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西方在認識自然的初始階段有着大致相同的經歷，從樸素唯物主義到唯心主義，當然也兩者的同時存在，只是在不同的階段他們所占的地位不同而已。

在最初認識自然的過程中，人們都是根據直觀的東西來分析世界的組成，如歐洲哲學家認為物質由風，氣等四種組成，而中國的古人則認為由金木水火土五種東西組成。可以理解，由於古代人們的觀測水平有限，才得出這樣錯誤的結論。但這卻代表了一種研究方法，就是根據眼見之“實”來分析世界，認為一切根源於可見（這裡的剪紙所有的觀測方式）的這些實體，這就是唯物主義。

當人們認識了世界是什麼樣子之後，更大的好奇心驅使人們去認識這個世界為什麼會使這個樣子。古代人們可以通過耳聞目睹去感受世界是什麼樣子，儘管因為所用的方法簡單，所認知的世界膚淺而又錯誤。然而他們卻不可以再用那些簡單的方法來認識世界的根源，而好奇心又迫使他們去儘快找出一個答案，當然探求自然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也是對自然界災難的恐懼和找到對策的需求，這樣使人們找到了一些想象中的這個物質世界之外的精神力量——上帝或神靈。也就是說當人們對於眼前這個世界的解釋過程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礙時便想到了神，既然上帝或神安排了世界是這個樣子，那既是它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就超出了人類的職責範圍，而面對自然災害則只能去祈求上帝或神靈仁慈一些。這樣便產生了源於可見的實物之外的精神力量的認知方式——客觀唯心主義。

在此值得提醒的是在今天的認識水平看來，古代人類認識的世界，不管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都是錯誤的。他們的意義在於產生了兩種認識世界的方法——觀察和想象，所以古代唯物主義並不比唯心主義高明，如果一味的只重視所見之實就會反“閉上眼睛，世界上就沒有懸崖”的錯誤。

中國古人認識的世界的根源是“共公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於是……”，而西方古人眼中的世界則是由上帝通過六天時間來創造的，當然中國人也是由女媧造的——通過人們對上帝和女媧的崇拜，可以看出在敬畏生命方面，東方和西方是完全一致的。這兩種錯誤的說法之所以能夠在以後很長時間占了上風，除了統治階級別有用心的強化之外，就是因為它是人們想出來的——世本無仙，仙乃人編。想出來的東西就更加符合人們的思維習慣，顯得更加合情合理。而這些東西在唯物主義者在拙劣的條件下所描繪得支離破碎，自相矛盾的世界面前當然更加完美，理所當然的擁有更多的市場，所以唯心主義的一時盛行並不完全是統治階級的渲染。

然而似乎所有的人都一樣沒有完全相信那些子虛烏有的上帝和神仙，也許是因為誰也拿不出上帝銅板照片使他們在面對別人的反駁時會心虛，或許是怕別人也編出一套看不見摸不着的說法時自己沒有充足的證據去壓倒它。總之是這種不信任刺激了人們去從更深層的認識世界，就像中國古代的每一個朝代都會與大量的天文學家去論證，“夜觀天象”的結果表明，本朝是很好的，很強大的。這樣便會產生兩個不同的方向——重新回到客觀物質世界中去或繼續編造更加美麗的謊言。

西方人選擇了前者，他們對自然更加感興趣，中國人選擇了後者，中國人對人類的興本身趣更大一些。這一點可以從西方的很多名人是自然科學家，而幾乎所有的中國名人都是帝王將相中得到證明。西方人開始重新相信物質是世界的根源的時候，中國人則認為人是世界的根本，而這個世界規律則還在人之前就有了，或者說是固有的——主觀唯心主義。既然分別認定了心中的直接的根源，從不同的方進行研究也就理所當然了。這樣中國人和西方人就走上了“治國、齊家、平天下”和“追求對世界本原的認識”這兩條截然不同的路。

西方人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從而帶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也帶動了西方文明的發展，這是近代東方世界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人對人類社會感興趣，是中國有了非常豐富的文化遺產，同時亦是中國人具有了濃厚的文化色彩，最終中國成為禮儀之邦，這一點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而至於為什麼人們對神靈或上帝不再相信的時候東西方人會走出不同的路來，由於目前兩個相同階段之前都沒有可靠的記載，不可能從最原始的東方人和西方人的人性去探討，這裡就說不清楚了。也許還有更為深層的，尚未被發現的規律來解釋它的必然性，也許完全就是偶然。

中國在百家爭鳴的時候也曾有過許多派別的哲學觀點可以促進自然科學或生產力的發展，如道家，法家，但爭鳴的結果是儒家勝利了。勝敗乃兵家常事，這裡面就更不存在什麼必然性了。儒家本是一幫為人主持葬禮或喪禮上吹嗩吶的人，能夠成為統治中國人思想幾千年的一個學派，我們實在不能從他的開始找到任何必勝的證據。法家的思想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是公認的，因為發家講究的是嚴明和務實，商鞅，秦始皇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思想是可以促進自然科學發展的，道家講究的是返璞歸真和清靜無為。可以想象，道家和儒家是當時爭鳴中實力最強的兩家，道家這樣的學說多是針對儒家的“學而優則仕”的追求社會共鳴的觀點提出來。返璞歸真就是要人們把興趣放到大自然中去，去努力探索自然的奧妙，而不要去完全把精力放在人類社會上；清靜就是要人們不要不顧一切的去追求功名利祿，而把興趣放在自然科學上。

