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担任总司令，起兵广东，连夺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

但，高喊革命的鲁迅并未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而是于1927年10月3日住进了上海虹口的日租界。

1.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

早在1870年，日本人开始侨居虹口地区，同年该地区被非正式纳入公共租界管辖范围。1910年，虹口地区日侨人数超过其他各国侨民，位居第一。1916年，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地区治安事务。1925年6月9日，日本派遣海军陆战队入驻虹口地区。所以，鲁迅是住进了完全由日本势力控制的范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已充分暴露，中日关系非常紧张，全国人民都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上海有中国政府管辖的区域，也有英租界、法租界，为什么他单就选择中了日租界？

吴佩孚下野后，有人劝他到天津日本租界寻求庇护，吴佩孚严厉斥责：“堂堂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让日本庇护，有伤国体，乌可为者！”段祺瑞被冯玉祥赶下台后，一开始在天津日租界当寓公，1933年1月21日，离开天津移居上海，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鲁迅如此行径难道毫无顾忌吗。然而，他有他的苦衷和考虑，顾不得这些了。事实上，人要在社会上立足，首先必须有个职业，连正当收入都没有，怎么填饱肚子？然而，凭他在教育界的表现，恐怕没哪所学校愿意收留他。说到官场，他倒不是不愿意当官，然而，辛亥革命时他当了逃兵，广州革命力量轰轰烈烈北伐的时候，他还对北洋政府的小小科长职务恋恋不舍。到了广州，利用职权安排许广平当助教，贪小便宜，革命队伍中待不下去。新政权里哪里有他的位置。而绍兴的老家早已破败，眼见得两人要断炊，惶惶不可终日了。

日本在中国各个领域都有势力渗透，去投靠那么硬的后代，不怕混不到饭碗，也不怕没人帮他说话，足以有恃无恐。

事实上，鲁迅早有先见之明，预先给自己留了后路。在1926年4月12日发表的《纪念刘和珍》一文中没有一字谴责“三一八”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只骂临时执政府，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半年后的10月，又在厦门大学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在全中国对日本侵略野心极度痛恨的时候，居然有个中国人出来说这番话。日本的谍报机关很容易嗅出，这是向他们献媚的信号（或者是当年在东京的那个人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于是，一个叫清水安三日本人出马，把鲁迅推荐给上海虹口区日租界的内山完造。

到达上海的第三天，鲁迅于10月5日就拿了清水安三的推荐信，到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去“买书”。（居然，买书还要带介绍信。是买书还是想要结交？）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内山完造经过这番观察后，确认鲁迅有高度诚意，于是出现了。鲁迅如愿以偿的接上了头。以后，内山完造在书店里专门为鲁迅安放一张专用的藤椅，让他天天坐在角落里“读书”。

当时，上海的图书馆多的是。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印刷蔡元培等人的《外交报》和严复翻译的《原富》(亚丹·斯密著)等一系列对中国现代思想有巨大影响的著作。所属之上海东方图书馆，藏书达四十六万余册，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珍本之多，管理之善，影响之广，为当时国内之最，享有“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图书馆”之美誉。馆址在闸北宝山路上，距离鲁迅居住地只有1.4公里左右，步行只要20多分钟，散散步就到了。

 图1.上海东方图书馆（资料源自网络）

而鲁迅选择的住处则离内山书店大约仅200多米。为何鲁迅对其如此情有独钟呢，那是一家什么样的书店呢？居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根据日本人笠坊乙彦的《回忆中的上海-——在同文书院中的日子》，书店是一大约仅仅六张草席大小的房间，也就是连20平米都不到！

内山完造又是是何许人也？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他，文中引述了两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是《文艺座谈》第一期署名白羽遐写的《内山书店小坐记》，该文中说，“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

第二篇文章刊载于《社会新闻》第四卷二期，也指出，内山完造表面上是在上海开书店，而做侦探是确属的。

鲁迅在引述了这两篇文章后，用短短的几句话为内山和自己辩解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

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又彻底揭穿内山完造的老底：

“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他很喜欢中国的牌九），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这篇文章可以说把内山的底细交代得非常详细了，再看看后来的事实。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内山完造是有日本官方背景的间谍还不清楚吗？

