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地处苏南C市郊外的国营企业，没经历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反右斗争等等激烈的政治运动，也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相对而言，还不是运动迫害的重灾区。毕竟生产还是必须完成的，光靠喊口号不顶用。但是，受害者也远不在少数，其中一些人的经历也十分惨痛。

1962全国性大饥荒才告一段落，整人的政治运动又一步步登场了。

大约1962年左右，一位名叫史玉的干部被分配到厂里当副厂长。据说，此人以前是南京市一区长，因是彭德怀分子被罚到此地。虽说是副厂长，但是似乎没有任何实权。平时待人也十分和气。忽然听说厂里对他进行批判了。在一间密闭的房间里，不仅在墙上贴满了对他的大字报，还拉了十几根绳子都挂满了对他的大字报。批判是悄悄进行的，普通职工不允许进入这个房间。以后，这位史玉在厂里就不见踪影了。

当时工厂的重点是要扭转连年的亏损，发展生产和管理。也没多少人关心此事。

以后，一般群众都被卷进巨大的政治漩涡中了。

1.四清运动

1965年初，四清工作组进驻工厂。组长金红兵的好勇斗狠在全市干部里赫赫有名。在全体科室干部会议上金红兵气势汹汹宣布，要全厂进行全面彻底的四清运动，咄咄逼人。所有与会的人都吓得鸦雀无声。工厂的党委书记和各级干部都立刻靠边，工作组人员全面监督管理。

可是，所谓色胆包天，有人居然顶风作案了。

工厂有一名年轻漂亮的女会计，丈夫远在大西北，就与厂里的供销科长有了暧昧关系。一天晚上，派出所民警上她家门，把躲在大衣柜里的科长请了出来。消息传到厂里，立刻全厂上下热开了锅，食堂里贴满了他俩的大字报。还有那科长躲在衣柜里的一张漫画，标题是一百斤大老鼠。整整热闹了差不多一个月后，四清工作组传达中央文件说，运动重点不是男女关系，而是四清四不清。这场风波才停息。

那一个月的时间里，那位女会计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事发后与丈夫离了婚，那位科长几年后也离婚了。后来，这两人终于结了婚，几年后女会计因病去世。女会计多年单身，工资也比较高，财产就都归那位科长继承了。这位科长拥有这笔财产后没多久，就又重新结了婚。

这家工厂是1958年大跃进之后扩建的，招人的时候地富反坏右都进不了厂，所以，斗争矛头就向普通职工和干部了。工作组首先重点关照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工厂的厂医，此人原是一名江湖游医，也不知怎么混进国营工厂的。平时对工人态度非常恶劣蛮狠。

1959年的一天，工厂附近的河道起火，把两名船上渔民烧得遍体发黑，急忙送到医务室。他一把抓住其中一人手掌使劲一扯，整条臂的表皮就像手套那样被扯了下来。

还有一次，一名女工的儿子跌进一个粪坑里，众人把他抢救上来送到医务室，并赶忙通知他。当时，他正在浴室洗澡，慢悠悠的穿好衣服，走到医务室门口仅仅朝地上瞄了一眼，说了句，“早死了！”就头也不回走了。

恰恰在这场四清运动刚开场时，一车间内一根玻璃管炸裂，玻璃碎屑扎进一名工人的眼睛。急忙去医务室检查，这位医生看了一眼就说，没啥事。就不管了。工人眼疼得厉害，到城里医院一检查，翻开皮一看，沾满了玻璃渣。回厂后就闹开了。也正是这时候，大家一直以为是他妻子的一位医务室护士的丈夫来了。原来，这丈夫在判刑改造期间，他的妻子和这位医生住到一起了。而，现在这名护士宁可离开他重新回到原来丈夫一边。于是，金红兵大会宣布，这名医生霸占有妇之夫八年！

这名医生本来就民愤较大，顿时全厂贴满了他的大字报。隔离审查后，承认强奸了工厂十三名女性，之后其中有七名女性承认与他有过性关系。这位医生后来被判处了十多年徒刑。

这恐怕是工作组唯一办得正确的案子。其余则都是冤案了。

在此厂医同遭审查的是一名钳工，此人年龄较一般青工高些，技术也精湛，所以在机修车间工人中威信较高。工作组却指控他搞了很多破坏，市公安局也来厂调查了。尽管面临巨大压力，而这位钳工始终没承认自己搞破坏。大概一年多后，这名钳工恢复了自由，但是，在重大的精神压力煎熬下，头发都白了。

另外是两名小女工，平时爱打扮，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其中一名叫赵丽娟的女孩，比较倔强，遭到不断批判。后来在文革期间又被判刑八年。幸好她未婚夫在三线服兵役，所属部队来调查，才将她平反。

   同样被整得很惨的是一名中专毕业的技术员严益林，在分析室做化验工作，平时人很老实，还有些腼腆，遇到人会羞怯的微笑。那年他父亲去世，他回家乡南通奔丧。十分悲痛中在日记中写了这几句话，“家败如潮退，如要家重兴，太阳西边出。”日记不知怎么被工作组知道了，因为他父亲是小业主，工作组长在大会上将这段话念出来，说他是想变天。以后，大会批小会斗，没完没了。文革开始，分析室院子的一根竹杆子上发现一条反动标语，就认定是他写的，遭到一次次毒打。有一次，把他两只大拇指绑住，将整个身体悬吊到半空中，用板凳猛烈打他的身体，直到口吐鲜血。一位同被审查的退伍军官责问那伙打手，但也遭到毒打。

