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冬假，圣诞节前的降临期，我在万维读者网奇妙的以太空间里遇见一些非常喜乐且似乎昭示着造物主愿意分享一点智慧于我的妙趣横生事情，令我这个笔头懒惫的中年文艺少女决定开一个系列专题记录下，主要就是我与万维友邻们的一些对话、评论、回复。

我本来想起名字叫“2025年冬假启示录”，但身为一名Catholic（天主教徒），当然知道启示录也就是Apocalypsis，在我的信仰体系里是多么大的词了，不敢僭越，思前想后就改成“慧乐录”

首先来自一篇博主Voigt在圣诞节前的降临期写的博文里我与他们的切磋---八十年前中国大陆是否知道圣诞节？https://blog.creaders.net/u/3562/202512/534790.html

我的第一条留言评论-

你来搞笑的？实话实说，我外祖母家族是明朝晚季徐光启与利玛窦时代就奉祖，世代信仰天主教的，所以明清时期她们家女性就受良好的教育，缠足也是象征性的，到了晚清就根本不缠足了。基督教传入中国文字记载是唐太宗的贞观九年，你们九年义务制教育不学历史吗？

然后博主Voigt回复我

回复YOLO宥乐先生

欢迎来访，欢迎评论。

根据自己的经历畅所欲言，可以使读者相互提高。尤其是对在大陆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了解过去的真实历史尤其重要。您说对吗？

我哑然失笑，继续回复他，但这次很认真了，是长回复-

我是女士，1985年出生在中国大陆上海，由于我外祖母家是奉主五百年的中国第一批天主教家庭，且本身旧教也比较重视母系传承，所以，我幼年还在上海佘山天主堂领洗。

天主教堂是分级的，比如我们附近科隆大教堂Hohe Domkirche St. Peter und Maria就是科隆教区主教兼红衣枢机主教驻跸的，但这座教堂属于第二等级的Cathedral。

然而佘山圣母堂，属于第一等级的圣殿，也就是Basilica，在圣殿中居于乙级，因为特级的圣殿，世界上只有四座，都在罗马，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总宗座圣殿）（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圣母大殿（Basilica di Santa Maria Maggiore）、圣伯多禄大殿与城外圣保禄大殿（Basilica of Saint Paul Outside the Walls），我为故乡沐浴的荣光而感恩--因为蒙圣玛利亚的慈爱与主的庇佑，抗战期间教宗庇护十二世特地为佘山圣母堂封圣为Minor Basilica次级圣殿，与巴黎圣母院同列！

然后博主Voigt回复我

回复YOLO宥乐女士

非常高兴看到您分享的内容。我不是教徒，对于宗教界的情况基本不了解。

小时候父母带领去过教堂，记忆最深的就是圣诞节做礼拜，发一包糖果（洋味道，好好吃的呀！）；还有一次发了一个小的牌子。我哥哥是上教会学校，英文老师是神仆（我们称呼），是欧洲人。教会学校中都会见到洋人神仆。记忆中神职人员（修女除外）都是外国人，也分不出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当时，Bible很普遍。学生学习英文背经文，掌握句型和做礼拜免费了解语感。我们有时候到基督教青年会去玩。「人人爱我，我爱人人」印象深刻。这些，后来都不敢说。不仅如此，就是过去有「童子军」课都不敢说，不能诚实。

对于我们大陆人应该了解真实的历史。确实是，只有人类知道，重视，并且能够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区别于动物园中的动物。

郑重声明：不了解宗教，若有冒犯纯属无意，敬请原谅

这次我回复Voigt博主（其实馀生也晚，这些是我从小到大听长辈们絮叨的）

因为Voigt博主还有他评论区的天雅等博主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禁止圣经BIBLE的，我觉得似乎与我在中国大陆实际生活经历有出入，所以又继续回复---

关于圣经，据我所知中国大陆最通行的就是和合版的汉语版或者英文版或英汉对照版，是新教的，可能因为国华和海华的兄弟姊妹九成都在新教会吧。

欧洲这里就不一样，圣经的版本学比红楼梦的版本学还要复杂，足够在德国和瑞士著名大学神学院拿到神学博士了。

因为最初的圣经（耶稣基督那个年代）是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希腊语写的，因为圣徒之一，罗马帝国海伦娜太后的努力，罗马不仅不再迫害基督徒，而且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就有了罗马天主教会还有拉丁语版圣经，而最初使徒保罗他们的教会的是最初由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希腊语写的早期圣经，最多统一转译成为希腊语，而且内容上也比罗马天主教会的拉丁语版多很多---

