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一下软包房里的椅子和桌子。

他们经常在软包房里长时间讯问。我坐的椅子高45厘米，比盘问人员椅子低8–10厘米。背靠不超过95度，软包房里椅子，桌面，角度是固定的。长时间坐在不能放松的椅子上，被45瓦的灯光照射，仰望桌后看不到表情的审讯人员，从生理到心理是极度难受的，一段时间后，腰椎开始疼痛，持续疼痛不适让我大脑前额叶皮层血液流量下降，生理性压力几乎瓦解我的心理防线，只能靠坚强的毅力支撑我一场又一场的与他们争斗。

我午饭时感觉菜特别咸，下午的审讯中极度想喝水，可是他们不但不给，还不厌其烦的反复纠缠几个问题，这样引得我特别烦躁，焦虑，思想完全无法集中考虑问题，被生理上的不适所左右。于是我赶紧拒绝回答问题，没有水喝就不开口说话。晚饭的菜依然咸，我干脆不吃菜，只吃了米饭。并趁去洗手间的机会，喝了好几口自来水龙头流出的生水。在审讯结束的笔录要我签字时，我注明是在我极度缺水的情况下讯问的结果。

以后连续多天，菜不咸了，水也管够。但是我发现没放盐。无盐饮食多天后，我觉得浑身无力，大脑思维能力下降，低钠的表现逐步出现。

在白大褂早上的例行检查中，我告知了感觉乏力，头痛，恶心，意识模糊，烦躁不安等症状，要求给我输液，补钠。然后我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坚持瘫软在床上，说自己不能站立。

在审讯结束的笔录签字时，我又把身体诸多症状写上，不顾他们反对，坚持注明是在如此病情严重之下讯问的结果。

他们把审讯节奏加快了，有一天是从上午到晚上分六班人审讯，虽然每次二小时，但是一天下来十二小时超过我的生理极限，而且问的问题非常刁钻，隔一阵又重复提问，核对细节。甚至不像是问问题，就是在兜圈子，让无数细节问题困扰我的判断和思考能力。我担心他们会以不让睡觉，不让休息搞疲劳审讯。所以在那晚审讯结束的笔录上签字时，我注明了是在意识模糊下讯问的结果。

在这个层次的留置室里，直接动手用刑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长期禁锢在审讯椅上，长时间强光照射，疲劳审讯，甚至数天不让睡觉都是可能的。如果我不在早期就拼命抗争，后续他们就敢变本加厉，只到我经受不住，承认了不该承认的事实。他们拿到口供，把证据链完整闭合，把我们就打入了地狱。他们的任务光荣完成，立功受奖升职，根据收缴的赃款和罚没，还有巨额的奖金。为此，有些纪监委人员为了完成任务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甚至制造冤假错案。所以，我必须尽早采用各种手段抗争，抱怨，申告。以此阻止他们随意妄为的企图。为我争取一定喘息的空间。

比如，我注意到他们轮班审讯的人员有几个新面孔。他们不时提出意料之外的新问题，我估计可能是外援，或者是审理张秘书长等其他人的专班过来的人。因此我很专业的提出来，根据权力的移动必留有脚印的原则，根据新修订监察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如果是把我的事情移交给新人办理，应该出具调用决定书。我在审讯结束的笔录上特地注明，有不认识的未告知身份的新人参与审讯。因此这个笔录在以后法庭上作证据时，假如没有调用决定书，可能会成为非法证据。这让他们面面相觑，没想到我这么的专业。这个多余之举，可能使他们后来有所顾忌。

随着审讯的深入，张秘书长，陈厅长，柴厅长，鲁书记等人的一些贪腐问题在与我核对中陆续被我知道一些，就连建设干部学校校建处的刘鹏处长也受贿一千多万，让我吃惊不已。我吃惊的是虽然我过去知道我身边的这些朋友有收的，有要的，但是没想到他们如此胆大妄为。

首先从行贿方来论。这些年中国经济腾飞，各行各业蒸蒸日上。但是绝大部分的资源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许多私营老板虽然经营有方，但是要想做大做强还是得依附公权力，争取更大的经营机会，在政策的夹缝中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也有的是迫于公务人员的吃拿卡要，层层盘剥。所以不论是潜心结交，还是拉拢腐蚀，必须得巴结讨好对他们有用的官员，或者通过各种手段结为利益共同体。我曾经认识的一个房地产老板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搞一个价值十亿的项目，至少要准备几千万打点各个关卡的各级官员。不是我愿意把自己的钱送出去讨好别人，是我要开车上路，但是路上矗立着无数多余的关卡和收费站。我为了达到我赚大钱的目的，必须在每个收费站把买路钱交足了，我才能前行。中国的钱，被许许多多的权贵家族，贪官污吏豪夺了大部分，我们交出大笔买路钱，才能巧取他们吃剩的一小部分，何罪之有。

再看官员，外人可能不太理解，在中国做一个体制内的官员，各项福利待遇已经有完善的保障。就算是个处长，安分守己，一年至少六位数收入，干到退休，拿到手已经有近千万。还有足够的养老金和老干部处的各种服务。拿老百姓流传的干部们实行的四项基本原则来说“工资基本不动，吃饭基本靠供，烟酒基本靠送，老婆基本不用”。连我这样自许清廉的人除了老婆那条，前三条也基本执行到位。有些特殊行业，比如国企高管，银行，油，电，烟，铁路，通讯等更是富得流油。年收入七八位数不足为奇。其实，他们不贪不腐，日子应该过得很好。何必冒着风险去贪腐呢？