但最后还是没能将他写反动标语定案。运动后期，上山下乡开始了。当时政策规定，工人不在下放之列，这家厂一共有一百多科室干部，被一口气放了五十多个。大会宣布时，下放对象一个个戴上大红花，站到主席台上，高呼“毛主席万岁！”严益林也属下方之列，但他不同于所有的下放人员的愁眉苦脸，而是面带微笑。

后来有人问他，怎么还能笑呢？他回答说，“我现在也有资格戴大红花了啊！”

若干年后，改革开放了，工厂一位技术员在一家机械加工厂里遇到从南通也来办事的严益林，就问他情况。他痛哭流涕诉说了经过：

他回到南通后，妻子就提出离婚。他问，我的事情不都搞清楚了吗，为什么还要离婚？他妻子回答说，群专组单独同她谈过，说他还是反革命。离婚后，前妻嫁给了一名民兵营长。那民兵营长也被撤销了职务，说是和反革命家属结婚。

看他边哭边说，以前的同事安慰他说，现在都已经平反了。你可以到厂里去说明情况呀。他哭着说，“我被打怕了，不敢去啊.......”

然而，工作组真正的目标不是这些人，而是工厂的第一把手工厂书记。这些人不过是陪绑的而已。

当时的工厂书记黄士林是一名解放军渡江干部，1960年调到这家工厂。当时这家工厂严重亏损，他带来一批干部，日夜操劳。每天晚上到九点多钟还开会研究，星期天也无法回家。最后终于扭亏为盈，因此还在全国同行业会议上介绍了这家厂的经验。

他个人作风也非常正派。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有一次他到食堂窗口打饭，厨师给他一大碗稀饭，相当于他饭票供应量的两倍。他气愤地把碗重重一扣，“这我不要！”

那时候，工厂所有人的饭票都印了日期和早中晚，不能提前用，以防有些人上半个月把下半个月的伙食都吃光了，下半个月挨饿。但是，有些人就是有办法应付。其中一名工人就常常在去食堂的路上拦住了黄士林，向他讨要饭票。他就把自己的给他，自己回到办公室喝水充饥。后来，被女秘书发觉了，每次他去食堂，总是和他一起去，防止有人向他要饭票。

基建科科长朱金官贪污事发。他大发雷霆责骂，朱科长跪地上痛哭流涕忏悔。后来，黄士林自己凑了一百多斤粮票，卖了自己家的缝纫机，帮他退赔。朱金官得以过关。

然而，四清工作组对他的罪名是家长作风，其中一大罪状是帮助朱金官退赔，包庇贪污分子。然而，工作组却并没去动朱科长半根毫毛，反而让他去积极参与整人。

工厂四清结束，黄士林被调走，提升为市经委副主任。可是，他的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深挖“五一六”时，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先后吞图钉和玻璃渣自杀两次。幸好被抢救过来。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过去手下的四名干部去他家探望。但见，老人孤零零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妻子长期卧病，躺在屋子里床上，两个儿子的工作都不太理想，经济比较困难。九十年代了空调早已进入普通人家里，天气非常炎热了，但他家也没有装空调。四人实在看不过去，回去后凑一起买台空调送给他。不胜唏嘘啊!

中层干部基本上都是天天挨训，但有一位被整的最惨。整他并不是他贪污，也不是男女关系。让人再也想不到的是，由于他为工厂扭亏为盈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名叫王捷原来是一家纺织厂的车间主任，当时那个车间有伍百多号人，他仅仅二十多岁就担任了这样的重任。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江苏省纺工厅派来一批干部蹲点。在一次厂长会议上，纺工厅的处长要求王捷的那个车间大幅度超额完成任务。王捷说，那是不可能完成的。处长说，为什么不能完成？你是右倾保守。王捷于是开始算账说，我车间有这么多台机器，每台机器即使开足马力，也绝对完不成那么多任务。那位处长说，我不要你算账，就要你完成任务。王捷说，你不算帐，怎么知道能完成多少？

两人就当场争吵起来。会议不欢而散。但当晚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王捷右倾保守，开除出党留党察看，也开除出厂到农村劳动。

后来，黄士林来到这家化工厂后，有一次偶然看到他到厂里拖板车搬货物。就把他调进厂里。而且，让他担任核心车间的主任。他在那个车间制定了详细的劳动制度，大小事都必须计分，不遵守劳动纪律就要扣分，月底扣奖金。正是这个核心车间面貌的改变         ，为整个工厂扭亏为盈起到关键作用。然而，他依然秉性难移，对人严厉，不讲情面。

四清工作组进驻后，给他扣上了“国民党作风”的帽子，关厂里隔离审查。甚至他父亲去世后，也不让他回家奔丧。

四清运动结束，他被提拔为副厂长。可是，好景不长，没当上几个月的副厂长，一次在安排工作中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但还会不断发展的。”

立刻被工作组在厂里的骨干抓住了辫子，说他和林副主席唱反调。又揭露他在一次厂长会议上说，“所谓的三面红旗，总路线是红旗、大跃进是白旗、人民公社是黑旗。”

