，幾乎每天都會寫日記，還非常喜歡在日記里記賬。居然會從1919年至1923年長達四年的時間裡，任由其弟媳婦大把揮霍自己的錢？再說，你補貼老弟那麼多年，老弟居然會暴跳如雷，和你一刀兩斷，斷了財路。這些解釋得通嗎？

所以，只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魯迅確實偷窺了。

周作人對此事對外絕口不談。

而魯迅在給一封給友人的信《關於我和羽太信子的關係》中自辯。開頭聲明：“我的說法裡，是不包含香艷的畫圖和生猛的動作的”　似乎暗示事情曖昧。

接着突出重點說：弟媳羽太信子花錢如流水，“療養則西山，病則謁日醫。最多時請了十一位工人。”

魯迅另外還在信中說，且羽太信子對三弟周建人不滿，對朱安不敬，對魯迅冷遇閒言，行為近乎於悍婦。

然而，根據另外兩份資料，情況並不如魯迅所描述。羽太信子出身貧寒，當過女傭。魯迅母親說過：這個日本媳婦（信子）勤勞好學，有上進心。她對婆婆也相當孝敬，比如，婆婆患腎炎，需要吃西瓜；為了讓婆婆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辦法。這讓老人家非常滿意。信子對丈夫周作人和孩子們的照顧也很周到。另外，徐淦《忘年交瑣記》有一節記羽太信子後半生的表現，說：“上街採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裡里外外操勞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賢妻良母，鞠躬如也，低聲碎步，溫良恭儉讓，又極象紹興的老式婦女。使我一點也看不出從前知堂（周作人）當教授、做偽官領高薪時她會變成闊太太，如今過苦日子才變成這樣勤勞、樸素。”又，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三個牌位（母親魯老太太、周作人女兒若子、周建人兒子豐三的牌位）前供上飯食，然後才讓全家人用膳。1961年羽太信子病篤說胡話時，講的居然是紹興話（而不是母語日本話），使周作人大為感動。

因此，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女人會像魯迅所說的那樣，在當上教授太太的那段時間裡，就忽然大手大腳起來。另外，如果說她對周建人恨極，怎麼可能去供他兒子的牌位呢。再說，如果她對朱安不恭，你魯迅自己把朱安當人嗎？會在乎嗎？

而且，關於羽太信子的生活奢侈，兩弟兄都已成家，經濟分開就行了，有何難處？至於不恭，本來就分住前後院，也只要少來往就行了。說白了，都不過是生活瑣事，兄弟還是兄弟，要鬧到一輩子決裂嗎？

再不妨看一下周作人的絕交信，信的開頭是，“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表明周作人對事情是剛知道的，如果說是其妻揮霍浪費，僱傭了好多僕人，他不可能昨天才知道。往下的一句話是，“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顯然表明他受到了傷害和侮辱，其中“幸而尚能但受得起”這句話，更表明了這種傷害和侮辱是十分嚴重的。結合信開頭的那句話“我昨天才知道”，表明這種侮辱不是直接施加於他本人的，唯一可能使他受到如此傷害的，只可能是他的妻子受到了侮辱。

信的最後是，“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後面的院子是他的女眷住的，他要求魯迅不要再去，其含義已經十分明顯。最後，又稱“願你安心，自重”，表明他認為魯迅的行為很不自重和很不端了。

那麼，這不自重究竟指的是什麼呢？這就非常不堪了。在中國，偷窺女人洗澡是道德敗壞到極點的行為，只有一些小流氓才幹得出的下流事。

魯迅的信儘管洋洋灑灑寫了很多文字，到了這關鍵地方，他偏偏語焉不詳了“此後的事情，可能我知道得還不如你們清楚，她說了什麼？周豈明為什麼憤怒。豈明不說，我也不答。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沒有覺得洗澡和貞節有關。”

那麼魯迅究竟有沒有偷窺呢？魯迅迴避了正面回答，既沒說“有”，也沒說“沒有”，含糊過去了。只說是日本人不在乎的。

儘管這段文字簡略，但是，卻是經過十分周密的思考的，假如，承認有過這樣的事，那無疑將聲名狼藉，再也別想抬起頭來了。但是，如果他堅決否認呢，那就意味着其弟和弟媳造謠，萬一他們不想背上這個黑鍋，抬出人證來，那怎麼辦？一般來說，偷窺這種事，總是偷偷摸摸的，被偷窺者往往不能自知，倒是被第三者發覺，比如一些女傭等人偶然撞見。一旦這些證人出來作證，那不是更加麻煩？

畢竟自己老婆被人偷窺也是十分難堪的事，老弟能不說就不說，所以，只要自己保持低調，老弟也就不會再對外說什麼，所以就來了句，“豈明不說，我也不答。”。

當然，還得防一手的，萬一對方真的捅出來怎麼辦，魯迅先生畢竟是高手，又布下了一道防線：

“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沒有覺得洗澡和貞節有關。”

似乎是，日本女人被男人看到洗澡是無所謂的，沒啥了不起的。日本男人看得，難道我就看不得？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可是，即使日本弟媳無所謂，中國人的弟弟周作人也會無所謂嗎？那也沒有關係，“至少沒有覺得洗澡和貞節有關。”是啊，中國人儘管對此很重視，也不至於將洗澡與貞節牌坊掛上鈎，你火什麼火？再說，我魯迅素來是反對封建的吃人禮教的，貞節牌坊是要徹底砸爛的，更何況僅僅是偷看洗澡呢？被人家看看有什麼了不得？

