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籍的全球含金量：兩種制度的競爭與一張護照的30年期權 一、有人趕考赴京城，有人辭官歸故里 2026年10月初，美國媒體報道，加州正展開新一輪移民執法行動。 有人千方百計希望留在美國，卻面臨被遣返的風險；另一些人歷經十多年等待，終於接近獲得美國綠卡，卻主動選擇放棄。 與此同時，川普政府又為美國移民身份引入百萬美元級別的門檻：個人捐贈100萬美元，可通過金卡計劃申請移民簽證；另有500萬美元的白金卡設想。 有人苦苦等待，有人主動放棄，還有人願意為美國居留機會付出巨額財富。 正所謂：有人趕考赴京城，有人辭官歸故里。 同樣一個美國，為什麼在不同人眼中，價值竟如此懸殊？ 對於生活穩定的退休者，養老金、家庭關係和熟悉的社會環境，可能比移居異國更有價值。而對年輕的科學家、工程師或企業家，美國的教育、科研與創業機會，則可能影響未來幾十年的人生。 這就提出一個經濟學問題： 國籍究竟只是一種法律身份，還是一項具有長期選擇權的制度資產？ 如果放到全球人口遷移、美中制度競爭與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才爭奪之中，一張護照背後的價值，又該如何衡量？ 二、全球人口流向哪裡：國家吸引力的第一項檢驗 19世紀，數以千萬計的歐洲人橫渡大西洋，尋找土地與工作。20世紀，工業發展、高等教育與跨國企業進一步推動人口遷移。進入21世紀，人才、資本與知識形成更加緊密的全球網絡。 那麼，全球人口究竟流向哪裡？ 聯合國《2024年國際移民存量》估計，全球約有3.04億國際移民，占世界人口3.7%；1990年約為1.54億。 三十多年間，國際移民存量幾乎翻倍。 其中，美國約有5,240萬國際移民，占全球17%，居世界首位。 Gallup於2026年4月公布的調查顯示，2025年全球約15%的受訪成年人希望永久遷居國外；在這些人中，15%將美國列為首選。 美國仍是最受青睞的單一目的地，但這一比例已從2007—2009年的約24%下降。 美國長期形成的全球吸引力仍然突出，卻並非一成不變。 一個國家能夠吸引多少人，與它能夠讓多少人長期留下，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截至2024年1月，美國約有83萬名中國大陸出生的合法永久居民，其中約56萬人符合通常的歸化條件。 為什麼不少人並不急於入籍？ 有人希望保留中國國籍，有人已有穩定的美國居留資格，也有人出於家庭、財產及未來生活安排，選擇繼續持有綠卡。 不入籍並不意味着認為中國國籍更有價值，而是不同人生階段、不同轉換成本下的選擇。 人口遷移反映國家吸引力，身份轉換則反映個人對長期利益的權衡。 三、AI時代的人才競爭：培養人才與吸引人才 如果說19世紀國家競爭的重要資源是煤炭與鋼鐵，20世紀是石油、資本與工業生產能力，那麼到了21世紀，知識、算力與高端人才的重要性正在持續上升。 人工智能尤其如此。 2026年9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布全球AI人才研究。根據2025年NeurIPS國際學術會議研究人員樣本，按照本科教育所在地衡量，中國培養了約57%的頂尖AI研究人員，美國約占13%。 但到了工作階段，約41%的樣本研究人員在中國工作，34%在美國工作。 2022年的對應比例，則是中國約27%、美國約46%。 中國本土科研體系吸納高端人才的能力明顯增強，美國仍然具有重要的國際人才吸引力。 按照本科教育來源與工作地點計算，美國在2025年研究樣本中呈現約2,145人的人才淨流入，中國則呈現約1,729人的淨流出。這是樣本中的教育來源與工作地點差額，並非當年的實際跨境遷移人數。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另一項研究顯示，在2017—2019年取得美國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的中國來源臨時簽證持有人中，約83%在2023年仍居住美國。 這些數字揭示了現代人才競爭的三個層次： 培養人才是一種能力，吸引人才是另一種能力，而讓人才長期留下並創造價值，則是第三種能力。 究竟是什麼決定國家對人才的長期吸引力？ 薪酬、科研經費和就業機會固然重要，但司法保障、產權保護、學術自由與未來發展的可預期性，同樣影響個人選擇。 美中兩國在政治制度、法律運行、政府治理和權力制約方面存在明顯差異。 中國具有較強的中央協調與行政動員能力，能夠在基礎設施、產業建設和部分科技領域集中資源。 美國的大學、企業、法院、媒體及社會組織擁有不同程度的獨立性。這種分散結構可能增加政策協調成本，也為知識創新、公開爭論與權力制約提供空間。 當然，美國同樣面臨政治極化、司法成本和社會不平等等問題。制度比較不能僅憑法律文本，還要看實際運行。 Freedom House《2026年世界自由度報告》給予美國81分、中國9分。這些評分不能直接折算為國籍價值，卻可作為觀察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差異的參考。 輿論能夠影響國際形象，但科學家選擇在哪裡工作，最終還要面對科研資源、職業前景及家庭生活等現實條件。 宣傳塑造預期，制度與經濟環境影響預期能否兌現。 