翻译传播或者不翻译传播哪些内容主要还是由于各家教会教派的神学偏见所致（即原始版里哪些是受启示的主经或者说启示录与福音，哪些是不受启示的次经甚至伪经--也就是哪些是信史哪些存疑，或者全本与洁本的差别等，这样的各家认同认知的差异；一般新教圣经比天主教少了七本福音书）。

于是有了现在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东斯拉夫人与希腊人都信仰的东正教会（希腊教会或君士坦丁堡教会，也叫东罗马教会）与梵蒂冈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巨大分歧，但这两家都主张术业有专攻，必须由神职人员向教友布道传福音，答疑解惑听告解与忏悔等。

后来经过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乌利希·慈运理等重大宗教变革，又有了圣公会、路德会、加尔文宗等不同的大教会教派，各家都有自己的神职规范以及自己版本的圣经---比如乘坐五月花号开拓北美的，如今北美大比例的纯洁抗议派（源自英伦三岛的清教徒）新教徒就主张教友信众可以通过自己以及互助学习察经来布道传福音，不需要特定训练有素，学养高深，懂得拉丁语等多种语言的神职人员来引领与教诲。

就德国这里，无论图书馆还是书店，不同版本的圣经看不同的拉丁文编号就知道--像 NABRE、RSV-2CE 这样的译本就是天主教版的， NASB、ESV、NLT 这样的译本就属于新教版的。美国官方最新修订版圣经NABRE，内容最接近中国大陆通行的和合版圣经。

然后我看见Voigt博主以及他评论区友邻天雅博主各自谈到了俄罗斯国教--东正教。

Voigt说--

昨天曾经有人讲，在苏联专家来中国之前官方禁止。由于，苏联没有禁止宗教，很多苏联人信仰东正教。所以，有专家的地方过圣诞节。另外，改革开放以后，过圣诞节比较普遍。据说有舞会，化装舞会，甚至于冰上化装舞会。

在任何时间，私下通过写信相互祝贺的比较多，也有是通过贺卡。新年是法定节日。比较常见的贺卡是圣诞节与新年一起祝贺。

天雅说--

昨天曾经有人讲，在苏联专家来中国之前官方禁止。由于，苏联没有禁止宗教，很多苏联人信仰东正教。所以，有专家的地方过圣诞节。另外，改革开放以后，过圣诞节比较普遍。据说有舞会，化装舞会，甚至于冰上化装舞会。

---- 所以说中共不同于所有的前共产党国家。前东欧的共产党国家没有一个对本国宗教，习俗象2中共破坏得那么彻底。排除共教之外的其他一切外来宗教。。。。只能说有怎样的人民，养育出怎样的政府。

按照我的现代世界历史知识，我感觉他们说的苏俄开明宗教政策，应该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后，在冷战的那一边开启了一点点铁幕向西方不搞零和博弈的年代，但是在列宁与斯大林时代可不是这样的！于是我先回复天雅，讲了一个真实的大悲剧故事--

您说的不对！从推翻沙俄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大有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遗风，对于宗教教徒等是斩草除根的--他们觉得阶级斗争没有分辨道德高尚者和道德低下者的义务。

比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德国黑森公国的伊丽莎白公主，是继奥匈帝国皇后，德国巴伐利亚王国郡主茜茜皇后（也叫伊丽莎白）之后欧洲皇室第二代最美丽最纯真正直的女子，是著名的德皇威廉二世一生挚爱的初恋小表妹。她因为包办婚姻成为俄罗斯皇叔谢尔盖大公夫人。她的教育以及虔诚信仰令她早早与纸醉金迷且腐朽落后的俄罗斯皇室决裂，离婚后她成为东正教修女，把毕生财富都用于教会的公益事业，在落后的俄罗斯帝国兴建近现代化的学校、医院、妇女庇护教养所、孤儿院等。

1918年7月18日，她和其他皇室成员被契卡人员带到一个废弃的20米矿井，她请求契卡人员不要碰她，她自己主动且勇敢地第一个下到矿井里面，等全部这批被俘虏的俄罗斯末代皇室成员都下去后，契卡先扔手榴弹下去，然后开始砸下去石头活埋他们，一名参与行动的契卡后来回忆自己听见了一个女子唱东正教圣咏，应该是伊丽莎白修女在唱歌。过了一段时间，白俄打回来，挖掘这个矿井，发现只有一个人是被手榴弹炸死的，其馀人员都死于手榴弹片、骨折等伤势引发的漫长痛苦死亡，而伊丽莎白修女遗体身体多处骨折，美丽的面容依旧，她的姿态表明她临危不惧，死前在矿坑里依旧在摸索着为另外一位受伤的皇室成员包扎。

