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根之子蔡金刚的叙述：

.......我们已⽆从知道⽗亲在临刑前想了些什么，但我知道，他在想到即将变成孤⼉的我们时，是会肝肠⼨断的。

然⽽，当我们怀着万分恐怖回到家时，⼀件更令⼈意想不到的事发⽣了。⼀阵敲⻔声后，居⺠委员会的⽼太太们阴沉着脸，在他们身后

是脸⾊同样阴沉的⼏个警察，当他们开⼝之后，我们半天才明⽩，原来他们是来向我们收取杀害爸爸的⼦弹钱的，我⾄今清楚的记得他

们要收取的费⽤是五⽑钱⼀发。我们完全惊呆着发傻，⽬瞪⼝呆的看着来⼈，因为就是五⽑钱我们也没有，真要也只能去找管我们⽣活

费的陈婆婆要，⼀番沉默后，居⺠委员会的⽼太太说“他们没有钱，⽣活还是国家救济的。”警察在⽼太太们答应出具证明之后才悻悻的⾛了。

到现在我也不明⽩，在我国的法律上或者是相关的政策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想出这样⼀条规定的⼜是个什么样极阴毒，极⽆⼼肝的

⼈，这种做法对⽆辜的家属的伤害是多么的残忍。

⽗亲的死，在当时是⼀件影响很⼤的事，此案先后牵连百余⼈，被枪杀两⼈，被判⽆期徒刑⼀⼈，被判徒刑多⼈，“戴帽⼦改造”多⼈，他们⼤多是部队的转业退伍军⼈，不少都是⼀些单位的领导⼲部。此案在当地可谓⼈尽皆知。直⾄今天，苏南⼀带⼀提起此案，⼈们⼤都

知道。过后不久，对⽗亲这⼀案，常州地⽅有⼀名⻘年⼯⼈，写了⼀封匿名信，信中对⽗亲的被杀害表示了疑虑和不满，这封信被当成

“⼤案要案”限期侦破。⽽在破案后仅仅⼀周，这名⻘年⼯⼈也被枪杀了，罪名是“替蔡铁根鸣冤叫屈” 。

⽗亲死后，我们3个“反⾰命⼦⼥”的命运更惨了。挨饿、挨打是家常便饭，常常彼打得⿐⻘脸肿，⽣活不仅是暗淡的，⽽且充满了屈辱、

恐怖和危脸 。

⽗亲死后，我们⼜被赶出了原来的住处，搬到⼀处平房去住了。此时我们的命运更惨了，⼏乎⾛到任何地⽅，都有⼈对我们指指点点，

甚⾄被⼈围观议论。⽽挨起骂来，除了“反⾰命⼦⼥”外⼜多了个极具侮辱与伤害的词“枪毙⻤的⼉⼦”，这些都给我们幼年的⼼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挨打更是家常便饭，我们常常被打得⿐⻘脸肿，回家看着各⾃的伤痕，我们只能沉默，因为那时我们已经没有眼泪了。

有⼀次，因为我有⼀个五⼗代解放军的帽徽，不知怎么被那个管⽚的户籍警察知道了，这个⼈也是个年轻⼈，平时趾⾼⽓扬的，街道⽼

太太们把他哄得特别骄横。⾛起路来左摇右晃，我曾看⻅他训斥“四类分⼦”，真是凶相毕露，令⼈恐怖。⼀般⼈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我带着的帽徽他便跟我要，我不想给他，他⼆话没说，⼀把抓住我，拉到居委会⾥，对我拳打脚踢，边打边说：“你给不给，你给不给？”

他抓住我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次⼜⼀次，直撞得我⼝⿐流⾎，我那时才⼗多岁，瘦弱的身体哪经得住他的暴打，直打得我头晕⽬

眩，我哭喊着问：“你为什么打⼈？”他边打边骂，“反⾰命⼦⼥，不打你打谁？”最后还是抢⾛了帽徽，他凶残的嘴脸和那拳打脚踢，恶狠狠的咒骂，永远地留在了我的⼼⾥。

学校“复课闹⾰命”了，那时，学校课业不多，却经常要到⼯⼚“学⼯”，到农村“学农”，还要打起背包“拉练”学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农”，临⾏前，学校最热闹，同学们互相⽐试着，摆弄着家⻓为他们准备的各种⻝物与⽤品。有的家⻓还亲⾃来送，那时的我们也最别扭，我们什么也没有，默默地站在边上看着，听着，⼼⾥说不出的孤独，既没有⻝物，也⽆什么⽤品。但到了劳动时，虽然我们因为挨饿营养不⾜，发育不良，身体瘦弱，但决不能⽐那些身材⾼⼤的同学差，因为这时最能说明我们是否有决⼼做“可教育好的⼦⼥”了。我的⽼师常常紧盯着我，她说：“家庭出身不好，不能选择，劳动时就要努⼒表现⾃⼰……”有⼀次，挑猪圈⾥起出的粪肥，⼀担就有百⼋⼗⽄，13岁的我踞起脚尖，双⼿⽤⼒撑持着压在肩头的᯿担，⼀摇⼀晃地在窄⼩的⽥埂上⾛着，只觉得脊柱⻢上就要断了似的。咬⽛⼲⼀ 天下来，肩膀上⽪破了，⽕辣辣地疼痛，可我绝不能⽐别⼈少挑⼀担。

就是到了很远的农村，只要有⼈知道我们的身份，仍然会有⼈跑过来看，我们虽然不太懂事不明⽩这些给我们⼼理上的伤害有多᯿，只

知道，我们和别⼈不⼀样，我们是有罪的⼈，到任何地⽅，任何事情都要⽐别⼈低⼀等，不能也不应该和别⼈⽐，这种沉᯿的负罪感始

终伴随着我们。这世界，这⽣活对我们来说，都是暗淡的，充满了危险与恐怖。

但是有⼀次，学农中发⽣的⼀件事却使我终身难忘。那是⼜⼀年的夏季，也是“学农”下乡，学校这次去的地⽅很远，记得是个叫夏溪的地⽅。那个地⽅很美，⼀望⽆际的⽥⾥，等待收割的⽔稻泛着⾦⻩，在湛蓝的天幕下随着微⻛荡起波浪，江南农村特有的那种⽩墙⿊瓦

的农舍点缀在团团绿荫之中，平静的池塘边上垂柳依依，⽐起城市中的纷乱与嘈杂，这⼉好像是另⼀个世界，⼀切都显得静溢、安祥。

我和⼏个同学⼀起住在⽣产队⻓的家⾥，这个⽣产队⻓是个结实的中年汉⼦，他的眼睛特别⿊，特别亮，因⽽也就显得有精神。他爱开

玩笑，在地⾥⼲活时，他开的⼀些粗俗的玩笑常令⼥⽣们脸红，却使那些农妇们开⼼⼤笑。他的妻⼦却是个稳重，不⼤爱说笑的⼥⼈，

她远⽐那个当队⻓的丈夫要忙得多。南⽅⼈勤快，清晨，她先起来给⼤⼈⼩孩做早饭，同时煮猪⻝，喂完猪，和⼈们⼀起下地。中午回

来要做饭，待⼈们吃完午饭“歇晌”的时候（因为南⽅夏季酷热，中午⼀般是不⼲活的），她要把家中料理⼀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下午照常出⼯。待晚上吃完饭还要参加⽣产队的会议或者学习，她的⾐着很⼲净，说话和蔼。特别是对我们⼏个学⽣，经常问我们习惯不

习惯，需要什么吗，她很快从同学们的⼝中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曾听⻅她对同学们说：“他可怜，你们要多帮帮他。”

这天中午，吃过饭，同学们都倒头⼤睡了，我只听⻅这位主妇在厨房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很快，我闻到了⼀股芝麻的⾹味，⼀会⼉，她

轻轻地⾛到我们学⽣住的房⻔⼝，往⾥探身张望，⻅我醒着，便向我摆了摆⼿，示意我跟她出去。我当然愿意有机会为贫下中农做点什

么，到了厨房，她却从灶台上端起⼀⼤碗拌好的⿊芝麻糊，递给我，微笑着道：“给你，尝尝看好吃不？”我⼀时愣住了，先想到的是学校宣布的三⼤纪律、⼋项注意，忙说：“⼤嫂。这可不⾏……”她不等我说完，拦住我的话头说：“没事，不要紧，吃吧！”我于是⼜想，这是贫下中农关⼼⽀农学⽣，再说这碗⿊芝麻糊对我有着⽐别⼈更强的诱惑⼒，可是同学之间是不能独吞的，我便轻声地说了句：“那我去叫⼤家⼀起吃。”她却伸⼿拦住我说：“唉，别，这是专⻔给你做的。”我不由好奇问：“那为什么？”她说：“你和他们不⼀样，他们都有⼤⼈疼的呀……”我⼀时怔住了，端着这碗⿊芝麻糊，只觉得⼀种多时未有过的被亲⼈关怀的温暖和幸福溢满了⼼头。才吃了⼀⼝，就再也⽌不住泪⽔了。这时我才看⻅，坐在那灶后烧⽕的，就是那⽣产队⻓。他正⽤那双⿊亮的眼睛向我微笑着……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了，但那碗⾹喷喷的⿊芝麻糊和他们的微笑⼀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

那时，不幸的⽣活中只有⼀件事能使我们暂时忘却痛苦与悲伤，能给我们以快乐，那就是读书。我们去借，去找，⽤⼀切可能的办法借

到尽可能多的书，那时，我们兄妹3⼈谁能借到最多的书，就是我们之间最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书藉忠诚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多少饥饿

寒冷的夜晚。我们从书中去追寻⽣活中被剥夺了的快乐。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书，撕得没头没尾的，纸张泛了⻩的书⻚卷起来的，只

