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老師鄧為燊先生

也許是上天的特意安排，讓我有幸結識了鄧為燊先生，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都讓我終生難忘。

先生雖不是一般意義上我在學生時代的老師，但他卻是一生中教給我最多知識的老師！不是“之一”，而是“唯一”！他不光教給我技術，還教我做人，以至於多年之後我在與各種人交往時總是以他為榜樣。

我與先生相識實屬偶然。

1970年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當時低壓電器行業的全國第一大廠——瀋陽低壓開關廠工作。由於我們讀書時正好趕上了“文革”，所以真正上課也就一年吧，其它時間都跟着“偉大領袖幹革命”去了，以致我們連基礎課都沒有學完，更不要說專業課了！因此我不得不給“畢業”兩個字打上引號。

工廠將我們這些“大學生”分配到各個車間當了工人，讓我們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我非常幸運地被分配到金工車間車工組，因為我從小就對機械與電氣感興趣。為了彌補所學知識的不足，我加倍努力地向工人師傅學習，下班後在“政治學習”之外少得可憐的，能夠自主支配的業餘時間裡，我找來當時能夠找到的一切技術書籍進行自學，那個年代除去偉人的著作以外，書店裡是很難找到其它書籍的。

小組安排八級工，六十歲的老劉頭做我的師傅。老劉頭很少講話，據其他師傅介紹，老劉頭年輕時當過海員，到過很多國家，那時候中國還屬於“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沒有接受過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海員嘛，身體槓槓滴，靠岸後無所事事，有時候會到窯子裡去見世面……四九年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國門封閉的時代，越是封閉，人們對外部世界越好奇。因此那些奇特的經歷常常被他當成向年輕人吹噓的資本。沒想到“文革”到來之後，這些吹噓立即成為他毒害青少年的“罪證”，當然也就逃脫不了被批鬥的命運。自此以後老劉頭就“不愛”講話了——特別是在年輕人面前……

老劉頭教給我車床的基本操作之後就很少說話。與其他老工人一樣，他幹活很賣力，看不慣喜好磨洋工的年輕人，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組長安排我們的車床加工膠木零件時，他好像換了個人，把關閉的話匣子打開，不厭其煩地叮囑我要悠着點干，怎麼也要把這批活干滿一個星期。原因是加工膠木零件有營養費補助，按天計算（每天幾分錢吧），干滿一個星期後，還有食用油票（具體多少已記不清楚）。那年頭東北的城市每人每月只配給三兩食油（全國其它地方是五兩），老劉頭說，錢倒是小事，油票太寶貴了，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干滿一個星期！其它時候呢，老劉頭就總是一言不發，我無法揣度他的想法，只能像跟屁蟲一樣，他走到哪裡就跟到哪裡——我從來都不知道下一分鐘他要去幹什麼？

老劉頭上工具室去領工具——我跟着，熟悉一下拿工具牌領工具的程序。老劉頭卸下車刀奔砂輪機而去——我跟着，看他怎樣磨車刀，然後依樣畫葫蘆學習磨車刀。老劉頭拿着飯盒去淘米（高粱米），我也跟着，於是知道師傅們中午都不去食堂吃飯，而是從家裡帶來高粱米，就在車間的蒸汽櫃裡蒸飯（蒸汽由動力車間提供）。老劉頭空着手走了，我還是跟着——到了廁所門口才知道他是去方便的……

時間就這樣按部就班地一天天過去。有一天聽車間的人說，老鄧（工人們對鄧為燊先生的親切稱呼）到我們車間蹲點來了。老鄧上世紀五十年代從華南工學院畢業，是我們廠搞機械設計的頭號權威，在廠技改辦工作。雖然聞名，但一直未能謀面，這絲毫不影響他成為我崇拜的偶像。後來熟悉之後，才聽老鄧說，分管技術的張廠長要到金工車間蹲點，希望老鄧給他做個幫手，於是老鄧就到我們車間蹲點來了。那年頭，所謂蹲點就是和車間的工人一同勞動！張廠長到車間後像蜻蜓點水那樣，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剩下老鄧一個人“蹲”在車間，感覺先生是被張廠長騙到我們車間來的。當然車間也不會真讓老鄧去干體力活，而是把他當成了無價之寶，於是他就在車間技改組坐鎮。不記得這是哪一年了，也許是我參加工作的第三年吧（1972年）？

那年春節期間我回武漢探親，找熟人“搞”了一套電動卡盤的圖紙。“搞”是那個時代的特色詞彙。由於那年頭沒有知識產權的概念，只要你需要，任何單位的圖紙，都可以像買廢紙一樣，幾塊錢一斤地買到（具體價錢記不清楚了，反正很便宜）。如果有熟人，連錢都免了。這就叫“搞”。

回瀋陽後我向小組提出想自製一台電動卡盤，以減輕工人的勞動強度。車工雖然是技術工種，但我們是零件車間，要考核產量，其勞動強度還是很大的，因為許多零件需要頻繁地進行裝卸，零件如果不夾緊的話，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電動卡盤對車工來說能夠減輕裝卸零件的勞動強度，非常實用。我的提議很快就得到了車工組全體師傅們的支持。