契卡说按照阶级斗争----伊丽莎白戴着皇冠的美德，比露骨的暴政更能笼络人心，更有害。

白俄把伊丽莎白等的遗骸辗转运到北京一所东正教教堂安葬，1957年教堂被废除，伊丽莎白被迁葬至耶路撒冷，1986年北京墓地原址被改建成了停车场，2009年俄罗斯法院为伊丽莎白等人恢复了名誉，如今在她修建的修道院前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文上写着：“带着我们的懊悔，致伊丽莎白”。

2009年，在普京总统主持下，俄罗斯为末代沙皇一家、伊丽莎白等恢复名誉，伊丽莎白被封为东正教的圣徒殉道者。

看，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在于那些为富不仁者造下的孽与仇恨会被投射到被“血酬”到充满圣洁德行与改良热忱的、同一阶层的无辜者身上，这是一代代历史悲剧里面最令人叹息的一幕幕。

接着，我回复Voigt博主--

其实我还想对天雅博主说的是--

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与社会治理面貌。这段话本来也是要回复家父的---他青年时代，是品学兼优的少年大学生，前三名进去，五年大学读完，不仅是上海市游泳健将和救生员，而且参加当时万里挑一的前苏联式研究生选拔，雀屏中选（我还没有问他为什么已经跟苏联关系恶化了，还要搞这种犹如中国当代选拔院士难度的苏联式研究生培养），去燕园继续深造。

他讲了当年六十年代后期，刚刚脱离了吃不饱饭+营养不良的年头，来到燕园，虽然还要间歇吃粗粮，但细粮与荤腥能够见到了，京西郊当时比较偏僻的“一塔湖图”大学门口也有师生能够打打牙祭的小餐馆营业了。他讲就是某次在这样小餐馆所见，一生中最揪心，最觉天良何在的，记忆犹新大半辈子事情--

正吃午饭，忽然外面有人喊“那清华大学的老乞丐来了，您和掌柜掌勺的同志准备点折罗（北京土话：剩菜边角料重新一勺烩）吧！”

然后父亲馀光就瞥见一个穿着洗得蓝白斑驳衬衫和灰棉布裤子的清癯老者，头发稀疏蓬乱，胸前挂着一个类似褡裢的深蓝色大布袋子。

小餐馆开票的同志接过后厨递过来的热乎乎折罗缸子，给老者送过去，看顾他把折箩搪瓷缸子给包裹了几层旧布头（避免烫着）再藏到那胸前深蓝布褡裢里，走了，才回来。

经过我父亲座位时候悄悄说“清华叶企孙，您这行的祖师爷，你们上海人。”父亲说，当即眼泪都快流下来，但忍着，不敢，怕惹麻烦。然后父亲掏出省吃俭用的一点现钱给柜上的这位同志。人家摇头说“他不要钱，只要东西，缺什么要什么，不贪心。每次搪瓷缸子什么的，都洗得乾乾净送回来，可一回头咱又装上折罗给他了，所以一来二去，那搪瓷缸总还不回来了。”

叶企孙老太师傅的故事天下闻名，我不多说了。

我想对父亲他们说的是，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台湾岛上的两蒋有巨大历史责任---仅仅1949年2月6日，通过中华民国空军运输大队的共9架飞机同时从上海和南京运出了总共55.4万两黄金迁抵台湾，其中南京金库的被全部运空。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博士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多次公开访谈说，以属于四万万人的全国财富运到台湾岛上供养150万溃退的军公教人员与他们的50万眷属总计两百万人以及六百万本省人这八百万人口，当时大陆人口5.5亿有馀，手里有多少硬通货呢？区区1600万美元。再加上十几万两的黄金储备，大陆硬通货合计也只有一两千万美元，不到国民党政权的十分之一。

这一切经济基础不啻是造成了台湾经济起飞以及中国大陆1950~1980经济一穷二白以及伴随的残酷政治运动的根蒂之一。

我的祖姑父，在宝岛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心目中野望颇高的厚朴君子“陈伯”--故辞修公陈诚先生能够和风细雨地以土地赎买再分配方式主持台湾的土改与减租减息，地主和农民两生花笑开颜，地主变成大小资本家，促进台湾再工业化，农民耕者有其田，盖因为手中粮饷银票足。