要是书，我们都想尽办法弄来看。⽆论是古代的现在的，中国的外国的，从美丽的童话到⾼尔基《我的童年》；从孙悟空的桀骜不驯到

⽔浒英雄的路⻅不平，拔⼑相助；⻘年保尔坎坷的命运，动⼈的爱情和他不屈不挠的奋⽃⽣活；历史上皇权⽃争的宫廷喋⾎；农⺠起义

的⼑光剑影；鲁迅先⽣冷眼看⼈⽣那犀利的笔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南⼭”的⽣活情趣；范仲淹“先天下忧⽽忧，后天下乐⽽乐”的⾼尚情操……都令我们神往，读得懂的，读不懂的都如饥似渴的读，读书的快乐，是其他任何事情所不能替代的。书使我们暂时忘却了痛苦和悲伤，书使我们理解了⼈⽣不平，世事沧桑。书使我们超然物外，物我两忘。我们的思想在书中的世界⾃由倘佯。我们为书中的⼈物和故事讨论、争论甚⾄吵架，书也使我们增加了对⾳乐的理解，《⼆泉映⽉》的如泣如诉，《命运》的悲壮，都使我们流下过泪

⽔，我们偷偷地听、偷偷地唱，在那艰难的岁⽉⾥，我们的歌声时常令窗外的⼈们驻⾜倾听。

随着时光流逝，艰苦的岁⽉使⽗亲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地越来越淡了。我们慢慢⻓⼤了，可是他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却越来越沉᯿了。

现在，在教师节的时候，从报纸或电视⾥，常⻅到⼈们对⾃⼰⽼师的回忆，她们都是温⽂尔雅，诲⼈不倦的好⽼师，因此学⽣们能记住

她们。可是在我记忆中的⼀位中学时代的⽼师，却是以另⼀种形象令我难以忘怀的。

这位我中学的⽼师，⼥性，个⼦不⾼，略有些驼背，戴副眼镜，她突出的眼珠在眼镜后边⽼在不停地转动，她很少笑容，记不清什么时

候，也真不知为了什么，在她的主持下，班级⾥突然开始了对我的批判。我的同班同学都是从⼩学⼀年级开始同班的同学，虽然尚不知

同学之间的感情，但全班同学⼀同升⼊初中，除了⼀个⼈⼈侧⽬的⻢屁精“红卫兵团⻓”⽽外，从未有过⼤的⽭盾。在我遭受别⼈欺侮时，

班⾥的同学往往还会帮助我。可那次不知怎么回事，⼏天之间，在我的课桌周围贴满了⼤字报，因为我个⼦⼩，坐在教室⼀侧靠墙的第

⼀个，墙上对着我的地⽅和身边的⼀⾯墙上都贴上了⼤字报，后来更⼲脆贴到了我的课桌上，内容直指我和我的“反动⽼⼦”，且都不署

名，我弄不明⽩是怎么回事，同学们都躲着我。

⼏天之后，内容越来越荒唐，也越来越恶毒，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我去问⽼师，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师，背着⼿，踱着步，不停地

转着眼珠⼦，⽪笑⾁不笑地说：“有则改之，⽆则加勉嘛，你还能怎么样？”我恼⽕地问“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击呢？”她说：“你⾃⼰考虑吧。”掉头⾛了。

第⼆天，墙上⼜增加了新的⼤字报，其中标题有“蔡⾦刚，你要向谁还击？”我这才明⽩，这些⼤字报的幕后主持正是这位⽼师。可是⼜过了⼏天，⼤字报⼜突然⾃⼰消失了，⽽且都被撕掉了。就像什么也没发⽣过似的，我更莫名其妙了。过了很⻓时间，在学校组织的⼀次

“拉练”途中，才有同学告诉我，原来，学校新调来的副校⻓看⻅了⼤字报，他皱着眉头说：“这不是胡闹吗？⼀个⼩孩⼦懂得个什么，这是⼈身攻击，当教师的怎么能这么⼲？”⼀甩⼿⾛了。⼤字报就这样消失了。我只知道这位姓纪的副校⻓是从部队转业来的，我永远感激他，是他使我饱受创伤的⼼灵上少了些许伤痕。

可是那位为⼈之师的⽼师，怎么想起来要拿我⽴功，⽴什么功，恐怕只有她⾃⼰知道了。那年头，陷害同志，卖友求荣，甚⾄出卖亲⼈

的不少，但是想拿⾃⼰的学⽣⽴功的，还真不多。这显然是有违师德的。

妹妹在学校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在上⾼中时，⼀次⼀个同学问她：“你说墙那边是什么？”妹妹回答说：“墙那边是猪。”这是事实，墙那边确实是猪圈，猪圈⾥当然是猪，可是这猪圈却是驻军医院的。于是问题严᯿了，这个脑⼦好使，想象⼒丰富的同学把此事汇报给了“⼯宣队”，于是妹妹被停课检查了，什么动机，什么意思，联系“反动⽼⼦”，挖思想根源，妹妹被吓坏了，她⾮常紧张，很害怕，回来告诉我和弟弟。我和弟弟却不太在意，说不就写个检查吗，写就写嘛。妹妹说“⼯宣队”说了这是⼀件⼤事，不那么简单。于是我和弟弟就和她⼀起认真写了份检查，还不错，可能是检查写得深刻，也可能看她是个⼥孩⼦，认识得好（写检查是我们的必修课），这事也就过去了。

可是却给本来就⽣活在恐怖中的妹妹，在精神上留下了巨⼤的刺激。

我初中毕业时不过⼗四岁，在⼀家丝绸印染⼚劳动了两年，才正式分配，我这样的家庭背景⾃然不会有什么好去处，我被分到了⼀家街

道运输站⼯作，就是拉⼈⼒⻋。这个运输站办了个⼩⼯⼚，主要加⼯做电焊条⽤的细钢丝。这个⼯作很危险，它是⽤⼤⻢⼒的电机经过

变速器带动巨⼤的滚筒将那粗钢筋通过模具硬拉成细丝，钢丝在被滚筒巨⼤的拉⼒拉细时随时会绷断，⽽最危险的是每次必须先要将粗钢筋头碾压成能通过模具⼝的尖端，再⽤销⼦砸死在铁链上，再⽤铁链的钩⼦待滚筒上的缺⼝转到操作者身边时，迅速准确的将钩⼦挂上正在转动的滚筒上，这样滚筒再⽤它巨⼤的⼒量把粗钢筋拉成细铁丝。这个⼯作不仅危险，也⾮常需要体⼒，每捆⼏百公⽄钢条先要放到⼀盛满硫酸的⼤缸⾥，以腐蚀掉表⾯的锈，之后要捞出来⽤⽔冲⼲净硫酸，再放到另⼀⼝⼤缸中浸泡上⽯灰和⽜油的混合物，再抬到⼀座⼤炉⼦上烤⼲，之后才能拿去拉丝。这之间每捆⼏百公⽄中的钢筋全靠⼈⼒抬上抬下，我营养不良，个⼦瘦⼩，每天⼲下来，⻣头节都要断了，那种疲劳真是难以⾔尽。特别是上夜班的时候，⼜困⼜累，终于有⼀天，我挂那滚筒上的铁钩时，连⼈也被挂上了旋转的滚筒，我只觉忽悠⼀下，就没有了知觉，待我醒来，我正躺在伙伴们的怀⾥，原来还是⼯友们关机快，滚筒只带着我转了⼀圈，把我砸在地上机器也停住了。要再慢⼀点，我也就完了。

我的⼯资是学徒标准，每⽉14元。可是不久妹妹毕业了，那时正是上⼭下乡运动期间，我们这样的“可教⼦⼥”只能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我们知道，这⼀去，可就再也回不来了，况且她是个⼥孩⼦，尽管不敢说不去，可也就不去办⼿续，拖了没多久，妹妹的⽣活费就被断绝了。幸好我已经⼯作了，钱虽不多，但总不⾄于饿死。

⼀天晚上，我很晚才下班回家，我发现正在上学的弟弟还没有回来，我问妹妹是怎么回事，妹妹说弟弟出事了被扣在学校了。我急忙赶

到学校，看到弟弟垂头站在教室的中央，⼏盏雪亮的⼤灯泡照着他，⼏个⼤汉正围着他。我急忙进去问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是⼯

⼈宣传队和学校的⽼师，说他犯了“很严重的政治错误，性质恶劣，影响很坏。”原来这天下午，⼴播中反常的反复播送通知，说有重要⼴播，要求组织收听，弟弟的同学问他，你猜猜会是什么事，弟弟推测说，“可能是⼀位超级⾸⻓死了。”下午的⼴播中说“伟⼤领袖、伟⼤导师、伟⼤统帅、伟⼤舵⼿”逝世了。这下弟弟的话就有了⼤问题了，学校当即把他看管了起来，“你是怎么知道的？”“谁让你说的？”“为什么要说？”弟弟说是猜的，可谁也不信，但是反复盘问，弟弟也确实回答不出来，这时已经很晚了，我赶紧代弟弟认错，再斥责他，再请原谅他，回去⼀定好好认识问题，……也许是太晚了，看弟弟是个孩⼦，也确实交代不出来，也不可能交代出来什么问题，于是⼜是要写检查，我⾃然赶紧答应了。可能是那会情况太紧张，⼈们顾不上，这次事情总算⼜过去了。

“四⼈帮”被粉碎了，我们也和所有的⼈⼀样，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族有了希望⽽⾼兴，可是我们发现这⼀切好象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亲的那顶“反⾰命”帽⼦，依然压得我们喘不上⽓来

1976年10⽉，这⾦⾊的秋天终于来到了，“四⼈帮”被粉碎了，满街都是兴奋的⼈群，⼈们喜笑颜开，敲锣打⿎，那⽓氛和前不久奉命上街游⾏“批邓”显然⼤不⼀样，那喜悦是发⾃内⼼的，⼈⼈都带着笑脸，眉⻜⾊舞地传着各种各样的⼩道消息。我们也和所有的⼈⼀样，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族有了希望⽽⾼兴。

可是不久，我们发现那喜悦好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年，因为考虑到⽗亲这顶沉᯿的帽⼦，⾼中毕业的弟弟没有参加⾼考。恢复⾼