即使，鲁迅不知道内山的真实底细，也不会不知道“瓜田李下”的古训，总得避避嫌吧，可是，事实上他与内山和日本反华势力的关系之铁，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清水安三在1976年《我怀念鲁迅》里说：“我向好多人说，在上海要是想会见鲁迅，四点左右到内山书店就可以碰到。”这里的所谓的“好多人”，当然都是日本人。那么大的东方图书馆他不去，偏偏天天耗在这个不到20平米的小书店，能有多少书可读啊？买书看书的人来人往，能读得进书吗？天天挤在小小房间的角落里，倒像是店里的小伙计， 那情景怎么不让人生疑。不过，鲁迅在这里倒是可以很方便与日本人“友人”频繁接触。

夏衍晚年在其《懒寻旧梦录》中进一步揭露一项事实：1934年10月，左联负责人想关于左联内部事情与鲁迅面谈，鲁迅以前虽也参加过的一些左联活动，甚至一度被奉为盟主之一，但已久不联系，他们知道欲见鲁迅，唯一地点是内山书店。于是，周扬、阳翰笙、夏衍和田汉一行四人，在约定的日子里与鲁迅在内山书店里见面了。

当时书店里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觉得不便，提议换个地方。

鲁迅一口回绝：“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

看来，他非坚持要在内山书店里谈话不可，于是，经内山的安排（瞧，鲁迅在内山那里有多大的面子）几个人就在书店后面的会客室里坐下了。

后来，夏衍回忆说，开始时谈话还算融洽，但后来双方就闹得不欢而散了。周扬等人被鲁迅骂成了“四条汉子”，以后，遭四人帮残酷迫害。

左联的高级负责人（实际上是执行党组织的任务）要想见到他们的盟主，没别的办法，非要在日本人开的书店里谈，何等的怪事！而且，这次谈话涉及内部组织等高度机密的内容，必须在十分隐蔽的环境中进行，是绝对不能泄露给外人的。可是，鲁迅却坚持要在内山的眼皮底下谈，其“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的说法，是何等牵强。他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鲁迅此时已完全被内山所控制，所有想见他的人都必须先通过内山，而且，谈话都必须在内山监视之下进行。

事实上，那几篇关于内山完造是间谍的文章列举了很多事实。可是，鲁迅却一口咬定，“确信”内山不是侦探。这就有些怪了，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是否是间谍，是该国的机密，鲁迅难道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得知内幕，或从中国政府情报机关获得情报，敢如此“确信”的为内山打包票？ 骂别人“自以为是”，人家列举了事实，你没一条能反驳的，究竟是谁“自以为是”？

最后，鲁迅居然还号召中国的文人们竭力学内山完造。甚至爆粗口骂举证者“狗都不如”。

那么，鲁迅是否知道内山的背景呢？我们可以从鲁迅上海后的举动分析一下。鲁迅才到上海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先后5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最后一次，见不到内山就赖在书店不走。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要搬家，有大量的家务事要处理，尤其是一个文人，光整理书籍就的忙上好几个星期，如果，内山仅是一个小小的书店老板，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的话，鲁迅会这样急吼吼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在来上海之前，就知道内山是个有过硬背景的人物了，而这种背景当然是日本方面的。鲁迅是来投靠来的。

2.五三惨案

1927年上海发生“4．12”事件，鲁迅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对新政府输诚，诬顾颉刚“反对民党”，以图受赏。5月25日，国民政府计划设浙江大学研究院，蔡元培是筹备委员之一。鲁迅闻讯后，立刻通过同乡活动，结果失败，便大发牢骚，“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在旧政府还可以当个科长，在新政府却没挤进。想去当听差，却被人拒之门外，冤恨之极。

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党新政府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打算为鲁迅安排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月薪300元。听说此事后，鲁迅觉得好得让人不敢相信，忙写信问，“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惴惴不安。过了十天，确实的消息还没有盼来，鲁迅焦急难耐，致信江绍原说:“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此事又拖了一个月，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终于，12月8日，聘书来了! 鲁迅这下子可以脚踏两条船了，拿了政府津贴后第三天，随即去发表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变了腔调：“我以为革命并不能与文学连在一块儿”，“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居然又忽然主张文学不谈革命了！那又如何唤醒民众？

