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姻制度到男女关系:婚姻正在回归人性
人们通常把离婚率上升、婚外情增加、结婚率下降理解为一个道德问题。
有人认为,这是传统家庭观念衰落的结果;有人认为,这是现代人越来越自私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是性观念开放之后的必然代价。
但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婚姻放进社会经济结构中观察,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变化,可能并不是简单的“道德下降”,而是婚姻正在从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关系,逐渐回归人的自然属性。
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人的自然属性——情感、欲望、选择、依恋、排斥以及动物本能。
一、30年前的婚姻,为什么比今天稳定?
30年前的中国社会,与今天完全不同。
那时绝大多数人的职业高度稳定。工人、农民、公职人员都有相对明确的身份和生活轨迹,一份工作可能干一辈子。
人口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住房制度等多重限制。一个人想换城市、换工作、重新开始生活,并不像今天这样容易。
经济来源也相对简单。
一个人主要依靠工资或者农业收入生活,家庭财富增长有限,但可预期性比较高。在这样的社会中,婚姻不仅是感情关系,更是一个人的经济生存单位、社会身份单位和生活保障单位。
因此,当时婚姻稳定,并不完全意味着夫妻之间的感情比今天深,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离开婚姻的能力很低。没有经济能力,没有住房,没有独立社会关系,没有充分的人口流动能力,再加上家庭、单位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即使婚姻出现问题,也很难真正退出。因此,过去的低离婚率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社会强制稳定的结果。
二、现代社会改变的首先不是婚姻,而是人的选择能力
今天最大的变化,是个人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
职业可以改变,城市可以改变,收入来源可以改变,资产可以独立拥有,尤其是女性,女性从家庭经济的依附者,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劳动者、收入者、消费者和财产拥有者。这一变化对婚姻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项婚姻政策都更加深刻。
因为当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以后,婚姻就不再是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唯一途径。于是:婚姻从生存必需品,逐渐变成一种选择。
男性同样如此。当一个人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和流动能力提高以后,他在婚姻之外获得新的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的机会也会增加。因此,现代社会同时扩大了男女双方的选择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婚姻关系越来越受到经济环境、职业变化和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
三、婚外情不能简单解释为道德败坏
婚外情当然可能违背婚姻双方已经形成的承诺。
但如果只用“道德败坏”解释婚外情的增加,就解释不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以后,这种现象会更加容易出现?
原因可能在于,现代社会同时改变了三个东西:人的经济能力、人的选择能力和社会对这种选择的容忍程度。
而中国还有一个特殊因素。中国传统婚姻文化并不是今天意义上完全平等、完全排他的现代婚姻文化。在漫长历史中,婚姻与宗族、继嗣、财产和家庭秩序紧密结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男性拥有妾室等制度性或半制度性的婚姻之外关系。因此,现代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文化的叠加:一方面是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排他的现代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则存在长期历史形成的性别文化和行为惯性。当现代经济条件重新让一部分人拥有较强的选择能力以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就可能重新获得现实条件。
因此,今天的婚外情不能简单理解成“现代人道德变坏”。它更像是:传统人性、现代经济能力和现代个人自由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一夫一妻不一定只是道德进步
一夫一妻制经常被理解为人类道德不断进步的结果。但如果从社会组织角度观察,问题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标准化、普遍化和平均化的社会。人口数量巨大,财产关系复杂,继承制度复杂,社会保障复杂,税收、户籍、医疗、教育等制度都需要明确的家庭关系。因此,一个标准化的家庭单位——一对伴侣、明确的亲子关系、明确的财产关系和继承关系,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管理。
换句话说,一夫一妻不仅具有道德意义,也具有非常强的社会管理和资源配置意义。这并不是否定一夫一妻制度,而是说明:一种制度能够长期存在,往往同时满足道德、经济、人口和社会管理等多重需求。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婚姻制度的变化简单理解为“道德进步”或者“道德退步”。
它首先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
五、女性经济自主,使婚姻真正开始面对人性
女性经济地位提高以后,婚姻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
过去:婚姻稳定,部分来自经济依附。
现在:婚姻稳定,越来越需要来自双方持续的合作。
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婚姻开始从“必须维持”转向“值得维持”。
过去,一个女性即使对婚姻不满意,也可能因为经济原因、子女原因和社会压力继续维持。
现在,她拥有了更多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女性更不重视婚姻,而意味着:婚姻已经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约束维持。
男性也是如此。