考后，说有政策，“可教⼦⼥”也可参加⾼考，⽽且分数够，表现好的也可录取。弟弟的同学们也都动员他⼀试，于是他借了五⽑钱报名

费，参加了第⼆年的⾼考。发榜了，他取得了⾼考分数全校第⼀的好成绩，超过了全国᯿点院校录取分数16分。可是在录取时，他却榜

上⽆名，也没有任何⼈来向他解释任何理由，虽然他在报志愿时，⼩⼼谨慎地填写了远离政治的医学院，这当然不是他的⼼愿，但这似

乎应该说是最不敏感的专业了，可就连这也不⾏。他的⼏个同学愤愤不平之余，拉着他⼀同去了市招⽣办公室，招⽣办⼯作⼈员⼀听分

数说，这个分数不可能不录取，于是忙着给查分数，查学校，查姓名，⼀查，再⼀看弟弟身上穿着的⽗亲的旧军装就问：“你是蔡铁根的

⼉⼦吧？”弟弟当然不能也⽆法否认，那⼈倒也痛快，⼀抬⼿说：“原来是你，那你⾛吧，没有你！”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说这就是理由。

不久，我⾃⼰也出了事，我⼯作的那个街道运输站，有个姓D的⼈，是个游⼿好闲、不务正业的⼈。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群众

专政组”弄去当了个⼩头⽬，他平时不参加任何⽣产劳动，成天东游⻄逛。因为是“群众专政组”的⼈员，他对⼯⼈常常是张⼝就骂，动⼿就打，单位曾有很多⼯⼈被他打过，甚⾄打伤。他对领导奴颜婢膝，对⼯⼈则是横眉怒⽬，凶神恶煞⼀般，是个⼈⼈痛恨的“打⼿”，可对他⼜敢怒不敢⾔。我和单位⾥的⻘年⼯⼈们关系很好，我们经常⼀起出去郊游，在⼀起谈天说地，他们都⽐较信服我，这其中有⼀个姓

叶的⼩⻘年，⼀次在⼯作时间看书，被那个D某发现了，D没收了他的书，还臭骂了他⼀通。叶跑来告诉我，我和⼤家商量后认为叶虽然不对，但⼤家更恨D某的骄横，准备收抬⼀下这个⼈⻅⼈恨的坏蛋。⼏天后的⼀个下午，当D某在⼯作时间⼜去下棋的时候，这个姓叶的⼩⻘年就去找他要书，他当然不给。叶问他为什么D说⼯作时间看书就该没收。叶反过来问他，你为什么不⼯作，为什么可以在⼯作时间下棋。这⾃然惹恼了D某，他对叶破⼝⼤骂，可没想到叶不买帐，问他为什么骂⼈。D某⼤怒，说：“骂你，我还要打你呢！”

劈⼿打了叶⼀个⽿光，于是叶⼤叫“D某打⼈啦……！”⾄此，我的⼩⼩的计谋全部实现。早已埋伏在汽⻋后边的⼩⻘年们⼀哄⽽出，有男有⼥，七⼿⼋脚地拉扯住D某，让叶狠狠地把这个D某揍了⼀通。当D某发现情况不妙，⽽且看⻅有的⼩⻘年⼿中还拿着扳⼿等⼯具时（这绝对不是我让拿的），他⼀点都未敢反抗，我也就制⽌了拿⼯具的伙伴们。

于是，我们全体⻘年⼯⼈纷纷要求领导解释D某是根据什么当了不⼲活的⼲部的，凭什么屡次三番殴打⼯⼈，要求把他开除出“群专组” 。

领导⾯对众怒，⼀下也抓了瞎，既恨D某惹事，同时也看出我是“闹事”的主谋，于是找我谈话，要求给D某⼀个机会，要相信领导。可这时⼯⼈们的愤怒情绪都很激烈，连上了年纪的⼯⼈也参加了进来，他们纷纷亮出过去被D某打伤的伤疤，要求处理D某。⼩⻘年们也都在看着我，年轻幼稚的我觉得，不能出卖“⼯⼈阶级的利益”，于是推说不知道，领导⼀⾯做我的⼯作，⼀⾯警告那些⼩⻘年：“你们怎么跟着蔡⾦刚跑？”⻘年⼯⼈们也⻬⼼，不理会威胁，事情闹⼤了，区委派来了⼯作组，私下调查我的⾔⾏，很快，就以“企图为反⾰命⽼⼦翻案，收听敌台⼴播（我曾把在收⾳机中听到过莫斯科⼴播电台播送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告诉过别⼈）等罪名，把我抓了起来。公安局还抄了我那破烂不堪的家，当然也是⼀⽆所获，那时凭良⼼说，还真不知什么是翻案，也不敢翻案。

后来，关了我约⼀个多⽉后，因查⽆实据，由单位给了我⼀个记过处分后，⼜把我放了。

随着年龄的增⻓，我们开始想了，为什么我们要受到这些痛苦与磨难，这⼀次次的打击，这᯿᯿的苦难，这⽆尽的屈辱何时⼜是个头呢？难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别⼈不费⼒⽓可以得到的，我们花上⼗倍百倍的努⼒也得不到，那时有地、富、反、坏、右等罪名，我们⼜算哪⼀类呢？我们⽐他们还要多⼀᯿苦难，那就是孤⼉的苦。⽣活中所有的苦难与打击都只有⾃⼰默默地承受，⽽没有倾诉的地⽅，也没有得到安慰的地⽅，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疑，这⼀切都只是为了我们的⽗亲，那么⽗亲究竟是什么⼈？他⼲了些什么？他对这个党和国家究竟犯下了什么⼗恶不赦的罪⾏？以致于他⾃⼰死⽆葬身之地，过要殃及⽆辜的我们。这些疑问越来赵沉᯿地压在我们

的⼼⾥。

我们翻出抄家仅剩的两枚勋章和⼀块奖章，这是⽗亲留下的唯⼀遗物了，⼀块后⾯刻着“⼋⼀奖章”⼀个五⻆星，还有1927－1937的宇样；另⼀枚勋章后边刻着“中华⼈⺠共和国⼆级独⽴⾃由勋章”，正⾯是延安宝塔⼭的图样，在上⾯有⼀颗红⾊的五星。还有⼀枚勋章后边刻着：“中华⼈⺠共和国⼆级解放勋章”，正⾯是天安⻔的图样，上⽅也有⼀颗红五星。这些东⻄都已很旧了，但是⼈们告诉我们，它的中间是纯⾦制成的，虽已年代久远了，但每次打开它，仍然熠熠⽣辉。这些勋章和奖章，都有各⾃的证书，其中还有⼀张⽗亲的照⽚，这是⽗亲的⼀张半身像，身着军礼服的⽗亲胸佩勋章，微笑着注视着远⽅，是那样英姿勃发。这也是我们⼿中仅有的⼀张⽗亲的照⽚了。

是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党对⼀系列᯿⼤案件的平反举措，使我们从懦弱⾛向勇敢，从秘害⾛向公开，⾛上了为⽗亲乎反昭雪的艰难路程

时间到了1978年，这年的9⽉，开始了给“右派”摘帽的⼯作。党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帽⼦的决定的实施⽅案》，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耍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作。11⽉，⼜正式为闻名中外的“天安⻔⼴场事件”平反。

这年年底，具有᯿要历史意义的⼗⼀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党“开始全⾯地，认真地纠正‘⽂化⼤⾰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批᯿⼤冤假错案和⼀些᯿要领导⼈的功过是⾮问 在12⽉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被确定为处理中央⽇常⼯作的秘书⻓。

年底的⼀天，⼀位多年来常在暗中关⼼我们的阿姨，悄悄地来告诉我们，⼀个和⽗亲同案被判⽆期徒刑的⼈已被提前释放回来了。这意

味着什么呢？于是我们⼤着胆⼦，在⼀天晚上悄悄地找到了这个⼈的家⾥。他叫俞须涌，我们对他似乎还有些印象，

那还是⼩时候，他常来和⽗亲下围棋，令我们没想到的是⻔⼀打开，他⼀看到我们3个已经⻓⼤了的孩⼦时，竟然⼀把拉住我们放声痛

哭：“孩⼦们，你们⻓⼤啦，10年啦！多好的爸爸啊，再也没有啦！那真是痛哭失声，声泪俱下，⼀个这么⼤年龄的⼈竟会这样痛哭，真

令我们吃惊。然⽽就在那⼀刻，他的哭声像惊醒了我们的⼀个漫⻓的梦，已经被岁⽉的流逝在我们记忆⾥变得淡漠了的⽗亲的形象，就

在这时⼜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俞须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虽然经过⻓期监禁，但没有⼀点懦弱与害怕，没有变得⼩⼼谨慎，他是那么坚定与坚决，丝毫不认为⽗亲

和他⾃⼰有什么罪，后来我知道他狱中10年，从未停⽌过申诉。虽然那结果是可想⽽知的。他早年是新四军中的⽼同志，后来从部队转

业到地⽅⼯作的。⽗亲当年那个所谓的“反⾰命集团”⾥，绝⼤多数是这些转业退伍军⼈。

经过商议，我们决定找有关单位试着打听⼀下，⽗亲的案⼦属不属于当时正在开展的对过去⼀些案件的复查范围。当然这是⼗分危险的

举动，这显然是有“翻案”企图的⾏动。但是我们经过考虑，以我们⾃⼰的处境，也似乎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还能再坏到哪⾥去呢？⾄多就是把我们再关起来罢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问问试试呢？⽗亲是什么⼈？为什么要“反⾰命”？那就是我们要求的答复。

我们先找到⽗亲的原单位机械局，被告之：他们不清楚，可以去问问原来的⽼局⻓。费了许多周折，我们找到了当年的局⻓苗海波，当

他听明⽩我们是谁和来意后，显得惊恐万状，连连摇⼿，⼜说什么都不知道。还是他妻⼦⽐他镇定，埋怨道：“你看你怕什么，孩⼦只是

问问。”苗这才说，案⼦是公安局槁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们下决⼼到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去问⼀下，这个落实政策办公室就在当