於是小組安排我來做這件事。由我按照小組的實際情況對“搞來”的圖紙進行修改，最後方案讓小組成員討論通過。憑良心說，那個年代瀋陽的工廠對技術改造還是非常重視的。每年3月22號《鞍鋼憲法》發布紀念日，工廠都要召開大會 對一些比較成功的技改項目進行表彰。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車間領導對電動卡盤的項目也很重視。正好老鄧剛來車間，沒有具體工作，因此車間領導就讓他“協助”我來做這件事情（不知道為什麼會叫“協助”，其實應當叫指導才對）。

這樣我就認識了自己的偶像“老鄧”。

我把自己以及小組師傅們對電動卡盤的想法向他作了介紹。我認為“搞來”的圖紙從一個車床操作工的角度看，還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想對原設計進行一些修改，先生看過圖紙以後，認為原設計基本上已經非常完美了，沒有必要進行修改。我把他的意見反饋給車工組的那些師傅們，但他們卻說，如果不修改，他們是不會去加工的，態度非常堅決。我被夾在中間很為難。於是我暫時就只是先找資料了解一些電動卡盤的相關知識，了解到當年各個工廠應用的電動卡盤都大同小異（互相抄襲），有兩種樣式，一種叫“內傳動”式，另一種叫“外傳動”式，我“搞來”的圖紙屬於內傳動式的。優點是結構相對簡單，缺點是車床的主軸孔被占用，以後加工時，細長原料受限。所以我們決定先試製一台內傳動式的，成功之後再試製一台外傳動式的。

有一天老鄧懷疑自己牙齦上長了個瘤子，因此請假去醫院看病。趁他不在的時候，我自作主張按自己的想法開始畫電動卡盤的機械圖紙。沒畫幾筆，老鄧已經從醫院回來了，說牙齦長的其實不是瘤子，沒有什麼大問題。大家也都放了心。此時他一眼看見我正在畫圖，就說，你還是想改？我於是又重新談了一下自己的想法。他想了一下說，那就改吧！終於我把忐忑不安的心收了回來，在他的支持下開始畫裝配圖。

我雖然在車工組干的是車工，但我從小對“電”非常有興趣。我從讀小學開始就自己對着書上的知識做些電方面的小實驗，還自己裝礦石收音機。讀初中時，有一次在家獨自一人帶電操作，一不小心兩隻手同時分別接觸到了火線與零線，電流從我的右手流向左手，也就是電流從我的心臟“穿堂”而過，我的兩隻手臂在電擊之下已經痙攣，上身除去劇烈地抖動之外，已經不受控制，眼看小命不保……自己已經沒有能力把電線甩脫……當時我的腦子還是清醒的，心想這下死定了！一閃念之間，感覺自己的兩條腿還能接受意識的控制，說時遲 那時快，我迅速地向後倒退，終於把“粘”在手上的電線從牆上拉脫，這樣才從死神手中揀回了自己的小命一條。當然後果已經非常嚴重，牆上掛的一面鏡子被連帶拉下掉到地上摔壞了。更嚴重的是，我的左手掌上被電流嚴重灼傷，燒出直徑約十毫米的傷口，直到幾十年以後留下的疤痕還在，居然使我的掌紋從此被改變。

像這樣死裡逃生之後，許多人終生都會留下心理陰影，從而談電色變，再也不敢帶電操作了。但對我的影響卻完全是正面的，此後我在帶電操作時就更加小心謹慎，再也沒有發生過因帶電操作而觸電的事故了。之所以能夠這樣，原因是我天生對“電”有難以言表的好奇心，從而有了濃厚的興趣。

所以在業餘時間裡，我不光自學了許多機械加工的知識，同時也學習了一些電氣控制的知識。我把當時各種技術雜誌上發表的電動卡盤的控制線路都分析了一遍，感覺它們都是一些“專業”電控設計人員設計的，他們並不熟悉車床的操作過程，有的線路雖然很複雜，但對一個車工來說，其實操作很不方便。於是我另起爐灶，按車工的操作習慣設計了控制線路。老鄧雖然是機械工程師，但他對電氣控制也十分內行，他還是廠里為數不多的，最早用廢舊零件自己安裝電子管電視機的人之一。因此他很支持我的想法。在先生的支持下，我很快就設計好了方便車工操作的電控線路，並自認為是當年同類設計中最簡單、最方便實用的設計。我的思路是採用點動控制，以簡化工人的操作。該線路用電位器設定卡緊力的大小（以免薄壁零件被夾扁），當點動達到設定的夾緊力時，雖然按鈕沒有鬆開。但驅動電機也會自動停止。