于是，他被打成“三反分子”，到车间维修组劳动，无论冬夏每天上班前站在厂门口挂牌示众半小时，几乎长达一年多。这罪也够他受到了。

上山下乡开始了，他被发配到农村，在农村办了一家小化工厂，很快就盈利了。而原来他所在的这家大厂却由于深挖五一六亏损了。化工局军代表大发雷霆，又把他从农村调到城里，建设一家新厂。尽管，领导班子有好几个人，但具体在第一线指挥的就只他一人。有一次，上面又压任务了。他认为，这么短时间是完不成的。被人说成保守。会后，有人劝告他，何不先同意了再说。他叹了口气说，我就是不会啊。

在他的具体指挥下，新厂从批文下达到建成，仅仅只有九个月时间。新厂建成后，又派他建设当地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建成后，回来又派他领导建设一家研究所。研究所开始时账面上只有九元钱。但，还是把这家研究所办成了，后来在国内很著名，还有一个专门的全国性期刊。他也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国家重大贡献人员的补贴。

2.文化大革命运动

四清运动结束不久，金红兵调离开该厂，但是工作组信任的骨干继续在各级岗位上。接着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开始了。

在全厂职工会议上，一工段长气势汹汹宣读谭力夫出身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厂里的一名女化学分析员的丈夫的父亲是资本家。一伙人就到她家去抄家，抄到了几双高跟鞋。虽然她从没穿过，还是把这些高跟鞋挂在她颈项下，赤脚在厂里游街。路经一条沙子路，光脚踏在上面很疼，路边铺着一条长三十多米用作做卷筒换热器的钢板，她就一脚踩上去。没想到，夏天钢板被晒得滚烫，她被烫得顿时眼泪都掉出来了。以后，就到车间劳动，上山下乡时，她和丈夫去农村，在农村一起办了个研究所，取得很大成绩，国家科工委也非常重视，丈夫也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

厂里没有地富反坏右，也没有资本家。运动第一个被大张旗鼓批斗的却是前不久还是宣传毛泽东的积极分子。此人是一名中年油漆工，原是从其他厂合并过来的。此人手脚闲不住，厂里所有墙上只要有空白处都被他漆上大幅红字。 当然，少不了“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红色标语。于是，当仁不让成了宣称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毕竟年到中年，单身在厂里闲不住，和一名女工偷偷好上了。在集体宿舍的一个房间里被群众双双揪出来了押到革命群众办公室审问，交代经过。渐渐说到两人脱了衣服.......审他的女孩还继续逼问，“然后呢？快交待！”

一旁参与审问的技术员连忙打断，“别问了！”

当时全市轰轰烈烈将各种打击对象戴高帽挂牌子游街。该厂在郊区，领导见落后形势，也想搞一次游街，但中央已下达通知不能再搞游街了。于是，想了个折衷方案，游街到北面两公里左右的一个乡镇小镇就折回。

第二天上午，上百名群众被集合到厂外的一公交车站前的空地上。空地前面用两张桌子搭了一个台。主持活动的是一名叫做张正礼的技术员。此人分配到厂里后，连一张图纸都没画过。这时候，他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厂的许多妈妈太混账，上班时间到厂里托儿所喂奶。今天要狠狠教训教训她们！”

接着就，喝令一以前家在上海的女分析工到台上，说她打扮“三包一尖（所谓“三包”是指紧身衣裤，“尖”是指尖头皮鞋）是资产阶级典型！”她辩解说，自己的衣服不过都是旧衣服改的。张正礼怒吼，“气焰嚣张！要不要戴高帽子？”群众只能喊“要！”于是，这位分析工被戴上“三包一尖”的高帽子。接着是一位分配来厂仅一年的女大学生，戴上了“不法资本家的女儿”的高帽。然后，又有两名女性被戴上高帽。

游行队伍开始出发，前面毛主席宝象开道，这四名女性戴着高帽跟在后面。一路敲锣打鼓，直到走到那个乡镇才返回。

然而，形势突然急剧翻转，原来以前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大串联开始了，各级党委惶惶不可终日。C市已经有许多人游行喊出“打倒市委！’的口号。这在反右斗争时会立刻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该厂党委还强作镇定，党委书记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还在讲话的时候，没想到，一名工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反驳。党委书记顿时哑口无言，站台上呆若木鸡。

当晚，党委书记召集亲信开会，害怕被发现，不敢开灯，一伙人黑灯瞎火悄悄商量对策。

C市群众迅速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以原来整人的人为核心，自称红派。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那一派则被他们认为出身不好，称为黑派。其实，此时只要能招募进来，也不管原来的家庭出身了。

两派开始了武斗。该厂的红派先是盗窃了厂里医务室的药品，又去附近解放军驻地抢夺了枪支。一名技术员写了两篇大字报予以揭露。一天，红派的人对他说，“我们的据点是非常有纪律的。不信，你去看看，保证不伤你一根汗毛。”那技术员傻乎乎的登上了他们的卡车，进入他们的据点。才进门眼镜就被他们摔到地上，双眼被蒙住，一顿毒打。

因为这个据点位于市区到工厂的必经之路上。其他工人不敢经过去上班了。工厂停产了二十多天。

以后，部队支左，武斗停止，三结合成立革委会。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开九大了，厂里派一名老工人光荣出席，回厂后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报告。老工人在台上跳起会议上学来的”忠字舞“，五十多岁的人，头发都花白了，却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在台上又是扭头又是扭腰摆臀，要不是没有口吐白沫，旁人看了以为是癫痫病要发作了。舞台的布景当然是伟大领袖的宝象，而台前面是厂里仅有的四名渡江干部都挂了牌子，做成喷气式低头认罪。其中一位后来还被判刑，罪名是若干年前强奸了自己家的保姆。