我有点不靠谱的见解：中国体制内人员接近一亿。在基层工作如果无权无势也只能温饱，终其一生勉强全家吃住不愁。如果升到稍微有点权势的位置，各种资源滚滚而来，生活形态极大改变，自己和亲戚朋友都能光鲜。越往上升，更有下层看不到的风景。所以谁都拼命往上爬。但是僧多粥少，跃升不易，如一个县几十至百万人口，书记只有一人。且中国官员选拔机制多黑箱作业，独木桥头如何上桥是个难题，能力，家世，机遇，学识，人品，性格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得有贵人提携。经贵人提携方得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上位之后还得紧跟贵人，得游刃有余的周旋于上下级和同僚之间，才有机会步步高升。这样必须在处理这些关系中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工作期间手中权力能轻易给他人带来千万财富，稍微带点感情帮助某些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接受感谢一定会有，从接受一顿饭，一瓶酒起，界限逐步难以清晰，收受一次推脱不了的五万，发展到再收十万百万，只是数字变化而已，久而久之，视为正常。如想急流勇退，不收了，反而容易东窗事发。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贪了几辈子花不完的财富还不停手的原因。在中国混迹于官场，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权力面前轻松平常就实现了。久而久之，官员的意识中也不把规则当回事了，认为：规则是给遵守规则的人订的，有权的人制定规则，有钱的人改变规则。很多高官的行为也给下面作了恶劣的示范。因此：站队跃升，弄权渎职，藐视法规，贪得无厌，是很多人循序渐进的贪腐通道。

当然，这只是我从身边众人看到的，还有很多社会，心理，环境，治理，制度方面的问题不是我辈一时所能说清楚。

就我来说，严格计算，一年下来收受的钱财礼品也不少于六位数，比如我胆结石手术住院几天，推辞不掉的礼金就收了几十万。但是我严守的底线就是，人情往来限于千，过万绝对不收。工作上给予的帮助只能收点烟酒回报，金钱感谢绝对不收。人都知道我不差钱，开始拒绝了几次就形成惯例，回观我多年办事，帮忙，没有收受过万元以上感谢资金。所以我认为自己清廉，敢和纪监委叫板。

当然马公子的三十万是个麻烦，我明明没有拿，可是他咬定我拿了。有心栽赃嫁祸，且有各种证明，怎么洗清呢？

至于说新校区一期工程项目，我真没有拿余斌一分钱，他与我交往多年，也深知我底线。他是否送张校长和刘处长，我不清楚，以他有恩必报的性格，可能一定会送。余斌如果交代说贿赂我了，那一定是受不了留置的压力，我能够理解。

每逢春节，余斌定送我几瓶茅台年份酒，虽然价值不菲，毕竟只是礼品而已，所以我坦然在审讯中承认。我每年春节从省烟草公司鲁书记那里拿的几箱特供烟，也会回送余斌一箱。余斌送的年份茅台，我转手送到周省长家了，这我不会说，只说过年和朋友喝掉了。

关于我的政治思想方面问题，经他们提示，还确实没有冤枉我。

多年前我去美国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回来，几个密友给我接风，喝酒聊天之际，我说了美国的空气质量真好，呼吸起来感觉空气非常清新，不像国内的空气，雾霾弥漫，难以深呼吸。

还有一次，我和张秘书长，邵主任等几个在丁书记家喝茶聊天，谈到科学，我随意议论了几句：科学必须是允许被证伪的，一个理论是不是科学的理论，不在于拼命的证明和歌颂，而在于他有无可能证明是错的。比如说天鹅全都是白的，就算找出了一万只白天鹅来证明这是科学论断，但如果发现了一只黑天鹅就说明这个论断是不成立的。所以永远正确不许反驳，不许怀疑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只是强加于人的信仰。

这两次说的话居然被人记录揭发交到纪监委，推断说我影射伟大领袖和伟大理论，典型的反党和信仰崩塌。我承认说过，而且我至今也没有察觉说得有什么不对。表态说如果你们能够以理服人，教育我转变认识，我可以认错。龙国兴说，我们的任务是查清你的问题事实是否存在，没必要教育你。我想反问：那你们就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只是为了整人而罗列事实，寻找罪证？没问，知道是对牛弹琴。

其实私下里，我还对修宪，连任，和中央电视台的“央视姓党”有过一些议论，这些没有被人揭发出来，值得庆幸。

在留置室里时间概念消失了，钟点是看得见的。但是过去了多少天完全记不住。只到有天郑和平拿份延期留置决定书让我签字，才明白已经进来了三个月。真是度日如年，我感觉好像在这里已经被折磨了三年。

我问了延期的原因不是“查否”，是已经落实一部分问题，还有重大问题需要继续查实。那我至少还要被折腾三个月。我做了这么多的准备，现在已经感觉到心力交瘁。几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的面对自己未知的命运，与外界一切联系断绝，能够面对交流的仅只有不愿意面对的审讯人员，精神折磨，心理压力使人无时无刻的处于绷紧状态。没有错乱，抑郁已经难得。所以就理解很多人早交代，早放松，早了结的心情。甚至我有时候都想就按照他们要求的承认一切，早日了结了出去坐牢也好过孤独的在这地狱里煎熬。

所以我现在特别理解了某上市公司董事长，留置几个月“责令候查”放出来，自己跳楼轻生的作法。他在里面一定是“痛不欲生”，可是软包的环境和24小时密不透风的监视让他“求死不能。”虽然顶着“责令候查”暂时出来了，他有着天文数字的财富，有尊崇的地位，有儿孙满堂的家庭，有全国尽人皆知的知名度，还有庞大的产业。但是更有说不清楚问题的压力与随时再被留置的恐惧，让他决然一跳，告别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