他的辯解是不是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不打自招的味道呢？

從一個人的言行也可以看出其品行。雖然，一些偽君子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而滿肚子的男盜女娼。但是，一個滿嘴黃段子的人必定是下流痞子。

同時期上世紀三十年代，郁達夫覺得國內環境不太理想，想到東南亞去宣傳抗日，為此特地去拜訪魯迅，想聽聽魯迅的看法。出乎他意料的是，魯迅講了一個老和尚的黃段子，意思是到處都一樣的，意圖阻擾。

更為甚者的是，1933年4與29日，辛亥革命元老時年68歲的吳稚暉在南昌對新聞界發表抗日宣言：“暴日侵華，為全國預定計劃，不因我退讓而軟化，或抵抗而強硬，我惟不計生死，拚死抵抗。”

5月7日，魯迅迫不及待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藥”的文章，引用清代的一個黃段子《堅瓠丙集·藥渣》，居然把革命元老慷慨激昂的言辭諷刺為黃段子裡的藥渣。

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本該同仇敵愾，一致對外。近七十高齡的革命元勛都挺身而出高聲疾呼“我惟不計生死，拚死抵抗!”何等感人。魯迅卻用下流黃段子來譏諷。這樣的人難道不會去偷窺異性隱私嗎？

6．北京女師大學潮

1923年秋，魯迅利用教育部任職的權勢，開始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兼課，遇到了許廣平。 兩人很快通信來往，用“小鬼”、“嫩弟”、“乖姑”、“姑哥”、“小白象”、“小刺蝟”等等調情。

1925年6月底，許廣平等6個女學生來魯迅家吃飯。魯迅當着大家的面輕輕拍她腦袋，不折不扣的打情罵俏了。時年，魯迅42歲，許廣平25歲，這一對師生戀流言甚囂塵上。正當魯迅沉醉於熱戀的美夢中時，突然面前出現了一堵高牆，築牆的人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楊蔭榆。

圖6.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楊蔭榆出生於江蘇無錫的書香門第，因抗拒封建婚姻，與夫家斷絕關係，1907年7月隻身赴日本留學，1913年在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又赴美國留學，1922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專業碩士學位。在美期間，曾任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留美中國教育會會長，並與杜威、孟祿等著名學者頻頻交往。

1924年2月，楊蔭榆從美國留學歸國，出任“國立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成為中國第一位女子大學校長。楊蔭榆上任後立即按照國際先進方式管理學校，其中包括兩項內容：

教員只能專任、不能兼任；

學生不得與教員有過於密切的關係。

魯迅當時在教育部工作拿工資，同時又在女師大兼職，顯然與第一條規定相牴觸，而與許廣平的師生戀更觸犯第二條規定。按照這兩條規定，那他不就是人財兩空嗎？心中無名火還能不高三丈嗎？乘楊蔭榆整頓校風，將幾名長期不上學的學生解除學籍之際，煽動驅逐校長風潮，成立所謂 “女子師範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自己當委員會總務主任，坐鎮指揮，不惜用最刻薄的語言辱罵楊蔭榆，“寡婦辦學”，並用“寡婦或擬寡婦”及“未字先寡”等惡毒詞彙進行人身攻擊。

攻擊楊蔭榆“寡婦辦學”無非是指她過於嚴厲，那麼，就任憑教師和學生像他和許廣平那樣打情罵俏，甚至非法同居？如果女學生中出現許多個類似的許廣平，那還成何體統！能不管嗎？

“委員會”遠不是只在口頭攻擊，還付諸行動把校長辦公室貼上封條和大字報，逼得楊蔭榆只能在校外辦公。1925年8月1日，楊蔭榆在警察的護送下進入學校，要恢復在校內辦公。魯迅領導的“委員會”招來外援，用磚石和棍棒進行對抗。當天地質學家李四光在現場，他的親眼見到楊蔭榆被圍攻唾罵。他說：

“那時楊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無論如何不准動手，一面硬跑出門外，前後左右用巡警包圍，向西院走去。一時洶湧唾罵的音樂大作。詳細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為官僚及一班反動者所利用。可憐我們平時最敬愛的青年淑女，為什麼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個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聲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聽，那是怎樣一回事。原來是楊先生申明要由雜務課升到校長室辦公！”

　後來成為我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的李四光，對楊蔭榆那一天的舉動做了這樣的高度評價：

“假如我在女師大有了職務，或者是一個‘教育家’，或者是社會上負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來看，即令替楊先生作了死黨，我還不失為一個人。”

就因為楊蔭榆說了幾句話，李四光被攻擊為楊蔭榆的“羽翼”和“死黨”。

最後，鬧到當局不得不把女師大關閉，把學生驅逐出校園。

以今天情況來看，楊蔭榆這樣具有國際名牌大學學位的人，是各重點院校爭相聘為教授和博導的最佳人選，是國家最寶貴的人才。卻遭到魯迅如此凌辱和圍攻。

楊蔭榆規定女師大的女學生不要與教師關係過於親近，這也是為了校風和學生的名譽和前途的關愛。然而，遭到魯迅的人身攻擊，說是“寡婦辦學”，那麼，楊蔭榆的做法是不是對呢，看看後來許廣平就知道了。沒多久許廣平就和魯迅偷偷同居，1927年10月8日，魯迅和許廣平宣布正式同居，這也奇怪了，你已經有髮妻朱安了，並沒有解除婚約，還住在你家裡，怎麼又可以跟另一個女人正式同居了？頓時輿論譁然，原來鬧得那麼大那麼久，反“吃人道德”就為了這個？就為了抱得美人歸？