我的設計很快通過了小組師傅們以及老鄧的審查，後面需要做出實實在在的產品，以檢驗其效果好壞。

通過前一段時間的交往，我與先生可以說開始“認識”了，但我們真正熟悉起來，還是從把紙上的東西變成實物的工作開始。

畫出全套圖紙，與將其變成實物相比，僅僅只是邁出了小小的一步。因為這是我畢業後做的第一個設計。我毫無實踐經驗。這時候先生的指導就成為必不可少的了！他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把圖紙交給別人生產就萬事大吉，而是幫我分析哪些零件可以自己加工，哪些零件需要找別人加工。在機械零件加工方面，所有車床上的活我們小組的師傅都可以自己干。但齒輪我們車間沒有加工能力，要找機修車間協作。另外有一隻內齒輪，機修車間沒有插齒機，需要到外廠去協作。

老鄧在車間開了一張介紹信，帶我去工廠斜對門的瀋陽第三機床廠尋求幫助。先生還帶領我與該廠技改辦的同志進行了交流。藉以開闊我的眼界。參觀中，我們感覺他們車間裡廣泛使用的平衡吊非常實用也很適合我們廠的使用條件。於是向他們請教了製作經驗。他們說，平衡吊的結構並不複雜，但他們一開始試製時卻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況。裝配完成之後，完全達不到預計的效果，平衡吊非常不靈活，吊起工件之後像死豬一樣推都推不動。然後他們對平衡吊的原理進行了仔細地分析。發現平衡吊利用的是平行四邊形的不穩定性。關鍵部件相當於平行四邊形的四個“邊”。其上的四個孔的孔距精度要求非常高，如果四邊形對邊的邊長不相等，那麼就不成其為平行四邊形。那麼製造出來的平衡吊就很不靈活。整台平衡吊也就報廢了！按照常規考慮，要想對邊相等，就必須要用坐標鏜床鏜孔，才能保證孔距的精度，那樣成本就太高了。其實在實際工作中，只要把對邊的兩條臂固定在一起，在鑽床上同時鑽孔，那麼就可以用普通設備解決孔距精度要求高的難題！他們的經驗對我的啟發非常大，使我認識到，當遇到困難的時候，換一種思路，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雖然設計出了自我感覺非常好的控制電路。但這只是我在電控設計中走出的第一步。我對於怎樣把紙上的東西變成真實的產品從來沒有實踐過，毫無經驗。而我們車間技改組並沒有電工，這件事只有由我自己來干，我也非常樂意自己干，以便從中學習與積累更多的工作經驗。這時候先生的經驗與幫助對我來說就非常重要了！是他帶我進入了電控設計與實踐接軌之門。使我在以後幾十年的工作中受益匪淺。從此以後，我在工作中設計的任何機械設備，不論多麼複雜，包括整條生產自動線的電控線路，包括後來採用單片機的控制，再到後來的可編程控制器的應用，都得心應手，並總是只需我獨自一人就可完成，從來都不需尋求別人的幫助。

先生幫着我，先分析控制線路中都有哪些零件（包括原理圖中沒有標出的，如電線、接線板等），哪些是廠內倉庫中可以領到的，哪些是需要外購的，把那些需要外購的零件列出清單，然後到財務科去領“實物收據”。那年頭買東西不用付現金，只要填好實物收據就可以把貨帶走，至於購物款則由賣方與廠里結算。

先生帶領我騎着自行車去了瀋陽市各個賣電器零件的地方。我們常常邊走邊聊。七十年代初，我國已經開始從日本進口貨運汽車。這些新型汽車與我們常見的解放牌汽車相比，不僅性能優良，而且外觀也漂亮許多，在馬路上看到這些汽車以後，我們也聊一些與汽車相關的問題。當看到一款新式卡車後（伊士茲？），先生告訴我，這是日本的產品，我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錯了，卻堅持說那是捷克生產的。先生看我這樣堅持，也不與我爭論，而是微微一笑就不再做聲了。後來我才感覺到自己真是太幼稚，明明自己是錯的（半瓢水），還要與先生爭論。而先生完全是一副長者風範，不在一些無關原則的小事上與別人爭長論短……這給我在以後待人接物方面作出了榜樣。

購齊電器零件後，先生開始教我把零件排在桌面上，以確定配電板的尺寸大小。這種做法當然是先生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好方法，直觀且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可以節省大量的設計工作量。

在紙上把各個零件的定位尺寸標註好後。先生又帶我到下料工段，按定好的尺寸用剪板機剪出所需大小的鋼板，然後又教我用劃線游標尺把每個零件安裝孔的位置畫好，用樣沖定好位，再到鑽床上鑽孔，最後對鑽好的孔攻絲。先生告訴我，不能圖省事而直接用螺栓、螺母固定元件。如果一定想要偷懶，則必須用電焊把螺母焊在配電板上，否則的話，以後維修時，由於配電板後的螺母無法打扳手，零件就很難拆卸。這些都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千金難買的寶貴經驗。