年那个看守所的后⾯。我们⼤着胆⼦进去说明了来意后．⼀个⼯作⼈员疑虑地盯了我们很久．⾮常谨慎地表示，他只是听听我们的要

求．向领导汇报以后再说。他在淡话中⼏次跑到隔壁房间去，从他的紧张的态度，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经过和俞须涌商议，他们认为只有上北京才能弄明⽩，这时很多受⽗亲⼀案牵连的同志也悄悄地来找我们，⼤家的意⻅是⼀致的，上北京去。⼤家凑了⼀些钱以做我们的路费。俞须涌给我们⼀封信，是写给北京⼀个叫刘懦增的部队⼲部的。俞告诉我们，刘儒增因江⻘的什么罪名被判刑和俞监禁在⼀起的。俞在狱中常常向他谈起⽗亲及此案，刘深为所动，相约将来有可能，他⼀定会帮助打这个官司的。此时．他已先获得平反回到北京去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刘儒增⽼⼈在此案平反中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的。

1978 年年底的⼀天．阴⻛阵阵，冬天的寒冷使得街道上⾏⼈稀少，我和弟弟急急地⾛在通向⽕⻋站的路上，送我们的只有妹妹和我的⼀

个好朋友⼩宋。我们边⾛边警惕观察着四周，尽可能不被相识的⼈发现，因为在那个城市⾥，认识我们的⼈太多了，⼀旦被发现，很可

能会把我们抓回去关起来。我们随身携带的就是能证明⽗亲过去的那两枚勋章和奖章．还有俞须涌的那封信及⽗亲的⼀张照⽚。直到剪

票进站，我们的⼼情始终没有放松过，⽣怕会听到⼀声：“晦，蔡铁根的⼉⼦！”那就麻烦了。上了站台，我们就盼着⽕⻋赶紧进站，只有上了⻋，似乎才会安全⼀些。

随着汽笛的⻓鸣，⼀列深绿⾊的快⻋呼啸着进站了，⻋轮辗压着闪亮的钢轨发出沉᯿的声响，脚下的站台为之震颤。慕然，我们⼏乎同

时看⻅了那时还不多⻅的内燃机⻋⻋头上悬挂着⼀个铜像：“周恩来号”；⻋头从眼前⼀闪⽽过，列⻋很快减速停稳了，⼩宋兴奋地对我们喊道：“看⻅没有，周恩来号，看来你们这次⼀定顺利！”他兴奋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们，忐忑不安的⼼清似乎也踏实了⼀些，但愿这真是⼀种吉兆吧：“周恩来号”似乎预示着⼀个᯿⼤的机会，⽽我们恰恰赶上了冬天的北京，笼罩在灰蒙蒙的雾⽓之中，清晨，穿着厚实的⼈们或骑⻋、或步⾏急匆匆地穿过街道，⽆轨电⻋轻快地滑⾏在宽阔的⻢路上，⼥售票员以好听的京腔不时催促乘客买票，⻜快地报着站名。我和弟弟按着俞须涌信上的地址，在东城内务部街找到了刘儒增的家。这是⼀个很⼤的旧式院落，⾥⾯曲曲折折，⼀个院⼦连着⼀个院⼦，虽然⾥边已经有后来的住户各⾃建起的⼩屋，因⽽显得杂乱，

但从那些精致的雕花回廊，残存的太湖⽯来看，过去曾是相当的⼀个⼤户⼈家的宅院。刘家住在最后的⼀进院落⾥，他不在家，他的⽼伴告诉我们他去⼤连休养了，我们只好带着⼀丝失望离开了。

我和弟弟决定先住在⽣⺟那⾥，她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颇不以为然，但也并未反对。我们先到位于⼚桥的⼀个胡同⾥的总政上访接待站去，排了很⻓的队，等轮到我们时，⼀个满脸不耐烦的⼯作⼈员接过我们写的要求复查的申诉材料后，叫我们回去等，留下地址电话后，我们只好回来了。

⼏天以后，忽听楼下有⼈喊我们，⼀个年轻的军⼈找我们，他说他牲穆，是总政信访处的。他似乎有些兴奋，说：“已经查到了，有这个

⼈，还是个⼤校呢！”他是骑⻋跑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

当我们第⼆次去刘儒增家时，⽼⼈已回来了，他头发全⽩了，但很健康。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个⾮常痛快的⼈，说话快，⾛路快，动作也

快，⼀看就是个豪爽的⼈。他看过俞须涌的信，问了⼀下现在的情况，很快写了个条⼦，叫我们去找总政⼀个姓⾼的⼈。

总政这位姓⾼的是个⼤个⼦，戴着副眼镜，他看过刘儒增的条后，进去了⼀会，同另⼀个年岁较⼤的军⼈⼀同出来了，看样⼦是个负责

的，姓赵。⾼说这是赵部⻓，赵对我们说：“这个事情，好像1975年邓副主席就有过批示。但因为你⽗亲后来到地⽅那⼀段问题没有处

理，所以也就⽆法处理，地⽅那⼀段不解决，部队这⼀段也不好办。因为他是经过公检法判决的，所以还要通过地⽅司法机关，你们必

须⾸先想办法解决地⽅这⼀段的问题。”

总政给我们开了封介绍信，是给“⼈定湖接济站”的，说在那⾥可以免费吃住。我和弟弟决定去看看。 这个接济站位于永定⻔外护城河边上，是当时为了接待来⾃全国各地的上访⼈员设⽴的，必须是相当⼀级部⻔认可后开具的的介绍信，才能在指定时间内到那⾥去获得⻝宿，听说吃的是⼏⽑钱最低的标准，虽然⼼理有准备，但当我们找到这个接济站⼀看，还是不禁吃了⼀惊，这只是⼀座空楼，⾥⾯什么都没有，⼀些⾐衫褴褛，蓬头垢⾯的⼈们就在肮脏的⽔泥地上席地⽽卧，男⼥⽼少，真像似地狱⾥的景象，我们只能放弃了想离开⽣⺟居所，以少添麻烦的念头。

既然案⼦要通过司法部⻔，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最⾼法院的所在，费了很⼤劲才在东交⺠巷附近找到，⻔卫以⼀种⻅多不怪的神情⼀句话

没说递过⼀张⼩纸条，纸条上印着去⾼法接待站的路线。那时节，北京的各⼤国家机关，⼤都印制有这种指示路线的⼩纸条，以应付越

来越多的各地各部⻔来的上访者。明⽩简单。可许多初次来京上访的⼈们都把这⼩纸条当成了某种通⾏证，他们拿着这种印有⿊⾊印刷

体⽂字的⼩纸条，往往在问路时和在乘坐公共汽⻋时，⼩⼼且不⽆得意地向⼈们出示。可往往招来的是京城⼈傲慢和鄙视的嘲笑。

最⾼法院的上访接待站位于天安⻔⼴场东侧，历史博物馆南⾯的⼀个胡同⾥。在⼀个不⼤的院落⾥，有⼀排临时搭起的平房，按接待地

区分成华东、华北、东北等组。初到这⾥，⻔前的景象令我们吃了⼀惊，那紧紧关闭着的⻔⼝⼈头攒动，⿊压压⼀⽚。整个胡同⾥到处

都是⼈。男⼥⽼少，各种⼝⾳，他们⼤都⾐衫槛楼，⾯容肮脏，或坐或卧，脸上都挂着同样的憔悴，紧张，沉᯿。眼神⾥⼜都闪着希望

的光亮。“⽂⾰”10年和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知造成了多少家破⼈亡，妻离⼦散的惨剧，如果不是身受迫害，申告⽆⻔谁⼜会忍饥挨饿，千⾥迢迢来这⾥受这份罪呢？他们⼤多都是带着满腔悲愤和冤苦，经过多年在当地的申告⽽⽆⼈问津才下决⼼背井离乡来到北京

的。他们中间，每个⼈都有⼀个痛苦的经历，⼀段凄惨的冤情。

⼀般⼈⼼⽬中想象的国家最⾼司法机关的接待处，似乎应该是⾼⼤、宽敞、明亮的地⽅，因⽽才是严肃的地⽅。那⾥的秩序也应该是最

好的。那⼉的⼯作⼈员因为代表着国家也应该是和蔼可亲，当然也应该是严肃认真的。可是眼前的这番景象，就像是⻢上要向难⺠施粥

的地⽅，⼀进⼊这个环境，会使你⼼⾥陡然增加了⼀层沉᯿。我看到⼀个满脸污⿊的缺了⼀条腿的⽼⼈，穿着⼀件快分辩不出颜⾊的旧

军装，坐在地下，胸前挂着也不知什么时候的什么内容的奖章，嘴⾥不知在唠叨什么。⼀个中年妇⼥带着⼀⼤⼀⼩两个孩⼦，跪在路

旁，⾯前放着⼀张⽩纸，上⾯⽤红笔写着个触⽬惊⼼的⼤“冤”字，两个⼜脏⼜瘦的孩⼦，冻得直流⿐涕，呆呆地站在⼀边。⼀个盲⼈则在⼀边拉着⼀把⼆胡，细听原来他把他的冤情编成了曲⼦在唱给⼈听。还有⼀群⼈正围着⼀个中年⼈在听他说着什么，那中年⼈的⾐服很

脏，但是领⼦上的⻛纪扣却系得端端正正，他的表情很激动，不知在说些什么。⽽更多的⼈则是⽤期待的⽬光望着那紧闭的接待处的⼤

铁⻔。他们⾯⽆表情任凭冬⽇呼啸的寒⻛卷起的阵阵尘⼟从他们的头上、身上刮过。眼前的景象使我们不安的⼼情变得更为压抑和沉

᯿，也平添了难以⾔喻的焦急与烦躁。

上访者⾸先要排很⻓时间的队，交上申诉材料，然后每天来等，直到铁⻔开时，叫到你的名字，再进去接谈。⼏天后的⼀个上午，⼤⻔

开了：“江苏常州的蔡⾦刚有没有？”我们赶紧答应着挤了过去。接待我们的是⼀个瘦⼩的中年⼈，听⼝⾳像是南⽅⼈，可能因为天冷，他戴着⼀顶有些显⼤的⻩军帽。他是个很稳᯿的⼈，说话慢条斯理，动作也慢，他让我们坐下后，边听我们讲，边慢慢翻动着我们写的申

