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刚一解放不久，离市区约十多华里的农村，冒出了一家小化工厂，据称是由一位姓顾的老板投资的。奇怪的是，这位顾老板本是一名乡村教师，他哪来的钱来办厂的？

市区到这家厂之间的交通是，最南边的清凉寺之后的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小路尽头是有两、三家小店铺的狭窄的石皮街道，出街道迎面是一条称为“大通河”的宽阔的河道，沿着河边往右拐十几步是一座跨河古石桥，称为“ 降子桥 ”。桥上除了走人，水牛也常常经过，桥面上一堆堆牛粪。过桥后，沿河边围墙往西走一百多米就是这家厂的厂门 。工厂在低矮的围墙里，是一些民宅和一间祠堂扩建的，周围都是农田。

这与其说是工厂，还不如说是个小作坊，或者说是一破作坊。但是，却有一个非常响当当的厂名——“ 中国电解化工厂 ”。原料是将食盐通电流分解后，生产出烧碱和氯气。电解是在车间里的十多个花岗石凿出来的石头槽里进行的。出来的烧碱浓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没分解的盐，就送进敞口的大铁锅里用火熬，烧碱达到浓度后，等温度稍稍低，就命工人穿着长筒靴爬到锅里，忍着呛人的烧碱蒸汽，用铁铲把盐和烧碱一铲一铲铲出来，再把盐滤掉后，将烧碱销售出去。氯气则通进一座砖 砌的塔里与石灰反应，生产漂白粉。生产漂粉的工人浑身沾满了石灰和漂白粉，除了眼珠是黑的，全身其余地方都是白的。厂里没有浴室，只能带着浑身白灰和令人窒息的氯气味回家。漂粉塔有时生产不正常，开头几年认为是塔里有狐狸大仙作怪。于是，买了好酒好菜，燃起香烛，供大仙享用。大仙享用完毕后，再全厂职工聚餐享用。果然，漂粉塔的产量又上去了。

这家工厂如此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全年生产的烧碱恐怕连百来吨都不到，但是却是当时江苏唯一的一家烧碱厂，全国也只有三、五家烧碱厂，总产量不过千余吨而已。

工厂里石头电解槽三天两头爆炸，黄绿色的氯气四处弥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双方用氯气作为毒气攻击对方士兵。一战后，世界各国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氯气被禁止在战场上使用。而这家厂对氯气弥漫司空见惯。有一次爆炸后，将厂里唯一的一名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抓了起来，说是他搞的破坏。

工厂是顾先生私人投资的，属于私营企业。1956年初公私合营后，顾先生当了私方厂长，上级派来了公方厂长。那时候，公私方厂长经常发生龃龉，当然都是私方厂长落败。而这家厂却是例外，公方厂长被顾先生赶走一个又一个。

顾先生太太也是典型的资本家太太模样，衣着时髦大方，打一手好麻将-。顾先生夫妇常常参加常州资本家活动。让那些资本家感到十分蹊跷的是，顾先生原不过是个乡村教师，哪来那么多的？更让许多人不服气的是，五七年反右斗争，顾先生发表了很多激烈的右派言论，比他言论轻得多的人都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而他却不仅安然无恙，反而调离该厂，当上了常州的科委主任。后来，工厂就没有私方厂长了。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郊外许多小高炉，日夜火光冲天。街道两边墙上画满了宣传画:人民公社养的猪比房子还高，花生壳可以做 摇篮，公社的粮钢浇到蒋介石和美帝的脑袋上……

在大跃进大好形势的热烈气氛下，这家工厂雄心勃勃，提出要与南京的永利宁厂决一高下。这家厂原只有 43 名员工，永利宁厂早在 1930 年代就已建成，连工程师都不止区区 40 来个，怎么比啊！今天看来简直像是精神错乱。可是，那年月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新华日报用《蚂蚁赛大象》为标题头版报道其雄心壮志，称这里的43名员工是“ 四十三条英雄汉 ”简直如梁山好汉了。

别以为这个小作坊神经错乱胡思乱想。“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手里有一张王牌那就是一名解放前曾在印染作坊的职工，精通化学的土专家。他提出生产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只要很少一点就可以让农作物大幅度增产，产值极高，挑战产氮肥的永利宁厂乃区区小事，必胜无疑。