從17世紀荷蘭的商業城市，到18世紀英國的金融制度，再到20世紀美國的大學與資本市場，經濟機會、知識交流和制度環境始終與人才流動密切相關。 國家競爭不僅在於培養多少人才，更在於能否創造一種環境，讓人們願意長期投入自己的知識、資本與人生。 四、一張護照的30年期權：國籍為什麼是一種制度資產？ 2025年，川普最初提出500萬美元金卡計劃。同年9月，美國政府正式推出新的金卡政策：個人捐贈100萬美元，可據此申請移民簽證；另有500萬美元白金卡方案，擬提供特殊居留與稅務待遇。 一邊是十多年的等待，一邊是百萬美元門檻。 美國移民身份的經濟價值，突然有了一個頗具象徵意義的數字。 當然，政府設定的金額不是美國國籍的市場價格，金卡也不等於直接取得公民身份。 但一個更深的問題由此浮現： 有人願意支付100萬美元爭取美國長期居留機會，那麼一本美國護照背後，究竟蘊含多少未來價值？ 國籍不是可以自由交易的證券，卻可能影響未來幾十年的教育、科研、職業、創業與跨國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個人傾向於把國籍理解為一種具有長期選擇權特徵的制度資產。 它的價值至少包含三個方面。 第一，機會價值。 設想一位25歲的年輕人，正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學或半導體領域開始職業生涯。 未來三十年，他可能攻讀博士、從事科研、進入科技企業，或者創辦公司。 不同國家的合法居留與工作資格，會影響他能夠獲得哪些機會，以及未來重新選擇職業與生活方向的空間。 假設某種長期身份安排，使他未來每年增加一萬美元淨收益，持續三十年，以3%的年折現率計算，現值約19.6萬美元。 這只是數學示例，並非美國國籍的價格；綠卡已能帶來的收益，也不能重複算作入籍的額外價值。 第二，保障價值。 制度權利的價值，不一定體現在收入增加，也可能體現在降低重大風險。 身份的法律穩定性、司法救濟及符合條件時享有的領事協助，都可能具有保障價值。 這些權利有法律邊界，並不保證個人免於所有風險。 但如同保險，即使風險從未發生，降低潛在損失的制度安排，仍然具有經濟意義。 第三，轉換價值。 未來三十年，經濟衰退、技術革命、職業轉型或家庭變故，都可能改變個人的生活軌跡。 穩定的國籍或長期居留身份，有助於保留更多合法選擇。 當然，選擇權也有成本，包括原國籍變化、稅務義務、跨境財產及家庭關係調整。 其價值更因人而異。 對年輕科學家，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國際選擇權可能帶來較高收益；對擁有穩定養老金和家庭生活的退休者，重新遷移的成本則可能更加突出。 金融期權的價值往往與未來的不確定性有關，人生亦然。但國籍不是標準化金融合約，不能機械套用定價公式。 真正需要衡量的，是它在未來可能增加多少機會、降低多少風險，又需要付出多少成本。 這也解釋了文章開頭的現象： 有人等待十多年仍然渴望綠卡，有人終於等到機會卻選擇放棄。 他們未必對美國有截然相反的評價，只是人生階段和既有資源不同，對未來選擇權的估值也不同。 國籍的長期價值，不是它今天能夠賣多少錢，而是它在未來幾十年能夠保留多少真實、合法而可行的選擇。 五、國籍的全球含金量：制度、人才與未來 全球人口遷移、AI人才流動，以及有人選擇綠卡、有人放棄綠卡，背後存在一個共同問題： 個人如何衡量不同國家提供的長期機會、制度保障與生活成本？ 從國家角度看，教育培養人才，科研、產業與制度環境吸引人才，創新體系再將人力資本轉化為經濟成果。 從個人角度看，國籍則可能是一項影響未來幾十年生活的制度資產。 它的全球含金量，可以歸結為三個維度： 權利的可靠性。 當個人與公權力發生衝突時，法律能否提供有效保護？ 機會的廣度。 一個國家能否持續提供教育、科研、就業與創業空間？ 選擇的持久性。 當職業、家庭或社會環境變化時，個人還能保留多少合法可行的選擇？ 這些價值難以完全折算為金錢，卻可以通過人口遷移、人才流動、司法實踐與長期創新成果加以觀察。 國籍不是財富的保證，更不是衡量人格高低的標準，但它可能深刻影響一個人的長期機會與風險。 對國家而言，重要的是創造讓人才願意留下、資本願意投入、創新能夠持續的環境。 對個人而言，則是在不同人生階段，為自己保留更多未來的可能。 一場移民執法行動可能持續數十天，一項科技政策可能幾年後就改變，但青年時期作出的身份選擇，卻可能影響此後三十年的人生。 從十多年的等待，到100萬美元金卡，再到500萬美元白金卡設想，人們似乎正在用時間和金錢，為不同程度的美國居留機會標註價格。 然而，政府能夠設定申請門檻，卻無法為每個人未來三十年的選擇權統一定價。 有人趕考赴京城，有人辭官歸故里。 方向雖然相反，卻都可能是在為自己尋找更加合適的未來。 財富決定一個人今天能夠購買什麼。 而國籍背後的法律權利、制度保障與國際選擇權，則可能影響他在未來三十年，究竟還能選擇什麼。 ? 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司、美國國土安全部、Gallup、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Freedom House及美國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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