诉材料。他沉稳平和但是认真的态度，使我们的不安⼼情好像平静了些，他⼜仔细地看着我们递给他的⽗亲留下的照⽚和勋章，⼀直没

有说话。只是翻来复去地看这些东⻄。沉思了⼀会后，他起身到隔壁房间去了，我们感觉到他是去打电话了。过了⼀会，他回来了，慢

慢说道，你们的这个案⼦，我要向领导汇报，还要经过调查⽅能弄清楚，以后会给你们答复的！他的声⾳并不⼤，但⼀字⼀句，语⽓坚

定，这⼏句话使我们⼀直悬着的⼼放了下来。这时他往椅背上⼀靠，像在考虑着什么，⼜说了⼏句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话：“这个案

⼦，根据我们判断，是存在问题的，很可能是个᯿⼤冤假错案，这本不该和你们说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确定。你⽗亲过去在部队

⼯作，所以你们还要去找总政，要他们尽快和我们联系。”

难以形容我们听到这⼏句话的心情，我们强捺住悲喜交加的⼼情，请教他的姓名。他告诉我们说他叫⻩仁贤，是最⾼法院刑事审判庭负

责华东地区的，我们的这个案⼦以后也就经由他负责办理了。

出了⾼法，顺胡同向⻄不远，出⼝就是天安⻔⼴场，我和弟弟像是卸下了个沉᯿的包袱，⼼情变得轻松了。这时⻛也⼩了，⼀缕冬⽇的

阳光照射在⼴场上，也好像照到了我们的⼼⾥，使我们感觉到了⼀丝暖意。

可是，等我们再去总政时，总政的⼀位⼯作⼈员说，你们的案⼦要等地⽅复查完了并且推翻原判后，部队的平反才有意义，态度忽然变

得很冷淡。当我们提出再⻅姓⾼和姓赵的两位同志时，也遭到了拒绝。要是这样下去，部队要等地⽅，地⽅要等部队，结果是谁也不

办，那该怎么办！我们觉得⼀种说法是对的，那就是后来到地⽅的原因在于前段部队的处理，正是因为有部队的前因才有后来地⽅的后

果，理应部队先复查。

⽆奈，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刘儒增⽼⼈，他不动声⾊地听完了我们的话后，略⼀沉思，迅速地⼜写了⼀封信，⼝吻坚决地说：“拿着他

去找陈沂去！”他告诉我们，陈沂是原总政⽂化部少将部⻓，当年被划成右派，最近刚刚平反，现在正住在他⼥⼉家⾥，要我们找他试

试。 刘儒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多次给了我们坚决的⽀持，他从未有过⼀次犹豫，也从未有过怀疑。他常常放声⼤笑，笑声爽朗豪放，说到那些害⼈的宵⼩时，他怒形于⾊，在谈到遭受迫害的同志时，他⼜痛⼼疾⾸。他对⼈毫⽆戒备之⼼，乐于帮助所有求助于他的

⼈。他并不认识我的⽗亲，但他认为⽗亲是他的战友，帮助我们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天坛南⻔外的永定河边上的⼀⽚住宅楼群⾥，我们敲开了⼀户普通住宅的⻔，开⻔的是⼀位头发花⽩的⽼太太，她告诉我们陈沂不在

家，当问明我们的来意后，她要过我们的申诉书，叫我们坐下，她戴上⽼花镜，认真地慢慢念了起来，当念到我们写的所经受的苦难时，这位⼼慈⾯善的⽼太太声⾳哽咽了，她显然被打动了，拿出⼿绢擦着眼泪，抬起头对我们说：“放⼼吧，孩⼦们，我⼀定把它交给陈沂，他也⼀定会管好。”后来知道，她就是陈沂同志的夫⼈⻢楠同志。

当我们离开他家时，外⾯的天已经快⿊了，这时已到年关了，⼈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忙碌着。到处张灯结彩，街上的⼈群熙熙攘攘。这⼀切不由使我们想到，出来这么⻓时间了，事情好像还远未有进展，⼼情不由得⼜沉᯿起来，我和弟弟⼀⼈买了⼀个⽕烧充饥，站在⻋⽔⻢⻰的街头，⼼⾥⼀阵阵发慌。

我们再到最⾼法院，只有这⾥的情况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仁贤告诉我们，⾼法领导和刑庭的同志们经过研究，决定⽽且已经打电话

通知江苏省⾼级法院和常州法院来⼈携案卷进京汇报。这个消息实在太让我们⾼兴了。这说明了案⼦所受到的᯿视已⾮同⼀般了。

过了⼏天，我们再到陈沂家⾥拜访，这次他在家，他是个戴着眼镜的瘦瘦的⽼⼈，他告诉我们，他已把我们的材料送到“⻩⽼”那⾥去了。

“⻩⽼”说他清楚并且记得这件事情，问这⼏个孩⼦在什么地⽅，陈沂⽼⼈叫我们留下地址电话。看来他⼼情不错，在送我们出来时，⽼⼈开玩笑地⽤⼿指往上⼀指：“放⼼吧，孩⼦，我把你们的事捅到天上去喽！”临⾛，他安慰我们：“别着急，先过年再说。”还送了不少⻝物给我们。他说的⻩⽼，就是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总参谋⻓的⻩克诚⼤将，这时他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

初去陈沂家⾥时，他刚从北⼤荒回来，只是平反，并未有新的任职，⻔庭冷落，家中很清净，我们可以和他谈谈话，不久，⼈⺠⽇报上

发了他⼀篇⽂章，随即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再去他家⾥时，那⾥已经是宾客盈⻔了，楼下停了许多⼩⻋，记得有⼀次

去他家⾥，陈沂头上围着⼀块⽑⼱，斜卧在⼩床上，不少访客你⼀⾔，我⼀语的净是逢迎阿谀的话，⽼⼈明显的并不⾼兴，皱着眉头不

时勉强应付着，⼀个身穿⿊呢制服⼤⾐的胖⼦，⼀进⻔就双⼿⼀拱笑道：“哈哈，⽼陈哪，恭喜啊，哈哈！”他身后还跟着⼀个满⾯趋媚的胖太太，令我不由想起了戏台上的官员形象。⼼想在陈⽼遭难的时候，这些⼈⼤概不仅不会来，估计还会退避三舍的。冷眼看着这些，

我简单向陈沂告了别，迅即离开了这个显然不能再呆下去的地⽅。没有想到的是躺在床上的陈沂却居然头顶着那块⽑⼱起身追了出来，

他在楼道⾥⼀⼿捂着⽑⼱对我说：“孩⼦啊，你的事，放⼼好了。”⼜摇了摇头叹道：“唉，这些⼈哪……”

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申诉材料⻩⽼看后由中央纪委发了简报，很快胡耀邦同志看到了并做了批示。不久后的⼀天，我们接到⼀个电话，电话那头的⼈说他姓丛，奉⾸⻓之命开始负责处理我们的问题。他即是⻩⽼办公室的秘书，于是我们按他的指示住进了总参第⼆招待所，介绍信是军委办公厅的，原由是“晋⻅⾸⻓”，事情显然已经开始起变化了。

我们的⽣⺟看到了这种变化，在⼀天晚上带着我们找到了肖克的家⾥。

肖克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在⽗亲留下的那枚印有中国⼈⺠解放军的胸章后⾯，就盖着他的印章。也听说⽗亲的罪名中有⼀条是“肖

克反党集团⼲将”和“包庇肖克”，知道他是⽗亲多年的⽼⾸⻓，从看过的书中也知道他曾是当年红六军团的军团⻓，是中国⾰命史上⼀位著名的⼈物。

在政协礼堂附近的⼀个院⼦⾥，警卫带我们进⼈会客室，我们⻅到了这位⽼将军。他表情沉重地握着我们的⼿，—⼀问过名字后，他⻓⻓

地叹了⼝⽓。沉默了许久，他站起身来在室内来回踱步，突然⼜站住对我们慢慢说道：“你爸爸是个好同志啊，是个好同志－－你们要坚

强起来，这个事我们⼀定要管，应该管。”他的声⾳略有些激动，语⽓坚定。当听说⻩⽼在过问这件事时，注意地“唔”了⼀声。我们告诉了他现在的情况，⽼将军很感宽慰地点点头。临别，⽼⼈拿出⼀笔钱塞给我说：“你们现在很困难，⼀定需要……”我感激之余想我们真正需要的还是复查时的⽀持，再说初次⻅⾯就拿别⼈的钱多不好。临⾛时，我⼜把钱悄悄放回到他那宽⼤的写字台上，不料被⽼⼈看⻅

了，他似乎有些不⾼兴了，⼜把钱塞回到我⼿中说：“我和你爸爸是⽼战友啦 ！“

不久，在北京⻄⼭脚下⼀处僻静的⼩搂⾥，我⻅到了⽗亲很久以前的另⼀位⽼⾸⻓邓华，当他在⽼伴的搀扶下吃⼒地从楼上下来时，我

惊讶地发现这位曾是志愿军司令员的⽼⼈身体很虚弱，他说话吃⼒，⽓喘嘘嘘，⽼⼈告诉我，他有严重的哮喘病，⼀般不⼤会客，听说

是⽗亲的名⼦后才⾮下来看看。在吃饭时他告诉我：“你爸爸是个⾮常勇敢的好同志，⾮常有能⼒，1938年被⽇寇抓去，他带头砸了⻤⼦的监狱跑了回来，后来还有⼈纠缠这段历史，真不像话。后来张家⼝解放后，从缴获的敌伪档案⾥证明了你爸爸他们的⽃争是英勇的……”

他给我夹了⼝莱，接着说道：“如果有⼈再提这个事情，你叫他来找我好了. ”

在301医院，我⼜找到了⽗亲的另⼀位⽼战友，时任总参政治部主任的冯征，提到⽗亲，他向在座的其他同志连声说：“那可是个好同志啊，是个很好的同志啊……， ”他告诉我，江华和⻩⽕⻘同志也在这⾥住院，他说他找他们去反映情况。

