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一九七七年七月的太阳，跟往年没什么两样，毒得像要把东北高村的土坯墙烤化。黄延秋扛着锄头走进村口时，脸上挂着一种连自己都没察觉的、傻气的得意——再过一个月，他就要娶邻村的姑娘了，新房刚垒好，土炕还带着新鲜的草木灰味，窗纸上的喜字已经剪好，叠在炕梢的木盒里。

他才二十岁，一辈子没出过肥乡县，最远到过旧店乡的集市，见过最大的房子是乡卫生院的砖瓦房。那天傍晚，他实在累得慌，就躺在新房的土炕上歇脚，没来得及脱鞋，也没来得及想明天要和姑娘一起去扯布料，就睡着了。没有梦，睡得像块浸了水的石头，沉得发闷。

吵醒他的不是鸡叫，也不是风吹门窗的声响，是一种嘈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嗡嗡声，像无数只苍蝇聚在耳边。他猛地睁开眼，最先撞进眼里的不是熟悉的房梁，不是糊着报纸的墙壁，是一片五彩斑斓的光，晃得他眼睛生疼——那光挂在高高的杆子上，一闪一闪的，映着黑沉沉的夜，也映着他茫然无措的脸。

“这是哪儿？”他坐起身，土炕的硬实感变成了冰凉的水泥地，身上的粗布褂子沾了灰尘，皱巴巴的。他站起身，踉跄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宽得望不到头的路上，路边是一座座高耸的房子，比村东头的老槐树还要高，窗户里亮着灯，像无数双眼睛，冷冷地看着他。

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房子，没见过这么亮的灯，也没见过穿得那么体面的人——他们走路匆匆，说话的口音他听不懂，身上的衣服不是粗布，是滑溜溜的料子，领口笔挺。黄延秋的心跳得厉害，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拉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声音发颤：“同志，俺问你，这是啥地方？”

那人皱了皱眉，抽回胳膊，语速很快地说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只捕捉到两个字：南京。南京？黄延秋愣在原地，他听过这个名字，在村支书念报纸的时候，知道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坐好几天的火车。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明明只是在新房里睡了一觉。

不等他想明白，两个人走到他面前，穿着深蓝色的衣服，戴着帽子，胸前别着个牌子，黄延秋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觉得他们的神情很严肃，像乡派出所的民警。“跟我们走。”其中一个人开口，口音很标准，没有一点乡音。黄延秋张了张嘴，想问他们是谁，想问为什么要跟他们走，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沉默——他怕，怕这些穿体面衣服的人，怕这个陌生的地方。

他们塞给他一张硬纸片，上面印着字和图画，他不认识多少字，只看到“南京”“上海”“火车”几个词。“去上海，到派出所去。”另一个人说，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黄延秋捏着那张硬纸片，手心全是汗，他不敢反抗，只能跟着他们走到一个宽敞的地方，那里人很多，嘈杂得很，空气里有煤烟味和汗水的味道——后来他才知道，那是火车站。

火车开了四个小时，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飞快地向后退，心里一片空白。他想起家里的新房，想起等着他的姑娘，想起村口的老槐树，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了下来。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让他去上海，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到家。

上海比南京更热闹，房子更高，灯更亮，人也更多。黄延秋走出火车站，身无分文，肚子饿得咕咕叫，路边的包子铺飘来香味，他咽了咽口水，却摸不出一分钱。他想起那两个人的话，只能朝着他们指的方向走，心里抱着一丝侥幸：他们没有上车，也许不会再遇到了。

可命运偏要和他开玩笑。当他走到一座挂着“派出所”牌子的房子门口时，赫然看到那两个穿深蓝色衣服的人，正站在门口，静静地等着他。黄延秋的腿一下子就软了，他想转身跑，可他不知道要往哪里跑，这个地方，他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他低着头，跟着他们走进派出所。院子里很安静，有几间屋子亮着灯，民警坐在桌子后面，低着头写字。他刚走进屋子，回头一看，那两个人不见了——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没有脚步声，没有影子，空荡荡的门口，只有风卷着灰尘飘过。

黄延秋彻底慌了，他扑到民警面前，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说得声泪俱下，说得口干舌燥。可民警只是抬了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丝不耐烦，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馒头，放在他面前：“行了，知道了，没钱回家是吧？等着，我们帮你联系家里。”

