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对文革全盘否定，确立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

十年文革被一致公认为”十年浩劫“，其思想根源可追朔到１９５７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建立。然而。由于当时极度的经济困难，这些口号对当时的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随着经济逐渐好转，1962年九月24日，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同时期开展的学习雷锋运动，进一步宣扬“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发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同年8月，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屠杀活动。8月5日，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为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文革批斗的教育工作者。

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话中说到：“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红卫兵此后掀起了殴打屠杀黑五类的高潮。北京市昌平县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连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各人民公社间展开了杀人比赛。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一系列疯狂迫害，这里介绍其中五个大规模屠杀。

1.大兴县屠杀事件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民警开始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的“四类分子”信息。8月27日至31日针对“五类分子”大规模屠杀。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屠杀规模最大的公社是大辛庄公社。大辛庄公社屠杀发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共有100多人遇害。直到9月1日上午，中共大兴县委派人制止，屠杀方才结束。

屠杀行动经过精心策划，各大队的方法类似。先将要杀的人集中关押，再逐一叫出门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押的人则不知情，直到所有人被杀害为止。杀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殴打，有的是用铡刀铡，有的是用绳子勒死。婴幼儿则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撕成两半。

黎明大队先将“黑五类”中的青年秘密杀害，防止他们举行暴动，然后将老人杀害，最后杀害儿童，婴儿则被撕成两半。妇女们还被打手扒光衣服。打手们到各家搜查，见到儿童就扔到门口的马路上，多数儿童被当场摔死。死者均被埋入村北的苇塘。有的儿童没被摔死，从苇塘中往外爬，被打手们用铁锹打死扔回苇塘。

中心大队贫协主席自己一个人就用铡刀铡死了16个人。被铡死者的尸体都被塞入一口深井，一直到深井被塞满才停止塞入。过了些天，井内向外泛出白沫和恶臭，村民就将部分尸体打捞出来，埋在苇塘中，然后将井填平了。

黎明大队还将活人用绳子套脖子上往苇塘拖，到苇塘时人就已经被勒死了。这个苇塘后来被称作“万人坑”。

在马村大队，祖孙二人同时被活埋。打手们向二人身上扬土时，被奶奶抱着的小孙子说：“奶奶，迷眼。”奶奶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仅有个别生产大队反对和抵制屠杀，如西白疃大队、西梁各庄大队。

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然而，大批北京出发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进行大规模对“五类分子”的残酷迫害。

1966年底开始爆发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武斗，全国大混乱。1967年——1968年在各地驻军介入下成立了各级革委会，社会稍稍安定。

 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文件呈交毛泽东。5月19日，毛泽东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清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2. 湖南道县大屠杀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道县发生大屠杀，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受道县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分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分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者78岁，最小者10天。屠杀手段：1，枪杀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7.棍棒打死（锄头、铁耙、扁担等）；8.绳勒（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11.其它。

以下是一些典型子：

钟佩英灭门案是该县滥杀序幕的案件。8月13日晚，该县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会议，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方案。8月15日，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后杀害了钟佩英及分别为18岁和20岁的两个儿子。

唐玉家庭出身中农，原小学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久隹公社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在唐玉所在大队蹲点时强奸妇女。唐玉帮女方写状子举告蒋白。蒋对此怀恨在心。蒋白举带领该公社与会人员共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乱棒将其打死，丢在水塘里。

桥头公社的周文栋本是转业军人，在回道县当教师后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他及其妻子和大儿子一家三口被推到地窖里烧死。他尚在家里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也被周队长抓来扔进该地窖，8岁大的女儿和2岁的小儿子也被活活烧死。周文栋一家五口全被杀后，当晚该生产队的人们就把其家产分光，鸡、鸭、狗、猪等全部杀掉分光吃光。

.......

在杀人潮中，还发生了许多强奸甚至轮奸案。一些地方的流氓、赌棍借机滋事。有的干部借机报复杀人，致使受害者由四类分子扩大到贫下中农。有些地方还用被害人名义发电报给外地工作的子女和亲人，诈称生病，要求他们回来。回到道县后，就被杀害。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地区听取道县杀人情况的汇报，并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其堂弟在杀人事件中被杀）回故乡时，对道县杀人事件作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1985年9月中旬，道县102个遗属到北京上访，先后去过国办信访局、中办信访局，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试图进去新华门时被中央警卫局劝退;第二天，美国之音报道了此事。10月上旬，84个遗属进京上访，聚集在胡耀邦住地附近，堵塞交通达四个小时。

但是，中共湖南省委提出了“宜宽不宜严、宜轻不宜重、宜少不宜多”的指导思想。最终，只有少部分参与大屠杀的犯罪人员受到了法律处罚，并且无人被判死刑，最高获刑10年有期徒刑。