当双方都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后,婚姻越来越需要不断提供真实的价值:情感、陪伴、性关系、生活合作、子女抚养、经济合作以及共同成长。
因此,现代婚姻实际上变得更加“残酷”,但也更加真实。
六、离婚率上升,可能是社会更加宽容和理性的结果
因此,我并不认为离婚率上升本身就意味着社会道德下降。
恰恰相反,一个社会越宽容,越允许成年人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越能够接受失败的婚姻,离婚就越容易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选择。
过去的婚姻稳定,部分来自:不能离、不敢离、离不起。
今天的婚姻稳定,则越来越需要:愿意继续、值得继续、双方都愿意继续。
这两种稳定,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所以:离婚率上升,可以是社会从强制稳定走向自主选择的结果。
它当然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成本,例如子女抚养、单亲家庭、财产纠纷以及情感创伤。
但不能因为这些成本存在,就把过去所有没有离婚的婚姻都视为更加健康,也不能把今天所有离婚都视为社会退步。
七、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婚姻的制度化”
社会学界其实已经出现了与这个方向接近的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 Andrew Cherlin 在2004年提出“婚姻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arriage)的概念,认为婚姻中规定伴侣行为的社会规范正在减弱,并从“制度型婚姻”逐渐走向更加个人化的婚姻。(Wiley Online Library)
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姻已经消失。Cherlin后来又重新检验这一理论,指出婚姻去制度化的程度存在明显阶层差异,而且婚姻在很多群体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Wiley Online Library)
这说明真正发生变化的可能不是:“婚姻马上消失。”而是:婚姻不再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唯一标准形式。
这两句话有很大区别。
八、少子化正在进一步削弱婚姻背后的血缘逻辑
传统婚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传宗接代。婚姻、子女、家族、财产、继承,过去是一条高度连续的链条。但少子化正在削弱这条链条。
当一个家庭从过去的多个子女变成一个子女,甚至没有子女以后,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延续”就会逐渐弱化。于是继承也会发生变化。 过去:财富必须传给下一代。
未来可能越来越成为:财富由个人决定如何使用、赠与、继承或者重新配置。
当血缘延续不再是婚姻的核心目标之一以后,婚姻制度赖以存在的一部分传统基础也会削弱。于是:婚姻、子女、继承、财产
这些过去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东西,会越来越可能被拆开。
九、未来的婚姻可能越来越“事实大于形式”
这可能是未来20年最值得观察的变化之一。
今天我们习惯问:“你们结婚了吗?”
未来可能越来越需要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两个人可以共同生活,可以共同承担经济责任,可以共同抚养子女,也可以保持各自财产独立。
也就是说,未来的法律可能越来越关注实际存在的关系及其责任,而不仅仅关注有没有一张结婚证。
甚至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这种法律思路的雏形。例如,现代家庭法中已经出现对未婚同居者的财产和责任安排;2026年一篇关于安大略省的法律研究就专门讨论了未婚同居伴侣的财产权问题,并提出以“opt-out”机制重新平衡个人自主与弱势一方保护。(Western OJS)
这说明法律面对的实际问题正在发生变化:法律真正需要解决的,越来越不是“有没有结婚”,而是“这种真实关系产生了什么权利和责任”。
十、20年以后,婚姻法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因此,我认为未来20年值得观察的并不是“婚姻会不会消失”。
更值得观察的是:婚姻是否仍然需要作为处理男女长期关系的唯一法律入口。
今天一个“结婚”行为,可以同时产生大量法律后果:财产、继承、扶养、医疗决定、子女、税务、社会福利……
但未来这些关系可能逐渐拆分。 伴侣关系可以单独确认; 财产关系可以单独确认; 亲子关系可以单独确认; 继承关系可以单独确认; 监护和扶养责任也可以单独确认。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法律真正发生的变化,可能不是简单地“废除婚姻”,而是:婚姻从一个综合性的法律制度,逐渐变成众多亲密关系法律安排中的一种。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婚姻法”。未来,也许更接近“伴侣关系法”或者“亲密关系法”。
名称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法律思维发生了变化:从形式到事实,从身份到关系,从终身绑定到持续选择,从统一模式到多种关系模式。
十一、婚姻最终可能回到它最初的本质
如果把这个变化放到更长的人类历史中看,婚姻从来就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制度。
它曾经主要解决血缘和继承;后来又承担家庭生产和财产合作;
现代社会又赋予它爱情、陪伴和个人选择的意义。
而未来,它可能越来越成为:两个成年人在一定时期内自愿形成的亲密合作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责任消失。恰恰相反,责任可能变得更加明确。
因为当外部制度不再强迫两个人维持关系以后,真正能够维持关系的,只能是:感情、吸引、信任、合作、利益以及共同生活的价值。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回归人性”。
它不是回到原始社会,也不是否定文明。
恰恰相反,它可能意味着: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不再试图消灭人性,而是承认人性,并建立能够容纳和管理人性的制度。
因此,离婚率上升、婚外关系增加、结婚率下降、女性经济自主、少子化以及婚姻登记意义下降,看起来是几个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可能共同指向同一个更大的社会变化:“婚姻正在从一种由社会规定的固定制度,逐渐变成由人自主选择的关系。**
而这可能才是未来20年婚姻制度真正值得观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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