但是，鬧事者的後台是夠硬的，許廣平的家在廣東就很有勢力。楊蔭榆規定教員只能專任，不能兼任，可是，到女師大兼任的人，哪一個沒有後台背景？楊蔭榆堅持理念，卻動了人家的奶酪，那些有勢力來兼課的人還能不恨得咬牙切齒？魯迅是明里跳出來的，肯定還有不少既得利益者在後面鼓動。各種勢力盤根錯節，一個只憑高尚理想的孤身女子如何是他們的對手，楊蔭榆的校長當不下去了。

我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始終主張師道尊嚴，所謂“天地君親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世界各文明國家儘管歷史上爆發過各種內戰，但也從沒有學生圍攻老師甚至校長的記錄。魯迅的這種行為堪稱開創了世界第一。

可能有人會奇怪，這魯迅在教育部任職，卻到大學去帶頭鬧事，當時教育部是誰當頭的呀，怎麼不管一管呢？事實上確實是管過的，時任教育部總長的是章士釗。

章士釗出生於1881年3月20日，與魯迅同歲，僅早出生幾個月。早在1902年起就投身反清運動，與章太炎、鄒容等結拜為異性兄弟，鼓吹革命，並直接組織軍事行動而曾被捕，經蔡鍔營救出獄。1907年，赴英留學 。1908年，入英國阿伯丁大學學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以後，繼續大力宣揚西方思想和政治理念。出於他的革命資歷和威望，1924年段祺瑞委任他為司法總長，1925年又委任為教育總長。一人身兼兩部總長，可謂位高權重。

在他任總長時期，提倡尊孔讀經，“捍衛國粹”。而魯迅一貫氣壯如牛膽小如鼠，在革命時躲得遠遠的，當不需要冒險時，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亮，與章士釗在當時雜誌上展開激烈論戰。魯迅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而章士釗是兩部總長。科長與部長辯論，在今天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章士釗主張思想自由，並沒有以勢壓人，更沒有難為魯迅。但是，作為公務員的魯迅居然帶領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學生鬧事，自然不能容忍。章士釗於 8月將魯迅教育部僉事的職務免去。

魯迅不服，上訴法院，自述：“樹人充教育部僉事，已十有四載，恪恭將事，故任職以來屢獲獎敘。”其行徑着實滑稽，既要造反，偏又不肯學陶淵明掛冠而去，依然對“五斗米”的小小官位戀戀不捨。按照當時法律，免去公務員職務必須先報總統備案，而章士釗並沒辦理這項手續。因此，次年 3月，法院裁決認為章士釗對魯迅的處理決定存在程序問題，予以撤銷，讓魯迅勝訴，也夠寬容的了。

充分說明了當時的司法還是有一定的公正性，另外，與章士釗的民主思想也不無關係，他沒有利用權勢干預司法，而是尊重法律，接受裁決。

然而，魯迅衝擊北京女師大的性質是非常惡劣和嚴重的：

a. 嚴重觸犯法律：封鎖他人住宅或機構的行為，無論哪個國家的法律都是不允許的。如果，發生在美國，早就抓進去了，甚至白白吃槍子兒。今天的我國同樣不允許這樣的違法行為。

b. 觸犯道德底線：尊師重教是任何文明社會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魯迅這樣做是觸犯了人類的道德底線，當了一個非常壞的榜樣，起了一個非常惡劣的頭，文革期間學生打罵老師就是其後繼；

C.堵塞和阻礙先進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在中國的實現和推廣: 楊蔭榆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專業碩士學位。在美期間，與哲學家杜威和教育家孟祿等著名學者有很多交往，曾任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留美中國教育會會長，胸中有將當時國際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中國來的崇高抱負。遺憾的是無法實施了；

d.助長曠課荒廢學業之風：不僅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被阻斷，就是基本教育也受到極大波及。應該說，絕大多數學生都是努力學習的。但是，也有極少數學生很不自覺，荒廢學業。魯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也提到一些中國學生有這樣的情況。今天，我國有些學生上課玩手機，或者乾脆不上課在宿舍里玩遊戲，玩到天昏地黑。我國各高校每年都會取消一小部分荒廢學業的學生的學業，這也是學校的正常業務。當初，楊蔭榆整頓學風，被魯迅鬧成這樣子以後，還有哪個學校敢管學生嗎？影響波及到全中國範圍，以後，文革期間，停課鬧革命，學生斗老師，也都不過是照搬而已；

　e.暴力抗法：楊蔭榆讓警察幫助執法返校。魯迅不惜發生流血衝突，完全不顧學生的生命安全，糾集校外人員用石頭和棍棒武裝暴力抗法。幸好楊蔭榆高度清醒，在現場一再喊叫警察不要動手，才避免了人員傷亡；

　f.恥辱影響：衝擊學校結束後，學生頭目的魯迅抱得美人歸，什麼樣的影響，可想而知了；

　g. 衝擊正確的學習理想：魯迅等人衝擊學校嘴巴上不能說是為了玩，就編造了一個藉口，說是楊蔭榆阻擾學生參與反對北洋政府的社會活動。然而，魯迅本人就在北洋政府里上班，這話說得通嗎？

學生關心政治是應當的，但是，多數年輕人涉世未深，血氣方剛，往往被某些野心家或野心集團利用。所以，青年學子最重要的是認真讀書，做好學問。抗戰時期，國家那麼困難，國民政府還是不同意學生參軍，而是派重兵把大批教師學生護送到大後方的西南聯大，把一批學者安排在四川李莊繼續學術研究。胡適說，“多做些學問，少談些主義。”但沒被魯迅少罵。

