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引發的十三年冤案（2）（胡述安）

2.  荒誕社會中普通人顯示出的人性

本節小標題中的＂普通人＂指的就是我在中科大數學系64級的約40名同班同學，在學校的序號為641。先介紹一下641同學的一般情況。大概一半來自農村，家庭成份其本上是貧下中農，用當時的話講是＂根正苗紅＂。另一半來自城市，家庭成份基本上是職員，個別是小業主、城市貧民，也有一兩個是革命幹部，但絕對不是高幹。簡言之，所有同班同學都是平民子弟，這是我能較為平安度過文革風暴的基本條件。

1966年6月4日，也就是我被揪岀來的當天，我就收到一張小紙條，上書：＂我們認為你是好人。＂簽名的是641僅有的三名女生：許甫華、劉淑霞、陳秋桂。

記不太清楚是當天還是第二天，張培森找我回憶出事時的情況，他大概是想幫我證明＂一字之差＂不是我故意為之以減輕我的罪責。具體的對話都記不住了。文革後張培森講他連這件事都忘記了，我說我還記得他用的鐵路人員的專門的術語：＂對時＂（張的父母在鄭州鐵路局工作）。我這一輩子再沒有第二個人對我說過這個詞，所以我的記憶是可靠的。

從我出事到6月9日黨委書記劉達垮台這五天時間裡，我是嚇得宿舍門都不敢出，同宿舍的同學輪流幫我從食堂帶飯，印象中帶飯次數最多的是張啟明。6月9日以後，科大文革運動的目標轉移到了劉達及校黨委身上，兩個反動學生慢慢被遺忘了，我才恢復正常自己到食堂吃飯。

1966年 8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受到毛澤東、江青點名表彰的文革暴力的標誌性人物、北大附中紅旗的彭小蒙曾到科大的大操場做鼓動暴力的報告，立即就在科大掀起了揪鬥牛鬼蛇神的狂潮。當時的我當然不敢坐在大操場聽她報告，而是躲在7號樓的宿舍里看書（不可能是什麼數學書，是毛選），宿舍里的書架上放着前幾天買來的一瓶滴敵畏。數學系611的兩個學生H 與 X衝到7樓501室我的宿舍門前，要把我揪到大操場的主席台上去批鬥。當時641同學有十幾個也待在宿舍里，聞聲都出門阻擋學生 H 與 X。領頭的是薛斌。薛斌當時就是學生黨員，更加幸運的是他前兩天剛剛當選了校文革籌委會的常委。這兩個611的一看641的人多勢大，再加上薛斌的頭銜還有點權威性，爭吵了一通就自行撤退了，我也算是逃過了一劫。多說一句，象全國所有的大學、中學一樣，科大文革籌委會相當短命，我猜薛斌頂着常委的頭銜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替我擋了一槍。

8月底9月初科大也開始有了紅衛兵組織，也象其他的紅衛兵一樣搞抄家這些事。641的紅衛兵曾到科大副校長、數學系系主任、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在北太平莊的住處抄過家，抄家的勝利果實兩件，一件是華與同事討論數學用的活動小黑板（難以理解是什麼理由這塊黑板成了抄家的戰利品），另一件是華家剛從新華書店買來的毛主席像（理由是毛主席只照到了一隻耳朵，所以是＂醜化＂）。我詳細地描述這件與我無關的事的細節並不是為這些同學辯解，只是想說明儘管他們也捲入了紅衛兵大潮，但行為還是相當溫和的，與＂紅八月＂時的以＂西糾＂為代表的＂老紅衛兵＂打人、殺人的行為有巨大的差別。

