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岩頂上紅梅放，江姐英名照汗青。

一紙遺書托幼子，凱歌高奏唱我聽。

話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有一部小說在各處流傳，人們茶餘飯後偶爾會談起它。書裡寫的是解放軍進軍大西南的時候，國民黨在重慶對共產黨人的鎮壓，還有那些藏在暗處的地下工作者。這部書叫《紅岩》，後來有了歌劇，有了電影，書裡的女主人公江姐，漸漸成了所有人都知道的名字。沒人會大聲頌揚她，只是提起時，語氣里總會多幾分沉鬱的鄭重。

江姐赴死之前，寫過一封短信，是托給渣滓洞的看守黃茂才帶出去的。沒人知道黃茂才是她在獄裡悄悄聯絡上的人，就像沒人知道，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看守里，也藏着一絲微弱的善意。那封信折得很整齊，邊角被指尖磨得發毛，像是反覆摩挲過許多次。

信是寫給竹安弟的，字跡很穩，只有幾處墨痕稍重，能看出寫字時，手或許微微抖過。

“竹安弟：友人告知我你的近況，我感到非常難受。幺姐及兩個孩子給你的負擔的確是太重了，尤其是在現在的物價情況下，以你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麼個樣子。除了傷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決不會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難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這日子快點到來而外，我什麼都不能兌現。安弟！的確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勝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獄日起我就下了兩年坐牢的決心，現在時局變化的情況，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蔣王八的來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頑固，現在戰事已近川邊，這是事實，重慶再強也不可能和平、京、穗相比，因此大方的給它三、四月的命運就會完蛋的。我們在牢裡也不白坐，我們一直是不斷的在學習，希望我倆見面時你更有驚人的進步。這點我們當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話又說回來，我們到底還是虎口裡的人，生死未定，萬一他作破壞到底的孤注一擲，一個炸彈兩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這可能我們估計的確很少，但是並不等於沒有。假若不幸的話，雲兒就送給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鬥到底。”

“孩子們決不要嬌養，粗服淡飯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慶？若在，雲兒可以不必送托兒所，可節省一筆費用。你以為如何？就這樣吧。願我們早日見面。握別。願你們都健康。竹姐 8月26日”

竹安弟叫譚竹安，是江姐丈夫彭詠梧髮妻譚正倫的弟弟。沒人會特意說起這段複雜的親屬關係，就像沒人會輕易提起，革命者的生活里，除了信仰，還有許多扯不清的無奈與愧疚。

彭詠梧在國民黨中央信託局做事，對外是個普通職員，內里卻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的委員。當年組織讓他以單身青年的身份進去，住集體宿舍，日子久了，才發現這樣根本沒法開展工作——人多眼雜，一句無心的話，一個多餘的眼神，都可能引來殺身之禍。

信託局有規矩，有家眷的人能申請獨立住房。彭詠梧起初想把髮妻譚正倫接來，可轉念一想，一旦聯繫，過往的痕跡就會被牽扯出來，身份遲早會暴露。組織上得知後，讓他徹底和家裡斷絕往來，還給他找了一個“彭太太”，幫他掩護身份。

這個女人就是江竹筠，人們後來都叫她江姐。她入黨四年，讀過書，識得字，比彭詠梧更懂如何在複雜的環境裡藏好自己。那時候她還沒結婚，接到這個任務時，沒有絲毫猶豫，只是點了點頭，說“好”。沒人問她願不願意，她自己也沒說，仿佛這件事，就像每天要吃的粗茶淡飯一樣，是必須承受的。

白天，他們是恩愛的夫妻，一起吃飯，一起出門，應對着各色人等的打量；到了晚上，就分房而睡，各自想着自己的事，偶爾在燈下碰個頭，說的也都是工作上的瑣事，語氣平淡，沒有多餘的溫情。可日子久了，朝夕相處的陪伴，終究還是在兩顆堅硬的心裡，磨出了一絲柔軟。

後來，彭詠梧的老家被日軍炸了，髮妻譚正倫和兩個孩子，都沒了。消息傳來的時候，彭詠梧坐在燈下，一夜沒說話，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煙，煙蒂堆滿了桌面。江姐沒有勸他，只是默默給他倒了一杯水，放在他手邊，然後坐在對面，陪着他一起沉默。那一刻，他們不再是並肩作戰的同志，只是兩個被命運傷害過的人。

一九四五年，經組織批准，他們正式結為夫妻。沒有婚禮，沒有祝福，只是兩個人一起，在一張紙上簽了字，然後繼續過着那種半真半假的生活。第二年四月，他們有了兒子，取名彭雲。孩子的出生，給這間冰冷的屋子，添了一絲煙火氣，也讓他們多了一份牽掛——這份牽掛，既是軟肋，也是鎧甲。

