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于马上的蒙古帝国，真的也算是在马上治国。忽必烈虽然曾经也有过汉化的念头，但终究因拗不过本族人对汉文明的蔑视而不了了之。元帝国是否属于中国的一个朝代是一个罗生门，但是拒绝汉化绝对是它早早终结的一个原因。由于蒙古人对中国实行了相当程度的异族统治，元史到清末还是一笔糊涂账。

所谓的游记，应该是取材于马可波罗的工作记录吧。蒙古人爱财喜猎好女色，情资的主旨自然是不离其左右，受过从商训练的威尼斯人更是驾轻就熟。正是有人这些记录，才使现代的中国人能窥探那些在神州大地上曾经发生的那么不汉化的点点滴滴。

按照被蒙古人“解放”的次序，汉人地位最低微。长江南北被分为蛮子（南方）和契丹（北方）；南北地区由于长期分裂而风俗迥异；至少有四种外族语言被同时使用，南下干部多为蒙古人和先前“解放区”的色目人。长城因失去了防御的意义而被人淡忘，通达大都的大运河标志政治中心的北移。

亲历了许多战斗，马可波罗总结道：和田兵胆小且不善战，蛮子兵如果经过正规训练就不会被蒙古人征服，留城人尽管忙于工商业却也同时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南疆的叛乱从来是不成气候，而汉人在这个老外的眼里至少还算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身为意大利男人，马可波罗也常常比较着基督的女人和元帝国的女人的妇道：较于前者的不忠贞和嬉闹，他更赞赏后者的忠贞或婉约。在多期制下的蒙古女性虽然是男人的动产却也在家庭里有相当高的地位，丧夫的女子不必守寡可以和夫家的男子再婚。汉族女子则是恭顺且不轻易抛头露面，即便是妓女也不会在街头公开招客。彼时的杭州有许多名妓虽然不受尊重但也为社会容许，其中不乏一些精于此道而衣食奢华者。

显而易见，相较于中世纪欧洲的闭塞与保守，忽必烈的元帝国可谓自由而开明。归乡的马可波罗虽同样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却总是沉闷不似以前的多姿多彩和令人振奋。失去的比得到的似乎多了许多。用游记来纪念那些难忘的日子大概成了他苟活的动力。

一个东漂者的打工记录，不经意间竟然促成了世局的转变。真可谓世事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