大陆的土改运动残酷到什么地步呢？我的一位舅公，北京大学的地下党员，因为面貌精气神酷似另外一位清华大学的著名地下党员袁永熙（陈布雷女婿），且俩人都前后负责建国后各自大学的学工工作，又都灰头土脸当了大右派，人称“小袁永熙”--他的父亲，我们的舅太爷是国立复旦大学高材生，大学毕业后立志学习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回到江南故里乡下修桥铺路，建医院办学校等。抗战时期临危受命才走上仕途，是著名的抗日县长之一。

土改时候，他带领一些自觉冤屈的开明士绅到山上学什么商代遗老采薇之术，跟土改工作队死扛，带了一些火铳与枪支防身（因为那时候江南山中还有虎豹豺狼呢），最后又被政府劝降服软，舅太爷被定性为反动地主武装头子，恰好当时旧政府县团级是重点镇压对象，这位长得颇有中共一代总书记瞿秋白烈士那样长身玉立的秀骨清像，本乡本土名声颇好的开明士绅，随即被公审批斗后枪毙。

这还是在相对富裕且民风开朗的江南。那些本来社会阶层基尼系数就大的老少边穷地区，土改就更加惨烈。

吴教授说，具体数目字也许需要商榷，但是国府运到台湾450万两黄金等是值得信赖的数字。

吴兴镛是谁呢？他的父亲是吴嵩庆，自北伐战争时期就追随国民党做后勤主管，后来担任国民党军联勤总部副总司令，曾专门主持过向台湾撤退金银的工作。吴嵩庆去世后，全部私人笔记和资料交给了吴兴镛教授，吴兴镛因此开始研究国民党黄金问题。从吴教授的超然地位和他父亲的履历来看，这个考据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军统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回忆，上海战役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命令非常明确：

1.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扫数运往台湾。

2.机器设备、车辆、纸张及暖气设备等物资，都运往台湾。

3.棉纱、布疋，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

4.所有招商局及民生公司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外，其馀都交由物资局调用。

5.帆船及大小木船3000多艘，其中约有1500艘不能驶往台湾，暂留作军用外，能驶往台湾的都交物资局调用

……上海资本家的物资，由上海警备司令部会同上海市民政局调查，监视工作则由稽查处负责办理。

台军现在全部子弹都靠205联勤厂制造，这个厂前身就是李鸿章主办的南京金陵兵工厂（这家厂恰好这几天令我有段奇遇--万维一位前辈的父辈与我的一位祖辈都与之渊源深厚，下一集我会说）；2014年出现重大事故的204联勤厂，前身是武汉的化工厂，到台湾后负责制造化学毒气。当时中国唯一能造航空发动机的贵州航发厂，后来搬到了台中。台湾的高雄飞机制造厂虽然被美军轰炸破坏，但又迁入了大陆的三四家飞机厂，成为台湾航空工业的起点。

荣氏家族的申新系统纺织厂大多数可移动资产都去了台湾。50年代初，台湾制造业前100名，有24家源于上海资本或上海企业家。蒋纬国的岳父石凤翔本来是西安实业家，1948年把美国进口的物资直接运往台湾，改在台湾经营。1950年前后，由于台湾房屋不足，由大陆运来的布匹、棉纱一度无处存放，腐烂甚多。青岛撤退时，啤酒厂的一部分设备运到台湾成了台啤的起家资产。郎咸平的父亲郎丰津随26军撤退的时候，身下就是一箱不知何处搞到的啤酒。

物资都去了台湾。轮船当然也不会给共产党留下，1949年全国造船能力只有每年6000-10000吨，全部剩馀机动船吨位不到20万吨，大多残破到不能出海。但国民党撤退时，仅招商局一家就带走26万吨优质船只（香港招商局起义带回2万多吨）。全国总计24艘油轮，到共产党接手的时候，只剩下四艘1000吨左右的旧船，且已自沉江中，尚待打捞。这些被卷走的船只也成了国民党政权“复兴”的本钱。

不过呢，1957年以后的大陆政治运动还有此后台湾的经济起飞，就与这些溃台时候攫取的全中国财富干系不大了----但是土改到三反五反等形成的政治运动残酷惯性留下来了，一直到改革开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的说法，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适当提高了金银兑换比价，加上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 745.5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1.1%），银元101.2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3.7%），纯银5323.6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 98．2%）。

1950年，仅广东一省弄出的黄金就比蒋带走的多得多。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先后有297万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入朝，直接消耗战费62亿元人民币，对苏联欠下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的军火债。

而据统计，在蒋主政国府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最后带到台湾的浮财也不过2.5亿美元。

这2.5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

贵州独山县欠国家的内债400多亿人民币，折合美元50亿美元，纵然通货膨胀，但这放大陆还不够一个人口不足70万的边缘县所浪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