一九四六年的一天，彭詠梧在街上走着，突然聽到有人喊他“邦哥”。這個名字，是他早年用過的，知道的人，只有家裡人。他心裡一緊，循聲望去，看到了譚竹安。

譚竹安是個進步青年，可看到姐夫身邊站着別的女人，還是紅了眼，語氣里滿是憤怒與不解。彭詠梧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卻又說不出口。倒是江姐，臉上帶着淡淡的微笑，主動走上前，平靜地說起了她和彭詠梧的過往——從同志到戰友，從默契相伴到結為夫妻，沒有刻意辯解，也沒有刻意討好，只是如實說着。

“如果革命勝利了，我們都還活着，到那時候才能真正考慮怎樣理清這種關係，”她看着譚竹安，眼神坦誠，“需要的話，我會把你姐夫還給你姐姐。”

譚竹安愣住了，他以為江姐會辯解，會示弱，卻沒想到她如此坦蕩。那一刻，他心裡的憤怒，漸漸變成了敬意。後來，他便一直叫她竹姐，就像對待親姐姐一樣。

一九四七年，江姐給譚正倫寫了一封信。她沒有隱瞞，把自己和彭詠梧的一切，都寫在了信里，還囑託她，若是方便，來重慶照顧彭雲。她知道，自己欠譚正倫太多，這份囑託，既是信任，也是一種愧疚的彌補。

一九四八年一月，彭詠梧被叛徒出賣，犧牲了。消息傳到江姐耳朵里的時候，她正在縫補彭雲的衣服，針腳頓了一下，指尖被針扎破，滲出一滴血，她只是輕輕擦去，繼續縫補，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仿佛聽到的，是一個陌生人的消息。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夜裡躺在床上，閉上眼，全是彭詠梧的樣子。

二月，譚正倫來了。她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險，從老家趕到重慶，二話不說，就接走了彭雲。她知道，這是江姐的牽掛，也是彭詠梧的牽掛，她必須護好這個孩子。後來，江姐也被捕了，敵人想抓住彭雲，以此威脅江姐，可譚正倫帶着彭雲，東躲西藏，一次次躲過了敵人的搜捕，硬生生粉碎了敵人的陰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重慶解放了。那天一大早，譚正倫就給彭雲擦洗乾淨，抱着他，語氣裡帶着一絲顫抖的歡喜：“雲兒，我們要出頭了，你媽媽就要回來了！”

彭雲還小，摟着譚正倫的脖子，一臉迷惑：“媽媽，您就是我的媽媽啊，哪裡還有一個媽媽？”

譚正倫撫摸着他的頭，眼裡滿是憐愛，聲音輕輕的：“我不是你的親媽，你的親媽叫江竹筠，我們現在就去找她。”

那天起，譚正倫背着彭雲，走遍了磁器口、紅岩村，走遍了所有的脫險同志登記處，一遍又一遍地問，有沒有見過江竹筠。可一連三天，沒有任何消息。

她紅着眼，咬着牙，叫上譚竹安，去了中美合作所的監獄。那裡一片狼藉，空氣中還瀰漫着血腥氣，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尋找，終於，在電台嵐埡，看到了江姐的遺體。譚正倫再也忍不住，抱着遺體，失聲痛哭，痛不欲生。不久後，她又得知，彭詠梧早在一年前，就已經壯烈犧牲了。

兩個親人，接連離世，噩耗像兩座大山，壓得譚正倫喘不過氣。她看着身邊的彭雲，看着自己的兒子炳忠，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她不能倒下，她要是倒下了，這兩個孩子，就真的沒有依靠了。

譚正倫做過文字工作，以她的條件，完全可以進機關單位，過安穩的日子。可她為了照顧彭雲，主動去了彭雲所在的重慶市立第一托兒所，做了一名保育員。日子過得清貧，可她從不抱怨，只是一心一意地照顧着兩個孩子。

她對彭雲很好，卻從不溺愛。她一直記得江姐信里的話，“不要嬌養，粗服淡飯足矣”。彭雲自小就很懂事，自己洗衣服、補衣服、釘紐扣，凡是自己能做的，從不麻煩別人。他的成績很好，一直名列前茅，沒人特意提起他的身世，可大家心裡都清楚，這個孩子，和別人不一樣。

一九五九年秋，彭雲考入了巴蜀中學，入團後，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學校給他們班派了最好的老師，給了最好的學習條件，市里有什麼活動，也總是先想到他們班。彭雲沒有辜負這份優待，學習依舊出色，不管什麼競賽，總能拿到好名次。他沉默寡言，很少說話，可身上，總有一股韌勁，像江姐，也像彭詠梧。

一九六五年，高考放榜了。彭雲考了四川省的理科狀元。譚正倫看着成績單，那張向來嚴肅的臉上，終於露出了一絲笑容。她問彭云：“想要報哪所學校？”

