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纱帐里卖官忙，朱绂换来金满床。

夜夜笙歌春殿锁，一身铜臭伴脂香。

话说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石家庄的太阳很闷，像一块浸了水的旧棉絮，压在中级人民法院的灰墙上。书记员把一份裁定书放在桌上，纸页很薄，却沉得压手——这是安惠君的名字，第二次被印在这种盖着红章的纸上，第二次，她成了裁定书里的主角。

没人会特意在街头议论安惠君了，就像没人会议论墙角一块褪色的砖。可要是有人偶然提起这个名字，旁边或许会有人愣一下，含糊地说：“哦，那个女局长。” 她何许人？犯了什么事？问的人语气平淡，答的人也漫不经心，仿佛在说一件去年的雨，下过了，就干了，只剩一点潮味，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安惠君生于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河北定州的土坯房里，想必也有过寻常的烟火气。高中毕业后读了大专，不算体面，也不算落魄，就像那个年代无数普通的年轻人，顺着生活的水流，被推到了该去的地方。一九八二年三月，她成了易县公安局的人，还得了个副局长的头衔——这在小地方，算是件能让家人抬头的事，可谁也没想到，这不过是她后来那场荒诞剧的序幕。

九十年代初，她去进修，学那些听起来很专业的公安知识，再后来，就被派去了深圳。深圳的风，和河北不一样，热，带着海水的咸，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浮躁，好像什么都能生根，什么都能腐烂。她被安排在市公安局三处挂职，再后来去了罗湖区公安分局，却是个普通科员——这落差，像从台阶上猛地踩空。她在河北是副局长，到了这里，连个像样的职位都没有。有人说，是因为她和分局局长彭虎合不来，针尖对麦芒，日日都在较劲。没人知道具体是为了什么，或许是一句话，或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像两个陌生人在窄巷里撞了一下，谁都不肯退让。

市局协调了很久，她才坐上科长的位置。坐上那天，她提了个要求，想要一套住房，彭虎没同意。没有争执，没有吵闹，就像一阵风拂过砖墙，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安惠君没再说话，只是眼底的光，暗了些。在罗湖分局待了一年半，她又回到了市局，日子过得像一杯温吞水，不冷不热，却磨得人心里发慌。

一九九三年七月，彭虎调去了南山，郑沛明来了，成了新局长。这是个转折点，就像戏剧里突然换了布景。郑沛明看重她的能力，没人知道这份“看重”里藏着什么，或许是真的赏识，或许只是需要一个能替自己做事的人。反正，不到半个月，安惠君就成了副局长。第二年年初，她又兼任了政委，手里的权力，一点点大了起来。

一九九六年，郑沛明病了，要去外地养病，局长的职权，自然而然落到了安惠君手里。一九九七年七月，她正式继任局长，还多了好几个头衔——罗湖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走到这一步，她算是站在了顶峰。街头的风，好像都对她温顺了些，身边的人，说话的语气也软了，眼神里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讨好。

她做过一些事，被人念叨过一阵子。比如成立了财务管理中心，把各个派出所的支出理得井井有条，连市局财务局的人，都松了口气，后来还在全市推广。广东省公安厅的人也夸过，说这是件好事。那时候，罗湖分局刚评上全国优秀公安局没多久，这份荣光，叠在安惠君身上，让她成了人人称赞的“女儒将”——有胆识，有魄力，不像个寻常女子。

她还喜欢搞创新，利用互联网破案，一些棘手的案子，到了她手里，居然就破了。后来又提了“警校共建”，团中央和公安部都点了头，又在全国推广。那些光环，像一层金粉，裹在她身上，亮得晃眼。外人看她，就像看一颗要升起的星，前途无量，手里的答卷，漂亮得无可挑剔。

可光环之下，是什么呢？没人去深究。世纪之交，到处都在改革，安惠君也借着改革的名义，裁撤了派出所——原来有25个，她觉得多，只留了8个。这一下，整个分局都慌了，警员们人心惶惶，生怕自己丢了铁饭碗。剩下的职位，成了香饽饽，人人都想抢，可谁能抢到，全看安惠君的一句话。

第一个送礼的人，是谁，没人记得了。或许是个急着保住工作的老警员，或许是个想往上爬的年轻人。安惠君没拒绝，收下了。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红包越来越大，送礼的人越来越多。她来者不拒，好像那些钱，那些东西，本就该是她的。职位，被她明码标价，一张嘴，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从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二年，7年时间，她收下了30多万，不算多，却足够让她忘了自己是谁，忘了手里的权力，本该用来做什么。