这个生产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车间是竹棚加芦席搭建的，今天这样的棚子在中国已难觅踪影了，只有到印度或南美 的贫民窟才能看到。竹棚里砌了一排炉灶，将酒坛状的陶罐放进去。陶罐原本只有顶部有一个大口，让工人用尖嘴榔头“叮叮当当 ”再凿一个小口子来。硫酸和盐在陶罐里反应，底下用木柴火烧，产生盐酸气体在陶罐凿的出口，用皮管接到炉灶另一边的罐子里进行反应。这就是第一道工序了。工棚尽管没有四壁，依然化学气味弥漫，地上满是含酸废水，必须穿着橡胶半靴走路。弥漫很浓的化学气味连衣服都吸足足的。穿这样的衣服上城， 隔两三米远人家就闻到刺鼻的气味。而且，车间还三天两头失火， 由于远离市区道路都是田间小道，市里的消防车开不过来，即使开到河边，也过不了降子桥。只能由工厂自行灭火。火灾时，地面上，原料萘漂浮在流淌的脏水上燃烧，四处漫溢；头顶上，屋顶火势弥漫，胆大的工人爬到屋顶上用衣服扑打去灭火。

这神药神效究竟如何呢？好像无人追究，只知道有一次农民到厂里来大闹，说是投了这种神药后，庄稼死光光。究竟是药的问题还是他们自己的操作不当，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位专家当上全国劳动模范。

整个厂区大概只有几个篮球场那么大小，车间、厨房、宿舍、医务室和办公室都紧挨在一起。医务室是一个游医出身的人当医生，另加两名护士，其中一名是和他同居的女人，当时还以为是他的合法妻子。没有食堂，只有一个厨房和一名厨师，无论冬夏还是刮风下雨，大家一律捧着饭碗或站或蹲在露天吃饭。只供应甲、乙、丙三道菜，每份价格分别为 0.15、0.1 和 0.05 元。尽管如此，每到开饭时间，工人们还是挤到水泄不通的窗口买饭菜。前面买到的人必须高举饭菜碗硬挤开后面的人，才能退出来蹲下来享用。往往高举手里的碗打翻，泼得左右前后的人满头满脸。尽管如此条件，却是该市最大的化工厂。打算培养一批当地化工人才，建了个化工中学，就设在这个厂里。学生天天唱电影《芦笙恋歌》的插曲，“ 阿哥、阿妹…… ”曲调悲戚戚。调皮的学生还吃完饭后，把食堂的碗筷“扑通、扑通 ”扔进大通河河里。

有些车间必须白天黑夜两班倒，每天工作 12 小时，从城里家中到工厂只有乡间小道，来回需要步行约三个小时。厂里的集体宿舍是竹棚子搭建的，紧挨在车间旁，共有六、七间房，每间房上下铺共睡十多个人。有时半夜醒来发现挂床边的工作服不翼而飞了，这种工作服是白色面粉袋的布料，连这样的东西也有人偷。工厂每年只发一套工作服，只能穿自己的衣服上班。

大通河北面开始建设新厂了，从城里到新厂不需要过大通河了，交通方便不少。没多久原来的田间小路拓宽到离降子桥只有二、三百米路，煤渣路面也没路灯。

然而，道路两旁的田里有一口口大跃进挖出来的棺材，上夜班路过时令人毛骨悚然，偶然还有夜鸟从头顶飞过发出怪叫声。有个工人上夜班，过了浦前镇吓得不敢走了，在镇上的电杆下等到其他工友来了，才壮起胆一起走。

新厂是国家投资的，将原来的“ 中国电解化工厂 ”更名为“ 常州化工厂 ”，从世界大国的“ 中国 ”降等为普通三等城市名称，雄心壮志少了许多，不提蚂蚁赛大象了。

新厂的一个平房是厂长办公室和设计室合用的，中间用放图纸的大立柜隔开。大立柜顶上放了两个铺盖卷，是晚上工厂的书记和厂长铺在办公桌上睡觉用的。他们白天黑夜不离厂，晚上就睡在这里。

厂长天天通过广播喇叭鼓动，“我的名字叫干，就要大干特干！”

工厂书记除了管工厂里的生产和建设，还要忙炼铁“放卫星 ”，有一次，一连几天几夜没合眼，险些一头栽进土高炉。

那时候，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产值，产品出来后不管质量如何，也不管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即使是废品，也没关系，都算产值的。产值升高了就“放卫星 ”，为了增加产值，工厂又新增加了高纯度二氧化硅以及乳化剂之类产品。