先生一步步，手把手教給我的這一切，都是書本上沒有的知識，使我在以後的工作中受益終生。

一切都準備好之後，先生又和我一起把接觸器、繼電器等零件固定到配電板上，然後又手把手地教我怎樣布線才更好看……最後控制電路全部裝好，通電試車一次成功。

機械零件全部加工完畢後，在裝配時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電動卡盤用的是一齒差減速機構。其中有一個偏心軸，偏心量為1.26mm，但安裝的時候卻怎麼也裝不上去。裝配時在周邊看熱鬧的人很多，大家都琢磨不透是什麼原因導致的無法裝配。這時有說風涼話的了。說這些零件要求精度太高，我們的加工精度根本無法滿足要求！這對作為設計者的我，無異於是重重地一擊，我完全抓了瞎，不知道怎樣處理。我用希望的眼神望着老鄧。他沉着冷靜地蹲在地上思索着。等了一會，才站起來一拍大腿，胸有成竹地說：問題出在這裡！還沒講出答案，我就已經把懸着的心放了回去！老鄧不緊不慢地說，問題出在偏心軸的偏心量上面，我們加工這個偏心軸用了一個專用夾具，在上面墊了一塊1.26mm厚的墊片。但車床旋轉以後，加工出來的實際偏心量應當會增加一倍，變成了2.52！這麼大的誤差當然就安裝不上去了……

先生的一席話點醒了大夥，於是我們按他的說法把墊片的厚度改成0.63毫米。重新加工了偏心軸之後，餘下的工作就非常順利了！試車以後完全達到了設計要求。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之後，我又設計了一台外傳動式的電動卡盤。也是一次試車成功。這兩次試製電動卡盤的實踐成了我終身受益的寶貴財富，使得我以後到其它單位工作後，不光能夠從事設計，而且能夠在自己動手干時，有了充分的底氣以保證設計出來的機械設備與控制系統，更加符合實際操作的需要。遇到困難時也能夠冷靜地思考以尋求解決方案。

有了這次的成功，而後我被從車工組調到了車間技改組，除了仍然擔任車工以外（全車間性能最好的一台車床由我自由支配，不再跟着師傅老劉頭幹活了），此後技改組自製設備的電控部份都由我來設計（其中比較複雜的有半自動25頭鑽床），有了故障也是由我去維修。這樣我與老鄧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從此我與老鄧也成了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我一直認為把他稱為老師那是天經地義的，但稱為“友”，實在有點大不敬，但由於先生非常平易近人，而且他確實也是把我當成“好朋友”來對待的！

此後在我的車床上沒有活干的時候，我就常常站在老鄧的繪圖板前，默默地看着他搞設計，向他“偷”學技術，體會他每畫一筆都要經過怎樣的思考。老鄧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鐵人”，他搞起設計來完全不要命。常常是通宵達旦地畫圖。記得有一次車間需要設計一台滅弧線圈繞線機。他在完全沒有參考資料的情況下開始構思與設計，常常是我們都下班之後，他一個人還在辦公室通宵達旦地畫圖。預先說好，晚上他只畫裝配圖，第二天上班後小組其他人再接着幫他完成零件圖。但第二天，當我們走進辦公室的時候，發現他不光已經完成了全部裝配圖，而且還把全部零件的草圖畫好！當天車間就安排了加工生產。從此之後車間的滅弧線圈繞制就一直用他設計的這台設備完成。而以前都是在車床上手工繞制的。手工繞制時效率很低，旋轉的角度也不好把握，因此產品質量就沒有保障。

由於成功設計了電動卡盤的控制線路，老鄧就放心地把這台繞線機的電控系統交給我來設計，給我提供了更多的實踐機會。我是按照老鄧的思路進行設計的。通過一台電磁離合器控制繞制角度，滅弧線圈達到要求的角度以後，電磁離合器自動斷開，解決了以前人工繞制角度控制不準的問題。通過這次設計，以後我也像老鄧一樣，經常留意怎樣把新技術、新產品應用到在日常的設計工作中。

完成了滅弧線圈繞線機的設計任務以後，先生就離開了金工車間回到了廠技改辦。

附帶提一下，後來這台設備成了車間的關鍵設備，按照慣例，自製設備機修車間不負責維修，因此這台設備的維修也成了我的工作內容，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可以從維修的實踐中學到更多的技術。有一天電磁離合器發生了故障。我立即趕到現場，把它拆開之後，發現其中一個內齒輪的齒完全被打壞。當時廠里沒有配件，要外購還不知道會停產多久。我們廠沒有加工內齒輪的設備，需要安排外協加工，那就意味着滅弧線圈生產要停工好多天。

我以老鄧為榜樣，埋頭仔細思考，分析電磁離合器的結構原理，發現那個內齒輪其實是多餘的“蛇足”，沒有存在的必要。於是我覺得可以把那個內齒輪用一個青銅環進行替代。很快我就在車床上把青銅環加工好了，替換上去後，滅弧線圈繞線機立即恢復了工作。於是我回到車床上繼續幹活。這時候技改組的一位工人技術員，外號叫“陳大眼”的，到我的床子旁邊來與我聊天。正聊着時，車間主任走過來。他高興地對陳大眼說：夥計！你想的辦法太好了！用銅環代替內齒輪解決了車間的大問題！這一下不用停產了！