她的私生活，也渐渐乱了。身边的年轻警员，只要长得周正，愿意讨好她，就能得到提拔。出去考察，看中了谁，回来就给谁升职；要是有人不懂她的暗示，不肯顺从，那就只能被冷落在一旁，永无出头之日。这些事，大家都知道，却没人敢说，就像知道墙缝里有蟑螂，却懒得去打，只是假装没看见，任由它在暗处滋生。

二〇〇三年三月，她调任口岸办副主任。有人说，她是累了，想歇一歇；也有人说，是风向变了。她自己大概也觉得，日子该平静下来了，那些光环，那些钱财，那些隐秘的欲望，都能被藏起来，像埋在土里的垃圾，没人会发现。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就像埋在土里的垃圾，总会散发出臭味。二〇〇四年十月，纪委的人找到了她。没有惊天动地的抓捕，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一切都很平静，就像她当初坐上科长位置时那样。二〇〇五年六月，一审开庭，法院认定她受贿——163.8万块人民币，53万港币，还有1000美元，外加2台索尼电视机。六月十八日，判决下来，15年有期徒刑，60万罚金。

法庭上，她的妹妹安惠莲来了。安惠君说头疼，安惠莲就给她按摩，忙着给她买水买药，神色慌张，却又带着一丝不甘。安惠莲在深圳做着“大生意”，没人知道她的生意和安惠君有没有关系，可那天，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她不会眼睁睁看着姐姐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保外就医，成了安惠莲唯一的希望。她开始四处奔走，找关系，送钱，像一只慌了神的鸟，到处乱撞。她通过赵希军，认识了郭子川，又通过郭子川，认识了孙海——这些本该守护法律公正的人，在金钱和人情面前，一个个低下了头，忘了自己的职责，忘了身上的制服，成了安惠莲手里的棋子。

二〇〇六年四月，安惠君被调到了河北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这一步，走得很顺，顺得让人觉得荒诞。后来，安惠莲又找到了丁一萍，丁一萍让她去医院找关系，把安惠君的病情说得重些。二〇〇六年九月，丁一萍在明知鉴定是假的情况下，签下了同意保外就医的意见。二〇〇七年一月，孙海签了字，安惠君保外就医6个月，暂时逃离了监狱的高墙。

这一逃，就是6年多。她一次次续保，一次次成功，没人去查，没人去问，好像她本就该待在监狱外面，好像那些虚假的诊断书，那些违法的手续，都是合情合理的。祁涛，那个司法所的所长，在没有见到安惠君本人、不了解她病情的情况下，就签下了同意续保的意见——或许是碍于情面，或许是收了好处，又或许，只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荒诞的剧，总有落幕的一天。郭子川被查，搜查时，一张和安惠莲的购房协议复印件，成了导火索。顺藤摸瓜，所有的事情都被翻了出来，那些被藏起来的垃圾，那些被掩盖的罪恶，一个个暴露在阳光下。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丁一萍被立案侦查。二〇一四年七月，安惠君被重新收监，回到了她本该待的地方。同年九月，祁涛被立案侦查。孙海、丁一萍、安惠莲，还有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一个个都受到了制裁——丁一萍判了3年，祁涛免予刑事处罚，孙海判了7年，安惠莲判了5年6个月。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再次送到了安惠君手里。上面写着，她的保外就医不符合程序，6年7个月20天的刑期，依然生效。没有波澜，没有意外，就像一场漫长的梦，终于醒了。

窗外的太阳依旧很闷，风一吹，带着些许燥热。有人说，安惠君这辈子，太不值了，从顶峰跌落到谷底，从人人称赞的女儒将，变成了人人不齿的罪犯。也有人说，那些帮她的人，更不值，为了一点钱，一点人情，丢了自己的前途，丢了自己的良知。

可没人会再多说什么了。就像街头的一场阵雨，下过了，就停了，路面干了，痕迹也没了。只有那份裁定书，纸页渐渐泛黄，上面的名字，渐渐被人遗忘。还有那扇“保外就医”的门，依旧立在那里，有人看守，有人觊觎，只是没人知道，下一个想从这里钻出去的人，会是谁。

风又吹来了，拂过法院的灰墙，拂过那张泛黄的裁定书，没留下一点声响。生活依旧在继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小史公曰：惠君有智，创财管之制，推警校共建，曾为一方能吏；然贪权逐利，鬻官纳贿，纵私欲乱纲纪，终致身败名裂，累及亲眷僚属。盖权力如镜，照见忠奸，守正者昌，悖道者亡矣。

有词《梧桐影》为证：

明月斜，囚笼冷。保外就医重入刑，高墙再锁当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