由於時光不可逆轉（最起碼對人類社會是這樣），所以我們所做得如果道家或法家在爭鳴中取得了勝利中國的現在會是什麼樣子的假設都是毫無意義的，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被儒家思想統治的中華民族浪費了不計其數的可以成為自然科學家的人才。如果讓張衡去研究地震儀，讓祖沖之去研究數學，讓更多的有“奇技淫巧”的人去從事自己的技術開發，他們的貢獻絕不會就那麼小，中國也決不會在近現代落後至此。從這一方面講，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哀不在於岳飛被陷害，吳三桂放清兵入關，而在於讓張衡，祖沖之，沈括，郭守敬這樣大批在自然科學上有所建樹的人奔波於名利場中，勞神於案牘之前。儒家崇尚出仕，崇尚出仕之後“牧民”的管理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人歷來都是重視管理的，在孔夫子死了兩千多年的今天，中國人想發展的時候講得最多的還是管理。中國人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讓別人聽自己的話好好幹活，而沒有幾個人想去做具體的工作，一方面都認為自己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實現一個目標，就要有一幫人來干，那當然領導是決定性的；另一方面自古以來管理者在中國人的理解中都是高人一等的，是人上之人。然而我們需要知道一切事情的結果要取決於具體的做，這就要求我們把最有水平的人擺在“做”的位置上，而不是指揮或管理。認識不到這一點的可怕性不言而喻，也許將會使中國的悲哀繼續。然而這需要國人忘掉達貴鮮尊，不要把精力浪費在這方面的“為”，去理解這份清靜，去做那些具體的工作。

當然近代工業的污染及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危機使一些人的目光重新轉移到人類社會上來，但要看到這是在自然科學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的，中國人那麼早就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人類社會顯然為時過早，就像蓋房子的時候先做樓頂，後打地基。

在認識世界的方法上，或者叫着眼點上，中西方的古人有着明顯的差別。西方人求具體，求細；中國人則求整體。西方人認識物質世界的最開始是吧物質往細處分，企圖來找到組成物質世界的基本粒子，所以說西方人能夠發現原子，質子，中子以及電子並不完全因為有先進的技術；而中國人已開始就注意全面，注意整體，使中國人早在幾千年前就寫出了《黃帝內經》和《周易》，這兩本書中關於人或自然從整體方面的觀點是西方人剛剛才發現的。

對於世界進行探索並認識的方法的不同還表現在西方人注重創新和思維，而中國人則注重經驗和積累。科學技術的發現有兩種途徑——偶然發現和必然發現，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偶然發現也非常重要，最著名的就是一個蘋果砸了牛頓的頭的故事，不鏽鋼的發現，硫化橡膠的發現。而西方人注重思維為必然發現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因為想去發現什麼比偶然碰到的發現的概率高得多。特別在工業革命以後必然發現使西方的技術發展迅猛，也就在這時候中國和西方的距離拉開了。中國古代的發現則多是偶然發現，這是同注意經驗積累的習慣分不開的，火藥是在煉長生不老丹的時候發現的，指南針和造紙術業是偶然發現，中醫師對偶然發現的積累。當然中國的自然科學也有必然發現的成就，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但這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中實在是太少了。在此要指出的是，中國的落後不可以完全歸過於中國人注重整體，認識世界的整體和局部都是必要的，缺少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

分析了中國和西方近代以前認識世界的歷史之後，可以發現二者的區別是明顯的。在研究方向上，西方注重自然，中國注重人類社會，這導致了西方在科學技術上領先於中國，而中國則成為禮儀之邦；在研究方法上，西方人喜歡求細，求具體，中國人則喜歡求全部，求整體，西方人喜歡創新和思維，中國人則喜歡經驗和積累。認識世界的方法不同導致了中國和西方在處理各種關係史的不同觀點，西方人講競爭，中國人卻認為和為貴，西方人講人權高於主權，中國人講主權高於人權。

在高速發展，變化的多端的當今世界裡，不能簡單地說哪種是對的，哪種是錯的。不以成敗論英雄，不能以中國今天的落後就說中國以前的一切都是錯的。前面提過，在現代工業高速發展的今天，社會危機日益嚴重，有許多問題值得人們注入新的思考，科技發展究竟給人類帶了什麼，幸福還是災難，促進進步還是加速滅亡，這就需要人們更加關注人類社會本身。而在今天對物質世界的研究過程中，整體和局部，宏觀和微觀是兩個同樣重要的方向，微觀的粒子要宏觀的宇宙進程來解釋他們的存在或變化，而宏觀的宇宙進程則要從微觀粒子中找到證據，所及今後對物質世界的認識將是微觀，宏觀一體化的趨勢。

在中國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時候，西方人也在學習我們儒家的管理理論，兩種思想都是人類的財富，在對付人類的共同問題，認識世界最終本源上，都需要兩者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