此前武斗时期，医务室的一名护士和一名青年车工搞上了。两人的好事被盘踞厂里的几名红派武斗人员探到，一天深夜把两人从医务室值班床上赤条条拖了出来。以后，好像也没了下文。

此派得势，当初参与捉奸的一名该厂阅览室管理员因略认几个字，进了革委会班底，投机中了上上签，得意非凡，难免得罪一些人。

一名武斗勇士愤愤不平：“老子在前枪林弹雨，这小子躲厂里享太平，现在狗眼珠子长到额骨头上去了！”

一天深夜，这武斗勇士纠集了一伙人，闯进阅览室，在阅览室的小阁上，把一男一女从温柔乡揪了出来。这场戏的女主角不变，依旧是那位护士，而男主角则由当初的车工换成了阅览室管理员。三个月前，把人家赤条条揪出来，三个月后，自己又被赤条条揪出来，真是天道循环。

领导班子闹出大丑闻来，牵涉到无产阶级革委会的威信，自然要抓紧审理，这一审不打紧，审出麻烦了。

那阅览室由管理员单独负责，里面的小阁楼原是堆放图书资料用的，大概也只有一张半双人床大小。武斗期间，工厂被占为据点，六个武装人员就集中挤在这小阁楼里过夜。这么小的地方要躺六个人，自然拥挤得很，但是，为了捍卫主席的革命路线，吃这点苦，当然在所不惜。

当初，正是其中的五位将护士抓出来的。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几乎每天晚上，那护士都偷偷溜进阅览室，爬到小阁楼上，和这五人轮番作乐。

也许有人会疑惑，这阁楼上不是睡六个男人吗？怎么只提到五个，是不是漏了一位？没有漏。那另一位虽然只从非正规职业高中毕业，但在那时已经是了不得的大知识分子了，自诩天文地理无一不晓，马列毛选无所不通。不过，大凡理论家都有一种毛病，就是，对世界大事看得一清二楚，而对自己身边的事却不甚了了。而这位大理论家尤其严重，非但身边的事搞不明白，就连自己身上的事有时也闹不清楚，还经常尿床，半个身子泡在尿里，照样能呼呼大睡，闹得集体宿舍里臭气熏天。

小阁楼上，五位无产阶级战士把革命理论家安排睡在最里面。等护士一到，就在外边玩起车轮大战。古希腊一位哲学家走路时只顾看天上的星星，不知道地面上有个坑，掉进坑里。咱们这位理论家身边尽管如此热火朝天，却依然浑然不觉。有时某位兴头上玩得过了头，弄出较大动静来，惊动了他的好梦，他就突然大呼革命口号来。把身旁的人惊喊，赶快刹车。只见他喊了阵子口号，又重新鼾声如雷。旁边的人知道他不过是在说梦话，有的捏着鼻子偷笑，有的就不免埋怨那弄出声响的人来：

“你小子照顾点后面的人好不好，把那书呆子闹醒了，大家玩不成！”

以后，革委会成立，生产恢复正常。阅览室又成了管理员一人天下，其余的人也就不常来光顾了。

当晚这两人被押解到工厂群众专政组。群专组对捉奸这等事，远比抓任何阶级敌人都热情高涨，急忙连夜突击审问。审问要求交待详细经过，犹如听色情故事，津津有味。其中一大关键是，在何时何地发生过多少次。护士开始承认只有十来次。群专组哪肯放过， 护士赤裸身子，寒冬腊月冻得瑟瑟发抖，于是一再加码，到后来承认自己和阅览室管理员在厂内、厂外发生过无数次性关系。“宜将剩勇追穷寇”，群专组要她继续交代每夜几次，护士只得又一次次加码，达到平均每夜十多次，有时多达二十多次。群专组这才心满意足。当然，护士这时也顾不得阶级友爱，又将其余四名同伙和盘托出，大家一起下水。

厂里舆论大哗。革委会里有人担心，领导班子里出了这样的大丑闻，会影响革委会的崇高威信，于是，形成了两种相左意见，有人要求对这五个人严肃处理，那位理论家也对昔日同床异梦的战友们，摆出大义灭亲的架势，要求对他们严惩。当然，也有人替这五人说情。对这伙人处理还是不处理，是从重处罚还是从轻发落？成了新生的革委会的一道难题。

此时，原四清工作组组长金红兵已经回来当该厂革委会主任。这五位是他心腹爱将，如何能轻易割舍？金主任当即作了特别安排。于是，又再提审阅览室管理员。群专组长嬉笑着说：

“看不出你瘦得象个猴子，居然能有那么大能耐，一个晚上接连干上一二十次，吃什么补药了？”

管理员一脸尴尬说：

“当时头脑发昏，瞎说的。”

群专组长说：

“不会吧，咱们老兄老弟了，还保密吗？”

到最后，阅览室管理员招供是护士给他注射了一种针的。于是，真相大白。

而那另四位阶级兄弟也都承认了阁楼上的事，不过，不是他们强迫她，而是她强迫他们，给他们打了针，他们不是寻欢作乐，而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护士比当年的地主婆还恶。

于是， 金主任接见了这五位受蒙蔽的阶级兄弟，以高度的阶级同情心，好好抚慰了一番。

案子就这么定了。护士被押解去市里的强迫劳改营强迫改造。而五位阶级兄弟是受蒙蔽，是苦大仇深，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既然反戈一击有功，当然还得论功行赏。于是一个个火线入党，加官进爵，当上了书记、主任等等官职。

工人们则在背后把雅号“肏”赠给他们，他们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姓，被人称为肏书记、肏主任….