经过在北京的⼀段时间的奔⾛，从⽗亲的⼀些⽼⾸⻓、⽼战友们的⼝中，我们渐渐知道了⽗亲不少过去的情况，这更坚定了我们争取为

他平反的决⼼。

总参第⼆招待所位于东单的煤渣胡同⾥，是个有许多进院落的⼤宅⼦，据说原先是⺠国将领宋哲元给他⺟亲盖的房⼦。住所须知上写明

要有军以上单位的介绍信⽅能⼊住，除了过往公⼲的军⼈外，这⾥住了许多不少因为过去历史上的种种问题等待相关部⻔甑别和复查的

⼈员，其中既有⾼级⼲部，也有⼀般⼯作⼈员。

在这⾥我⻅过前北海舰队的司令易耀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曾经是我⽗亲在平⻄抗⽇根据地的战友）某⽼帅的前夫⼈……最有意思的

是⼀位林彪的原机要秘书，他听说我之后，专⻔来看我，他感叹的说：“⼩蔡啊，你知道吗？在军委扩⼤会上，你爸爸被监视的啊，他⾛

到哪⾥都有专⼈跟着，就是上厕所也有⼈跟着。他每天的⼀⾔⼀⾏都有专⼈报告的，我是亲眼⻅过的。”

我们⽩天东奔⻄跑，有时晚上就住在⽣⺟那⾥。⼀天我们回到⼆所，⼆所的管理员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们说：“哎呀，我的⽼天，你们跑

到哪⾥去了？可找到你们了，快去接电话！”他⼀边带我们⾛，⼀边唠叨：“这能怪我吗，你们⼀天到晚不在，我哪知道你们到哪去了。”

电话原来是军委办公厅的肖宏达主任打来的，他已经找了我们⼏次了。我接过电话，传来了肖主任热情的声⾳，他说：“⻩⽼说你们能活

下来不容易，你们受苦啦，你们是咱们⽼红军的后代，有什么困难和需耍，可以找我，和他们⼆所讲也⾏，我已和他们交代过啦，你们

吃好，休息好，费⽤由军委负责……”这些从未听过的热情关切的话语，使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嗯嗯地答应着，我忍住感激的泪⽔，谢谢 。他并请转达对⻩⽼的谢意。肖主任⼜叫⼆所管理员接电话，那管理员满脸堆笑，对着话筒⼀个劲地说“是”。放下电话，他抹了⼀下头上的汗⽔说：“好了，⼩蔡啊，实在对不起，我们不了解你们的情况，⼯作没做好，没照顾好你们，以后有事尽管找我。”正好⻝堂开饭了，他拉着我们进了⻝堂，热情地亲⾃为我们端了两份红烧⾁，还说：“来来，还要什么。”我⼀看这显然已⼤⼤超出了当时定的“上访”伙⻝标准，就说：“这菜太贵了，我们没那么多钱。”他说：“哎呀，⾸⻓交代了，你们的开⽀军委报销，你不知道，过去也有这种情况，说是这⾸⻓，那⾸⻓的关系，尽是假的，你们这是⾸⻓亲⾃交代的，尽管放⼼吧！”

从此每个⽉底，管理员都拿来⼀张单据，叫我在上边签字，饭菜可以随便吃了。

我们的上访已经有些“贵族”味了，已经⼤⼤区别于那些露宿街头，遭⼈⽩眼且被各个机关衙⻔驱来赶去的⼤多数上访者。我们终于摆脱了忍饥挨饿的困窘⽣活，不久，军事学院还给我们兄妹三⼈每⼈发了⼀套新军装，⽐起那些普通上访者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般的神话了。

可是我和弟弟在街头亲眼⽬睹的⼀幕，却给了我们深深的刺激。

那天我和弟弟路过⻄四路⼝，⻅身边⾛过⼀个三⼗上下年岁的⼈，他急步⾛到路边的垃圾筒，迅速拉开垃圾筒下⾯供清洁⼯⼈清扫⽤的

⻔，蹲下身⼦在⾥⾯翻检起来。他的穿着很整⻬，不象是个拣垃圾的，也不象个乞丐，但我们从他身上背着的那只⿊⾊⼈造⾰包来判断，他也是来京上访的，这是上访者最常⻅的打扮，虽然他很⼲净。因为我们离他很近，所以停下脚步观察他的⾏动，只⻅他从垃圾筒⾥翻出⼀盒被⼈扔掉的点⼼，打开⼀看，⾥⾯的点⼼不仅发了霉，⽽且还⽣了细⼩⽩⾊的⾍⼦，点⼼则已经变成了⾖渣状，这个⼈没有任何犹豫，捧起这叫⼈⼀看就恶⼼的点⼼渣滓，⼤⼝⼤⼝的吞⻝起来，他动作极快，但是也已经引起了路⼈的驻⾜观看，他并不理会⼈们惊诧的⽬光，迅速吃完，起身拍了拍双⼿抹掉嘴边的点⼼末，⽽且还没有忘记关好垃圾筒的⻔，抬腿⼤步流星的⾛了，迅速消失在熙熙攘攘的⼈群⾥。我们从他整⻬⼲净的⾐着判断，他⼀定是个有⽂化有教养的⼈，虽然是上访，但他不愿蓬头垢⾯，伸⼿乞讨，以维持他⼈格的尊严，但是饥饿⼜使他不得不去拣⻝垃圾筒中的⻝物，他的动作很快，是为了减少别⼈对他的注意，以尽可能的维持⾃⼰的⾃尊，他宁愿去拣⻝垃圾筒⾥的⻝物，也不愿去⾏乞，我相信，他还有⼀点办法的话，他⼀定不会这样做的。直到今天，我有时还在猜测，这位年轻⼈的来历，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北京的？以后⼜怎么样了，在他的身后⼀定有许多不为⼈知的许多⾟酸乃⾄⾎泪吧！这件在我们眼前发⽣的⼩事，转瞬即逝，可曾⼏何时，那不就是我们的⽣活吗？我和弟弟久久的站在路⼝，看着那垃圾筒，⼼⾥翻腾起的波涛许久不能平静。

⾃⻩⽼的丛秘书把我们安排进总参⼆所后，他曾多次来找我们了解情况，总参李达副总⻓、军事学院肖克院⻓也都先后派⼈来过。那时，肖克同志复出后，任军事学院院⻓兼第⼀政委。⽽⽗亲的原处理单位南京军事学院，此时已经撤消。于是经各⽅⾸⻓协商决定，⽗亲的案⼦由当时的军事学院来复查。开始，⽗亲这⼀职级的⼲部复查尚需经过总政负责解决，肖克⽼⼈曾对我说过：“因为他还是个⼤校哩。”随着落实政策的深度和⼴度的发展，过去历史积累需要复查的越来越多，于是经中央军委决定，由当时的军事学院全部负起过去南京军事学院、⾼等军事学院等单位所有历史遗案的复查及落实政策⼯作，范围也由过去“⽂⾰”遗留问题直扩⼤到红军时代的“AB团”等所有

历史遗留问题。为此军事学院专⻔组织了有四五⼗⼈的落实政策办公室，由当时的组织部部⻓⽯建华同志任主任负责此项⼯作。⽗亲的案⼦由于在历史上的影响及他所涉及的⼈物，显然，受到了⾮同⼀般的᯿视。

在为⽗亲的冤案奔⾛过程中，我们也有被拒之⻔外的经历，那⼀户户深隐在胡同⾥的深宅⼤院，那⼀扇扇⾎红的⼤⻔紧紧关闭着，这种

⼤宅邸的⼤⻔关上后，往往是严丝合缝，你⼀点也看不⻅⾥⾯的情景，当你久扣之后，⼤⻔上会有⼀个专⻔的⼩⼝打开，从⾥⾯漏出的是卫兵警惕的⽬光，仔细问明你的身份来意后，叫你等⼀会，随后就来告诉你，主⼈不在家，或者什么别的理由，然后不容分说眼前那道⼩缝便会᯿归于⽆。任你再怎样敲也不会再打开，若是你再坚持，那么你的身后往往就会出现⼈⺠警察的身影了。

不知怎么，在这时我常常会想起我们从⼩受过的教育，那些⽂艺作品⾥，当年的⼤⼤⼩的⼲部们藏在⽼乡的炕洞⼦⾥的情景……

坚冰终于融化了。3个苦命的孩⼦，等了11年，⽗亲终于恢复名誊，恢复党籍，平反昭雪了。屈辱和痛苦的⽇⼦结束了，就在这时读到⽗

亲留下的⼀封充满爱与亲情的遗书。

1979开春的⼀天，⾼法⻩仁贤来电话，说常州来⼈了，问我是否⻅⼀下。我那时对常州法院的恶感可想⽽知，本不想去看我们熟识的⾯

⽬，⻩仁贤说还是⻅⼀⻅好，于是我就去了。常州和江苏省来了两个⼈，他们⻅到我，开⼝便要我们回去，说这⾃有组织调查云云，说：“你⽗亲是反⾰命，复查并不意味着改变结论。”话中不时遗露威胁之意。我申辩说：“是不是反⾰命需要复查后结论，结论要实事求

是，⾄于我们回不回去，不取决于你们。”⾼法的⻩仁贤听着我们的唇枪⾆剑，表情严肃，并不说话，但是在最后他说了这样⼏句话：“他

们（指来⼈）的话并不代表⾼法的意⻅……”

常州来⼈的态度，使我感到极⼤的压⼒，他们既然携案卷来京汇报，⾼法看后究竟是什么结论，这是⾄关重要的。⼏天后，我再去⾼法

询问时，⻩仁贤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案卷已经看过，经刑庭和⾼法院领导研究认为：事实不能成⽴，因此原判决是错误的，已经决定要

常州和江苏省回去᯿审，作出撒销原判的判决。”他严肃地告诉我，这是⾼法领导和刑庭领导研究过案卷后的正式决定。他还告诉我，部

队⽅⾯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包括⻩⽼办公室丛秘书等各⽅正在协调，⼒促早⽇解决。他的声⾳并不⼤，但在我听来，⽆异于春天的雷