鲁迅心安理得地端起这个“无聊”的饭碗。然而，虽然钱照领，却不搞学术研究。其实，特约撰述员一职，只认人不认成果，弊端不少，白拿钱不干活的人只管滥竽充数，所以，1931年12月政府裁撤特约撰述员，停发这笔津贴。其实，搞研究也确实难为了他，首先须年轻时在教授指导下，从硕士、博士做起，一步步积累基本功，鲁迅没有经过这番磨练；其次，得耐得住寂寞，安心钻研，而鲁迅只知“四面八方地闹”，不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四年多时间里，白拿钱不干事，居然心安理得，一吃四年多，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可是，当国民政府停发了这笔津贴后，鲁迅又大骂开了，他用笔名“阿二”在年底出版的《十字街头》中，丑化参拜中山陵，“大家去偈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讽刺政府会议“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似乎还在想火拼，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不堪入耳的粗话都骂出来了。

1933年2月，鲁迅写了一篇题为《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纪念两年前的1931年2月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五名青年。但，为何当时没写，要过了两年才把忘却了的事再抖出来？事实是，当时他正拿着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津贴，舍得吗？

既然要纪念他们，就要为他们申冤，可是，全文只字不提五名青年为何被判处死刑，是冤枉的还不是冤枉的呢？鲁迅没有交代。五人中的白莽的兄长徐培根历任国民政府航空署长等高官，能不营救吗，能不查清楚吗？让人看了一团雾水。鲁迅当时还写了一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并于1932年7月11日制成小幅托内山书店寄给日本歌人山本初枝。真是，吟罢低眉制小幅，遥寄日本女歌人。想让她将刀丛下的中国唱遍日本？

鲁迅到达上海半年后，1928年4月，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很快攻入了山东省。4月19日，日本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于4月25日向济南进发，占领了济南医院、济南报社等地，用沙袋筑起堡垒，设置电网，不许华人接近。北伐军于5月1日占领济南，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5月3日清晨，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被日军无故射杀，北伐军一部移往医院时，日军又突然开枪，向国民革命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为顾全大局，严令北伐军不许还击。但是日本侵略者却得寸进尺，派部队占领设在济南的外交部长办公处。日军凶焰万丈，不论官兵，见人就杀，一时尸体遍街，血流成河。蒋介石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交涉，要求日军迅速撤退。晚上11时左右，交涉署大门被日军撞开，日军兽性大发，将中国人绑在柱子毒打，刺刀割耳、切鼻，鲜血喷流，血肉模糊。蔡公时怒目圆睁，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此种国耻，何时能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本强盗将蔡公时等人用乱枪射死。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后找机会死里逃生，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

5月4日，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强烈抗议，日本政府不予置理，反而扩大济南事态，更疯狂地向中国公民开炮射击。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上午举行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济南死伤军民1.7万有余，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蒋介石在全面权衡利弊之后，命令所有的黄埔军撤出济南地区，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让其他的北伐军绕道德州进军北京 。

济南惨案使得中国国内反日情绪更高涨，甲午以来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耻辱记忆被再次唤醒，民心激愤 。

济南惨案也对蒋中正心理产生重大冲击，他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蒋在日记中坚持每日写上“雪耻”。

2007年5月，在济南趵突泉公园内建成了 “济南惨案纪念园” 作为山东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总面积2600平方米，包括五三堂、五三钟、五三碑、五三亭等，蔡公时烈士铜像就安放在五三纪念堂内。

图2.济南惨案纪念堂（资料源自网络）

鲁迅在拿不到白白得来的津贴大骂中国当局，而对日本兵在济南惨案中屠杀成千上万同胞却高度沉默。其实，鲁迅于1923年《且介亭杂文二》中就说，“中国人是不能同他讲道理的，根本听不进。便有了怒骂，一骂他又变作暴跳如雷认为你看不起他。终究只能动手狠狠打，一打就老实了。”

他是不是想让日本人“动手狠狠打”呢？这期间，他在内山引荐下，会见大批日本人士，仅1931年，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人就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等。在多年会见的日本人中，有很多背景特殊的人，例如，松本重治是日本近卫首相的智囊团人物，后来参加了松井石根的南京入城式（日记中扭曲南京大屠杀），且在诱降汪精卫的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平生十分欣赏汪精卫。

内山完造还多次邀请鲁迅去日本访问，疗养等等，而邀请方大多是有背景的。

鲁迅在此期间，还多次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又是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 演讲，又是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又是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亲自担任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鲁迅在与内山接上头后，有关激烈诋毁中国的文字，就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获得丰厚稿酬。

