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伊朗为例，解析一场美国尚未参战却已占据主动的战略博弈

前言：国家宗教系列文章之二

引言：

《三十六计》本质上是“战术—操作层”的智慧，特朗普战略与它不在同一维度。

下面我用严格对位的方式说明，为什么它超出了任何单一计谋，甚至超出了“三十六计”的思维框架。

这已经不是“用计”，而是：

不直接击败你

不强迫你失败

  只让你无法停止消耗

这是一个“负反馈锁定系统”。

《三十六计》隐含一个东方战争哲学前提：战争是阶段性的、可结束的。

而我描述的这套战略假设的是：

•冲突可以长期存在

•不稳定本身是工具

•“不结束”比“胜负”更重要

这是工业化、金融化、全球化时代才成立的战略逻辑。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传统战略中找类比，它更接近：

•“势”而不是“计”

•“道”而不是“术”

用《孙子兵法》的话说，反而更贴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但这里讨论的还要更冷一步：不是致人行动，而是致人消耗。

正文：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战略困境并不在于实力不足，而在于总是过早地进入战场。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美国一旦动用决定性武力，便不可避免地背负起治理、重建与道义责任，最终陷入高成本、低回报的消耗战。这种经验，深刻改变了美国对“胜利”的理解。

今天，美国正在实践一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逻辑：不急于击败对手，而是先掌握升级的决定权；不追求战术胜利，而是控制对手的选择空间。在这一逻辑下，战争不再是“是否开火”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条件、节奏与成本分配的问题。

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致人而不致于人。

一、从“参战者”到“条件调节者”

传统意义上的升级权，往往被理解为军事能力的上限——谁能把战争打得更大、更狠。但在现实中，真正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谁能升级，而是谁能决定是否升级、何时升级、以及在不升级的情况下是否仍然获益。

美国近年来的战略转向，正体现在这里。它不再急于以军事行动改变现实，而是通过制裁、金融隔离、技术封锁与外交限缩，系统性地改变对手所处的外部条件。在这种框架下，美国不需要赢得每一场冲突，只需要确保一件事：对手无法通过升级摆脱困境，而美国始终保留升级选项。

这是一种高度非对称的博弈结构。美国不进入战场，却站在战场边缘；不承担重建责任，却保留终局打击能力；不被道义叙事绑定，却随时可以诉诸“最后手段”。

二、伊朗：一个高敏感度的“实验体”

伊朗之所以成为这一战略逻辑的典型案例，并不因为它特殊，而恰恰因为它在结构上高度敏感。

伊朗经济长期依赖外部贸易与能源出口，国内合法性又与再分配能力紧密相连；同时，它通过区域代理体系扩展影响力，但这一体系本身成本高昂、回报递减。一旦外部缓冲被持续削弱，内部压力便会被迅速放大。

在这种结构下，美国并未选择直接军事打击，而是持续调节“系统参数”：限制金融通道、压缩能源收入、收紧技术与贸易空间。结果并非立竿见影的崩溃，而是一种更缓慢、却更难逆转的趋势性下滑。

如果将国际博弈视为一个受约束的系统，那么美国所做的，并不是推动对手坠落，而是抬高斜坡角度、降低摩擦系数。在这样的系统中，运动方向一旦形成，就不再取决于是否用力，而取决于是否还存在足以抵消重力的结构性支撑。

三、正在发生的“运动”，而非一场战争

从表面看，伊朗并未与美国爆发全面战争；但从结构上看，它正在失去继续博弈的条件。

经济层面，通胀与货币贬值侵蚀社会稳定基础；社会层面，控制成本持续上升；外交层面，选项不断收窄；战略层面，代理人体系的边际收益下降，却无法带来突破性筹码。伊朗并非被击败，而是被迫在一个不利系统中不断应对。

关键在于，美国几乎没有为这一过程支付对等成本。它没有深陷任何一个战场，没有被迫承担重建责任，也没有被拖入必须“证明决心”的升级竞赛。相反，升级权始终掌握在美国一侧——是否动用武力，已经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

四、定律的外推与边界

这种“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并非只适用于伊朗。它同样可以解释美国对其他内生脆弱型政权的长期策略：当对手高度依赖外部条件、内部韧性不足、且无法通过战争经济实现自我闭环时，控制条件往往比直接打击更有效。

但这套逻辑并非万能。它对那些已经完成战争经济转型、具备高度社会动员能力、或拥有稳定外部替代体系的国家，效果会显著下降。换言之，这不是一种“终极武器”，而是一种在特定结构条件下极其高效的战略工具。

结语

当战争不再是行动问题，而是条件问题时，真正的胜负往往发生在第一枪之前。美国当前的优势，并不在于它正在打谁，而在于它可以选择打、也可以选择不打；可以升级、也可以等待；可以出手、也可以继续站在预备队位置。

在这种格局下，伊朗并不是输掉了一场尚未开打的战争，而是正在失去摆脱这一系统的可能性。这，正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