3．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邵阳县大屠杀，又称邵阳“黑杀风”事件，屠杀发生于1968年7-9月间。根据1974年当地、县联合调查团的统计，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共抓了11,177人，关押7,781人，私设监狱702处，自制镣铐1,587副；其中，322人被杀、669人被逼自杀，共计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残，而有学者指出邵阳大屠杀实际死亡人达数千人。

1968年8月4日，邵阳县黄塘公社爆发“八·四血案”。起因是地主子弟邓保民被诬陷参与“黑杀队”，被民兵批斗、上私刑，反抗逃跑途中杀死了当地贫协主席邓成茂4岁的小儿子邓四清，导致当地民兵和生产大队将邓保民杀死，并将邓保民一家灭门，包括邓保民老婆唐桂姣（45岁）、二女儿邓爱华（18岁） 、大儿子邓超雄（17岁） 、小女儿邓立华（9岁）、小儿子邓少雄（ 7岁）。此后，民兵和生产队又追杀一人，并迫使一人自杀，最终该事件共造成9人死亡。“八·四血案”引发了邵阳县全县对“黑杀队”的大屠杀。邵阳县大屠杀使用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方式包括活埋、石砸、火烧、捆绑沉河淹死、绳索勒死、用锄头或棍棒打死、用铁烙或铁锅烫死、用铁棍压死、用竹子分尸，等等。部分女性死者生前受到凌辱，譬如乳房被割去、阴部被挖去、铁丝穿乳头，等等。杀人者对尸体不加掩埋，甚至不许亲属收尸。后来尸体太多，即采用“水葬”，将尸体弃置于资江河中、顺流而下，引发河两岸大量群众聚集观看，而漂流死尸曾堵塞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影响水质，导致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此后，邵阳市当局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河中的无名尸体，市公安局招募郊区农民打捞，每捞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并支付10元人民币作为“捞尸”的报酬。

8月下旬起，由于解放军第47军的介入，大屠杀才逐渐结束。文革结束后，邵阳县按照“特殊情况，宽严适度”的原则，立案查处，查处主要责任人280人，清查后定性处理242人。杀人事件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柴德林政委，早于1977年12月调离了邵阳县，对其草菅人命之罪，未给予任何处理。

4.云南大屠杀

1966年8月，云南镇雄县发生的屠杀事件是最早的云南文革屠杀事件之一，造成10人死亡。

1967年12月-1968年1月起，在云南昆明、大理州下关等地，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打死数百人。1月21日，康生、谢富治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昆明军区和群众代表，要求解放军第14军进行镇压。昆明军区随即调集军队打死当地群众240余人。

1968年1月，在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一案中，一次屠杀就有至少200余人死亡。

1968年1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之后，整个云南便爆发起大搜捕。该次事件，共有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由“案件”所引发的大屠杀导致1万7千余人死亡，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仅昆明市就有1473人被打死、9661人被打残。当时，云南省的总人口为2300万人，受迫害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约百分之六。

与此同时，对宗教亦实行高压政策，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佛教、基督宗教、道教等诸教圣职者及信徒皆受批斗，宗教场所受到冲击。红卫兵禁止回民参加礼拜，查抄焚毁伊斯兰教典籍，批斗阿訇及穆斯林。1968年8月云南革委会成立后，对民众大肆抓捕、揪斗，被迫害民众逃往沙甸。同年12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支左部队进村，大肆搜查外地民众，进行残酷批斗，并驻扎于沙甸大清真寺，在清真寺中吃猪肉，猪骨头丢在水井，宣称“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1971年，沙甸一些民众上书要求平反并开放清真寺，未得回应。1973年10月，回民自行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并遭革委会派兵武装阻挠。1975年起，回族民众与当地政府的冲突加剧。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解放军对回族民众的屠杀镇压，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伤残近1000人，损毁房屋4400余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启动，中共中央及云南省委为部分云南大屠杀事件中的受害者进行了平反，包括赵健民本人。1978年9月8日，“赵建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与“滇西挺进纵队”一同被平反，中共中央、云南省委、昆明军区认定这两起案件为政治“假案”，并为受害人平反、恢复名誉。

1979年2月，沙甸事件亦获得平反，不再被定义为“武装叛乱”，当地政府对错误进行了检讨。

5.广西大屠杀

1967年秋冬（年底）至1968年春，主要在广西农村地区开始了屠杀事件，受害者多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家属，也包括一些对立观点者。仅灵山县杀死2,900多人。

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一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与此同时，韦国清等人炮制了所谓“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大肆鼓动检举揭发以及“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1968年春夏，广西各县大部分已成立革命委员会，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抓捕“反共救国团”名义有组织有计划杀人，多数杀戮是在各县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