高纯度二氧化硅是用于生产半导体的原料。当时是，将白色沙子倒进一口口大水缸里，然后用酸搅拌浸洗。操作必须是无尘的，因此，在泥地上搭建白色帐篷，把水缸搬进帐篷里，工人也从头到脚裹着白色工作服。在帐篷里翻来覆去几次后，就宣布高纯度二氧化硅出来了，产值当然高极了，又一颗卫星上天了！

全厂只有一个电话，在工厂办公室里。当时常州的电话号码仅四位数，工厂女会计师打电话到城里去报喜，必须使足劲吼叫。可惜，她的普通话实在不咋的，总是把“乳化剂 ”吼成“路滑尖 ”。估计与通向城里电话线上的麻雀跳蹦声音混到一起，未必听得清，不过也没关系，随便写上几个数字就行了。。

新厂建设用的图纸是化工部设计院设计的，科学了许多。但是，当时中国整个技术非常落后，别说不锈钢了，连无缝钢管都造不出来。再加上全国都在大干快上，即使有资金也拿不到材料。工厂决定先生产后生活。食堂和宿舍都用竹棚盖。一次，中午时分，忽然“哗啦啦 ” 食堂旁边的一间工房倒塌了，幸好大家去食堂买饭菜，没伤一个人。一位工匠庆幸说：

“要不是当时大伙去买饭，就要像‘掰麻雀 ’（常州土话）那样活活压死在里面了！”

引以为豪的竹棚盖的食堂，不到两年屋顶上就出现了无数蛀虫，职工在底下桌子上吃饭，头顶上淅淅沥沥像胡椒面似的撒到碗里来。可能是蛀虫嘴巴啃掉下来的竹屑，也可能是它们肠道没消化的排泄物，职工们都一口口从碗里扒拉到嘴里。

食堂里的凳子都用粗铁丝拴在桌子腿上，防止被人偷走。

可是，即使作为重点的生产设备同样材料紧缺。于是，就发挥“人有多大胆 ”的想象力了。

砌盐水池没有水泥就用砻糠灰代替，据说旧社会公共浴室的浴池就是用砻糠灰砌的。 好，就这样办！盐水池砌好了，池壁近三米多高。不料，盐水才灌进去一小半，池壁就“哗啦啦 ”倒塌下来。

电解槽的碳板要用碳销子固定，没法加工，就用铅的，一通电就漏电，赶忙拉电闸， 总算没出大事故。

有几十个原来装一种粘稠液体的铁皮桶，用过后还有很多黏在桶壁上。不舍得把桶扔了，生产科就出妙招，将苯灌到桶里，底下用柴火烧，希望通过加热用苯把桶里面的粘液溶解掉。苯的燃烧和挥发性一点都不比汽油差，就好比在汽油桶下面用火烧，顿时发生了爆炸。听到爆炸声后，大家涌去看，接着是“轰 ”的一声第二次爆炸，锐利的油桶碎片乱飞，包括副厂长在内的好几个人都光荣负伤。

最大的灾难发生在苯库建设。苯是渗透性极强的液体，必须放在密闭的铁制容器里，但是，那时候搞不到钢材，就想到用水泥和砖块砌，再在里面贴瓷砖。苯库建好后，将一桶桶苯倒进去。第二天，附近小河汊的水面上漂浮一层油膜。一位建筑公司的技术员出于好奇，点燃香烟头去试探，整条河叉一瞬间猛地燃起了熊熊大火，河里的一条小船也烧了起来。两名船民被烧得浑身乌黑。救上岸后，该厂医生去拉他的手，整条手臂的皮肤像长手套那样被拉了下来。惨哪！船民被送到医院，全厂发动献血， O 型、A 型血的人去献血了，那时候缺乏营养，献血后比较难恢复健康，但也没办法。几天后，那两个船民还是死了。以后，全厂大会宣判，那名技术员被判了刑。宣布判决他的女法官一脸正气说，”没你的事，你就别看，别动！“没几年后，她也不知犯了什么法，也坐牢了。

