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大陸導演拍出的電影都不講人性？ 
在中國大陸的銀幕上，人性仿佛是一個被遺忘的幽靈，偶爾閃爍，卻總被審查的鐵錘砸得粉碎。那些大導演們，拿着億萬投資，拍出的電影要麼是主旋律的頌歌，要麼是商業化的爆米花，要麼是空洞的奇幻，卻鮮有直面人性幽暗、複雜與真實的勇氣。為什麼？因為在這樣一個“講政治”的國度，人性已被視為“危險品”，導演們寧願拍出機器人般的英雄，也不願觸碰人心的血肉。深刻挖掘這一現象，我們會發現，它不是導演的無能，而是權力體系對藝術的系統性閹割，是商業邏輯對靈魂的奴役，是文化傳統的集體自宮。犀利地說，這些電影不講人性，是因為導演們早已丟了人性——在審查的刀下，他們選擇了跪舔權力，而不是直立做人。 首先，審查制度是人性缺失的元兇。中國大陸的電影審查體系，如同一頭貪婪的怪獸，吞噬一切“不和諧”的元素。廣電總局的審查標準，明里暗裡要求電影“正面導向”，人性中的灰暗面——如貪婪、恐懼、背叛——被視為“負面能量”，必須剔除。想想張藝謀的《活着》，這部本該直擊人性深淵的傑作，因為觸及文革的黑暗而被禁。張藝謀本是講人性的高手，卻在審查的淫威下，轉而拍出《英雄》這樣的權力頌歌，裡面的角色不是人，而是符號。賈樟柯的《天註定》，試圖剖析底層人民的絕望與暴力，卻因“暴力鏡頭過多”而胎死腹中。導演們知道，人性講得太真，就會撞上審查的紅線——為什麼《戰狼》能大賣？因為它不講人性，只講“愛國主義”的肌肉秀。犀利點說，這審查不是守護道德，而是閹割靈魂：它讓導演們拍出“人形道具”的電影，觀眾看完後，不是反思人性，而是高呼“祖國萬歲”。在這樣的體系下，人性成了禁忌，導演們只好拍出機器人打仗或仙女談戀愛的奇葩劇。 其次，商業邏輯是人性缺失的幫凶。大陸電影市場規模巨大，2023年票房超600億元，但這錢不是靠人性賺來的，而是靠流量和IP。導演們知道，講人性太“文藝”，票房撲街的風險高，不如拍出爆米花大片。陳凱歌的《長津湖》，投資幾十億，講人性嗎？不，它講“英雄主義”的集體狂歡，賺得盆滿缽滿。賈玲的《熱辣滾燙》，表面勵志，實則迴避了人性中的自卑與掙扎，只剩淺薄的雞湯。為什麼？因為人性複雜，觀眾看不懂或不願看，資本要的是“爽感”。導演們在商業壓力下，選擇迎合市場：人性太深，票房太淺。犀利地說，這是一種集體賣身——導演賣了靈魂，換來票房；觀眾買了票，換來麻醉。結果，電影成了“快餐”，人性成了“垃圾”，被扔進回收站。 再次，文化傳統是人性缺失的根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集體主義”，人性中的個體欲望被視為“私心”，需壓制。儒家“克己復禮”，道家“無欲無求”，讓講人性顯得“叛逆”。大陸導演繼承了這一傳統：馮小剛的《1942》，本該講人性在饑荒中的扭曲，卻被剪得支離破碎，只剩“苦難頌歌”。王家衛在香港能拍《重慶森林》的孤獨人性，到大陸卻只能拍《一代宗師》的英雄傳奇。為什麼？因為文化基因中，人性是“私貨”，集體敘事才是“正道”。犀利點說，這傳統不是遺產，而是枷鎖：它讓導演們拍出“無我”的電影，人性成了多餘的贅肉，被一刀切掉。結果，銀幕上的人不是人，而是“符號”——英雄、烈士、模範，卻無血無肉。 最後，導演的自我審查是人性缺失的自宮。許多導演並非無知，而是主動避開人性，以求生存。張藝謀從《活着》的禁錮中學乖，轉拍《滿城盡帶黃金甲》的華麗空洞。賈樟柯從《天註定》的下架中妥協，後作《江湖兒女》雖有深度，卻小心翼翼。為什麼？因為講人性太險，觸碰紅線可能斷送前程。官媒號召“正能量”，導演們只好拍出“假大空”。犀利地說，這是一種臭不要臉的自閹：導演們為了獎項和票房，犧牲人性，拍出機器人電影。觀眾看後，不是感動，而是麻木——這不是藝術，是宣傳機器的產物。 中國大陸電影不講人性，不是導演的錯，而是體系的罪。它殘酷剝削藝術家的靈魂，讓電影成權力附庸。醒醒吧，導演們：人性是電影的血肉，沒有它，銀幕上只剩空殼。觀眾們：拒絕這種“無魂”電影，呼喚真誠的人性表達。只有撕開偽善的面紗，中國電影才能重生——否則，它將永遠是審查的傀儡，觀眾的笑柄。 2025.10.03 -- EN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