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在认识自然的初始阶段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从朴素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当然也两者的同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他们所占的地位不同而已。

在最初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人们都是根据直观的东西来分析世界的组成，如欧洲哲学家认为物质由风，气等四种组成，而中国的古人则认为由金木水火土五种东西组成。可以理解，由于古代人们的观测水平有限，才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但这却代表了一种研究方法，就是根据眼见之“实”来分析世界，认为一切根源于可见（这里的剪纸所有的观测方式）的这些实体，这就是唯物主义。

当人们认识了世界是什么样子之后，更大的好奇心驱使人们去认识这个世界为什么会使这个样子。古代人们可以通过耳闻目睹去感受世界是什么样子，尽管因为所用的方法简单，所认知的世界肤浅而又错误。然而他们却不可以再用那些简单的方法来认识世界的根源，而好奇心又迫使他们去尽快找出一个答案，当然探求自然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自然界灾难的恐惧和找到对策的需求，这样使人们找到了一些想象中的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力量——上帝或神灵。也就是说当人们对于眼前这个世界的解释过程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时便想到了神，既然上帝或神安排了世界是这个样子，那既是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超出了人类的职责范围，而面对自然灾害则只能去祈求上帝或神灵仁慈一些。这样便产生了源于可见的实物之外的精神力量的认知方式——客观唯心主义。

在此值得提醒的是在今天的认识水平看来，古代人类认识的世界，不管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错误的。他们的意义在于产生了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观察和想象，所以古代唯物主义并不比唯心主义高明，如果一味的只重视所见之实就会反“闭上眼睛，世界上就没有悬崖”的错误。

中国古人认识的世界的根源是“共公氏战败，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于是……”，而西方古人眼中的世界则是由上帝通过六天时间来创造的，当然中国人也是由女娲造的——通过人们对上帝和女娲的崇拜，可以看出在敬畏生命方面，东方和西方是完全一致的。这两种错误的说法之所以能够在以后很长时间占了上风，除了统治阶级别有用心的强化之外，就是因为它是人们想出来的——世本无仙，仙乃人编。想出来的东西就更加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显得更加合情合理。而这些东西在唯物主义者在拙劣的条件下所描绘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的世界面前当然更加完美，理所当然的拥有更多的市场，所以唯心主义的一时盛行并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渲染。

然而似乎所有的人都一样没有完全相信那些子虚乌有的上帝和神仙，也许是因为谁也拿不出上帝铜板照片使他们在面对别人的反驳时会心虚，或许是怕别人也编出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说法时自己没有充足的证据去压倒它。总之是这种不信任刺激了人们去从更深层的认识世界，就像中国古代的每一个朝代都会与大量的天文学家去论证，“夜观天象”的结果表明，本朝是很好的，很强大的。这样便会产生两个不同的方向——重新回到客观物质世界中去或继续编造更加美丽的谎言。

西方人选择了前者，他们对自然更加感兴趣，中国人选择了后者，中国人对人类的兴本身趣更大一些。这一点可以从西方的很多名人是自然科学家，而几乎所有的中国名人都是帝王将相中得到证明。西方人开始重新相信物质是世界的根源的时候，中国人则认为人是世界的根本，而这个世界规律则还在人之前就有了，或者说是固有的——主观唯心主义。既然分别认定了心中的直接的根源，从不同的方进行研究也就理所当然了。这样中国人和西方人就走上了“治国、齐家、平天下”和“追求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西方人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从而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带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这是近代东方世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对人类社会感兴趣，是中国有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亦是中国人具有了浓厚的文化色彩，最终中国成为礼仪之邦，这一点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而至于为什么人们对神灵或上帝不再相信的时候东西方人会走出不同的路来，由于目前两个相同阶段之前都没有可靠的记载，不可能从最原始的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人性去探讨，这里就说不清楚了。也许还有更为深层的，尚未被发现的规律来解释它的必然性，也许完全就是偶然。

中国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也曾有过许多派别的哲学观点可以促进自然科学或生产力的发展，如道家，法家，但争鸣的结果是儒家胜利了。胜败乃兵家常事，这里面就更不存在什么必然性了。儒家本是一帮为人主持葬礼或丧礼上吹唢呐的人，能够成为统治中国人思想几千年的一个学派，我们实在不能从他的开始找到任何必胜的证据。法家的思想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公认的，因为发家讲究的是严明和务实，商鞅，秦始皇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思想是可以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道家讲究的是返璞归真和清静无为。可以想象，道家和儒家是当时争鸣中实力最强的两家，道家这样的学说多是针对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社会共鸣的观点提出来。返璞归真就是要人们把兴趣放到大自然中去，去努力探索自然的奥妙，而不要去完全把精力放在人类社会上；清静就是要人们不要不顾一切的去追求功名利禄，而把兴趣放在自然科学上。

