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伴随着扩张。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瞩目。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甚至说，中国会走上战争扩张的道路。当年，拿破仑听到英国人打算欺负中国，就警告英国说：“真是疯了！你们想刺激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其实，当时中国人口为3.3亿）拿起武器？”他认为，英国人开始会取得一定成功，但是，中国人以后会从各国请到工匠和技师制造出大量炮舰，把英国人和所有的欧洲人都打败。

一百多年后，日本人走的就是拿破仑所说的那条路，然而，中国没有。

必须指出，中国威胁是必然会出现的，但不是战争的威胁，而是和平竞争的威胁。因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彻底的和平主义。把欧洲历史生搬硬套到中国头上来，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民风完全不相符的。

在欧洲，西自法国路易十四东至沙俄彼得大帝，一尊尊国王、皇帝的雕像，都是身披甲胄骑在马背上耀武扬威目视远方的，绝难看到不骑在马背上的帝王雕像的。中国皇帝的画像则几乎清一色都是身着长袍正襟危坐的儒雅典范，绝难看到有马背上的帝皇像的。埃及和欧洲，无论在博物馆、画廊甚至是在街头，都会看到许多在中国绝对看不到的炫耀武功的雕塑。古埃及法老的墓道和陵寝，雕刻着一批批反绑双手押解去砍头的战俘。亚述的金属雕刻，把残杀和肢解俘虏作为赫赫战功来炫耀。在欧洲，战争、杀戮、抢掠的绘画和雕塑的艺术作品多得数不胜数，有压在敌人身上的，有提着人头的，也有强抢哭喊着的女人的，让中国人看了触目惊心。这样的作品，在中国也是绝对看不到的；中国的艺术作品几乎都集中在仕女、山水、风花雪月之类的题材，绝对厌恶血淋淋的场面。不仅是皇帝和文人雅士，就是被崇为武圣的关圣大帝，也是一手捻着长髯，一手捧着春秋的儒雅模样。

这些都折射出中国和欧洲非常明显的文化差异。

欧洲历史始终伴随着扩张和侵略。早在古希腊时候，200多座希腊城邦，竟然在小亚细亚一带和意大利等地建立1000多座殖民城邦。亚里斯多德公开宣扬，人类被划分成奴隶和奴隶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说：

“有些人生来就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

当然，在亚里斯多德眼里，希腊人必定是适合当奴隶主的，而其他民族则必定是奴隶坯子，希腊人扩张和侵略别国当然都是正义战争。亚里斯多德在欧洲长期占据最高学术权威地位。有他的教导，后果可想而知。

希腊之后的古罗马，扩张更是规模空前，小小的一个罗马，竟然把地中海周围亚非欧三大洲的土地都掠为己有。

十五、六世纪之后，随着海上航线的扩展和新大陆的发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等国一个个扩展海外殖民地。英国更是利用工业革命的成功，把海外殖民地扩展到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

后起的德国和把欧洲文明学到家的日本，眼看分不到羹，于是，发动了世界大战。

因此，李约瑟评价欧洲文明时，十分厌恶的说“欧洲，一种海盗式的文明区域，永远不会平静的呆在本土上，它神经质地朝各方伸出探针，看看能捞到什么”（1）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史学家Edward mcnall Burns 和 Philp Lee Ralph的“世界文明史”里说到：“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政权，….，他们很少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民族。”

中国的和平主义历史传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下，予以逐一分析。

1.地理环境

尽管管华夏大地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但是，还是有不少风调雨顺的年份。精耕细作，好好管理，自能丰饶富足。环顾周围，竟都是大不如我们的：

中原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崇山峻岭岩石戈壁，种什么都长不好；北面是雨量稀少的大漠和冻土带，只能供放牧牛羊。东面是大海，隔着大海是弹丸之地的贫瘠日本，当地的老百姓食不果腹，发育不良又矮又小；南面是瘴气虫兽之地，到那里去不死也半条命，诸葛亮七次抓了孟获也只能七次把他放了。周围环境都比我们的恶劣，人都比我们穷得多。荒了自己的地，冒生命危险出去，到头来落得两手空空回来，说不定还要掉脑袋，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发了疯的人才会想到外面去抢呢。要富足首先要靠自己内部的努力，首先管好自己内部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我国的先民就已经是十分清楚了。相反，古希腊神话里：伊阿宋取金羊毛，实际上是抢掠；伊利亚特更是远征侵略。欧洲民族有《伊利亚特》、《罗兰之歌》和《尼伯龙根的指环》等歌颂战功的长篇史诗。中国古代没有这样歌颂战功的诗篇。中国的古代神话里的神和英雄，从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到大禹治水都是解决民生问题。就连武功高强的英雄后羿，也只有射日，没去杀人越货。