声在我⽿边轰鸣，实在⽆法形容我当时的⼼情，兴奋、悲伤、痛苦、愤怒交织在⼀起，只会说⼀句：“谢谢，谢谢您！”⻩仁贤说：“不⽤谢我，这是党的⽅针政策，应该感谢党！”他看着我⼜感慨地慢慢说：“‘⽂⾰’中被害惨死的⼈很多，但像这样⼀个出身红军的⾼级⼲部被经司法判决公开枪杀的全国仅此⼀例，影响是很恶劣的，我从事审判⼯作多年也是第⼀次遇到。”

迫于形势和最⾼法院的压⼒，常州⽅⾯曾于1979年2⽉做出了⼀个复查报告，报告认定⽗亲：“确有组织武装上⼭打游击，建⽴反⾰命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只是因为“没有⾏动”；另外“恶毒攻击红太阳，但未有扩散”；所以撤销原判。这个显然是胡说⼋道的复查报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我们和北京⽅⾯的拒绝。

坚冰虽已被打破，但彻底融化尚需时⽇。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的思想随着形势发展深⼈⼈⼼，正在逐渐成为指导⼯作的⽅

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也已成为社会潮流，但是多年来形成的僵死了的思维定式，不是⻢上就可以扭转的，两个“凡是”的影响还在，尤其是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推波助澜、获得既得利益的⼈，在“四⼈帮”倒台后，摇身⼀变的⼿握⼤权者，对这种变⾰是不满的和抗拒的，这种⼼态尤其是在对过去冤假错案的落实政策上表现出很⼤的阻⼒。很多案件的复查⼯作皆不是⼀帆⻛顺的，都要经过推、

拖、阻乃⾄反复，案⼦的复查就这样拖了下来。

1979年的3⽇10⽇，还是部队率先有了举动，中共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关于⽗亲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决定说：“蔡铁根对向苏军学习有些看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不应视为向党进攻，鉴于肖克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业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撤

销，蔡的所谓包庇肖克反党宗派活动理应予以否定……据此蔡铁根的右派分⼦是属于错划，应予改正。遵照中央军委（⼀九七九）⼗号⽂

件规定，决定撤销对蔡铁根划为右派的决定。”决定最后说：“待江苏省⾼级法院对其反⾰命罪甄别结论作出后，再根据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做好善后⼯作。”

这个20年以后才得以改正的决定，对⽗亲来说已经太晚了，但它毕竟是来到了。这个决定为常州地⽅平反昭雪我⽗亲的“反⾰命案”扫清了道路，也清除了⼀个⼤的借⼝。其间部队⽅⾯花费了很⼤⼒量，曾多次派员联系催促，但地⽅并⽆反应。

春天来了，虽然来得晚，但它毕竟来了。街道两旁的槐树上已经冒出了绿油油的嫩芽。这春天的景象却⼜使我愈加焦急和烦躁。毫⽆疑

问，⼤的⽅针政策已经决定但问题却久拖不决，这阻⼒只能是⼈的问题了，想来那些⼈明知⼀个同志是⽆辜的，遭受迫窖家破⼈亡、妻

离⼦散，即使没有阶级感情、同志感情，难道就没有⼀点⼈类的侧隐之⼼吗？

愤愤之中，我提笔给党中央写了封信，认为在⽅针政策已定的情况下，必须彻底清除“四⼈帮”的社会基础，建议在组织⼈事上落实。因为

政策再好也要靠⼈执⾏，⽆⼈执⾏的政策再好也是⽆⽤的。

时间⼀天天过去了，我在招待所⾥等得度⽇如年，北京的⾸⻓们和领导同志们，虽经多⽅努⼒催促、交涉，但因他们⼤多是部队的领导

⼲部，对于⼀个省的地⽅政府却也是⽆能为⼒。

直到这年的6⽉，全国⼈⼤五届⼆次会议将在京举⾏的时候，⼗分关⼼此事的⻩克诚同志决定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亲⾃找了参

加会议的当时的江苏省委负责⼈许家屯谈。我并不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和详情，如今⻩⽼已故去，许家屯也远涉重洋去了地球的另⼀边，但是我知道，在这次谈话中许家屯答应回去督促落实此事。

  在为⽗亲的冤案昭雪过程中，⻩克诚同志⾃始⾄终给了我们巨⼤的帮助和⽀持，在⽣活上也得到了他⽆微不⾄的关怀。也正是由于他的⼲预和过问，冤案才得以最后昭雪。我们曾经想过，⻩⽼为什么这么关⼼此事，关⼼我们？他是否和⽗亲曾经熟识呢？后来才知道，⻩⽼确实认识⽗亲，但那是因为他和⽗亲在当年的“反教条主义”⽃争中分别持两种不同的意⻅。但是当时我却并不知道这些，我今天才知道，能如此为曾经和⾃⼰持不同意⻅的同志申冤昭雪，是很⾼尚的，彭总

和⻩⽼在这⽅⾯表现出了共产党⼈应有的胸怀。后来许多⽼同志们在提到这⼀点时，他们都伸出⼤拇指说：“⻩⽼不愧⼤将⻛度！”表现出由衷的钦佩与赞赏。我们也永远感谢他并记住了他！

⼀次我打电话给⻩⽼，当我提及⽗亲和我们的过去时，听筒中那苍⽼的声⾳叹了⼝⽓说；“孩⼦啊，不要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啦，好

吗？我们还是向前看吧……”我沉默了，⽆疑他说的是对的。

y五届⼆次⼈⼤结束后不久，迫于压⼒，江苏省委直接向常州派出了⼯作组，直接领导参与了对整个案情的复查，经过⼀个时期的紧张复

查⼯作，克服了重重的阻⼒和⼲扰，终于在7⽉底向省委做出了新的报告。报告说，当年常州的定案是根据⼀个所谓“特情”的报告。这个“特情”供认他当年的报告是“我⾃⼰的想象”和“臆造” ， “有的话是我说的”，这个为了“⽴功”的⽆赖，受⼈指使做了陷害⽗亲的凶⼿。⽗亲曾到宜兴的⼀处⻛景区去游览过，职业军⼈出身的他，本能地留意任何地⽅的地形，他说宜兴⼭地地形很好，万⼀蒋介⽯真的反攻⼤陆，我们可以和他在此打游击。于是这个“特情”把这些话加⼯成⽗亲是去看地形的，要组织游击武装配合蒋介⽯反攻⼤陆。⽗亲到常州后，⾃然和许多转业退伍军⼈来往较多，有时难免发发牢骚，于是这就成了以⽗亲为⾸的“反⾰命集团”。⽗亲在他个⼈的⽇记⾥，有⼀些批评⽑泽东的话和对当时⼀些极左政策造成的天灾⼈祸的批评，这些都被⼀些别有⽤⼼，对他怀恨在⼼的⼈利⽤了。最后终于把始终坚持⾃⼰思想的⽗亲残害⽽死！

但是这个“特情”是奉什么⼈、什么部⻔的指派⽽来，⽗亲被害的真实原因和背景，直⾄今天我们也不能得知，任我们如何努⼒打听，有关⽅⾯和有关知情⼈甚⾄是那些同情⽗亲和我们遭遇的⽼同志，对我们始终三缄其⼝，我们只知道当年对⽗亲的陷害与残杀是以国家以党

以⾰命和集体的名义进⾏的。我知道，这样的事决不是我们⼀家。

夏⽇的⼀天晚上，我打电话到李达副总⻓那⾥询问，秘书告诉我，江苏省常委会正在举⾏，会上将要讨论这个问题，要我再等⼀等。午

夜过后，秘书电话通知说：“常委会业已结束，⼯作组报告通过，会议决定撤销原判，彻底平反昭雪！⼩蔡啊，向你祝贺！”

我的眼泪夺眶⽽出……

9⽉17⽇，江苏省常州市法院终于正式做出了撤销原判的判决书。判决书说：“经复查，事实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使⽤的法律都是错

误的，是惨遭林彪、‘四⼈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纯属冤案。现依法改判如下：⼀。撤销原判……⼆、宣告蔡铁根⽆罪，推倒⼀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就是这⼏⼗个字的判决书，我的⽼⽗亲已经⽆法听到了，我们3个⽆辜的孩⼦等了许多年，受尽了屈辱与痛苦，为了它，多少皓发⽩⾸的

领导同志为此奔忙，还有多少⼯作⼈员的⼼⾎，才换来了这⼏⼗个字的判决。判决书迅速报中共中央纪检委，最⾼法院、总政治部、送军事学院等机关。

坚冰终于融化了，严寒终于⽆法抵挡太阳的光芒。

就在撤销判决的第⼆天，9⽉18⽇、中共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另⼀份决定，鉴于常州撤销原判，宣告⽆罪，故决定：“恢复蔡铁根同志的

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

我注意到了这份决定和第⼀份决定的⼀个不同之处就是在这份决定中，⽗亲被称为“同志”了！

在这之后不久，我的感情⼜经历了⼀次巨⼤的波澜。那天我突然收到了退还给我们的⽗亲在狱中临刑前写给我们的遗书：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们，可怜的孩⼦们，最使爸爸放⼼不下的孩⼦们：……”刚看了这个开头，泪⽔就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能不和你们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们，这是因为爸爸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了，不仅没有⽤，⽽且还对你们有害处呢！如果爸爸

还活着，还留在你们身边，那你们就是“右派分⼦’的⼦⼥，甚⾄还是‘反⾰命修正主义分⼦’的⼦⼥，它就影响你们的未来，影响你们的发展前途，使你们⽆缘⽆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视，虽然你们都还⼩，还需要爸爸的抚育和教养，但我这个爸爸不仅起不了这样的作

⽤，⽽且还要起坏作⽤。所以爸爸还是离开你们好。不要以为爸爸⼼狠，也不要哭爸爸，可怜的孩⼦们，原谅爸爸吧！

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辈⼦对得起党，对得起中国⼈⺠，对得起中国的⾰命事业。我为这个事业出⽣⼊死，流⾎牺牲，真正忘

我地⼯作了30年，我只是感到对不起你们，你们将要成为孤⼉，这是我真正的罪责。这是我⼼中感到最遗憾和最痈苦的事。

我危害到你们，使你们天真⽆邪的幼⼩⼼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完全破坏了你们已经不太幸福的童年⽣活，使你们痛苦，使你们羞耻。并