这前后，分配来三位高中毕业生。其中一位在一次熔化黄磷的操作中，管道口被堵了。他拿一根长铁棍去捅，突然滚烫的液体黄磷猛冲了出来， 冲到他脸上和身上，他疼得在地上拼命打滚。他被有毒的黄磷严重灼伤了，送到上海职业病医院治疗了好几年才痊愈，然而，脸上后手上都留下了伤疤。

另一名在后来的困难时期 忍不了饿，当上了扒儿手，被抓去劳教了。还有一位后来表现一贯很好，成为优秀团员。 可是，也是困难时期，一天早晨发现工厂食堂办公室的办公桌被撬开，里面的饭菜票不翼而飞。很快就发现他也失踪了，立刻就怀疑到他。原来，他偷窃了饭菜票后，又害怕极了，逃到乡下家里躲藏，被带回厂后就被开除。

工厂调整了领导班子，原来的厂领导调走了，新来的党委书记带来了一批年轻干部，也带来了正规的工厂管理。

1962 年，工厂终于从多年的严重亏损扭亏为盈。还被特邀参加全国氯碱会议， 是参加会议的工厂中规模最小的。副厂长在全国氯碱会议上说搞项目要“ 嘴里吃着， 筷子夹着，眼睛还要盯着。 ”被氯碱行业同行们常常引用。

与以前只生产漂白粉不同，现在工厂氯气最大的用途是生产 666 的一种种农药。车间是按照全国兄弟厂之间互相学习的经验建造的。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生产方式极差。车间是一个三层楼房。第三层是合成反应工序。合成反应在一百多个状如试管有一人多高的玻璃瓶里进行的。玻璃瓶排成好几排，加入苯后在瓶内的日光灯照耀下，通入氯气进行反应。反应产生的农药六六六，连同未反应的苯一同通过铅管放到第二层层楼的蒸馏锅里通蒸汽浓缩。

车间里氯气、苯蒸汽、盐酸气、六六六粉尘弥漫。一般人进入这个车间，只要呆短短10 分钟，胸口就疼得厉害。而工人必须每天八小时在这里工作。更恶劣的是，由于玻璃瓶质量问题，往往没几天就会有瓶爆裂，氯气、苯蒸汽弥漫，工人必须戴着防毒面具清理现场，然后继续生产。

最恶劣条件莫过于一楼的出料工序，蒸馏过的六六六粉必须从蒸馏锅放进翻斗车里，但放料管总是堵塞的，出料工人必须每次都戴着防毒面具用铁钎去捅。劳动条件极端恶劣，当时领导有一种说法，谁敢捣蛋，就派他到六六六车间去当出料工。

出料工人将六六六粉倒在一室内场地上晾干。文革期间，原市委书记章德就在这里改造，陪同他的还有一位被污蔑是现行反革命的大学毕业生。估计地面上六六六粉散发的有毒气体对他俩的伤害也不小。

蒸馏锅必须经常维修，每次都必须喷石英砂将铁锈除掉。很长一段时间，喷砂都是由一位陈师傅操作的。人很忠厚，勤勤恳恳工作，常常看到他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石英砂粉末，后来患上了矽肺。今天，这是可想而知的，可是，那时候大家都不懂得。生了矽肺的人呼吸非常困难，很痛苦的。那时候由于劳动条件差，职业病很多。一位锯碳板的老工人常常遍体黑炭，而黑炭是强烈致癌物质。去上海职业病医院治疗的人回来说，看到一名工程师由于汞中毒，浑身萎缩蜷曲。

还有一些当时根本不知道的职业病问题。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就发现石棉治癌症的问题，相继颁布禁用石棉的规则。然而，我们却浑然不知，操作工人完全暴露在石棉飞扬的环境中。工厂的废弃石棉堆积如山，随风飘扬。

生产事故不断，经常发生氯气外溢，由于氯气比空气重，如条黄龙压在地面，往下风方向的浦前镇飘去，所到之处庄稼绝收。农民一年没粮，多次交涉无果，忍无可忍，先后两次 到工厂食堂来抢饭吃。有一次，把一名钳工打得头破血流。公安就到农村去抓人。

那时全国一盘棋，兄弟厂之间互相学习，都是这样的方式，全国每年数以万吨计的六六六粉农药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是最大产量的农药，既用于农村，也用于城市居民熏蒸驱赶蚊虫。