没几天，忽然说苏修要打过来了，毛主席号召“深挖洞”。据说，苏修的核弹打过来只要八分钟。于是，一边厂里挖防空洞，一边为躲避苏修导弹，要上山下乡。奇怪的是，既然为了安全，应该是骨干们先下乡，可是下放的偏不是这些人。

全厂一百多科室干部，被金红兵一口气下放了五十多。

3.深挖“五一六”

1968年，许世友出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政军一把抓，犹如当年的节度使。上台伊始就对反过他的人大开杀戒，罪名是“反许乱军”，不管是头头还是普通群众，只要沾上点边就或关或斗。反对许世友居然与反军作乱画上等号，喊了没多久，就被中央制止了。

1970年4月开始清查江苏的五·一六。然而，C市开始时，听说“五.一六”成员都是北京高干子弟，口号是“隐蔽精干，保存骨干，二十年再干！”显得非常神秘。江苏远离北京，C市更摊不上一个高级干部，于是，都以为此事与大家无关。

眼见C市的深挖没有进展，许世友亲自来督战了。他大冬天赤脚穿草鞋，手拿红宝书，要多革命有多革命。

许世友一大特性是好酒，不但自己爱喝，还常逼迫部将喝，有的被逼得实在难以为继，他就命令勤务兵上去捏鼻子灌，闹得部队里将官们畏许如畏虎。 后来被周总理知道了，特地约他喝酒比拼，两人一边放几瓶茅台，对着喝。周总理慢条斯理慢慢饮，许世友猛将风度，仗着酒量大口猛喝，后来终于支撑不住，跪下来求饶（亏他做得出来）。周总理于是对他约法三章，今后再不许灌人家酒了。

对越战争即将打响，他相中一位将军来当他的副将。有人反映说，此人年龄大了，恐怕难以胜任。他就把那位将军邀来一起大口喝酒，结果发现此人酒量不减当年。通过了大司令的酒量考验，那位将军顺理成章走马上任了。司令部是不是成了酒鬼俱乐部，不得而知。不过，大家可以从我军后来伤亡数字得出相应的结论来。

许世友另外一大特色则更加鲜明突出。

许世友有个女儿，将门虎女大概有其父的遗传因子，学校功课总是一塌糊涂，只好一而再再而三的转学。无奈，在新学校成绩依然如故，老师实在无法，只好去家访。许世友听了没几句话，就冲进女儿房间，飞起一脚踢在女儿肚子上。女儿立即疼得满地乱滚。急忙送医院，说是肠子被踢断了。

对女儿都能下此狠手，更何况其他人。到C市下车伊始，许世友就宣布：

“我这次来要干两件事，一是要在江南挖煤，二是要挖‘五.一六’，两个都是黑的。”

市革会领导诚惶诚恐献上地图，准备汇报挖煤计划。不料，许世友大手一挥：

“本司令打仗都不看地图，挖煤还看什么地图，去、去、去！”

以后，江南的煤没挖到多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煤矿都成了废井。

深挖“五.一六”却战果辉煌。只消两个人的口供做旁证就可以定案。车轮战、连夜转，各种逼供手法都使了起来。

这时，金红兵调离了该厂，虽然换了 几任厂长，但厂里的所有部门都被金红兵手下的骨干把持。成立了所谓的“群专组”，即群众专政组。该厂群专组也时不我待，轰轰烈烈展开了。面对压力，许多人仅仅作了象征性的抵抗，有些人则根本没做抵抗，就乖乖投降了。一位归国华侨，尽管有华侨身份作保护伞，当群专组找上他时，也只是气鼓鼓的说：

“是就是，是的、是的、是的！”

另一位刚调来没多久的技术员，为人和蔼温文儒雅，人缘也很好，从来也不参加两派的任何活动，也被牵扯了进去。群专组事后得意洋洋的说：“一分钟就解决问题。”

旁人问这位技术员，你为什么要承认？他说：“找上你，总有他们的目的，再犟也没用。”这是他的认识逻辑。

群专组的胃口要多大有多大，很快占全厂正式职工40%的两百多号人，被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参加的过程也千奇百怪，有的是路上遇到加入的，有的是上茅厕加入的。生产一下垮了下来，从略有盈利变成了严重亏损。

在召开的所谓“宽严”大会上，革委会主任像煞有介事的宣布，对一些敌我矛盾的“五一六分子”，作人民矛盾处理，每宣布一个，这个莫名其妙当上了反革命的人就感激涕零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据说，这个厂里的五一六有好几条线，其中一条线多达70多人，都是在一个分析室小办公室里开会时，集体填表参加的。这个办公室大概只有6、7个平方米，里面还有办公桌和柜子。平时站四、五个人就嫌拥挤了。怎么可能在里面开70多人的大会呢？群专组倒也不是一点没有疑问。回答是，我们在人身上站人，人身上叠人的。群专组很认同这种解释，定案上报。