我立馬明白，陳大眼那個傢伙！居然跑到車間主任那裡去冒功！千算萬算，他沒有想到車間主任會當着我的面表揚他！此時他的臉紅一陣白一陣，尷尬地打着哈哈……他沒有解釋，我當然更用不着去戳穿他，只是讓我看清了某些人的人品！從此讓我堅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先生離開金工車間以後，我們見面並沒有減少多少。雖然我在離開瀋陽之前一次都沒有去過他的辦公室。但每當遇到節假日時，他都會到金工車間來找我，盛情邀我到他家裡做客。因此我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一次去他家之前，他告訴我，他住的是夫人宋姐單位的宿舍。他的夫人是瀋陽市第一醫院的醫生。他告訴了我醫院宿舍的詳細地址，還對我說，因為不是自己單位的宿舍，所以到大院後，他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只需打聽鄧慧的家住哪裡即可——所有的孩子都認識他的女兒鄧慧。後來才知道鄧慧是家屬院的“鄰家女孩”。因為她不光學習成績優秀，而且小提琴也拉得非常出色！先生自己也會拉小提琴，但他說女兒的水平早已超過了自己，自己已經沒有能力教她了。鄧慧那時拜在瀋陽音樂學院第一小提琴手的名下，因此而成了醫院家屬院的大名人！

如先生所說，我很快就找到了先生的家。此時他正在家中親自下廚。雖然當年瀋陽每人每半年才配給半斤肉，但先生卻傾其所有地招待我，讓我終生難忘！

由於宋姐患有冠心病，而且醫院的工作還非常忙（我每次去他們家時宋姐都還沒有下班），所以家中稍微重一點的活，先生都不讓夫人插手，這也是宋姐雖然患有冠心病，仍然能夠活到九十歲左右離世的原因。她的離世讓先生備受打擊。自此以後健康每況愈下，此後一年半先生也不幸患病逝世了，這些都是後話。

先生回到廠技改辦以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設計而轟動全廠。下面我對此作一個簡單的介紹，由於我沒有參與過先生以後的工作，所以介紹的內容都是道聽途說，可能部分細節會有出入，但還是可以保證基本內容都是真實可信的，因為這件事情在廠里屬於轟動事件！

冷衝車間是我們廠的關鍵零件車間之一。多年以來有一件困擾大家的安全問題不能解決，那就是衝壓設備很容易發生安全事故。一些工人的手因此而致殘……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廠里安排某位仁兄設計一台機械手，也就是現在被人們稱為機器人的那類高大上設備。以代替人手的操作。任務首先定位在一台拉伸防水開關外殼的大型壓力機上。

人工操作的流程是，先把冷軋鋼板兩面刷上機油，再安放到拉伸模具的下模上，然後踩下離合器踏板。拉伸模具的上模下行，鋼板被拉伸成一個盒子的形狀。在上模回到起始位置後，工人再用手將拉伸好的開關外殼取出。雖然全部操作流程不太複雜。但要用機械來模擬人手的動作還是有很高的難度……

負責設計的那位仁兄提出要到全國各兄弟廠參觀，以借鑑別人的好經驗。這個要求合情合理，他順理成章地到全國各地溜達了一圈。但是當年這樣的機械手在同行業中並沒有任何先例——畢竟當年人還不如機器值錢……那位仁兄在各地溜達了一圈之後空手而歸。

工廠不是國家花錢養着的“科研機構”，是要考慮經濟效益的，不允許把設計工作無限期地拖延下去。於是廠里對設計者下了“最後通牒”，要求他必須在一個月內完成設計圖紙……

在領導的一再催促下，那位仁兄自知無力完成，於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請了探親假，腳底抹油一走了之……

面對這樣尷尬的局面，老鄧臨危受命，接下了這一“前無古人”的任務。

和往常一樣，先生沒有到其它任何單位去參觀，因為去也白去，沒有可以借鑑的經驗。

他首先分解了工人手工操作的各個步驟，於是定下了機械手的工作流程：

用兩隻橡膠吸盤，從摞在一堆的鋼板中吸起一塊，向前送入到一對塗油輥之間，對鋼板進行塗油處理，然後用傳送輥將鋼板送入拉伸模具的下模之中。這時上模下行，開始進行拉伸操作。拉伸完成之後上模抬起，開關外殼被從下模中托起，然後被一個模擬人手動作的大鉗子夾住，向後退出壓力機並向旁邊旋轉90°，隨後鉗子鬆開，把成品放到傳送帶上送出。這樣整個工作流程圓滿結束。

在沒有外出參觀學習的情況下，老鄧憑一己之力，日以繼夜很快就完成了別人以為不可能的設計任務。機械手很快就被製造出來。在空轉運行時非常順利，但在正式運行時卻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難題……

由於下好料的冷軋鋼板，表面非常光滑，表面還不可避免地附着一層油脂，吸盤在吸起之時發生了意外，也就是並不能保證每次都只從一摞鋼板中吸起一塊來，有時會被同時吸起兩塊鋼板，這樣的後果就是悲劇性的。繼續運行的話，不光產品報廢，而且模具也要損壞報廢……