对中原威胁最大的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了。这些游牧民族一次次犯边抢掠。让中原的老百姓吃尽苦头，也让中国的帝皇将相伤透脑筋。说打吧：草原牧民吃的是高蛋白的奶和牛羊肉，体格健壮，并且从小就在羊、马背上练就得身手矫健如飞，射箭百步穿杨。司马迁《史记》中说匈奴：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中原的农民吃的是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米面，身体素质就比人家差一大截，再加上一辈子跟在牛屁股后面低头弯腰耕种，一天劳累下来，腰酸背疼四肢僵硬。体格不如人健壮，身手不如人矫健，一对一绝对不是人家的对手。而双方列阵开战，骑兵的集团冲锋和两翼包抄对方后路，步兵发现退路被截断，往往军心大乱。

虽然中原的人数要比草原上的人数多得多，战术和军事技术也比草原民族高明。然而，人家是骑兵，我们是以步兵为主，打败了，逃不了，被他们围歼，打胜了，只能眼看着对方一溜烟逃得没影子。过不了多久又来来犯了。如果想来个长途奔袭直捣黄龙，彻底解决问题，小部队开过去等于送点心给人家吃，当然不顶用。大部队开过去，茫茫草原哪里去找去人家主力？万一后面的粮道被截断，几万人只能活活饿死。派兵长期驻扎在那里吧，草原上没法种粮，只能从内地远路输送，那得耗多少人力！孙子说，后面搞运输的人要十倍于前线打仗的人，而后面生产物资的人又要十倍于搞运输的人。按照这个算术，假设有一万敌人，我们得用几倍的兵力去进攻，需要有几十万人的运输队伍，更要有几百万人在后方搞生产（对此，北宋的沈括有过具体计算）。所谓“兴师百万，日费千金。运粮百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是謂虛国。”国虛必然人貧，于是“上无以树其恩，下无以活其身。”“造成敌攻其外，民盜其內”的危亡局面。因此，即使打了胜仗，还是自敗。所谓“战之自敗，攻之自毀。”当年汉武远征匈奴，虽然接连得胜，却闹得海内空虚，就是榜样。

不仅如此，中原还有心腹大患——天灾。华夏大地的气候极不稳定，洪涝旱灾十分频繁，可以说年年都有灾，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一旦来了天灾，到处是逃荒的饥民，盗贼蜂起，朝廷必须调度全国的人力物力去救灾。即使在还算是风调雨顺的时候，朝廷也得未雨绸缪，组织人力物资兴修水利。尤其是黄河，已成了悬在人们头顶上的一条天河，还能去对外讨伐打仗？

于是，经过一代代努力，万里长城建起来了。但是，任何被动防守都顶不住大部队集中兵力进攻。所以，长城虽对抵御小股人马的骚扰有效，但面对大部队的进攻，还是经常被攻破。

实际上，中原皇帝大臣们的更重要的一手是，破财消灾的和亲外交：每年对草原民族的酋长施以各种贿赂（敌弱我强时称之为赏赐，敌强我弱时则只好被迫承认是纳贡）当然，还少不了遣送个把挂名公主远嫁过去，番王床头的枕边风当然有效，一个弱女子抵得上百万雄兵。当然还有在各族间挑唆离间等等手法。只要草原上的民族没拧成一股绳，就能得过去。

以宋代为例，北宋每年给辽和西夏的年贡，达到150万匹绢银，仅仅是政府预算的2%。1041年北宋士兵人数达125万多人，竟然耗费80%的政府预算。而且，这些士兵多数是从乞丐召募，战斗力大可怀疑。这笔帐谁都会算。所以，中国的列朝列代的帝王极少主动对外开战的。即使有个别年少气盛的皇帝想开边。话一出口，以丞相为首的文武百官立即跪下来苦谏，用圣人的话来告诫。苦劝不成，还可以用后勤跟不上，补给不足，天时不利等等借口来拖延，直拖到事情不了了之。

2．古代圣贤的警诫

中国的圣人贤哲以他们伟大的智慧不断告诫人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中国先贤主张的不是武功而是仁和德。“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內归之。”孟子则更鼓吹“仁者无敌。”中国的“武”字，分拆开来是“止”和“戈”二字，武不是使用武器，反倒是不用武器。《左传》解释“武”的意义是，“武禁暴戢兵。”《易经》则说“神武不杀”。