群专组所向披靡，却被一个小女工难住了。她是一名普通的女分析工，家里排行老三，工人们叫她“三丫头”。因为心直口快，话又多又快，因此，还有一个雅号叫“机关枪”。三丫头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女工了。一般人眼里，她别说工于心计了，简直是头脑简单，嫁的男人据说连正式工作都没有。可是，面对群专组的压力，她却就是不肯屈服。于是，白天被罚到下水沟旁露天洗麻袋，全身皮肤晒得乌黑。下班后进学习班挨整，还外加高音喇叭批判。有人劝她：“你周围70多人都承认了，也没啥大不了。承认算了，何苦吃这么多苦头。”她回答说：“我没干，干吗要承认！” 就认准了这个死道理。最后，群专组还是拿她没折。全厂所有被群专组找到的人，只有她一人没承认。几百条男子汉不及一名小女子。

当时，大家都佩服她，都说，没想到她这么不简单，深挖五一六运动过去了，她又被大家看成是一名最平凡不过的普通女工。但是，也许有些品格是会遗传的。她女儿王晓红后来成为一名游泳世界冠军（也是C市历史上唯一的一名世界冠军），被誉为我国的五朵金花之一。如果，她当初有合适的环境和条件，是不是也会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来呢？

4.群专组的嚣张跋扈

除了抓阶级敌人，群专组最热衷的是抓男女不正当关系。一天傍晚9点左右，群专组得到消息，有一对男女正在一个女宿舍的房间里搞腐化。群专组立刻出动把这对男女抓到。男的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厂里才一年左右的技术员 ，女的是丈夫远在千里之外的青年女工。群专组立即连夜突击审问。

初步交待完毕，事情并没有结束，既有一必有二。开始两人还负隅顽抗。“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群专组展开强大的政策攻心。已是运动后期，上级三申五令不准“触及皮肉”。群专组执行政策，对被审者没动一根汗毛，只是命令两人站立在伟大领袖宝像前，手拿语录念念有词：

“我有罪，要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

站了两天两夜后，女工承认还搞了另外一个男人。既有二必有三继续审问。果然战果辉煌，几天几夜下来，小女工招供，共计同13个男人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

初战告捷。下一步将 13个男人请进了群专组，站在宝像面前请罪。于是，也一个个承认自己死不要脸，每人少则两、三个，多则与好几个女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于是，群专组下一轮再找那些被供出来的女人，一轮又一轮下去...…一名男的牵出几名女的，一名女的又供出几个男的，仿佛如核爆炸连锁反应。只要群专组有兴趣，就不断继续下去，最后，居然牵出了七十多名男女。一个绰号叫小黑皮的男孩，也被轮上了。小黑皮才18岁，活泼好动，听到消息抓起一只烧杯，急得把化学试剂往嘴里灌，被身旁的人死死卡住脖子，阻拦下来。

“不许装腔作势，跟我们走！”群专组员命令。

一小时后，小黑皮乖乖投降了。

群专组最热衷的是“犯案”经过，招供越详细越好。然后，当色情小说津津有味的传来传去。还逼迫有的女人评价那些男人的能耐。据说，一名绰号”长脚“的保修工荣登榜首。这名保修工当时也是红派干将，气焰十分嚣张。后来因对几名女性犯了罪，被判刑三年。

话头再转到那个技术员 ，经过伟大教育，承认了与三个女人有过不正当关系，其中一个是同他一起分配到厂里的女技术员。好家伙，一个女大学毕业生，一度的“大批判”积极分子，居然也是不要脸的！

于是，也被请进了群专组， 最后也投降了，承认自己先后同三个男人搞过。这三个男人中的两人乖乖缴械投降了，剩下的是一位工段长。但是，这家伙态度死硬，十分嚣张，才关了两天就说，根据政策，群专组无权关人超过两天，说完，就扬长而去。

这小子反动气焰如此嚣张，必须坚决打下去！于是，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市公安局来临宣布，工段长强奸了女技术员 。原来，女技术员的口供已从通奸改成了强奸。而她丈夫是解放军军官，强奸军婚还了得！工段长被当场逮捕。

可是，没多久技术员丈夫所属部队来交涉了，说她遭到了逼供信，所说都不符合事实。那次被强奸的口供中说，事情发生在某星期一上午十点钟的车间办公室里的。这样的时间，车间办公室人来人往，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明摆着是留下伏笔以后可以翻案的。而市公安局居然也会根据这样的材料，批准逮捕的。

于是，工段长被释放，回到车间后，上班就坐在车间门口，看到群专组的人就指着骂。后来，就不得不将他调离了该厂。

办案必须有确实证据，古人早就说过，”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怎么可以这样搞逼供信。

可是，虽然五一六在中央干预下，被彻底平反。而此案仅仅是一个工厂内的事情，中央不会来过问。前前后后牵涉到的70多名男男女女，其余的人一概没有得到平反，没有了下文。已婚的闹得家庭不和，未婚的找不到对象。其中一位新入党的干部，才提拔为车间副主任，也被拉下水，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押送到C市强迫劳动营，强迫劳动。

要是没有部队干预，恐怕这个厂的1000多号职工大多      将在劫难逃。

我想，今天所有的人都会认为那70多名男男女女是蒙冤的。可悲的是，在当时，周围的人居然都会相信群专组的结论，包括一些自己也蒙受过不白之冤的人。当事情没有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我们是那么容易轻信。