且还在你们未来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严重的妨碍着你们的发展前途，是爸爸害了你们，是爸爸该死，恨爸爸吧！你们完全有理由恨爸

爸！

刚刚，虽然你还只有10岁，但你却是爸爸最⼤的⼉⼦，⽽且是四年级的学⽣了，应该懂得很多事了，经过爸爸这次事件，你应该更懂事

了。不仅要最听话，最懂事，最爱劳动，最会做事情，⽽且还要做弟弟妹妹的模范，带领他们影响他们……

可是我的孩⼉，你的性格很不好，太刚、太强、太硬、宁折不弯，很像爸爸，这是很危险的！因⽽也是爸爸最不放⼼的。希望你能变得

聪明些，能随机应变些。宁折不弯如我，结果只有折，爸爸的事你是亲眼看到的，你也多少懂得⼀些了，应该接受这惨痛的教训，切

记，我亲爱的孩⼦。

南南，你最⼩，⼜最调⽪，但也最可怜，所以爸爸也最不放⼼你，然⽽我已经不能再照顾你了。你本来是个最聪明，最懂事，最关⼼爸

爸的好孩⼦。可是由于你⼩，⼜调⽪，不听话…… 所以爸爸最不放⼼你，你如果能听话，不和刚刚争，不和沙沙闹，那该多好呢，爸爸不

是更放⼼了吗？你能改吗？我的⼉⼦，爸爸多么希望你能改呀！

沙沙，你是个⼥孩⼦，就是头脑笨了点⼉，我想你会随着年龄的增⻓聪明起来的，你本是最憨厚，最能忍让的，可是近来，我看你也变

得爱争吵了，这很不好，要坚决改，当然哥哥弟弟欺负⼥孩⼦，故意找你的麻烦，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如果在家⾥玩得不开⼼，可

以出去找⼥孩予玩，但不要和她们吵，⼥孩⼦应该特别听话。

我最不放⼼，最难割舍，最依恋的孩⼦们，爸爸要和你们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孩⼦们，这不是暂时的离别，但你们不要想爸爸，也不要

哭，爸爸对于你们是有罪的，但你们都是好孩⼦，你们没有罪！你们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照顾！

别了，我亲爱的孩⼦们，让爸爸吻你们！别了，我最亲爱的孩⼦们！”

在⽆声的泪⽔流淌中我读完了这封和着⾎泪和⽆限亲情的遗书，直到现在，我轻易不敢看这封信，读它那真是⽣离死别、撕⼼裂肺般的

痛苦。

为准备平反⼤会和追悼会，我赶回了常州。我们⾸先提出了寻找⽗亲⻣灰的要求，常州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两个⼯作⼈员和我们⼀起找到

了城外的⽕葬杨。⽕葬场⼯作⼈员说当年经⼿此事的⼀位⽼⼯⼈已经退休了，⼜费了许多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位退休在家的⽼⼯⼈。他

听我们说完来意后说：“是我处理的，⼫体是公安局让拉的，浑身是⾎，真惨哪，当天就⽕化了，后来通知家属，她（指继⺟）说不要

了。我⽤纸包包的，放了⼏天，没有⼈来问，就把⻣灰倒在⼀⼝专⻔放⽆⼈领取的⻣灰缸⾥了。后来处理⻣灰时，⼀起倒掉了，就埋在

烟囱旁边了。”

我们和⽼⼈⼀起来到⽕葬场，在他的指点下，在烟囱旁的⼀块空地上挖了起来，⽕葬场的许多⼯⼈听说后都⾃动来帮助挖掘。⼀个上了

年岁的⽼⼯⼈边挖边唠叨说：“我早就知道，⽼⼲部怎么能随便杀头的呢！”当挖到⼀⽶多深时，坑⾥开始渗出了⽔，⼟质也开始变⿊了，

⼜挖了⼏下，露出了⽩森森的⻣渣，正在七嘴⼋⾆议论的围观者⼀时也静了下来，但是由于当年倒下的是⼀⼤缸⻣灰，怎么能够分得清

楚是谁的呢？我们⽆⼒地坐在坑边，想了半天，没有办法，最后找来⼏个⼤塑料袋，尽可能多装上挖出的⻣灰。

追悼会后，⼀辆⾯包⻋拉着我们和当年为⽗亲同案关了10年的俞须涌，向⻓江边上驶去，在⼀条不知名的通向⻓江的河湾⾥，经⼯作⼈

员向当地交涉，当地派出了⼀条机帆船，拉着我们向⻓江驶去。

船驶出了河港；来到了宽阔的江⾯上，急⻛卷着细细的⾬丝向我们扑来，⿊沉沉的乌云低低地压在江⾯上，在遥远的⽔平线上和江⽔弥

合到了⼀起。远处⼀艘巨轮正喷吐着浓烟沿江⽽下，不时传来低沉的汽笛声。浪花拍打着我们乘坐的⽊船，发出“啪啪”的响声，⼏只⽩⾊的江鸥不时掠过江⾯，发出⼀声声凄厉的叫声。船开始掉头了，掌舵的汉⼦喊了声“到江⼼了”，我们解开塑料袋，把⻣灰和着花束缓缓地倒⼊江中。我们默默地做着这⼀切，俞须涌倒了⼀杯酒，倾⼊江中，含泪喊了声“⽼蔡啊，我送你来啦！”⼀声哀恸，泪如⾬下，泪⽔和着⾬⽔模糊了我们的双眼，倒下的⻣灰和着⻩⾊的菊花在江⽔中打着旋，向船后飘去，渐渐消失在江⽔中了。最后，我们把⾃⼰亲⼿制作的⼀个⽩⾊的⼤花圈抛向了江中，我⼼中默念，愿这千古江流分清⽗亲的忠⻣，把他带到⼀个安宁洁静的地⽅去。

船往回⾛了，细⾬丝丝，⻛仍在呼啸着，直到很远很远，我们还能看⻅江⾯上那时隐时现的那⼩⼩的⽩⾊。

⽗亲，他这来⾃北国⼤地的⼉⼦，带着燕赵⼉⼥的豪情，带着与⽇寇⾎战的征尘，带着对祖国与⼈⺠的忠诚，也带着⽆尽的屈辱与痛

苦，永远地消逝在这烟⾬苍茫、包孕着吴越⼤地的⻓江之中了。

在北京⻄郊的⼋宝⼭⾰命烈⼠公墓礼堂⾥，⼀⾯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个⼩⼩的⻣灰盒上，盒⼦前⾯放着⽗亲的那张半身像⽚，他依然向

所有注视他的⼈微笑着。盒⼦⾥放着的是他⽣前常戴的那副⽼花镜和那只烟⽃，还有为他昭雪平反的决定书……

现在，我也有了⼀个可爱的⼉⼦，他近来常常问我：“爸爸，⼈家都有爷爷，我的爷爷呢？”我告诉他，“爷爷死了。”他问：“死是什么？”

我说：“就是在天上⻜，⻜到很远很远的地⽅去了。”他想了想⼜问：“那爷爷⽼在天上⻜吗？不下来了吗？”⼜若有所思地⾃⾔⾃语：”

爷爷还⼀回没⻅过我呢！”

后来，我收到了不少⽗亲的⽼⾸⻓、⽼战友们从各地发来的唁电与来信，在为冤案昭雪表示兴奋和向我们慰问之余，⼜莫不表示痛惜。

⼀位⽼战友在来信中写道：“他是我的⽼⾸⻓，在我军把⼯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现代化⾰命军队上来的时候，为加强教育训练⼯作，多么需

要他᯿返⼯作岗位啊……”我想起了惠浴宇同志的这样⼀段话：“真实⽬的未必可以公之于众的频繁的政治运动．不知误了多少正事，毁了多少同志，⼜养出了多少权奸……当⽼布尔什维克⾛上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审讯室和刑场，⽐起牺牲在公开的敌⼈法⻄斯匪徒⼑枪下的烈⼠们，他们的死，难道不更为悲壮、惨烈吗？”

“沉冤数⼗载，“四⼈帮”及其他们的前任们毁⼫，⼼中有⻤，曾落井下⽯，推波助澜⽽摇身⼀变⼿握⼤权者灭迹，虽然千⽅百计地清查，

要搞得⽔落⽯出⼜何其难，在我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尘封着多少这样的千古疑案，埋葬着多少这样的铮⻣忠魂。”

在《肖克回忆录》中。肖⽼将军⼜不胜痛楚地提到了⽗亲的死，他在⼀⾸缅怀⽗亲的诗中有“宁为⽟碎不折节”之语。我想我们的先烈抛头洒⾎，不正是为了建⽴⼀种追求真理，坚持正义⽽⽆需流⾎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吗？即为了“不折节”⽽⽆需“⽟碎”。从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彭德怀、贺⻰乃⾄我的⽗亲，他们的死是多么惨痛的教训，这应该永远使我们警醒，努⼒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事业能健康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我深深怀念我的⽗亲，我为他骄傲！

多年来，我曾试图追寻他的身影与踪迹，因为我总觉得他没有死，但我找不到他的所在，可⼜觉得他⽆处不在。冥冥之中，他好像始终

在注视着我。

当我来到他当年战⽃过的平⻄⽼区，我忽然觉得他原来是回到了这⾥，那巍峨峥嵘的太⾏峰峦就是⽗亲和他许许多多已牺牲了的战友们的身姿，那滚滚奔腾的拒⻢河⽔的涛声是他和他的同志们亘古不灭的呐喊！那⼭间阵阵吹拂着的秋⻛，就像⽗亲的⼤⼿在轻轻抚摸着我！

我带着孩⼦来到宽阔的天安⻔⼴场，指着那蓝天中飘扬的五星红旗问他：“国旗为什么是红的？”孩⼦⽤他的童⾳骄傲地回答：“因为那是先烈的献⾎染红的！”我⼀字⼀句地对他说：“记住，那上⾯也有你爷爷的⼀滴⾎！”

我希望今后的孩⼦们不再有我们那样的不幸的童年，⽽这不应妨碍我们追求真理、坚持正义。

写于1996年10⽉

发表于1998年8⽉⾄12⽉《中华⼉⼥》

修改于2004年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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