然而，还有劳动条件比生产六六六更差的。那时候，吸血虫病肆虐长江沿岸，吸血虫的寄主是钉螺。要根除吸血虫必须先灭钉螺。而一种名为五氯酚钠的农药是专门用于灭钉螺的。 然而，这个车间的工人只要在里面操作两三个月，双眼下的颧骨到脸颊上的皮肤就变黑，肝 肿大到五、六指。一批批人扑上去，一批批人倒下来，最后不得不停产。

实际上，这些车间的工人绝大多数活不过五十多岁。不仅是身体健康，还有人当时就牺牲了宝贵生命。

有一天夜班时，一个车间的苯阀门漏了，当班的只有一名老工人，他就自己一个人去修。但是，苯蒸汽是有麻醉性，没多久他就昏过去了。等到发现时，早已停止了呼吸。

另一很感人的是一位锅炉车间的维修组组长。他在一次全厂科室干部会议上批评厂领导：

“ 生产的时候，看不到你们人影，下班后就一个个像老鼠那样溜过来洗澡了。 ”(当时，厂区分生产区和生活区，厂长等办公室在生活区，浴室在生产区。）

大家听了笑了起来。也有爱讨好上级的人说他不该这样，但那时候的厂领导比较开明， 也没对他怎么样。

某个星期天，他家里人赶到厂里来问，他是不是还在厂里？厂里人很奇怪，星期六他下班回家了呀。大家到锅炉车间去一看，发现他的自行车还在车间里，但是，全厂找遍了都没他的人影。

三天过去了，锅炉的煤斗堵住了。于是，就用乙炔割刀把煤斗底部割开来，先发现有一 靴子露出来，大家感到很奇怪。再将煤斗继续割大，看到了他的整个尸体。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到煤斗里去呢？就到煤斗顶上去看，看到顶上有一个可以供维修工人进出的方孔，方孔边有一根钢筋露在那里，被锯掉了一些。旁边地上还有一把钢锯，正是他平时使用的。于是，大家明白了，他是觉得那根钢筋横在那里会绊倒人，所以，在下班前想把那根钢筋锯掉，没想到煤斗排出的有毒气体把他一下子熏倒，一头栽进了煤斗。可怜撇下了孤儿寡母。

还有两名不满二十的学徒工，被严重烧伤后，临死前还喃喃喊革命口号。

长期用同一种农药，害虫就产生抗药性，六六六产量不得不不断翻翻，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当时，滥用农药的情况也出现在世界各国。那些国家主要采用的农药是 DDT（滴滴涕），因其减轻疟疾伤寒等蚊蝇传播的疾病危害起到不小的作用，发明者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 1962 年，一位名叫蕾切尔•卡逊的美国女作家，发现DDT 会在身体中残留，积累后会罹患癌症，她出版了一本题为《寂静的春天》的书，揭露了有机氯农药的危害。六六六和 DDT 同为有机氯农药。1983 年，我国也正式宣布逐步停止生产六六六等有机氯农药。

职工们的生活条件也是很艰苦的。男集体宿舍是新盖的，每间房放置六张上下铺，睡 12 个人。可是，比起女宿舍来，简直是天堂了。女集体宿舍是利用一个旧仓库的库房的。一间房要睡 20 多个人，两扇不到一平米的小窗子离地两米多高，还只能翻转 30 度。女工的安全看来得到非常好的保证，虽然防不了有人偷窥，但至少不怕色狼爬进来。不过，热天日子就非常难过，经受了六六六和氯气的考验，厂里的蚊子非常厉害，又大又密集，必须把帐子罩得严严实实。电扇连书记厂长都没资格享受，这么热的天在帐子里，能睡好吗？拖着如此疲乏的身子，还得上班，结果，一名女分析工上夜班时，昏倒在地，抢救无效死亡。

但总的说来，工厂一天天走上轨道，这与当时的一把手党委书记领导分不开的。 领导班子的人日夜在厂里工作，天天晚上开会到九点钟之后，几乎很少能回家。有位厂领导说，偶然在家里休息，听到外边救火车的鸣笛声就心惊肉跳，怕自己的工厂出事故了。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四清运动开始了，党委书记和主要干部遭到严重冲击。有关情况以前的文章已经有所交代，不再赘述。