民警没有相信他的话，就像后来，村里的人也没有相信他一样。黄延秋在派出所待了两天，被送回了东北高村。他回到家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已经失踪了十天——这十天里，村里人找疯了，他的父母急得头发都白了，他的未婚妻，那个温柔善良的姑娘，也来了家里好几次，眼睛红红的。

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村里人，告诉父母，告诉未婚妻，可没有人相信他。“延秋，你是不是疯了？”他的母亲拉着他的手，眼泪掉下来，“你是不是不想结婚，故意编瞎话？”村里人也在背后议论他，声音不大，却字字都能传到他耳朵里——“肯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敢说，才编出这么荒唐的话”“说不定是跟别的姑娘跑了，没脸回来，才找这么个借口”。

那个年代的农村，面子比什么都重要。闲言碎语像野草一样，在村里蔓延开来，很快就传到了他未婚妻的耳朵里。姑娘的父母找过来，脸色很难看，说：“俺们家姑娘，不能嫁给一个被人戳脊梁骨的人。”姑娘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眼泪掉在衣襟上，然后，她转身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黄延秋的婚事黄了。他不再跟人说起自己的经历，每天下地干活，沉默寡言，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得意，只剩下一种淡淡的麻木。他的父母看着他，心里着急，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叹着气，偷偷抹眼泪。村里人还在议论他，可他已经不在乎了，他只是低着头，干活，吃饭，睡觉，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日子一天天过去，村里的议论渐渐少了，人们似乎快要忘记这件事了。黄延秋也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他会就这样，在东北高村，种地，养老，孤独一辈子。可他没想到，命运还会再给他一次重击。

九月八日晚上，村委会在他家南院开群众会，主题是“大搞生产”，村支书黄宗善站在台上，念着报纸上的话，声音洪亮。会开到一半，队长看了看天色，对黄延秋和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年轻人，早点睡，明天一早，往地里送粪，响应号召。”

黄延秋点了点头，回到自己的屋子，躺在炕上。他很累，可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惦记着明天送粪的事，也惦记着那个已经离他而去的姑娘。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睡着了，睡得很沉，和第一次一样，没有梦。

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又躺在了那个熟悉的、冰凉的水泥地上。身边是熟悉的嘈杂声，熟悉的高楼，熟悉的灯光——他又来到了上海。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害怕了，只剩下一种深深的绝望。他坐在地上，愣了很久，才想起上次在上海，有一个解放军老乡帮过他，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是这个陌生城市里，唯一能让他想起的人。

他不知道那个老乡的部队在哪里，只知道离火车站很远。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心里一片茫然，就在这时，两个人走到他面前，穿着军装，身姿挺拔。“你是肥乡县的黄延秋吧？”其中一个人问，“我们是部队的，受首长委托，来接你。”

黄延秋跟着他们走，坐了船，又坐了公共汽车，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有高高的围墙，门口有战士站岗，背着枪，神情严肃。他们三个人走进大门，站岗的战士没有动，没有问他们是谁，也没有拦他们，就像没有看到他们一样。院子里，有一队战士正在操练，口号声响亮，却没有人看他们一眼。

他们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有几个穿军装的人，看到他，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你怎么又来了？怎么进来的？”黄延秋指了指身后的两个人：“他俩送我来的。”可当他回头的时候，那两个人又不见了，空荡荡的门口，只有风飘过。

后来，他见到了那个解放军老乡的家人，老乡出去开会了，他的妻子和儿子接待了他。“你怎么能进来呢？”老乡的妻子很惊讶，“部队有纪律，外人进来，必须有人接应，门岗不会随便放人的。”部队的人去问门岗，门岗说，从来没有见过陌生人进来；问操练的战士，战士们也说，没有见过他们。

黄延秋说不清楚，他也不想说清楚了。部队的人很无奈，没有为难他，只是警告他：“下次再进来，就把你抓起来。”第三天，老乡的儿子开着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到了火车站，给了他一张回家的车票，还有几块零花钱。那天雨下得很大，雨水淹没了车轮，黄延秋坐在车上，看着窗外模糊的风景，眼泪又掉了下来。