也许，会把这个故事当作笑料，但是，正如看卓别林的电影，恐怕笑过之后，又觉得要掉泪。

群专组只要闲着没事干，就浑身不自在，以后又找到了新的挨整对象，就是那些刚进厂不久的青工。

当时， 1969年前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基本上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城市劳动力缺乏。所以，工厂只好招收1970、71年毕业的学生进厂当徒工。由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这些孩子真正的文化程度还只停留在小学阶段。这些孩子只有16～17岁，稚气未退，但是一方面接受的教育很少，另方面开始青春萌动，有了一些早恋现象。但是，当时规定学徒工是不准许谈恋爱的。

于是，群专组的张正礼就瞄准这些早恋的孩子们下手了。

一对年青人首先成了群专组的猎物。可是，男孩交代说，自己已和那女孩一刀两断了。专案组不信。男孩嘟嘟囔囔交代分手原因竟是：

“她下身没长毛，人家说这种女人是白虎精，不吉利。”

当晚，张正礼缚住男孩的双手，象牵狗一样牵到自己宿舍里。自己钻进帐子呼呼大睡，而那男孩被塞到床底下，喂了一夜蚊子。该厂位在农村，那里的蚊子久经工厂化学气体的特别考验，格外厉害，一夜下来，男孩被蚊子咬得浑身红肿。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确实厉害，青工们的早恋歪风只能转移到地下活动。

一天中午时分，一个上夜班的女孩和她的恋人，在女孩的女工宿舍里吃午饭。这时，女孩的母亲因家里有些事，要找那女孩，到厂里后，又不知道女孩的宿舍在哪里，找到了保卫科。保卫科的同志倒也热心，陪着女孩的母亲一起到女宿舍来。女孩忽然听到自己妈的声音，从窗口往楼下一看，只见保卫科干事正陪着她母亲走进楼来，顿时吓得面无人色。男孩也惊恐万状，但是宿舍只有一道楼梯，唯一的出路已出不去，于是只好从三楼的窗户纵身往下跳，“扑通”一声躺倒在地。女孩被当场吓晕过去，不幸后脑着地，也昏迷不醒。

大家手忙脚乱救护两人，发现那男孩脊柱一处地方突出有拳头大。工厂急忙用卡车将两人往市区医院送，半路上男孩苏醒过来，尽管非常疼痛，却咬着牙没哼一声。但当发现女孩也躺在他身边的担架上时，却焦急地一遍遍问：

“她怎么啦，她怎么啦？”

群专组干事怒声呵斥：

“她关你什么事！”

医院检查后，男孩需要治疗，女孩倒没大碍，当天就继续上夜班。以后几天，女孩天天晚上上夜班，白天到医院看护那男孩。后来筋疲力尽，一天下雷暴雨，一声霹雳，女孩一脚踩空，从车间楼梯上“骨碌碌”滚下来，直滚到外面的泥塘里，满脸满身都是泥浆水。

可是，这一对生死鸳鸯，并没有大团圆结局。那男孩后来犯了不知是什么错，被判劳教三年。女孩没能等到他释放归来，最后嫁给了一位由他托付照顾她的朋友。

以上两个故事都带悲剧色彩，不过有悲剧必有喜剧，甚至是闹剧。

C市西区有一个小型机械厂，全厂上下不过百来号人。工厂办公室在一栋楼的二层，办公室外面是一道敞开的走道，走道和楼梯间安装了一道铁门，有门锁。那时候，电力供应紧张，需要避风让电。因此，这家工厂常常在下午三点以后，安排一部分工人继续上班干活，由值班厂长负责管理。

厂里一个学徒工女孩也正陷入爱河，值班厂长就常在停电时，把她召到办公室去训话。每次训话，他都把楼梯口的铁门关上，锁锁上。然后，在办公室里对她色迷迷的动手动脚。可是，后来一次，女孩不再如平常那样倔强反抗，而是红着脸低声说：

“你先脱。”

厂长喜出望外，立刻把自己扒拉得赤条条精光，雄孔雀似的大展雄风的时候，那女孩却高喊一声：

“救命！”

同时，抓住他的放在桌子上衣裤，一把扔到楼下。车间里的工人早已准备就绪，一得到信号，立刻架起梯子登上二楼，把厂长从写字桌底下赤条条拖出来，一顿痛打。然后，把他光着身子押到敞开走道边，高高在上的示众。不仅厂内职工，工厂围墙外的围观群众也越聚越多，哄笑声、鼓掌声和痛骂声闹成一片，场面之热闹真可与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相媲美。一部分工人还带着纸张和浆糊，满大街张贴他的“光荣”事迹。

闹出这样的丑事来，厂长肯定是当不成了，后来什么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5.反革命冤案

文革期间，冤狱遍天下，最严重的是所谓反革命罪。有人在开大会时，把报纸垫地面上坐下，没注意报纸上印有老毛的宝像，于是，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几乎每张报纸都会有宝像，这样的反革命就特多。

捕风捉影的案子满天飞，有个工程师开会时无聊，下意识用圆规分割圆周，圆规在圆周上走了两周，立刻被人抓住，说是打算画国民党的党徽。

最严重的就是所谓的书写反革命标语，遭到残杀的人也最多。那年月，公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可以短时间单独活动的场所，所以，往往就成为出现“反标”最多的地方。

C市近郊的一处农村，多次出现反标，却无法破案。一名老知青有一次上厕所，发现茅坑墙上有一条反标，慌忙去向大队报告。不料，自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吃不住毒打，只好承认，于是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事情过了两年多，有一次大队书记喝多了，向他的朋友透露内情，说他的案子因字迹不对，早就被公安局否定了。他朋友连忙去告诉他。他就去找大队书记说：