由于时光不可逆转（最起码对人类社会是这样），所以我们所做得如果道家或法家在争鸣中取得了胜利中国的现在会是什么样子的假设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被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华民族浪费了不计其数的可以成为自然科学家的人才。如果让张衡去研究地震仪，让祖冲之去研究数学，让更多的有“奇技淫巧”的人去从事自己的技术开发，他们的贡献绝不会就那么小，中国也决不会在近现代落后至此。从这一方面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哀不在于岳飞被陷害，吴三桂放清兵入关，而在于让张衡，祖冲之，沈括，郭守敬这样大批在自然科学上有所建树的人奔波于名利场中，劳神于案牍之前。儒家崇尚出仕，崇尚出仕之后“牧民”的管理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历来都是重视管理的，在孔夫子死了两千多年的今天，中国人想发展的时候讲得最多的还是管理。中国人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让别人听自己的话好好干活，而没有几个人想去做具体的工作，一方面都认为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实现一个目标，就要有一帮人来干，那当然领导是决定性的；另一方面自古以来管理者在中国人的理解中都是高人一等的，是人上之人。然而我们需要知道一切事情的结果要取决于具体的做，这就要求我们把最有水平的人摆在“做”的位置上，而不是指挥或管理。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可怕性不言而喻，也许将会使中国的悲哀继续。然而这需要国人忘掉达贵鲜尊，不要把精力浪费在这方面的“为”，去理解这份清静，去做那些具体的工作。

当然近代工业的污染及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危机使一些人的目光重新转移到人类社会上来，但要看到这是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人那么早就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人类社会显然为时过早，就像盖房子的时候先做楼顶，后打地基。

在认识世界的方法上，或者叫着眼点上，中西方的古人有着明显的差别。西方人求具体，求细；中国人则求整体。西方人认识物质世界的最开始是吧物质往细处分，企图来找到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所以说西方人能够发现原子，质子，中子以及电子并不完全因为有先进的技术；而中国人已开始就注意全面，注意整体，使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写出了《黄帝内经》和《周易》，这两本书中关于人或自然从整体方面的观点是西方人刚刚才发现的。

对于世界进行探索并认识的方法的不同还表现在西方人注重创新和思维，而中国人则注重经验和积累。科学技术的发现有两种途径——偶然发现和必然发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偶然发现也非常重要，最著名的就是一个苹果砸了牛顿的头的故事，不锈钢的发现，硫化橡胶的发现。而西方人注重思维为必然发现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因为想去发现什么比偶然碰到的发现的概率高得多。特别在工业革命以后必然发现使西方的技术发展迅猛，也就在这时候中国和西方的距离拉开了。中国古代的发现则多是偶然发现，这是同注意经验积累的习惯分不开的，火药是在炼长生不老丹的时候发现的，指南针和造纸术业是偶然发现，中医师对偶然发现的积累。当然中国的自然科学也有必然发现的成就，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但这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实在是太少了。在此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落后不可以完全归过于中国人注重整体，认识世界的整体和局部都是必要的，缺少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

分析了中国和西方近代以前认识世界的历史之后，可以发现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在研究方向上，西方注重自然，中国注重人类社会，这导致了西方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中国，而中国则成为礼仪之邦；在研究方法上，西方人喜欢求细，求具体，中国人则喜欢求全部，求整体，西方人喜欢创新和思维，中国人则喜欢经验和积累。认识世界的方法不同导致了中国和西方在处理各种关系史的不同观点，西方人讲竞争，中国人却认为和为贵，西方人讲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人讲主权高于人权。

在高速发展，变化的多端的当今世界里，不能简单地说哪种是对的，哪种是错的。不以成败论英雄，不能以中国今天的落后就说中国以前的一切都是错的。前面提过，在现代工业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有许多问题值得人们注入新的思考，科技发展究竟给人类带了什么，幸福还是灾难，促进进步还是加速灭亡，这就需要人们更加关注人类社会本身。而在今天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过程中，整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是两个同样重要的方向，微观的粒子要宏观的宇宙进程来解释他们的存在或变化，而宏观的宇宙进程则要从微观粒子中找到证据，所及今后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将是微观，宏观一体化的趋势。

在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时候，西方人也在学习我们儒家的管理理论，两种思想都是人类的财富，在对付人类的共同问题，认识世界最终本源上，都需要两者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