這種時候總是最考驗設計者的時候，因為不乏講風涼話者，他們說這樣的機械手前無古人，花費許多時間與金錢，結果製造出來的只是一堆廢鐵……先生這時候一方面冷靜地思考，一方面虛心地向周圍的人尋求解決方法。當年我的一個學長也在現場（自控系的劉GS同學），劉GS給他出了一個關鍵的點子，就是在一摞冷軋鋼板周邊布上一圈永久磁鐵。由於“同性相斥”的原因，兩塊鋼板被磁化後互相推斥，所以每次鐵定只會吸起一塊鋼板！於是這一天大難題立馬迎刃而解。當年劉GS學長還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小伙子（現在是上海某大學的退休教授），雖然他人非常聰明，但在工廠沒有任何名氣，僅僅是車間沖床上的一名操作工。要不是老鄧虛心向所有人徵求解決問題的辦法，誰也不會想到要向他徵求意見。

這樣一來，先生的機械手（機器人）一炮而紅，從此之後全國各地前來取經的人絡繹不絕。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有一天先生來到金工車間，他對我說，現在有一個機會。可以把我調到廠工藝科去工作。廠長要他從還在車間當工人的大學畢業生中推舉一個人選，此事雖在保密之中。但有許多得到內部消息的人找到他，希望能夠得到先生的推薦。先生說他考慮之後準備向廠長推薦的人是我，希望我考慮一下。

還是先談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吧。

那個時候，我們大學畢業後的工作是國家分配的，不同於現在的自謀職業。如果要想換一個單位，往往比登天還難。我因為父母年齡大了，身邊沒有子女，所以一直不安心在瀋陽的工作，縱使千難萬難，一直都希望調到武漢市父母身邊。而那個年代辦任何事情都要托關係“走後門”。我父親文革時期屬於被打倒之列，他的同事朋友基本都與他的情況無異。多虧我的一個姨父，雖然他也靠邊站了。但還有許多在戰爭年代的戰友，他們的友誼是那種你死我活戰場上的生死之交，只要仍然握有實權，就沒有不幫忙的道理。所以在姨父的不懈努力之下，我調往武漢市工作有了一些眉目。

1975年元旦我請了探親假，與妻子在杭州結婚，然後與她一同回到武漢探親。姨父高興地告訴我，我的工作調動很快就要實現了，武漢市市委組織部即將通過瀋陽市委向瀋陽低壓開關廠發出調令。

由於我深知在那個年代，辦這類事情有非常高的難度，所以不到最後一刻，一切都只是中國夢，我回廠後不敢對任何人談起，以免自找麻煩。

當然我也沒有向先生談起過這些情況。現在先生突然找到我，很神秘地對我說，現在廠工藝科需要一名搞模具設計的技術員，廠里打算從在車間當工人的大學畢業生當中抽調，人選由他推薦，條件是此人要能夠一直在沈低工作，不能要求調走。先生說他向廠長推薦了我，先和我打個招呼……我這才向先生說，真不好意思，我調往武漢市工作的調令很快就要來了……先生除了表示遺憾之外，同時也祝我早日願望成真！

那年頭住在單身宿舍裡面的一幫大學畢業生，很多都在打着調離瀋陽的主意，卻少有成功者。一般都要通過找上層關係才能如願以償。如果有誰的調令來了，立刻就會在獨身宿舍里傳開。廠里有一個外號叫“小上海”的朋友，一直夢想調回家鄉上海。那年頭調入上海簡直比登天還難。他退而求其次，準備調到毗鄰的蘇州去。因為他的叔叔是蘇州市的領導……但是他也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

有一天聽他說自己失戀了，女朋友和他分了手，心情非常鬱悶……，

他與女朋友是學校里的同學，女朋友非常漂亮，是那種被人稱為廠花的漂亮。大家都勸他要想開一點，不要難過……他說受此打擊，不想在瀋陽幹了。想調回上海去……但是調入上海談何容易？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讓叔叔幫忙先調到蘇州去……

沒過多久，他的調令就真的來了，他立馬以最快的速度辦好了調動手續……然後呢？

然後在他調離後沒過多久，女朋友調往蘇州的調令也來了……失戀其實只是他賺取同情心的一個道具……

與他同樣調動成功的還有一個姓成的老兄，大夥叫他大成，他的調令也來了，是調到長春電影製片廠搞燈光布景工作。在他離開瀋陽之前，我到他房間去聊天。

我問他，你有什麼路子可以調走？大成回答說：

“付凱（組織科長）是老子的孫子！老子當然可以調走！

我於是和他開玩笑說：

“你敢罵組織科長！我要向保衛科長告發！”

大成回答：

“你儘管告發！保衛科長也是老子的孫子！”

本來是朋友之間的玩笑話，誰知卻讓我飽嘗了口無遮攔釀出的苦酒，使我自己的工作調動變成了泡影。

有天中午，我在食堂排隊買飯。有個朋友問我：

“大成有什麼路子？廠里為什麼能夠放他走？”

我回答：

“大成說，付凱是他孫子，所以他能夠調走。我又對大成說，你敢罵組織科長，我去保衛科告發你，大成回答說，你儘管去告吧！保衛科長也是他的孫子！你如果想要調走，可以去找大成幫忙呀。”