当时，日本与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相结合，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收买舆论工具，制造侵华舆论和培养亲日汉奸。其核心组织是东亚同文会。1901年，同文会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前身是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是由日本在1901年创立于上海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书院在1920年之前只招收日本学生，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均作为当时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依据。在侵华战争中，同文书院的学员充当随军翻译、间谍等，为军方搜集和提供情报，直接参与侵华活动。1945年日本战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为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

鲁迅与上海东亚同文书来往密切。日本人笠坊乙彦的《回忆中的上海-——在同文书院中的日子》里还专门说到，当时是 “‘九一八’事变前五个月，第一次上海事变前10个月，中日关系极度紧张，反日情绪全面高涨的时期，鲁迅常来日本学校——同文书院。”接着还说到，鲁迅在同文书院讲演中猛烈攻击国民政府，还在黑板上写下五名年轻人被“甚至于生埋”（活埋） 几个大字。然而，他在后来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中又说，柔石“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原来如此……”慨然长叹。居然，中了那么多枪弹，还能活埋。

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做了多次报告，例如1931年4月17日,《流氓与文学》的演讲，对流氓作了详细解释。看来，他对流氓情有独钟，难怪郭沫若骂他是文化流氓。鲁迅则回敬，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活脱脱街头流氓骂架。

日本人屠杀济南成千上万中国人，他缄默不言，却一次次跑到日本的学院去，一边拿着国民政府的高额补贴，一面偷偷到日本学院去大骂中国政府。这还是在中国领土上，一次次到日本去演讲，内容如何就更难说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桥梁一段，诬称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当日夜间突然炮击沈阳，同时进攻吉林、黑龙江。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辽宁其他地区及吉林省、黑龙江省，至1932年2月占领东北全境。

1933年4月29日，辛亥革命元老发表谈话“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慷慨激昂。凡是有爱国热情的人必然同仇敌忾，强烈呼应。

鲁迅却连夜写了篇名为”新药“的文章冷嘲热讽，”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接着引用了一段所谓的“药渣”的下流黄段子（见前文），并讽刺”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此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他对呼吁抗日的文章百般诋毁，说“狗子都要践踏。”倒要问一句，是哪些狗子？

事实上，1931年前，鲁迅致日本人的书信仅有两封，但“九一八”事变后至1936年鲁迅去世，致日本人书信多达98封。这些书信毫无民族尊严，不但不谴责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却大谈自己对政府和同胞的满腔怨言。他甚至还在信中倾诉 “我也常想看看日本”。

1933年4月1日鲁迅给日本山本初枝写信，称赞 “荒木君的文章上半篇很好”。

所谓的荒木君全名是荒木贞夫， 1931年12月13日出任日本陆军大臣，大力鼓噪 “昭和日本的使命”为日本加强军备，扩大对外侵略。在他操办下，日本陆、海军得以空前大肆扩充，并迅速占领中国的东三省，又进军热河，染指华北。在1933年的新闻片《日本之关键时刻》中，荒木贞夫身穿将军制服，进行侵略鼓动：”现在把“满洲”称作我们的生命线。我觉得，我们的主要生命线就是按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日本民族精神和亚洲文明精神，在那里建一块乐土。为此目的，日本应该根据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

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荒木判处他终身监禁。判决书称他：”对内从事政治支配和对外从事军事侵略之陆军的热心提倡者……协助和极力倡导牺牲邻国来富裕日本的军部政策。他不仅同意并积极支持日本陆军在满洲和热河地区所采取的政策，使上述地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设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并将其经济置于日本的完全支配之下。”

就是这样一个猖狂宣扬扩张军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人，鲁迅居然会觉得他文章不错！不知道，他所谓的不错是指什么？是东三省应该被日本占领？

1934年12月13日他给山本初枝另一封信中，阻拦她学中文，还说：“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全国都在号召抵制日货，他却自称是贩卖日货的专家）；鲁迅在去世前半年的1936年3月4日的一封残存信件中还称赞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

难怪，陈源（陈西滢）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3．“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的表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陆续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侵占我东三省后，制造伪满国，震惊全球。

1932年1月21日，国际联盟组织了由英、美、法、德、意5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调查团于3月14日抵达中国4月21日抵达沈阳。日本使尽各种手段对调查团封锁情况。然而，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人士，还是用各种巧妙办法冲破封锁，将正义呼声送交调查团。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调查了一个半月，于1932年9月4日完成调查报告书，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以42票赞成，一票弃权，日本1票反对，通过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于3月28日退出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后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势力又开始从1932年1月20到1月27日在上海严重挑衅。《鲁迅日记》在这几天里，记载的是和许广平三次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看病，两次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买书，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鲁迅没有任何反应。