他回到家的时候，村里人又炸开了锅。这一次，议论的声音更大了，有人说他是被小鬼缠身，有人说他是神仙下凡，还有人说他是怪物，见了他就躲得远远的。更奇怪的是，他家的墙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行字：“山东省高登民、高延津，放心。”没有人知道这行字是谁写的，也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人是谁，更没有人知道，这行字是什么意思。

黄延秋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了。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下地干活，就连他的父母，看他的眼神，也多了一丝陌生。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孤僻，常常一个人坐在新房的土炕上，看着墙上的那行字，一看就是一整天。他不知道那两个人是谁，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带到那么远的地方，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九月二十日晚上，黄延秋去大队记工分，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点多了。他刚进院子，就觉得头晕目眩，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再次醒来的时候，他躺在一间小小的旅馆里，房间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

床边坐着两个年轻人，穿着普通的衣服，看起来和他差不多大，口音是山东腔。“你醒了？”其中一个人开口，“这里是兰州，离你家，有一千多公里。”黄延秋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心里没有了惊讶，也没有了害怕，只剩下一种麻木的平静。“前两次，都是我们带你走的。”另一个人说，“南京的交警，上海的军人，都是我们扮的。这次，带你来看看，九天花九天时间，逛九个城市。”

黄延秋没有反抗，也没有问为什么。他跟着他们，飞了很多地方——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福州、南京、西安，最后，又回到了兰州。他们飞得很快，坐在他们的背上，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体温，飞得不高，比房子高一点，没有风，没有声音，一个小时，就能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

他们懂很多方言，到了一个地方，就说那里的话；住旅馆的时候，他们总有介绍信，不用花钱；吃饭的时候，他们总会点三个菜，一碗饭，和普通人一样；他们不背包，不带东西，不照相，也不让他带任何纪念品。黄延秋有时候会紧张，会想逃跑，可他知道，逃跑没用，他们总会找到他。

九月二十八日晚上，是中秋节，月亮很圆，很亮。黄延秋在旅馆里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他躺在自家院子里的枣树下，地上落着几片枣叶，空气中有枣子的甜香味。他抬头看了看月亮，又看了看身边的新房，心里一片空白。这一次，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站起身，走进了屋子。

三次远行，十天，九天，还有那些遥远的城市，那些陌生的人，那些奇怪的经历，像一场漫长的梦，醒了，就只剩下模糊的记忆和无尽的迷茫。黄延秋没有再跟人说起这些经历，村里人也渐渐厌倦了议论他，只是偶尔，有人提起他的时候，会叹口气，说一句：“那个黄延秋，真是个可怜人。”

后来，有人来找过他，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有拿着笔记本的记者，还有一些说不清身份的人。他们问他当年的事情，给他做检查，让他说谎话，让他说真话。黄延秋有时候会顺着他们的话说，有时候会坚持自己的经历，有时候，又会说，那一切，都是他编的，是他为了逃婚，故意撒谎。

有人说他精神有问题，有人说他偏执，有人说他在撒谎，也有人说，他说的是真的。可黄延秋自己，也不知道那些经历，到底是真的，还是一场梦。他只知道，他的婚事黄了，他的名声毁了，他的一辈子，都被那些莫名其妙的远行，给毁了。

很多年以后，黄延秋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他还是住在那个新房里，墙上的那行字，早就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了。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看着太阳升起，看着太阳落下，看着村里的年轻人，一个个离开村子，去那些遥远的城市。

有时候，他会想起南京的灯，上海的楼，兰州的雨，还有那两个神秘的年轻人。他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带他走，也不知道这一切的真相是什么。他只知道，在他平凡而艰难的一辈子里，有过三次不平凡的远行，那些远行，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里，一辈子，都拔不出来。

宇宙很大，村子很小。黄延秋一辈子都没有再出过肥乡县，他不知道那些遥远的城市，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是不是真的有神仙。他只知道，他的一辈子，就像东北高村的泥土一样，平凡，卑微，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荒诞，悄悄地，走到了尽头。

小史公曰：黄延秋，冀地布衣，本当安耕守拙、终老乡野，却逢三番奇行，逾千里历数城，真伪难辨。其一生因异事而破婚约、毁声名，困于流言，卑微无措，可见世事无常，小人物之命运多身不由己，可叹亦可悲。

有词《梧桐影》为证：

游梦中，飞千里。名记内行争探求，凭空改口荒唐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