這些話雖說是開玩笑，其實也是自己不滿心情的發泄。不幸的是，當我買完飯，回過頭來，發現此時排在我身後的居然就是付凱那個孫子！

這一下就悲催了！

時間過去了一個多月，我的調令一點消息也沒有。於是我找到組織科，向他們詢問我的調令到了沒有？聽到的答覆是：調令是武漢市委發的，但我們不同意放你走！

原來這就是一句玩笑加泄憤話的嚴重後果！有什麼辦法呢？在人屋檐下，你還想高高地昂起自己的頭？沒門！

然後我不得不重新再來一次，放下自己低賤的頭顱，一個一個地拜訪除付凱那個孫子之外一切可以找的人……

從朋友那裡打聽到了廠黨委和順書記家的地址，敲開他的家門後，和書記與他的姓氏一樣，待人很和氣。但是氣卻有點不順！他說我正忙着整理大白菜呢！沒有功夫聽你述說，我只好識相地離開了……那個年頭你如果沒有“關係”，人家憑什麼要搭理你呢？

還是姨父的面子大，他給瀋陽市分管工業的副市長（姨父的戰友）寫了一封信。讓我拿着信去找他，希望從上往下找可以有用。

市長家是一幢獨門獨院的小洋樓，我懷着忐忑的心情敲開了他家的門。由於姨父的面子，市長很客氣地接待了我。我向他說明了情況，希望能夠幫我向廠里領導打個招呼……

市長說，他與我們廠里的書記廠長都很熟。因此很爽快的答應了我。當然官場的慣例還是縣官不如現管，你繞過小鬼去找閻王，只能讓小鬼加倍地嫉恨你！所以事情又過去了幾個月，調動的事毫無音訊！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沒曾想到的是，我大學同班的李SY同學出人意料地調到了機械部電工總局工作。而且她管的就是電器行業，每次廠長、書記到部里匯報工作，其實就是向她匯報，她才是真正的“現管”！因此她一有機會就向廠領導詢問我工作調動的事情。由於我們廠是部屬工廠，市長的話廠長、書記可以不聽，但“部里”的話他們不敢不聽。所以在老同學的一再努力之下，我的工作調動終於有了眉目，1976年初，武漢市委組織部再次給我發了調令。

看到我好長時間都沒有調動的消息，有一天老鄧又找到車間，他非常高興地告訴我，現在又有一個好機會，就是機修車間需要一個技術員，這次廠長還是讓他推薦。不過廠里有個條件，就是不許抽調金工與冷沖這兩個主要零件生產車間的人。但是老鄧對廠長說，他了解的只有我一個人，其他人不熟……最後與機修車間交涉的結果是，由機修車間用一個車工來把我交換過去，這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人還能像商品一樣進行交換！

我對先生的關照真是無以言表的感激。但我告訴他的是，我的調令這次真的來了！之所以還沒有辦理離廠手續，是因為我手裡的工作還沒有完，車間自製了一台半自動25頭鑽床（總共投資三萬元，那個年代的三萬元還是非常值錢的），而這台設備的電控系統的設計與安裝都是由我完成的，雖然已經試車成功，但只能在3月22號《鞍鋼憲法》發布紀念日開完表彰大會之後才能放我走。

先生在表示遺憾的同時也向我表示了祝賀。這樣我對離開瀋陽又多少有了些不舍。先生曾多次對我說過，他對故鄉廣州的思念，說等到退休之後，爬也要爬回廣州去。故此平時在與先生聊天的時候，經常會聽到他對廣州的思念。

每當女兒放寒、暑假的時候，他會讓夫人與女兒一同回廣州探親。下面的故事也是他講給我的：

一次宋姐帶着女兒乘臥鋪從廣州回瀋陽，那時候沒有廣州直達瀋陽的列車，必須到北京換車，那年頭 乘客之間不像現在這麼冷漠。在枯燥的長途旅行中，大家喜歡聊一些各自的見聞。

同車廂有一個北京體院的年輕人，宋姐問他，你們學校的莊則棟現在怎麼樣了？那人回答說，嗨！別提了！他現在不行了……這樣大家一路交談甚歡，快到北京時，那個人即將下車，他對大夥說，以後你們有什麼事情可以到北京體院來找我……宋姐接過話碴問他，那你叫什麼名字呢？這時候旁邊的其他人一同說，他就是莊則棟呀！宋姐這才發現自己擺了一個大烏龍，原來交談甚歡的人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莊則棟！

我的即將離去，使先生突增了思鄉之情，讓我對瀋陽，對先生也有了些許依依不捨之情。

自從離開瀋陽之後我與先生就只見過兩次，一次是撥亂反正後不久，先生到武漢出差，我陪先生一起遊覽了東湖。那時候百廢待興，先生說，低壓開關廠現在每年的技措費只有十萬元（那時候二十萬元在武漢市可以建一幢宿舍樓），因此在技改方面也沒有做什麼特別的項目。我說十萬元已經很不錯了，我們武漢市整個機械局都只有十萬元呢！