子贡请教孔子治国方略，孔子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子贡再问，不得已的情况下，先去什么？孔子说，“去兵。”卫灵公问孔子有关军事问题，孔子不屑一顾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不仅是儒家，中国的无数经典典籍《道德经》、《吕氏春秋》、《国语》、《左传》、《史记》、《淮南子》、《三国志》等等，无不一遍遍告诫世人：兵是凶器，勇和怒是凶德，战为 逆德，争是事之末。

“貧民伤財，莫大於兵；危国忧主，莫速於兵。”——《管子．法法》

对好战者夸耀斩杀敌人和缴获战利品，予以严厉谴责：

“不時而胜，不义而得，未為福也。”——《管子》

“殺伤人，胜而勿美。”——《文子》

好战的人绝无好下场：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殺人。夫乐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道德经》。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 焚也。”——《左传》。

“起師十万，日费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

“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史記》

即使是讲军事的兵书，也一再强调不要轻易用兵：孙子兵法说“非危不战。”并称，“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之上。”《尉缭子》和《六韬》则更加直接地说：“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因此，强调和平的外交政策，也为历代所高度重视：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

列朝列代的文人虽有很多忧国忧民的爱国诗篇，但几乎没有颂扬战功，歌颂战争的，倒是一首首如“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那样的反战诗篇广泛传颂。最让外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一个自残的逃兵，居然被赞扬有福。

1907年，在荷兰召开的万国和平大会上，讨论开战前是否要宣战。中国代表傻乎乎的问，“如果一方宣战，另一方硬是不愿应战，怎么办？”引得列强代表哄堂大笑。

按照西方道德标准，先宣后战，就堂堂正正。而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打仗本身就是不义，宣战也罢，不宣而战也罢，都是不义，有什么堂堂正正的，你把不义强加到我头上，我干嘛跟你一起不义？你要打，我就不跟你打。

3．国家对军人的轻视

不想打仗，兵将就成了光拿薪不干活的多余人物。“将者，死官也。”非但多余，闹不好还会生事，必须严加管束。只吃饭不干活的就成了饭桶，谁还看得起？孔子的君子标准是“温良恭俭让”，于是，重文轻武之风日甚一日。西汉还出过卫青、霍去病、班超等不少铁血男儿，甚至有“胡兵五而当汉兵一”的说法。到了西晋，社会上对武人就彻底看不起了。晋武帝因胡贵嫔个性倔强，骂她是“将种”（其父胡奋是将军）。胡贵嫔反唇相讥：

“北伐公孙，西拒诸葛，怎么不是将种？”

讥讽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当年也不过是个当兵的。晋武帝竟然羞愧得无言以对。

南北朝时，尽管南北双方经常处于交战状态，南梁士大夫却穿戴宽衣大带和大冠高底鞋，衣服用香熏过，脸蛋不但剃得光溜溜，还要涂抹脂粉，走路还要人扶持。后来，侯景作乱，大批士人穿着罗绮，抱着金玉，躺在床上等死。

在冷兵器时代，马和骑兵的战斗力远远超过步兵。孔夫子关于君子必修的六艺里，还包括有射箭和驾驭马车的御。到了晋代，慢悠悠的牛车取代了马车。官员骑马要遭弹劾。建康县官王复见马嘶叫跳跃，惊恐说道，“这明明是老虎，哪里是马！”到了唐代，人抬的轿子又代替了牛车。再往后，不仅文官坐轿子，武将也坐上了轿子。兵贵神速，还怎么去打仗？

武将的地位远低于文官，不仅平时处处受文官的节制，即使打仗，还有当监军的太监，一举一动都盯着你，可以说受尽窝囊气。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狄青就被活活气死的。其消极结果就是，一朝发生危难，许多武将就望风而降，调转枪头对准自己人后，反倒凶猛如狼似虎，如南宋的张弘范、明代的吴三桂。

4．重文轻武的民风

官府的提倡，加上社会中上层的榜样，一般老百姓自然学样。再说，习武根本没出路，而学文一朝金榜题名就飞黄腾达，谁还往习武那死胡同里钻。

除了官府和儒家，老百姓也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影响。

道家的经典《道德经》就一再告诫：兵是“凶器”。汉初黄老哲学主张清静无为，内里的事都只想听其自然，还会到外面去寻衅？后来，道家退出政治舞台，道士们专心修炼，追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闲云野鹤哪里会管世俗的事。　

在民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了。基督教以扩大自身影响为己任，当年天主教教会煽动十字军一次次东征，直杀得中东地区血流成河。伊斯兰教的默罕默德以圣战起家打下天下。佛教是截然不同的。释迦牟尼为了修行，连王位和国家都不要。佛教宣扬四大皆空，劝人看破红尘，提倡戒杀生。连杀鸡杀鱼都是罪孽，更不可能去鼓动杀人。