炳忠早就考上了四川大學，那是江姐的母校。以彭雲的成績，別說四川大學，就連清華大學，也能輕鬆考上。可彭雲幾乎沒有猶豫，說：“哈軍工。”

譚正倫愣了一下。她看着彭雲，身材瘦小，還架着一副六百多度的眼鏡。哈軍工是軍校，對身體素質的要求極高，最低也要滿足陸軍服兵役的條件，彭雲這樣的身子骨，怕是過不了體檢。可她沒有潑冷水，只是點了點頭：“想法很好，就是哈爾濱太遠了，你要照顧好自己。”

果然，第一輪體檢，彭雲就被刷下來了——他只有九十二斤，太瘦弱了。

就在大家都以為，彭雲這輩子都和哈軍工無緣的時候，哈軍工的院長劉居英少將，得知了彭雲的情況。他沉默了許久，最終拍板，破格錄取彭雲。沒人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或許是憐惜這個孩子的身世，或許是敬佩江姐和彭詠梧的犧牲。

入伍訓練的時候，彭雲很刻苦。他知道，自己能進哈軍工，靠的不僅僅是成績，還有烈士遺孤的身份，還有院長的破格提拔。他不想被人看不起，不想辜負那些信任他的人，更不想辜負江姐的囑託。每天，別人練一個小時，他就練兩個小時，不管多苦多累，從不抱怨，也從不放棄。

訓練結束後，他被送到了駐齊齊哈爾榆樹屯村的陸軍第二十三軍六十九師當兵。學院考慮到他的安全，讓他化名李實。可沒過多久，就有細心的戰友認出了他，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了整個團。

團里向學院請示，希望能公開彭雲的真實身份，還想讓他給全團的幹部戰士，做一次傳統教育報告。學院同意了。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二〇六團的大禮堂里，坐滿了人。彭雲站在台上，第一次在眾人面前，講述自己的身世。講到江姐的時候，他頓了頓，聲音很輕，也很平靜：“對母親，我沒有一點直觀的感覺，家裡，只有一張我和爸媽的合影。”

一句話說完，禮堂里鴉雀無聲。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咳嗽，只有窗外的風，輕輕吹過，發出細微的聲響。所有人都看着台上那個瘦小的年輕人，眼裡滿是敬佩與憐惜。

大學期間，彭雲認識了易小治。易小治的父母是老幹部，外公是楊開慧烈士的舅舅。他們很合拍，漸漸相愛了。大學畢業後，彭雲去了瀋陽的一家工廠，做了一名工程師。他在瀋陽，心裡卻一直惦記着重慶的譚媽媽。每個月發了工資，他都會全部寄給譚正倫，廠里發的豬油、白糖、罐頭，他也省下來，要麼郵寄，要麼托人帶到重慶，給譚媽媽和哥哥。

譚正倫一輩子節儉，拉扯兩個孩子長大，吃了太多苦。她有高血壓、哮喘、風濕病，多年來一直沒怎麼治過，疼的時候，就咬着牙忍過去，從不讓孩子們擔心。

一九七三年春天，彭雲去了北京，和易小治登記結婚。拿到結婚證的那一刻，他們沒有多停留，立刻買了火車票，回四川看望譚正倫。

譚正倫看到易小治，看到這個穿着軍裝的“兒媳婦”，笑得合不攏嘴。她拿出自己省吃儉用攢下的錢，請了幾個親朋好友，給他們補辦了一場簡單的喜事。沒有排場，沒有熱鬧，可屋子裡，卻滿是溫情。

夜裡，譚正倫把彭雲和易小治叫到房裡，拉着他們的手，眼裡滿是欣慰，也滿是感慨：“如果你爸爸和親媽媽要是還活着，看到你們這樣，該多好啊。”她頓了頓，聲音輕輕的，“你們江媽媽的囑託，我算是完成了，以後，就看你們自己的了。媽媽我現在就算是死了，也放心了。”

彭雲和易小治的眼眶都濕了。就在這時，彭炳忠和妻子梁素英叩開了門，笑着說：“媽媽，大喜的日子，說什麼不吉利的話？您還盼着抱孫子呢，小雲和小治，很快就會滿足您的心願的。”

第二天一大早，一家人去了照相館，拍了一張全家福。譚正倫坐在中間，彭雲和易小治站在一邊，彭炳忠夫婦抱着女兒站在另一邊，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笑容。這張照片，成了他們一家人最珍貴的回憶。

彭雲和易小治在家住了很久，直到假期結束，才準備回北京。臨走前，易小治摟着譚正倫，撒嬌似的說：“媽媽，我和小雲先走，等我們在北京安頓好，就讓哥哥送您過去，我們一定好好照顧您，您等着我們。”

譚正倫點了點頭，眼裡含着淚，一遍又一遍地叮囑：“路上小心，到了北京，記得給家裡寫信。”