果然，次年3月18日，北京抗議隊伍在國務院門前，發生衝突， 47人被當場打死，上一年被楊蔭榆處理的北京女師大學生劉和珍也被打死。如果她聽了楊蔭榆的訓導，何至於此！

這七宗罪足以把魯迅釘在恥辱柱上。

楊蔭榆儘管遭到魯迅的不斷對她污衊攻擊，她從不爭辯或回擊。以後，回到江蘇蘇州居住，創辦女子學術社，教育婦女。1937年，日軍侵占蘇州，奸淫擄掠，惡行累累。楊蔭榆忍無可忍，跑去日本軍營，遞交用日文撰寫的抗議書，並當面斥責日本軍官縱容部曲奸淫擄掠，肆意違反國際公法。日本軍官見楊蔭榆氣度不凡，日語講得十分流利，估計她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還了搶走的財物。附近年輕婦女將她創辦的女子學術社為安全庇護所，楊蔭榆悉數收留，拿出積蓄，擴建房舍。這種情形顯然不是侵略者所樂見的，於是他們想徵用楊蔭榆的住宅。楊蔭榆堅決拒絕。1938年元旦，兩個日本兵來帶楊蔭榆出門，在吳門橋上突然朝她後背開槍，將她踹入寒冷的河水，又連發數槍，直到河水泛紅，才揚長而去。一個為楊蔭榆造房子的木工將她從河裡打撈上岸，裝殮遺體時，棺木太薄，只好在棺外倉促加釘一層厚厚的木板，既沒刨光，也沒上漆。她的侄女著名學者楊絳，悲傷地說，“那具棺材，好像象徵了三姑母坎坷彆扭的一輩子”。

 圖7.楊蔭榆（資料源自網絡）

當代作家陳群寫過一篇文章《楊蔭榆之死》，裡面說到:“抗日，有各種方式，有拿槍的，有徒手的，有殺敵的，有斥敵的，楊蔭榆的行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為。”

7.“三一八”事件和劉和珍之死

魯迅贏了官司，眼看着又可以坐穩教育部僉事位置了，可是偏偏就在這個月北京又鬧出大事了。這一次不是學校學潮，而是數百人死傷的流血慘案了。

1924年10月爆發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收受奉軍張學良50萬銀元，在北京發動政變，囚禁總統曹錕，然後與張作霖共同安排早就光杆一個的前國務總理段祺瑞出山當臨時執政，做傀儡。

馮玉祥是暴發戶，實力差強人意，便打出革命旗號以招攬人心，把所部改名為“國民軍”， 11月5日，驅逐溥儀出故宮，順便撈得大量故宮財物。同時，又與段祺瑞一起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接受邀請，11月離廣州北上，繞道上海、日本12月底到達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馮玉祥佯裝革命的口號震天響，甚至讓孫中山都認為他真心革命。書生李大釗很容易信以為真，1925年2月底，趕到張家口和他商談蘇聯對國民軍武器支援。以後，李大釗介紹馮玉祥代表與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進行會談。同年3月12日，蘇聯政府通過了無償援助國民軍武器的決定。後來，李大釗又積極為馮玉祥的國民軍進行各種活動。馮玉祥甚至一度想請李大釗當國民軍顧問。

1925年3月17日，蘇俄駐華大使加入駐北京外交團，並出任該團領袖。在李大釗斡旋下，斯大林決定提供馮玉祥大批軍火物質，包括大量機槍、數十門火炮，二十多架飛機、以及價值七十餘萬盧布的毒氣彈等武器。還建立一支3000名士兵的騎兵隊以加強馮玉祥騎兵。1925年5月馮玉祥國民軍得到步槍55857支，子彈約5，80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配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l8門以及藥品等等。馮玉祥實力大增。

1925年11月，馮玉祥底氣足了，就挑動奉系將領郭松齡發動兵變，12月24日，郭松齡兵敗被殺。張作霖不肯罷休，命奉軍南下入關，挺進京津。1926年2月初，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馮玉祥國民軍隨即在大沽口海設防，以蘇制水雷封鎖大沽口，並與穿過封鎖線的日本軍艦發生炮戰。日本人對馮軍布雷提出抗議。3月12日，兩艘日本軍艦護衛奉系軍艦進入大沽口，炮擊馮玉祥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國聯合援引《辛丑和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臨時執政府外交部，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否則以武力解決。同時各國派軍艦雲集大沽口，武力威脅。

3月16日，執政府外務部接到列強最後通牒後，於當日午夜就答覆稱，最後通牒內容超越《辛丑條約》之範圍，所以不能認為適當，拒絕了八國通牒。

但是，3月16日、17日，李大釗等在天安門集會，接着就率領群眾衝擊國務院。當時，北京城的守衛是馮玉祥國民軍的鹿鍾麟負責，守門的國民軍堅決不開門。憤怒群眾於是就進行了團圍、翻牆、抓人等舉動，遭衛兵阻攔，雙方發生了衝突，相持了五、六小時，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當夜，與國民軍首領馮玉祥關係密切的李大釗說，“同國民軍士兵還不能搞得太僵，我們還是要爭取國民軍的。”