欧洲的贵族以武功为本钱，甚至以不识字为荣，这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欧洲的武士动辄比武，贵族子弟因争风吃醋用枪剑决斗更是屡禁不绝。中国的士大夫则诗词唱和，要比，也只到科场去比，两榜出身的人就是高出人家一头。如果说，欧洲的妇女爱男人的武功高强。那么中国的女人爱的是文采风流。

中国的老百姓不像欧洲的老百姓，是绝对不爱战争的。古希腊，一个母亲将盾牌交给即将出征的儿子时说：

“不是拿着，就是躺在上面回来。”

一战前夕，德国的女孩拥上街头，拥抱出征士兵。

中国历代亲人送别出征的士兵是，“爷娘妻子傍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中国老百姓是不好战的。西方人看了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往往会误以为中国人一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好斗成性。其实那只不过是拍电影，电影上的武功多半是花拳绣腿，不能实战的。而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从不练武的。

除了中国之外，军人和武士作为统治者的鹰犬，一般都享有很高社会地位：欧洲人以军人为荣誉职业，欧洲骑士的地位远远高于一般市民和农夫；日本的武士地位也远高于普通平民，所谓“花数樱花，人数武士。”；印度种姓制度中，武士阶级刹帝利的地位仅次于神职人员的婆罗门。而在中国，军人和武士却在社会上受到严重歧视，几乎被看成是无知和鲁莽无理的代名词。兵被蔑称为“丘八”，“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唐代地方轮流派兵赴京守备的军人被称为侍官，而当时老百姓骂人就骂人家是“侍官”，军人几乎与乞丐属于同列，事实上，许多士兵都来自乞丐。北宋的士兵脸上还要刺字。因此，就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铁到了钉，人到了兵。”这些谚语。连警察也同样被看不起的，所谓 “没得法当警察。”让欧洲人和日本人简直无法理解。

有些国家虽然口头上也高喊“和平”，例如纳粹德国和二战前的日本，然而，都穷兵黩武武装到牙齿，他们所谓的“和平”不过是迷惑别人的幌子。中国人把自己的军人看不起了，难道不是真心实意的和平吗。

一个国家上千年的修文偃武，别说是对外扩张，往往连自己的疆土都难保。实际上自汉之后，每当汉人建立政权，疆土都要比胡人入主中原时的疆土缩小许多。唐疆域辽阔，然而，唐太宗等人实际上是汉化的胡人。汉人政权的赵宋疆域，与唐全盛时期的疆域简直不能相比，连北京等地的燕云十六州都是人家的。以后，明的疆域又比元小。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疆域也比清朝的要小。

5．欧洲扩张侵略的惨痛后果

欧洲各国的扩张导致无数次战争。当中国的火药、罗盘传到欧洲后，欧洲的侵略和扩张就如虎添翼了。法国诗人瓦莱里说：

“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前进的步伐，而发明它们的中国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掌握了足以无限扰乱地球安宁的方法。这是一件让我们丢脸的事。因为，只有我们最清楚滥用意味着什么。”

欧洲人不断的改进他们手中的杀人武器，黑色火药改成威力更大的黄色炸药，前膛枪改进成后膛枪，单发改进为连发…，接着是坦克、飞机，…，原子弹，于是，杀人和扩张势不可挡了。

南北美洲、大洋洲等地数以千万计的土著，遭到欧洲人的屠杀和种族灭绝，大批非洲黑奴死于非人待遇中。捷足先登的把地球瓜分的一干二净，后起国家就出来强抢。二十世纪全世界共爆发了 373次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死亡人数达1亿多，经济损失超过了5万亿美元。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惨烈达到了历史顶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球有35个国家和地区，占当时世界人口2／3的15亿人卷入了战争。军人死亡871万人、负伤2122万人；平民因战争死亡1261万人。合计死亡人数约2100多万人。

一战结束后，英国哲学家罗素沉痛告诫“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可能会用他们的碉堡、毒气、炸弹、潜艇以及黑人军队，在今后的百年内相互消灭。”

但是，罗素话音刚落，第二次大战又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规模、战争激烈程度和残酷性，都远非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所能比拟。占当时全世界4/5人口，近 20亿人，卷入了这场大战。先后参战的国家有61个。战火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在战争中死亡的军人有2700多万，再加上平民的死亡人数，全球总计有7000万人死于这场惨烈的大战。