中国军队忍无可忍，终于在1月28日在上海爆发了中日双方的激烈战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就在开战当天，鲁迅依然和许广平到日本人的医院去。这样大的历史事件，日记里仅这样记载：“下午附近颇纷扰”，自己的国家遭到严重侵犯的时候，鲁迅竟然说是“颇纷扰”。1月29日，19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这天上午，日本飞机飞到商务印书馆上空，一连扔下6颗500公斤重的炸弹。商务印书馆以及其印刷厂和附属小学被付之一炬。2月1日，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为商务印书馆毕生操劳的张元济潸然泪下，“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图书，失而不可复得！”

日本侵略者如此悍然攻击他国文化事业，在国际上遭到普遍谴责。然而，鲁迅的日记没有丝毫提及，记载的只有简短的一行：“晴。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夜雾。”是遇到了什么战事？是谁进攻了谁？谁是鲁迅的敌人？谁是鲁迅的朋友？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回答，也没有一点感情和愤怒。

 图3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鲁迅日记

1月30日，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十口人，全部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三楼，以避战事。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却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鲁迅为什么不到别处躲避战事呢？为什么不回老家绍兴躲避呢？因为鲁迅明白，内山完造是日本人，他开的书店日本军队是不会进攻的，更别说内山完造是日本的文化特务了。到了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等十人，迁进了更加保险的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买书，逛书店，访友，好像完全与他无关。

现在看一看1932年淞沪抗战是何等惨烈。

当时日军在上海有2千海军陆战队，飞机40架战舰20多艘装甲车数十辆。1932年1月28日晚11点半，日海军陆战队900人进攻北火车站，700人攻天通庵车站，1600人攻闸北。19路军英勇抵抗，激烈巷战，致日军当天伤亡800多人。29日中国军队反击，夺回天通庵和北站。日军紧急向日本要援兵。

　同日，汪精卫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表示严予抵抗，并在30日把蒋介石请回，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2月2日，日军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千人参战，改任“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7日开始“第二次总攻”。 19路军依托要塞坚固城防，击沉日本驱逐舰1艘击伤炮舰3艘，同时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蕴藻浜日军部份消灭，日军再次被打回租界。

蒋介石令 “第五军”3万多部队增援上海。2月14日，日本再调陆军第9师团1万6千余人参战，撤换野村吉三郎，改由植田谦吉指挥。激战1周再被国军重创。2月27日，日本陆军第11，第14师团增援，撤换植田谦吉，组建“上海派遣军”，白川义则任司令官指挥，至此日军2次更换指挥官。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3月1日，日本军舰运输第9师团1万多主力，在国军后方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一线登陆，国军全线后撤到嘉定太仓一线。3月3日，日军攻占吴淞炮台与真如，稍后又占领嘉定县城。最后，在国联列强谴责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国军总计伤亡约1万多人，我国普通百姓伤亡和失踪高达2万余人。日本战后称伤亡3184人。

　淞沪抗战期间，不仅在前线，居民区等都普遍遭到战火的蹂躏。日军不仅在山海轰炸普通百姓，还轰炸其它城市。黄埔六期同学会会长彭汝容回忆说：

　3月2日上午，当我军快到嘉定县城时，见贴着太阳旗的27架飞机分三组向县城飞去。不久就看到城内升起冲天的火光和烟雾，紧接着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轰炸过后，我率部进城，只见街道上尸体横七竖八，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里面既有我军战士的尸体，也有普通百姓的尸体。这些尸体中流淌出来的鲜血汇集起来把整条街道都染红了。到处是房屋的倒塌，木料还在燃烧，失去亲人的百姓拍打着尸体嚎啕大哭。看到满街惨景，我和战士们都流下了眼泪。

我国伤亡军民高达3万多人，平民就有2万多人，战争最激烈的地段正在鲁迅居住的虹口区附近。甚至较远的嘉定街道鲜血汇集起来把整条街道都染红了，鲁迅家附近的老百姓应该更惨了吧。