3月18日上午，80多所學校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舉行抗議大會，台前橫幅上寫着“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大會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並要求撕毀《辛丑和約》。大會還一共通過了八條決議，又一次要求與會者去國務院示威。很多群眾害怕被鎮壓不願意去。李大釗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們不敢把我們怎麼樣！”與會者中僅有數百人跟隨前往。作為參與者的李葆華(李大釗兒子)回憶說：“由於前一天曾發生過流血事件，我們特意做了準備。每人做遊行示威的小旗時，都挑選了較粗的棍子當‘旗杆’，用以自衛。”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群情激昂，沖向國務院。示威群眾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入，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當時，段祺瑞並不在執政府內。在執政府內開會的總理賈德耀等人從側門離開。有記者披露，示威者闖襲國務院，有人拿帶鐵釘棍子，潑灑火油，拋擲炸彈，並衝擊軍警，搶士兵的槍，軍警開槍防衛，以致互有死傷。被擊斃學生和市民達47人，傷者150餘人，其中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死者中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李大釗也光榮負傷。不知道打傷李大釗和射死劉和珍的是不是李大釗自己一手操辦的蘇俄造子彈？

3月16、17日已經在國務院門口發生了衝突，情況已經非常危險了，幹嗎18日還要繼續再去衝擊？當時北京的防衛部隊正是李大釗積極支持並由他幫助獲得大批蘇俄軍火的馮玉祥國民軍，他卻又帶領學生去硬闖國民軍守衛的國務院大門，為了什麼？

那難道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嗎？事實上，李大釗等人在行動前也確實向國民軍打過招呼，才有恃無恐，然而，大批人聚集很難確保秩序和紀律，一旦出現過激衝動，局面就不可收拾。而且，馮玉祥的一貫表現是毫無信用，著名的倒戈將軍，他的話能信嗎？

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慘案”，這恐怕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莫名其妙的烏龍事件了。既然反對八國，那就應該如當年義和團圍攻八國大使館，怎麼反而去衝擊已經拒絕八國“最後通牒”的臨時執政府的國務院呢？首先是日本軍艦向我開炮，八國列強聯合向我發出“最後通牒”，我外務部當晚就予以拒絕。可是，組織者卻不肯罷休，竟然要“驅逐八國公使”甚至要“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

二十多年前的1900年，大清朝的慈禧太后向八國宣戰，一敗塗地，不得不簽訂《辛丑條約》。而1926年的中國已經四分五裂，要就那點兒地盤和實力的馮玉祥國民軍去向八國開戰，那不是說夢話嗎。馮玉祥再沒頭腦也不會答應。

1919年五四運動時，學生打砸縱火，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未殺害一名學生，現在，號稱革命用蘇制武器武裝的國民軍一次就屠殺了劉和珍等47餘人。可憐這些人死到臨頭還都糊裡糊塗。

3月20日，段祺瑞明令撫恤死者，醫治傷者，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

嘿，把守國務院大門的是老子的親信部隊，哪輪到你段祺瑞來“聽候國民處分”？僅半個月後的4月9日，馮玉祥就將無一兵一卒的段祺瑞掃地出門。對禍首的處分自然沒下文了。段祺瑞只能打點行李到天津去當寓公了。

執政府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等人。魯迅同一貫那樣，不參加群眾遊行示威的，但是，問題出在自己剛領頭鬧過女師大學潮，劉和珍也是女師大鬧事的核心人物之一，雖然與政治風馬牛不相及，但也有被納入名單的風險。於是，惶恐躲入日本的山本醫院，以後又躲在德國醫院和法國醫院達兩個多月之久。十分諷刺意味的是，本來抗議的是日本炮轟我國的猖狂罪行，魯迅選擇的第一個避難所卻是日本醫院，以後又躲入八國中的另外兩家醫院。

師生們召開劉和珍的追悼會，他也不敢進去，只在“禮堂外徘徊”。以後，發表了一篇題為《紀念劉和珍君》的文章，劉和珍當初是和許廣平一起鬧學潮的好友，不寫這樣的文章許廣平面前也交代不過去。

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代表作，但從頭到底都是莫名其妙。

文中，首先對劉和珍的死，悲痛欲絕。尤其強調，劉和珍對自己是如何崇拜的，他的文章劉和珍是如何愛看的。但，文中又否認自己認識劉和珍，說“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但是，女師大風潮中，劉和珍是學生自治會主席，也是和許廣平等6人一起被楊蔭榆開除的。魯迅在那次學潮中擔任“女子師範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總務主任，能不認識嗎？其實，不過是欲蓋彌彰，當局已經通緝慘案的幕後挑唆者了，趕快撇開關係，我不認識她，她不是我唆使的，千萬別追到我頭上！

他在文中說，“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而當時北京城裡沒有半點八國聯軍的影子，開槍的是馮玉祥部隊，不知道他怎麼會如此編造這段話的。可是，既然有“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那為何又躲進八國的日、德、法的醫院去尋求保護？難道北京沒有中國人開辦的醫院嗎？

接着是大罵中國人了：“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等等

中國人是具有最壞的惡意的，中國的文人是陰險的，中國軍人是屠殺婦孺的兇手，整個中國是個似人非人的世界。——還有比這更壞的國度嗎？

最後，魯迅說，“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魯迅斷言中國是衰亡之民族了。可是，說到“沉默”卻有點兒莫名其妙。師生和社會各界紛紛起來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抗議了，怎麼還能說是“沉默”？如果，說是“沉默”的話，那只是魯迅自己——一個死抱住職位的北洋政府內的小科長。他還說，“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可是，他在和許廣平私下談話的《兩地書》中說，“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要他上場時，他說不願別人犧牲，此地又對敢於犧牲的猛士高唱讚歌，煽動年輕人去“正視淋漓的鮮血”。真妙！