然而，这一切还不过是不幸中之大幸。二战是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威力空前巨大的原子弹而告终的。且看一下，原子弹发展的过程和希特勒的生平经历：

1889年希特勒在奥地利出生，仅仅过了7年，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元素的放射性，开创了人类进入核能时代的大门。1919年卢瑟福发现，用阿尔法粒子轰击可以造成元素变化，两年后的1921年，希特勒当上纳粹党的党魁。1932年查威克发现中子，同年，纳粹成为德国第一大党，第二年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1938年德国的哈恩发现核分裂，1939年费米等发现铀235裂变的中子增值能导致连锁反应。制造原子弹的理论已经完全具备了，同年，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次大战爆发。1945年希特勒自杀，三个月后，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看到这里，不由得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可以说，人类发现核能和制造原子弹的全过程，几乎与希特勒的发迹和死亡时间几乎高度重合。当时，世界上一流的物理学家几乎都集中在欧洲和德国。就连美国制造原子弹的领军人物费米，也是来自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如果，希特勒晚发迹5-10年，或者核能的发现早5～10年。大恶魔希特勒就可能掌握原子弹，人类遭到彻底毁灭也就为期不远了。在人类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5～10年不过是一瞬间。

6．中国崛起的道路

德国和日本的后来崛起，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都有其传统和历史背景。中世纪日尔曼的条顿骑士就以骁勇闻名。十七、八世纪，德国的普鲁士土地贫瘠，很多老百姓靠当雇佣兵谋生路。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开战，上阵厮杀的双方却常是普鲁士雇佣兵。德国统一后，经过一批批既有黑格尔和尼采等哲学家也有瓦格纳音乐家的喧嚣鼓动，民族野心扩张到极点。以后，希特勒、戈培尔一伙狂人，将日尔曼人是最优秀人种的荒谬论点推到顶点。

日本也素有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种族的谬论。日本武士的地位，远远高于一般平民。而像武士这类人，在中国只会被看作无业游民，遭到鄙视。历史上以日本武士和浪人为核心的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了无数次的骚扰和抢掠。明人对倭寇的描写是，“勇而憨，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身体，提三尺刀挥而前，无能悍者。”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成为其民族灵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更使武士道精神膨胀到了使整个民族头脑发昏的地步。

对外扩张要全民动员，需要有全民族的民族野心。中华民族从不好战，中国没有这样的历史文化基础。

工业革命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但是，这种富强不是依靠扩张和掠夺，而是完全凭借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是依靠千千万万聪明勤劳的男男女女创造出来的。宋元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非常繁荣，中国的商船在那时候是世界上体积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然而，中国并没有派战舰出去护航，也没有在海外建立军事要寨，更没有在海外建立殖民地。

马可孛罗在中国长期居住后认识到汉人“若为侵略性民族，他们的人数足以征服全世界。然而读者无须杞忧，他们只适于做完美的商人，伶俐的职员，而全然不具备做士兵的资格。”

清初来华的西班牙传教士诺瓦雷特也说：“中国人适合于研习学问、经商、制作古玩，却不具备能够发动战争的素质。”

象中华民族这样不好战，长达上千年的修文偃武民族，在弱肉强食的古代世界里，非但没有被消灭从而文化湮灭，反而能渊源流长绵延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今天的国际形势已经与十九、二十世纪初完全不同了。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都已经独立，国际贸易取代了殖民扩张。现在世界各国拥有的核武器，足以将人类文明彻底毁灭，谁丧失理智去武装扩张、挑起战端，必然不会有好结果。

中华民族不好战，不善战，热爱和平。但是，其聪明智慧和勤俭节约使得中华民族在和平的生产环境里如鱼得水。今天世界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技术时代，中华民族心细如发的优点毫无疑问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在世界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威胁，这才是中国的威胁真正所在。

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残酷走向平和，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过程。过去以角斗士生命取乐的血腥的罗马人，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打仗几乎就不流血了。今天文明国家里，别说是对人了，就是虐待动物也要遭到一片骂声。美国要攻打伊拉克，欧洲死活都不同意，欧洲人说，我们过去吃尽了战争的苦头，再也不能打仗了。

对比孔子和亚里斯多德。也许，孔子兴趣不及亚里斯多德广泛，然而，孔子的智慧和人格恐怕是亚里斯多德无法望其项背的。亚里斯多德鼓吹侵略有理，最后自己的希腊祖国也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灭了，要不是脚底抹油溜得快，几乎被当成卖国贼审判，不亦悲乎！

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理性的民族，早在其它各国之前就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和平的可贵。中华民族的这种智慧是世界文明的宝贵遗产。

（1） 李约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p217-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