一九七四年，彭雲和易小治的兒子在北京出生了，取名彭壯壯。譚正倫得知消息後，高興得睡不着覺，連夜給孩子做了幾件小衣服，寄到了北京。

一九七五年，彭雲調到了四機部的一個研究所工作。終於，他們一家人，能在北京團聚了。彭雲和易小治開始忙着收拾房子，準備接譚正倫過來，好好盡孝。

一九七六年，他們給彭炳忠夫婦寫了信，說了接譚正倫去北京的事。譚正倫收到信後，逢人就說：“我的孩子們，真是有孝心啊。”她開始收拾行李，心裡滿是期待，期待着去北京，和孩子們一起，過安穩的日子。

五月三十日，是她動身的前一天。老朋友林向北邀請她，和幾個好友聚一聚，為她送行。飯桌上，大家都笑着說：“幺姐，你這一輩子，吃了太多苦，現在終於苦盡甘來了。”

譚正倫笑得很開心，說了很多話，回憶着過去的日子，也憧憬着未來的生活。那天晚上，她住在彭炳忠在四川大學的家裡，依舊興奮得睡不着覺，拉着彭炳忠夫婦，絮絮叨叨地說個不停。

深夜十一點，譚正倫突然大喊一聲：“頭痛！”然後，就失去了意識。

救護車很快就來了，醫生初步斷定，是突發性腦溢血。彭雲和易小治收到消息後，立刻趕往成都，可等他們到的時候，譚正倫已經溘然長逝了，年僅五十九歲。

彭雲跪在譚正倫的遺體前，沒有哭，只是靜靜地跪着，一動不動。他想起了譚正倫的笑容，想起了她的叮囑，想起了她為自己做的一切，心裡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悶得發慌。他知道，自己又失去了一個親人，一個視自己如己出的親人。

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復了。彭雲報考了中科院計算機學院，考上了研究生。他依舊努力，依舊刻苦，就像小時候一樣，用忙碌，掩飾着心裡的傷痛。

一九八〇年，彭雲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去了美國馬里蘭大學，學習人工智能和神經網絡。後來，他拿到了博士學位。那時候，人工智能剛剛起步，像他這樣的人才，在美國很受歡迎。

畢業的時候，他發表的論文，驚艷了整個馬里蘭大學。學校給了他一份教職，邀請他留下來，繼續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技術。彭雲猶豫了。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心裡清楚，祖國需要他這樣的人才，可他也知道，美國的研究環境，更適合他做出成果。

“我可以做出一番成果後，再回來報效祖國。”他這樣對自己說，然後，接受了學校的邀請。

一九八七年，彭雲回國了，在中科院軟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可他發現，國內的研究，要麼側重理論，要麼側重實際運用，中間的銜接部分，涉及得很少。他覺得，這裡的環境，並不適合自己。

恰巧，美國一家知名出版社看中了他的博士論文，邀請他去擔任第一作者。彭雲再次去了美國，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他在美國工作，在美國生活，漸漸定居了下來。

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回國，為什麼沒有遵守母親江姐的遺願，以建設新中國為志。彭雲只是笑了笑，語氣平淡：“美國的研究內容，比較適合我。原本想的是，做出點成績再回國，可還沒等做出來，就老了。對於母親的遺願，我只完成了一半，在學術上取得了一點成就，可為國家做的貢獻，的確不夠。”

他的話，聽起來很真誠，可到底是言不由衷，還是應付場面，沒人知道。或許，就連他自己，也說不清。

有時候，彭雲會坐在窗邊，看着遠方，手裡拿着那張唯一的全家福，看着照片上譚正倫的笑容，看着照片上那個懵懂的自己，心裡滿是愧疚與無奈。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偏離了父母期望的軌道，可這條路，是他自己選的。

到底是遵循父母前輩的意願，走完一生，還是跟着自己的心意，選擇屬於自己的道路？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就像那些曾經為了信仰奮鬥的人，他們或許也有過猶豫，有過掙扎，可最終，還是選擇了自己認為正確的路。

日子依舊一天天過去，人們偶爾還會談起江姐，談起《紅岩》，談起那些犧牲的革命者。只是，很少有人會談起彭雲，談起那個沒有遵守母親遺願的兒子。命運的無奈，人性的複雜，終究會被時光掩埋，只留下一絲淡淡的惆悵，在歲月里，輕輕流淌。

小史公曰：太史公曰：忠烈託孤，義婦承志，此誠天地之綱常也。江姐臨危寄書，囑子繼志；譚氏舍己撫孤，克紹薪火。然彭雲負笈海外，雖成學術之功，終違慈母“建設新中國”之遺訓。嗚呼！家國大義與個人殊途，豈非時代裂變之縮影耶？

有詞《梧桐影》讚嘆：

英烈兒，紅旗下。留學定居山姆家，無心報國興華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