更有意思的是，劉和珍和學生們去請願是為了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炮轟我塘沽的，然而，文中卻沒有一字譴責事件的罪魁禍首——日本軍國主義，通篇文章只罵中國，對日本鬼子卻無半點不敬，也夠意思的了。儘管如此，還是深怕造成日本方面的誤會，幾個月後，急急忙忙拋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詳述了自己對日本恩師深切的懷念和感激之情：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親自校訂他的講義，“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改正的講義足足有三厚本，並且在生活上也對他非常關愛。魯迅要終止學業時，藤野先生臉色悲哀悽然，依依惜別。

因此，魯迅說“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

“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說得多動聽啊。可是，他在日本時期，中國留學生中湧現了鄒容、陳天華、秋瑾和林覺民等無數英烈，可歌可泣，居然都沒能讓魯迅“良心發現”，倒是一個連在正規大學都沒有教師資格的日本人，讓他 “良心發現”了。

痛罵了所有的中國人，忙不迭歌頌一個最普通不過的日本人。這就是他的“良心發現”——意味深長啊！

眼見許多涉及三一八案件的人被通緝，魯迅很難逃脫關係了。於是，乘廈門大學的邀請之際，就帶着姘婦許廣平一起離開北京南下。而把母親和妻子朱安撂在北京。

朱安是一個典型舊式婚姻的受害者，如果說吃人禮教害了魯迅，那麼朱安作為一個當時社會的弱女子，受害更要嚴重得多。魯迅是受過一定教育的人，應該能了解女性在那個時代的悲苦。在其小說《祥林嫂》裡似乎對祥林嫂給予深深的同情。他的文章《娜拉走後怎麼樣？》呼籲男女平等。然而陪伴在他身邊那麼多年的朱安，對他那麼恭順。魯迅卻對她沒有一絲一毫的同情和憐憫，反而當着她的面和別的女人打情罵俏，甚至把小三帶進家門，一次次對她心窩捅刀子。

只有內心十分陰毒人才會如此殘忍。

民國時期是允許離婚的，手續也不複雜，既然沒有感情，離婚就是了。但，又為什麼不提呢？不捨得分割財產嗎？還是，不僅要傷害她還要把負擔老母的擔子也撂給她？自己和情婦輕鬆快活。

婚外戀畢竟是不光彩的事。當時，陸小曼與丈夫王賡的好友徐志摩婚外戀，與王賡離婚。在與徐志摩訂婚時，請梁啓超證婚。梁啓超證婚詞是，兩人傷害家人親朋，婚外出軌，人品低劣，反對兩人結合。

而許廣平也只能一輩子當姘婦。而兒子周海嬰只能時私生子。都被周圍的人歧視。

7.朱安的淒苦的一生

1901年4月，魯迅的母親為他訂了門親。第二年魯迅離開中國去日本留學， 1903年曾回家探親，並沒有提出退婚要求。他在日本僅一年就輟學了，隻身在日本晃蕩。家裡接二連三催促他歸國，有時一天來兩封，說是他母親病了。魯迅無奈回國，發現是當地有人說，他跟日本女人好上了，還帶着孩子在東京散步，所以，急着逼他回國完婚。（這些話，恐怕未必是空穴來風）1906年7月，魯迅回國完婚。與魯迅結親的女人名叫朱安，1878年出生於紹興士紳家庭，家族中曾有人任過縣令，有較濃重的傳統文化環境，不識字且裹小腳。

圖8.朱安（資料源自網絡）

魯迅對這門親事是很不滿意的，新婚三天后，就又去了日本，直到1909年才回國。以後去北京就職，和其弟弟周作人鬧翻後，又遷居到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21號。他母親與朱安也一起過來同住。到北京後，獨守空房十多年的朱安心中燃起希望，然而現實與她的期待完全不同。魯迅對她根本不理不睬。同在一屋檐下卻宛如陌生人，甚至連陌生人都不如，兩人之間談話少之甚少。據他家老媽講:“大先生與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話，早晨太太喊先生起來，先生答應一聲‘哼’,太太喊先生吃飯，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覺遲，太太睡覺早，太太總要問：門關不關？這時節，先生才有一句簡單話‘關’或者‘不關’。只有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錢，先生才會講着較多的話，如‘要多少？’或者再順便問一下，什麼東西添買不添買？但這種較長的話，一月之中，不過一兩次。”

　面對如此冷漠的丈夫，朱安仍舊恪盡婦道，照顧他生活起居和一切家中瑣事。

　她會燒菜做飯，口味也不錯，照顧魯老太太時，就挑一些軟的易消化的東西煮。而侍候魯迅更是盡全力。魯迅平時不與她說話，她只好從他的剩菜里去觀察，判斷他到底喜歡吃什麼。他們甚至將一隻箱子和箱蓋分兩處擺放，一處放洗好的衣服，一處放要洗的髒衣服，為的是將接觸減到最少。她從未提出過的自己的要求，只想靠默默的付出來感動魯迅。但，魯迅像對待一個陌生人那樣待她，甚至比陌生人還冷漠，朱安做的菜魯迅往往不吃，母親在時才勉強吃幾口；朱安為魯迅做的衣褲,魯迅連試都不試就扔在一邊，朱安後來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縫好的棉褲放在魯迅床上，魯迅看到後把它扔到了院子裡；朱安到魯迅房中為他鋪好被子，他大發脾氣，把被子扔到地上；一些學生來拜訪魯迅在客廳交談時，朱安微笑着捧上水果點心，也讓魯迅極為討厭。

