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要去美国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2）

依据中共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我必然是一个政治上的“危险”人物。我出身于中共定下的剥削阶级家庭，因为父亲生前长期在国民政府任职。我是在铁窗里面待过的“右派分子”。“文革”中我又被立案审查，做过五个年头的“牛鬼蛇神”；虽然最后审查结论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我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则属于“敌我矛盾”性质。

 我的海外关系复杂，有亲友散居在台湾、日本和美国等地。我的社会关系更是一片“黑”：我的舅母朱素敏祖籍山东。她自齐鲁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到中学担任数学教师多年。1944年前后，她奉献自己，在重庆南岸贾玉铭老牧师（1879-1964）创办的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和我的舅父丁约翰成为同学。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他们二人成婚，並于1948年在灵修学院完成学业，顺利毕业，此后，他们一起到四川康定传福音，我舅舅还被按立为牧师。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他们夫妻双双被捕，罪名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份子”。1980年，二人平反，但舅母早已死在狱中。（左图：我的舅舅和外婆）。

我还有一位远房姑妈，是基督徒家庭出身的俞恩梅医师，她在1947年从美国回来后，一直是重庆市宽仁医院妇产科主任。她于1951年被捕，罪名是美国间谍和反革命分子。

1952年我高中毕业时，为了遵行“向党忠诚老实”的号召，我主动在毕业鉴定表格上填写了就我所知的所有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海外关系，可是绝未想到存于个人档案里的这些呈述，竟给自己带来不尽的灾难和痛苦。也因此在以后多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被说成是“骨子里都反动”的人。我自嘲在这“解放”后的新中国，我却是一个政治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悲剧人物。

然而，1979年3月，我这个一向胆小怕事的人却突然变得胆子特别大，大得连自己都感到惊奇——竟敢想入非非，白日做梦，向校党委提出申请，要去美国！

这在旁人看来，我有似痴人说梦，更像一个愚不可及的人，仅凭一时兴起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要去办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要去美国，实在荒诞至极！

我之所以竟敢对美国怀有梦想，源于父亲生前对我的许诺；他曾说过，待我高中毕业，中英文有了较厚的底子，就送我去美国读大学。可是，我还在念初中时，父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不可能实现对我的许诺。

“荒漠甘泉”[1]中有一段话：“困境是神迹发生的第一期。”如果是大神迹的话，情形不仅“困难”，并且“不可能”。1978年，我的神带领我，使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经历了这个“不可能”。

天上的神垂听了我的祈求，先后藉三个人的手，于1980年真把我带到了美国，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创世记》18:14）。

第一位是俞恩梅医师（1904-1994。她是我大姨父的妹妹，出身于基督徒家庭，毕业于上海女子医学院（ShanhaiWomen's Union Medical College，又称“上海基督教女子医学院”（Shanghai Women's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即今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1932年，俞娘娘首次赴美，先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 Medical School）和“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rtering Cancer Center）等处工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她毅然绕道欧洲回国，为抗战服务。1946年二战结束后，她再次赴美，后于1947年回重庆宽仁医院继续任妇产科主任。1951年，俞娘娘在重庆以“美国间谍”罪名被捕，此冤案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她从服刑到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长达27年之久[2]。

1977年，她在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多次看到我在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觉得我很有培养前途。她对我表示，如我想去美国深造，她十分愿意帮助我去寻找资助。她当时身份还是刑满释放后的“留场就业”人员。

经过她的多方努力，1979年她终于找到了愿为我提供资助的鲍曼•格雷医学院（Bowman Gray Medical College）。因为这个医学院的外科研究基金是乔治•芬奇（George Finch）[3]捐献的，而乔治•芬奇又是俞娘娘早在1936年就认识的一位具有“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背景的银行家，他是第二位帮我赴美的关键人物。

1940年，俞娘娘在重庆为治疗大后方发病率很高的子宫颈癌患者及其它恶性肿瘤病人，曾经特请乔治•芬奇在美筹款购买镭针（Radium Needle），并在蒋夫人宋美龄的帮助下，空运镭针，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到达重庆。当时正逢战乱之际，物质匮缺，大后方只有俞娘娘及另一位医师开展镭针治疗恶性肿瘤，挽救了许多患者生命。1980年，俞娘娘在成都将镭针捐赠给华西医科大学。可是，蒋夫人帮忙空运镭针的事，竟然成为俞娘娘1951年被判刑的一个罪名。

方毅是帮我赴美的第三位关键人物。1979年时，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之一，分管科技。我曾冒昧给他写信，表达我的赴美愿望。没有想到，他在收到我的信以后，很快批复，为我的出国开了绿灯！对此，我将在下文中详述。

我想去美国，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才能成行，竟有这三位关键人物会帮助我，其中一位还是国务院副总理，而且缺一不可，难道仅可以用“事皆巧合”来解释吗？

几年后，有一位在豫北医专的旧友，根据我的经历，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欧阳出国”一文。佑安在她学校的图书馆读到这故事，立即将“上海文学”寄给我看，还有别的在国内的朋友，也写信给我说：“这不就是你的故事吗？”

[1] 《荒漠甘泉乐侣》，考门夫人原著，顾明明编配，10月14日，荣光传道会，2004，台北。

[2] Harriet LAPP Burkholder: Tragedy and Triumph, Courage and Faith through 27 Years in Chinese Prison, Purple Bamboo Publishing, SFO, 1993.

[3] Wilson O. Weldon: George and Lucy (A Story of Joy in G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