“公安局说，那反标不是我写的。”

大队书记说：

“不是就不是了，啰嗦些什么。”

该厂厂外有个公厕，厂内外的人都可以去方便。有一次，这座公厕里两次出现“打倒毛**！”的反标。顿时，全厂如临大敌，被排查到的对象，揪到群专组去写上几百遍的“打倒***”和“毛**万岁”，然后，由群专组对笔迹。一位姓石的工人虽在旧社会也苦大仇深，但有每上夜班都去那公厕的习惯，也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被审问没多久，就招架不住了，说：

“只要答应我不戴反革命帽子，我就承认。”

群专组很爽快的答应了，于是，他就承认了。不料，群专组立刻在厂门口贴起“打倒现行反革命石**！”的标语。石**从此只好顶着这顶反革命帽子过日子。好久后，才知道他的笔迹早就被公安局否定了，而群专组一直隐瞒这个事实。这两人是极少数的幸运儿。绝大多数人一旦沾上边，就难逃杀身之祸。一名中学教师被诱使承认写反标后，被关进牢里。临到判决的前一天，他还对狱友说，“我的问题不大，最多两三年。”

不料，第二天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公判大会上，会上他被判处死刑，并且立即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5.善良的民众

然而，社会还是要搞经济建设的。一旦运动过去，这些吊儿郎当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个车间里的农村转来的年轻工人，运动中凶猛打人。运动告一段落时他回到车间工作，却三天两头旷工。车间不得不开小组会批判。小组会上一中年女工也主动出来发言了。散会后，别人感到好奇，问她，“平时你从不发言，今天你怎么也出来发言了？”她气愤地说，“他打人！”

普通群众内心更有自己的一杆秤，就像那位小组发言的女工那样。同一个小组里另一名中年男工，也是开会从不开口。有一次，小组长批评他：“你也是旧社会过来的，说说那时候老板是怎样打你的？”

他被逼了好久，说了一句，“也没打。”

小组长又说，“那总骂过吧。”

他半天才说，“也没骂。”

小组长恼火了，“自己爹妈还会打骂呢，你老板对你那么好？”

他就是不吭声。

工人朱林大是一名机修车间的普通铆工，由于根正苗红，进入了红派。有一次开大会，将以前的工厂厂长后来当市局局长的一名领导揪到厂里，双臂涂满黑色油墨，十个指头涂上血淋淋红色抓一根黑色长绳，牵着厂里的二十多个人，胸前都挂了牌子。绳子上挂了个纸牌“一根黑线从市到厂”。二十多个人站在酷暑的太阳光下暴晒。这时候，朱林大袖子上围着红袖章，手里提着一根木棍，走到大家前面，气势汹汹指着路边的树荫命令：

“统统站到那边去!”

接着又对一个个命令过去：

”你，喝水去！“

后来，还听知情人说，他还帮很多人鸣冤叫屈。

工人讲，厂里许多人解放前是当雇农的。雇用他们的主人大多是富裕中农，也有不少人在这个厂里工作。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忆苦思甜。有的雇农闲聊时还说，以前的雇主对他们如何好。农忙时，在田里干活，女主人都会特地带着丰富的饭菜来慰劳他们。

6.运动积极分子

电影《芙蓉镇》中那个疯子敲着锣一遍遍喊着“运动喽，运动喽！”正如王捷所说，“勤恳工作的人被整得如王八蛋，吊儿郎当四脚朝天的人整人神气活现。”他为这句话没被少整。

金红兵在批斗会上按赵丽娟的头。工人们十分不齿，说：“一个大男人去按女人的头，太不像话了。”

工人们还传说他：大跃进时打擂台，他脱光了上衣赤膊擂鼓。在建设一个车间时，放置吊车的横梁才注入水泥，他就要把吊车架上去。工程师连忙阻止说，“水泥还没干，不能放。”

他哪里肯听，命令立刻放上去。放上去后，横梁果然没事，他把工程师叫过去狠狠教训，“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怎么样？”

可是，过了几天，把横梁外面的用于浇筑水泥的木板拆掉后，横梁裂了大缝。

困难时期，他围起来一个场地，将不少他认为调皮捣蛋的工人关在里面。此时闹到省里，被定性为私设监狱，被撤销。

以后，原市委担心他再弄出事情来，不再让他分管具体企业，让他担任四清之类的闲职务，就这样他还是不断出头闹事。

金红兵在该厂一口气下放了工厂一半干部，自以为立下赫赫功劳，想借此挤进市革委会委员行列，却毕竟极左太不得人心，就是得不到足够的票数。后来，又和一名有妇之夫勾搭上了，被那女人的丈夫捉奸在床。他还依然气焰嚣张，骂那气愤的丈夫，”你还敢打我？“

那丈夫上去就”啪,啪!”两记耳光。

张正礼文革前从没认真工作过，而运动中则是急先锋。后来，71年整党时，厂内党员们多次都不让他过关。最后，他不得不检查说：

”我想，战争时候英勇杀敌可以入党升官。和平时期就只能搞运动积极才能入党当官。“

话说到这个份上还能怎么样。最后，在革委会主任金红兵一手操纵下，让他过了关。

后来，在这家厂呆不下去了，去了一个小厂。

历次运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努力认真工作的人整得惨不忍睹，而吊儿郎当的人却气焰嚣张，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说，”以后再也不搞运动了。“中国老百姓过上了几十年安稳日子，国民经济也突飞猛进，取得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