　魯迅母親發現兒子與兒媳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她問魯迅，朱安到底那裡不好？你這樣嫌棄她。魯迅說，與她談不到一塊去。母親再問，如何談不來？魯迅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得到？其實，當時朱安在魯迅面前戰戰兢兢，心慌得也不知道該說什麼。而她的每一個小錯誤，放在魯迅那裡，就放大到不可饒恕的大罪。

朱安感情上十分孤獨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說，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大先生領着一個孩子來了，她說夢時有些生氣。朱安悲涼地說，大先生一天連句話都不和她說，她又怎麼會有自己的孩子呢? 過去的等待沒有打動他，如今的陪伴也不可能打動他。周老太太不以為意，她早就盼望有個小孩在跟前“走來走去”了。

即使如此，搬到西三條胡同之後，朱安還是度過了她人生中最快樂的兩年。她從不抱怨，只是偶爾安靜地發呆，沒有人知道她心裡想什麼。但是，她的百般忍耐卻迎來了更大的不幸。

魯迅的拜訪者中，漸漸女學生越來越多。許廣平出現了，和魯迅越來越親密。魯迅居然在她面前輕拍許廣平的頭，為她剪短頭髮，打情罵俏。一次次往她心窩捅刀子。而許廣平則輕蔑地稱朱安是“遺產”，自己理所當然可以取而代之。

1925年，北京女師大學潮，許廣平居然住進了他們的家裡。這樣的舉動對於作為一個妻子是多大的侮辱啊！今天，再膽大妄為的大款都不敢把小三帶進家門的。但是，朱安還是默默承受了。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她的心頭是怎樣一滴滴滴血，夜深人靜時，無數次默默哭泣。

1926年8月，魯迅和許廣平離開了她的家，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她痛苦極了，怎麼也不會想到有一天魯迅會與別的女人一起離去。鄰居俞芳問她，今後如何打算？

她說：我好比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點往上爬，爬的雖慢，但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我現在沒辦法了，我沒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沒用。

聽說許廣平有了身孕，朱安更絕望了，她認為即使大先生不喜歡她，蝸牛雖然爬得慢，但總有一天會抵達自己想去的地方。可是她連這點機會都沒有。她的希望完全幻滅了，這一輩子最後一點的希望火焰也熄滅了，夢碎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給娘娘養老送終了。但她畢竟是個非常善良的女性，不久，她就釋然，對人說，大先生的兒子也是她的兒子，等她百年後，她的兒子自然會給她齋水，不會讓她做孤魂野鬼的。

這個善良的女子，甚至把許廣平這個奪取自己丈夫的女人當做姐妹，視她的兒子周海嬰如己出。周海嬰在書中不無深情地回憶道，魯迅逝世的當月，朱安就托人轉告他們母子，歡迎他們搬去北平與其同住。她不但將他們母子兩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還說“倘許妹尚有躊躇，盡請提示條件”，她“無不接受”。她的為人坦蕩和對許廣平母子二人的體貼，周海嬰多年之後提起仍感慨不已。當海嬰十五六歲時，她開始直接給他寫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親有沒有最近的相片，給我寄一張來，我是很想你們的。”直至病危臨終前，她還念念不忘他們母子倆。她是把海嬰當做了自己的香火繼承人。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許廣平和海嬰，她太孤獨，太孤獨了。

　1943年，魯迅的母親去世，死前她囑咐周作人把給自己的那份錢給朱安，讓她平安度過餘生。哪知後來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不具備謀生能力的朱安，過得非常困難，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經常是一碟小黃瓜，碟子旁邊放着醃製過的辣椒，有時候是一碟醃白菜，一小碟霉豆腐，她配着硬邦邦的窩窩頭吃的。再往下，她連這些都支付不起了，眼見生活難以為繼，想起魯迅還有一批藏書可以變賣。據有關人士統計，朱安的住所藏書中還有不少古籍珍本善本，實際價值相當於20多萬元人民幣。

　儘管，朱安視許廣平為姐妹，但許廣平視朱安為可以欺凌“遺物”許廣平聞訊，立即委託律師事務所在《申報》上刊登啟事聲明：“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規定。如魯迅先生在北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決不承認。”

　魯迅病故時，魯迅的母親周老夫人還健在，朱安是魯迅的合法妻子，一輩子就服侍周老夫人。而所謂的“律有明文規定”，只有她和周老婦人才有繼承權。許廣平不過是一個魯迅姘居的女人，不具有任何合法身份，沒有繼承權，有和資格說“廣平等決不承認”。周海嬰是許廣平未婚生子，繼承權也大成問題。許廣平有什麼資格說那樣的話！其實，朱安如果此時要求周老夫人一起分割魯迅的遺產，是能成功的。然而，善良的她沒有這樣做。

　記者趕到朱安家裡來，勸她保存藏書。

　她悲憤道，“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得保存我啊！”她的悲苦的一生僅僅換來這句話。

　以後，許廣平仁以給朱安及周老太太養老寄錢為條件，托人找朱安要走魯迅版權，得到版權後，出版的書得了多少錢，她也沒有告訴朱安，只是按月寄錢，後來許廣平以入獄和郵路不通，斷絕給朱安及周老太太寄錢。幸虧周老太太還有一個教授兒子周作人。周老太太和朱安就靠周作人養着。