第二次是1984年我到瀋陽出差，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全國各地經濟蓬勃發展，瀋陽低壓開關廠也雄心勃勃，出現了強勁的發展勢頭。工廠除去向于洪區發展以外，還買下了興工街馬路對面的一塊地，建起了一座可以放電影與進行文娛演出的俱樂部……

先生再次邀請我到他家中做客。先生說最讓他難過的是我和張宏的離開瀋陽。張宏我從來沒有見過面，但與先生交談時經常會聽先生提到他，張宏在沈低是搞電控設計的，先生認為他在電氣控制方面非常厲害，因此很賞識他。大學恢復招生考試後，他考上了第二軍醫大學的研究生，畢業之後就留在了家鄉上海工作……與我不同的是，張宏的妻子是瀋陽人，經常要回瀋陽探親，所以他與先生後來一直保持着聯繫。

先生住的還是原先的那套房子，但是廠里已經在建新的宿舍，先生也在計算自己可以打多少分，什麼時候能夠住上新房？

最大的變化是鄧慧已經考上了大學，她念的是中國醫科大學，全英文的教材，畢業就是碩士學位……鄧慧在大學裡面還交了個男朋友……我暗中想，先生退休後還能爬回廣州嗎？

其實是我多慮了，中國後來的發展是那個時候的人無法想象的……一切都是以金錢為導向，只要有足夠多的錢，想在哪裡買房就可以到哪裡買房，再也不用一分一分地計算自己可以打多少分，什麼時候才能夠分到住房……所以後來先生退休後除了跟隨女兒定居美國之外，回到國內時，時常也是在廣州生活。這也就是我一直打聽不到他的原因。

這次瀋陽一別之後，我與先生就再也沒有見過面了，由於那時候大家都沒有手機，只能靠書信聯繫，各自又忙於自己的工作，因此慢慢地就與先生失去了聯繫，真所謂“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但我心中總是思念着先生，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時常在我腦中浮現。隨着自己一天天地老去，思念之情與日俱增。一直與我保持着聯繫的沈低的那些朋友們，後來一個個也都離開了瀋陽，我向他們打聽，大家都不知道先生的現狀，只隱約聽說先生隨女兒到美國定居了，瀋陽只是他偶爾回一下的地方。曾經想過是否可以通過朋友先找到在上海工作的張宏，然後再通過張宏聯繫到先生。但是很不幸，有朋友告訴我，張宏已經在幾年前病逝了……

有一天在瀋陽低壓開關廠工作的學姐諶ZM告訴我，經過她不懈地努力，通過她的外甥多方打聽，終於打聽到先生的女兒鄧慧的聯繫方式。太讓人喜出望外了！

很快我就與鄧慧和先生先後建立了微信聯繫。同時得知由於夫人健康的原因，他們後來已經從美國回到瀋陽居住。但不幸的是，宋姐在2019年5月仙逝。這一打擊，導致先生的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但是與先生視頻聊天的時候，感覺他的精神狀態還是不錯的。這時候我下定決心2020年的暑期一定要到瀋陽去看望先生。

2020年一月14號我按計劃乘武漢直飛舊金山的航班到美國與兒孫一家團聚，計划過完春節，3月28號即與老伴一同回國。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場幾百年一遇的大瘟疫自武漢爆發，很快就席捲全球。美國發現的第一例新冠病人就是與我乘坐同一航班由武漢抵達舊金山的。當時雖說武漢的疫情已經爆發，但官方的說法是可防可控，而且沒有發現人傳人……所以在那架飛機上的乘客都沒有任何防護……所幸的是我並沒有被感染上新冠病毒。

剛開始還以為這次的病毒流行會像2003年的“非典”（SARS）那樣，天氣一熱就會消失殆盡。所以一直還在計劃着暑期可以到瀋陽見到多年一直在思念的先生。

出乎意料的是，我預定的航班被一再取消，最後只好退票，後來又在中美復航的第一時間果斷改買了美聯航由舊金山飛上海的機票。但是由於防疫政策的多次調整，經過兩次改買與改簽之後，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在十一月16號飛抵上海。在酒店隔離十四天后終於在十二月1號才回到武漢的家中，在上海隔離期間也還與先生進行了視頻交談，那時候他的身體看起來還不錯。

雖然歷經磨難，我還是相信疫情總有一天會緩解。此後在與先生的視頻交談中還是對暑期前往瀋陽看望先生充滿着期待。

但是先生沒能等到暑期到來。先生由於口腔潰瘍發作而不能進食，最後只能住進了醫院。患病期間他唯一的女兒由於沒能拿到大使館的簽證而無法回國陪伴他。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女婿冬傑由於被聘為瀋陽某醫院的副院長，總算可以在先生最後的日子裡在他身邊陪伴……

2021年三月2號那天，接到了鄧慧發來的微信……我的老師鄧為燊先生永遠地離開了他的家人，永遠地離開了所有敬仰他的學生、同事和朋友……安息吧鄧為燊先生。天堂不再有病痛，在那裡他將與相依為命六、七十年，他深愛的宋姐團聚！

由於疫情的關係，我沒能實現自己前往瀋陽看望老師的心願。僅以此文作為對他深深地懷念。

（2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