鲁迅记日记是一天不落的，但是淞沪抗战最激烈的五天，鲁迅的日记出现了失记的奇观。这五天失记，不知道他内心是何种感觉？

　淞沪抗战中，仅日军先后出动总兵力就超过10多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三易统帅。我国甚至最高权力由汪精卫转移到蒋介石。世界各国包括国联（相当于当时的联合国）都出来谴责或调停。1932年4月29日，日本为了庆祝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志士尹奉吉用手雷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兵司令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新闻，鲁迅的日记里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早在1月29日，上海全市商店罢市，学校罢课，抗议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后经各国调解，双方停战数小时，抢救战区居民，并保护闸北、虹口一带居民退出火线。

当时，全国青年激于爱国义愤，纷纷到前线来自愿要求入伍，参加抗日作战。暨南大学学生听说156旅第6团的英勇事迹后，也纷纷报名入伍，不到一个星期，第6团已将作战伤亡的缺额全部补足。在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后，这批由大学生组成的军队再次走向战场……

当时，19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已经拖欠军饷八个多月。装备很差，甚至没有棉衣，也缺少手榴弹。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裤战斗。全上海市民主动为19路军捐款捐物，让19路军士兵穿上棉衣。上海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前来慰劳。工厂送来望远镜、防毒面具、手电筒，医院送过来纱布、药品等医疗用品。此外，百姓还送来面包、饼干、糖果等食物。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上海各界人士更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把钱直接汇给了19路军。

但是在鲁迅日记里，没有任何这方面捐款和捐物的记录。在淞沪抗战的两个月里，内山完造回到日本，鲁迅基本成了内山书店的短期老板。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有三个员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鲁迅垫支。能够帮日本书店员工开工资，而没有为19路军捐款，爱憎分明啊！

淞沪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鲁迅在这一个多月里，居然还有“商女后庭犹唱”的兴致。2月16日，鲁迅的日记这样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这样的时候了，还狎妓作乐，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

 这是什么行为？怎么连后来沦为大汉奸的汪精卫都不如？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济南事变成千上万的国人被屠杀，现在眼前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烧杀，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鸣，远东最大的图书馆被炸毁，家园被摧毁，同胞被屠杀，文明遭摧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

3.歪曲和诽谤，甚至用下流黄段子

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是“硬骨头”，岂能只是默不作声或喝喝花酒。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国将士。

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都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当时广东空军中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战机。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

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污蔑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没底线呢？这样不遗余力污蔑国军空军，说白了是企图瓦解我军心。信了他的话，士兵们还会勇敢作战吗？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抗日救国图存的强烈呼声，他却自称是“贩卖日货的专家”。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这样说道：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对于如此震惊世界的大事，国际上所有国家都站起来反对日本抢占我东三省，鲁迅却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八”，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   

　　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说，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

这些被捉了的人，难道都没有亲人，都没人打听？这话也太离谱了吧。还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别大惊小怪了。

文中又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也就是，你倒霉是不认真，是活该，而日本人由于你有一枚徽章把你杀了是认真？不知道是什么逻辑。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

“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警告听众了：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

鲁迅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唤醒民众”吗？却警告大家眼光放到天外或自己小家庭里，把日本野蛮侵略我国和残酷屠杀周围国民的罪行都忘记，还恐吓说，“不然就活不下去”要“被捉去而无下落”。

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本来，北京的青年邀请他是希望一位社会名人，一位长者向他们介绍当时的国难，鲁迅却是这样却这样劝诫年轻人别去记，要忘记。

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

今天，沈阳市大东区的柳条湖桥边，矗立着“沈阳918纪念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残历碑”，高十八米，宽三十米，厚十一米，用混凝土铸成，花岗岩贴面，呈立体台历状，两边对称。巨大石雕台历上密布着千疮百孔的弹痕，隐约可见无数个骷髅，象征着千万个不泯的冤魂在呐喊和呼号。右面的一页铭刻着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最悲痛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让每个参观者记住那个“国耻日”。

图4 .九一八事变纪念碑（资料源自网络）

而在广州有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是1933年由华侨捐资建成的。园内有凯旋门、先烈纪念碑、英烈题名碑、抗日亭、将士墓、战士墓、先烈纪念馆七处纪念建筑物，整座陵园建筑规模宏伟，庄重典雅，古罗马建筑风格。方形花岗石的英烈碑，铭刻着1951位先烈的英名。

 图5. 广州的十九路军纪念碑

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一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难怪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有一篇短文说，鲁迅是“乐于作汉奸矣。”而当时的国民政府要通缉他了。