接到魯迅去世的消息後，朱安在北京宅子裡設立靈堂，一身孝服，為魯迅守靈。1947年6月29日朱安病危，臨終前她淚流滿面地說，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親人，無人為她守靈，無人為她張羅身後事。她曾找人代筆，給許廣平寫信，表明自己想要與魯迅先生合葬。但是，得不到回答，她還是葬在了西直門的保福寺處，葬在她伺候了一輩子的周老太太身邊，沒有墓碑。還是沒回到魯迅身邊。

　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出嫁前是家裡的掌上明珠，出嫁後在殘酷的冷暴力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年的漫漫歲月。

8.短暫的南下授課生涯

1926年9月4日，魯迅接到邀請，任教廈門大學。於是，和許廣平一起從北京南下，他去廈門，許廣平回廣州。

當時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創辦的私立大學。一般而言，世界上最講究學歷的地方莫過於高校，你是國際常青藤大學的洋博士，年紀輕輕就可以當上名牌大學教授，你沒有這塊牌子，混到退休也只能是個老講師。不過，確實有真才實學也行，陳寅恪、梁漱溟都談不上過硬的學歷，人家照樣服他們。可是，讓魯迅教什麼呢？教西方文化吧，他別說相應的學歷和學術背景了，連英文詞彙都認不了幾個。教自然科學和醫學就更沒門了，連醫專一年級的化學、物理都只能勉強及格，解剖甚至都不及格，能行嗎？教日本文化，他或許能混混，可是，日本有多少文化可講呢，再說，當時哪個學生願意去聽這種課？教中國文化吧，他說過要把中國的古書都燒光，不是自打嘴巴嗎？不過，這倒也難不倒魯迅，他開課講的是中國的小說史。其實，中國文化中，小說是擺不上多少位置的。唐詩、宋詞、元曲鼎盛時代，只有些很短的小說作品，明代開始有話本和小說了，但說來說去也就那幾本，稍翻翻就知道大概，能有多少分量？但對魯迅而言，總算場面上可以應付過去，而且，就好比打諢插科的相聲比哲學更吸引人，講小說能吸引人。底氣不硬也就算了，卻居然還在學校大會堂上對學生作起了《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的演講。把讓主持演講的校長林文慶氣得臉一會紅一會白。

林文慶1869年生於新加坡華僑家庭，因成績優異獲英女皇獎學金，是獲得該項獎學金的第一個中國人。畢業後，赴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獲內科學士和外科碩士，受聘劍橋大學研究病理學。林文慶儘管有非常過硬的西洋學歷，但是卻十分尊崇孔子，把《大學》中的“止於至善”作為校訓，以“人人為仁人君子”作為培養學生的宗旨。

大學的任務就是要教書育人的。而魯迅居然這裡大談特談，“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既然是做“好事之徒”，還有耐心去讀書嗎？那就是別讀書了，出去鬧事去！

居然請來這樣一個“活寶”到廈門大學來當教師，這不是鬧大笑話了嗎！林文慶實在無法容忍，只能趕他走人了，一次次逼魯迅搬家，最後讓魯迅搬進地下室居住。屋子裡原有兩個燈泡，還說要節約電費，非摘下一個不行。魯迅不走也得走了。

1927年1月16日，他應中山大學朱家驊之邀去任教。18日，抵達廣州，當晚他就去看望許廣平。2月10日，學校任命魯迅為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同時還講授文學史、小說史等課程。然而，也沒幹上幾個月就干不下去了。

關於他離開的原因，外界有傳聞說，是魯迅對當時廣州政治事件不滿。但這一說法遭到魯迅自己的否定。他說的原因是，他激烈反對中山大學邀請著名學者顧頡剛來中大任教。魯迅在給川島的信中說：“當紅鼻（指顧頡剛）到粵之時，正清黨發生之際，所以也許有人疑我之滾，和政治有關。實則我之‘鼻來我走’（與鼻不兩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遠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顧為攻擊我起見，當有說我關於政治而走之宣傳。”

魯迅信中用極度惡毒語言侮辱顧頡剛，為何會如此仇恨呢。顧頡剛女兒顧潮寫了一部回憶錄《歷劫終叫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揭開了謎底： “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容就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並未加以註明。當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即持此觀點，並與陳源談及，1926年初陳氏便在報刊上將此事公布出去。”

抄襲別人作品，就仿佛當小偷當場被人抓住了手臂，還不恨及！當然是有他沒我，有我沒他了。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魯迅自己沒說，那就是魯迅與許廣平在廣州公然同居。有婦之夫與自己學生姘居，成何體統，還如何教育學生？更有甚者，魯迅還利用職務之便，安排許廣平做自己的助教，居然，這點好處都要撈，完全不顧臉面了。於是，許廣平身兼三職：學生、姘婦和助教，雙雙同出同進。或許教師與情婦姘居雖然讓學校難堪，但畢竟是他個人私事，學校管不着。然而，又讓姘婦當助教，那就鬧出大醜聞了，於是輿論大嘩。你可以視禮教為“吃人”，不顧臉面。中山大學還必須顧臉面的，於是，也待不下去了。

當時，正是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發，進行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的時候，然而，他在廣州這個革命中心只呆了短短的幾個月，便離開廣州匆匆趕到上海。

在日本仙台醫專僅一年就休學，在東京掛名德語學校騙取官費，在北京女大圍攻校長，在廈門大學被校長驅逐，在中山大學鬧出大醜聞，魯迅在大學的生涯還真是世所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