1968年7－8月，向城市开刀，集中南宁、桂林二市。导致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内共一万余人被枪杀、打死或逼死。

1980年代中国大陆官方统计共计死亡人数为10－15万。

1968年的血腥夏天，香港、澳门的人都看到，从西江滚滚而下漂出珠江口的尸体。一位少年时居住在佛山的人说，那时候他们天天看到西江江面上漂流下来的尸体。有一天孩子们看到一根树干漂流在江面上，就去打捞。拉近后才发现，有一女人和孩子两人的尸体绑在树干水面下。孩子们吓得都逃回了家。

· 大屠杀的屠杀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等等。蒙山县一个村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尘土飞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

·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等人将一名叫做黄日高的人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

更令人发指的是竟然出现大规模吃人，经三个阶段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一、开始阶段：偷偷摸摸。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案例：杀人凶手们深夜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割回来一看竟是肺，战战兢兢再去。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果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肝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人肉狂宴场面盛大。

三、疯狂阶段：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蜂拥而上，掣出菜刀匕首，拽住肉便割，大饱口福。

令人发指的恐怖吃人事件遍布广西27个县。

在浦北县，这个县总共有35个人被杀、被吃，大多数是地富及其子女。

武宣总共有七十多名受害者被吃下肚。

1968年，一位武宣县中学的地理老师吴淑芳被学生打死，尸体被移至黔江边，学生拿枪强迫另一名老师将吴淑芳的心和肝取出，此后学生将内脏拿回学校，烧烤进食。

有一个所谓的五类分子，活活被打死了。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14岁，竟然把他和两个儿子都杀了吃了。

有一个叫刘正坚的，全家被杀绝，他的女儿叫刘秀兰，当时只有17岁，被9个武装民兵轮奸19次，然后被剖腹取肝，还割下她的乳房吃掉。

因在大饥荒中偷一袋大米被判刑七年的周石安，刚从劳改营释放回家。其弟周伟安已被杀害、切块、分食，头和一条腿放在市场里展示。人们宣称，周石安“是回来报仇的”，一把五英寸的刀切开他的胸膛。此时他还活着。一名地方领导挖出他的心和肝，其他村民把受害者分食到只剩下骨头。

1967年整年以及1968年，一些小镇里吃人还有仪式性，光杀死还不够，对阶级敌人要无比仇恨，还要吃他的心。有一些记载非常详细的仪式性食人事件。在进食阶级敌人时还有等级制度。领导可享用心和肝、混着猪肉吃，而普通村民只能啃食受害者的手臂和大腿。

依据中国作家郑义私下运到海外的部分官方档案显示，至少137人在这段时间被吃，参与食用尸体的人数可能达数千人。档案记载，吃人的方式包括晚饭后点心、将肉切成片并举办大型聚会、将人肉分成几大块给每个人带回家煮、烧烤人肝，等等。

而学者引述广西民间调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不同调查都显示全广西约有30个县市发生过“人吃人”事件。

1968年夏，武宣县老干部王祖鉴等人通过内部渠道，向中央递送了吃人事件的报告，该报告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发给省军级官员。

中共中央及中国政府特别调查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的记录：

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之前当过土匪杀过人，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

文革结束后，大批人士不断赴北京上访，反映广西文革期间的屠杀及人吃人事件。自1981年起，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等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去广西进行调查，历时近5年。

1981年4月，中央派出20多人的调查组。1981年6月，调查结束，根据汇报认为死亡人数不少于10万人，而干部和普通民众认为的死亡人数分别有20万、有50万之说。

1983年3月，中共中央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前往广西。1984年1月，中共中央工作组最终统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人数为8.97万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据《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一书中引用的中共广西区委整党领导小组的统计结果，共有包括1.8万国家干部在内的5.3万余人被法办或处分，至少10名组织或积极参与杀人者被判处死刑。其中在武宣县有15人被起诉、最高被判有期徒刑14年，91名参与吃人事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开除党籍。

然而，一位广西大屠杀的研究者访问当年的那些食人者，没一个忏悔的，众口一词地说，当年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如果他不杀那些人，那些人就会杀了自己。

这段时间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韦国清，按理应承担最大责任，而且正是1968年4月，他炮制了所谓“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大肆鼓动检举揭发以及“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是一位始作俑者。他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阶]私下谈话时，说到承认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然而，他对中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过程中，将吃人肉者一律开除党籍和干籍的做法非常不满，曾反问道：“为什么吃过人的人不能继续当干部？”与中央决定唱反调。

因此，中共中央文件把文革定性为中华民族的遭受重大灾难是十分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