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 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

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

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形势，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

然而，鲁迅却来唱反调了，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还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已经到了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刻了，还要号召革命内斗，惟恐还乱得不够。

难道，他不知道当年李自成造反，明朝被推翻，满清趁机入关了吗？

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际联盟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这个时候，鲁迅的“投枪”投向哪一边？是向日本侵略者，还是宣传抗日的一边？

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际联盟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女出身的人，对这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其实，妓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女，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许多妓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来。

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鲁迅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1935年，诗人郁达夫想到东南亚华侨中去宣传抗日，去请教鲁迅的看法。鲁迅内心当然是不会同意的，但又不能明确反对，于是就编出了个黄段子，意思是到处都一样，何必去呢？郁达夫告别回去后，翻遍了许多书，都没找此黄段子出处，认为是鲁迅编造的，就以小说名义发给上海《申报》，并注明作者是鲁迅。但是，出于鲁迅本人反对，未能公开发表。为了阻扰别人抗日连这种下流伎俩都使出来了。

周海婴先生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1年），第17页有一张拍摄于1928年的鲁迅的照片，目光斜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所以正人君子的形象目不斜视，即使表示藐视，也是往下斜视，而娄阿鼠之类的猥琐小人则畏首缩颈向上斜视。从那些黄段子和斜视目光，不由得让人想起娄阿鼠那样的人物。不同于是娄啊鼠目光显示的是畏惧，而他的目光露出的是仇恨。

 图6 .鲁迅像（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插图）

4. 鲁迅之死

1936年鲁迅病情加重，但10月17日还是出门访问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

自1932年起，鲁迅就专请内山完造推荐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治病。须藤是“日本在乡军人团”即“乌龙会”的副会长。

乌龙会成立于1910年，一贯积极参与日本侵略活动，是一半官办团体，先后由多名陆军大将担任会长。1931年至1937年12月，会长是陆军大将铃木庄六。“乌龙会”绘制中国和上海的地图，供侵略军作战参考。“乌龙会”公开活动大力宣传侵华活动，仅在1931年就去各地宣讲皇军事迹509次，1932年8月还特地举办淞沪抗战展览，展示上海的“皇军将士的忠诚勇敢”。“乌龙会”会长是陆军大将，日常事务是副会长负责。而须藤则是副会长。

鲁迅与须藤关系却十分密切，尽管须藤医院与鲁迅住处相距2.4公里，来回一次步行需要近两个小时，然而，鲁迅去世前的3年间，去须藤医院次数居然高达150以上，几乎每周都去，有那么多次的病要看吗？究竟是看病还是谈话？据说，两人聊得非常投机，鲁迅还视须藤为学长，十分尊敬。具体说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位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嘴巴里能发出什么声来，多少也能猜想得到。

1936年3月2日，鲁迅突然病倒，须藤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鲁迅就这样卧病到5月份，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带美国医生托马斯·邓恩来给鲁迅看病。邓恩是呼吸系统专业医生，认为情况很严重，肋膜里有积水，需马上抽掉。如调理好，至少还能活10年。鲁迅后去日本医院拍了X光片，结果和邓恩的诊断完全一样。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鲁迅一面对邓恩的医术大加赞扬，却依然只找须藤治疗，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无奈还是别的原因。10月18日，鲁迅再度气喘，忙去找须藤。须藤仍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打了一针后，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便走了。第二天凌晨，鲁迅与世长辞。

从鲁迅的X光片判断，鲁迅病因是肺泡破裂引发气胸，可能3月时便破裂过一次，造成气喘，好在当时破裂的肺泡不大，经调养得以康复，可后来的X光片表明，在鲁迅左肺中有一个更大的肺泡，正是该肺泡破裂，其中空气压迫肺和心脏，活活憋死。

面对这一情况，只需及时抽出肋间积液即可。事实上，肺里有积液的呼吸声，听诊器很容易听出，用周海婴的话说，“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而且，X关片也明摆在那里。须藤曾是军医，当时日本军队流行肺结核，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连这点都不懂吗？

因此，鲁迅之死疑窦重重。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

（以上内容摘自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p77-82）

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

为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作序的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在该书前言中说到，“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真令人扼腕……另外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

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那么，日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是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而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到1936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远不是他标榜自己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应该改为“横眉恶对中华骂，俯首甘为倭寇奴。” 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