再回过来讲一下1950年代初来投资该厂的顾老板。文革初期他还一人端坐在市科委主任的宝座上。资本家居然还当科委主任，那还得了！被揪到厂里一次次批斗，批斗之余就干灌烧碱的活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都露天操作，日晒雨淋。桶是一排排紧紧挨着的，不可能站在桶旁边操作，而必须蹲到桶上，弯腰将皮管把烧碱从桶口灌到桶里，一桶满了再趴到另一个桶上。因为，将皮管抽出再插入另一个桶时，难免烧碱液体飞溅，所以必须穿防碱溅的半高筒胶皮靴。即使如此，还是有工人操作时烧碱溅入眼睛，赶忙送医院。就这样蹲桶上一个个桶轮过去。一天下来连腰都直不起来。五十多岁了，也够他受的了。

林彪自我爆炸，小组传达文件，他也参加小组会。组长对他吼道，“不法资本家没资格听，滚出去！”他只能站起来悻悻走了。

厂革委会对他的来历感到非常奇怪，当初一个乡村教师哪来那么多钱来办厂的。可是，每次从市里查到省里，都没有下文。

到最后，事情好像再也瞒不了了，原来他是国家安全人员，投资的那笔钱完全是国家的。拿到的定息也都上缴国库了。所以，该厂从来都是国营企业。据说，由于文革运动冲击，许多类似人员身份都暴露了。还有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不仅要挨批，还要遭高度阶级仇恨的革命群众痛打。到新社会还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些人虽然革命意志坚定，毕竟都年过半百了，万一闹出人命来，谁担当得起？于是，帮他们一个个亮出真实身份，原来不是老反革命，而是老革命。以后，顾“老板”被调到扬州市去当科委主任了。

总的说来，该厂的水平在常州化工系统里还是首屈一指的。那时候，该市前前后后建设了二十多家化工厂，多数生产方式要落后和原始得多。更要命的是，这些厂分布在 全市各个角落：南面有常州化工厂、味精厂、县农药厂；西面有曙光化工厂、浦利油厂，化机厂、武进化肥厂；北面有二五三厂、农药厂；东面则有橡胶厂、硫酸厂、 石油化工厂，还有几家制药厂；而距市中心不远火车站旁是染料厂。

那时候，好多年来，常州被化工厂四面包围中心开花。居民买的鱼或蛤蜊等水产品， 没有一样不带有浓重的汽油味，紧挨在青果巷南边的那条河，以前可以淘米洗菜和游泳，现 在已经变得又黑又臭。

但是，市领导却引以为豪，宣称“东南西北中，处处有化工 ”，得意洋洋。

1965 年左右，来了位化工部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工程师。他来做了一次演讲。他说，你们市到处都是化工厂，严重影响环境。应该用管道将所有化工厂的下水连接到一起，统一处理再排放。他话音未落，底下就议论开来了，那要花多少钱啊，怎么可能！可是，他是对的，今天远不是将管道连起来，而是一座座工厂都整个搬迁了。

进入本世纪。 

上世纪最后几年，改革开发了，该厂和江苏的工厂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设备生产，从此又是一番气象。以后，该厂就分开搬迁到长江边和金坛。原厂所在地区建成了住宅小区，至于生产那么多年农药，土壤是否有毒，没人知道。

上世纪末，该厂在引进国外技术前，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烧碱产量还仅仅是三万吨左右，现在分开的两家厂的总产量达到25万吨。而江苏烧碱的总产量达到400万吨，是上世纪末日本全国产量200万吨的两倍。中国的烧碱产量达到4000多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近一半，稳居世界第一。

不仅产量高，技术也是世界一流的。然而，一个核心问题是，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离子膜，还不得不全依靠进口。

总的说来，取得这样的成就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方面当然是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另方面，许许多多的普通劳动者、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付出了辛勤努力，不仅流汗，还有不少人终身患了职业病，甚至付出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努力不应该被遗忘。

应该还认识到，遗留问题还是不少。

，2015年9月，常州外国语学校搬迁新校址后，数百名学生出现皮炎、湿疹、血液指标异常等症状，部分学生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最后，结论是地下土壤有毒，原先该地是三家化工公司所在地。此为媒体广泛报道的“常州外国语学校污染事件”。以后，苏州雷丁学校在2021年6月同样发现土壤污染，也被媒体广泛报道。

其实，常州当年城市周围和中心大大小小的化工和冶金企业至少数十家，这种情况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