9月下旬，我自願報名與數學系的老師到順義牛欄山勞動（記憶中那次勞動中數學系隊伍中只有我一個是學生），10月上旬回來，641班上幾乎沒有人，同學們都跑出去串聯了。我也就憑着學生證，一個人串聯到武漢，找到一個在武漢大學的高中同學，準備一起到西南方向去。到武漢的第一天，就在武大校園裡碰到了科大641的兩個同學何江華、林京利，他們倆人都是根正苗紅、學生黨員，當時也是紅衛兵頭頭，領着十來個641同學在武大串聯。當時碰到這種情況，他們倆完全可以把我當場拿下、押解回北京，我也是絕對不敢反抗的。我正在忐忑不安時，他們倆卻異口同聲地講：你在文革初期犯了錯誤，原因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現在出來串聯，經風雨、見世面，對改造世界觀大有好處。又講他們當晚就要回北京了，還有些多餘的糧票和錢，你如果需要，可以拿點去。

1966年12月中下旬，我從西南串聯一圈，回到學校，班上又幾乎沒有人，原來同學們都跑出去步行串聯了。我也就一個人步行串聯去了南京。前面提到的何江華送我到38路玉泉路車站，對我講，步行串聯、吃點苦，對改造世界觀更有好處了。你這樣做很對，我支持你。

步行串聯回校後，641也象全校一樣，形成了東方紅與延安兩派，我當然成了兩派都不敢要的人，但這不意味着我可以躲起來看數學書或者學英語。我當時的角色，用現在的話講，是一個＂打醬油＂的，成了一個跑腿幫忙的角色，主要是抄大字報、刻鋼板，往往是剛抄了紅派的大字報，又幫延派抄寫批駁紅派的大字報，相當滑稽。好在641的兩派鬥爭不很激烈，還能相安無事。我當時比較傾向於延安派的觀點，所以與延派的同學混在一起比較多，但與紅派的許多同學也保持着良好的關係，比如繆柏其就幫過我很大的忙。

1967年720武漢事件爆發後，似乎又掀起了第二次串聯高潮（但官方並沒有這樣宣傳，所以沒有票乘火車還是不允許的），我跟隨着薛斌、錢椿林、吳宗其等人準備到新疆去，結果在洛陽因沒有火車票被趕下了火車。我與錢椿林向東，我回南京、錢椿林回蘇州。其他多數人向西去了新疆。

1968年北京的工軍宣隊進校後搞＂清理階級隊伍＂，重點是教師，我受到的壓力並不是很大。再加上（我個人的感覺）北京工軍宣隊比較溫和。我記得641全班只開過一次會討論我的問題。當時641絕大部分都是團員，還有五個學生黨員：騫存江、王夢飛、何江華、薛斌、林京利，另外有蘇春才、陳紹春等團支部幹部，還有孫強、吳春泉、蔡培文等造反派小頭頭。當時他們都是工軍宣隊的依靠力量，也在641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在這次會上具體誰說了什麼話都記不住了，但會議的結果卻是忘不掉的（第三節會講述這次會議的結果對我在山西的工作、生活的影響），這個結果就是沒有任何結論，既沒有給我什麼處分，更沒有開除我的團籍。我猜想工軍宣隊的意思是要稍後再討論，但是在以後的一年多的時間，並沒有開這樣的會。所以當我離開科大時，也算是正常畢業，沒有受到什幺正式的處分。回頭想想，那次會上，不要說上面提到名字的話語權較大的人，那怕只有一個普通的同學對我講了一些激烈的話，比如堅持說我的＂一字之差＂是故意的，都不會是這樣的結果。

科大搬遷到安徽時，數學系具體到銅陵報到，需要在南京轉車。641同學蘇春才、陸英、冒吉昆、吳宗其、鄭元珊結伴到南京我家來找我陪他們在南京遊玩。過了幾天，王夢飛也到我家找我。這樣的事放在正常社會，完全不足為奇。但當時卻給了我巨大的溫暖，至少說明了他們不認為我是所謂的＂階級敵人、牛鬼蛇神＂。

其實，這麼多的641同學對我表示的同情不是沒有風險的。前面兩次提到的蘇春才因與我交往而碰到的麻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文革後期，蘇春才借給我很多書看，有馬列著作如恩格斯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也有歐洲名著（當時稱為封資修黑貨）如《九三年》、《羅亭》、《約翰·克里斯朵夫》等。當我躺在銅陵冶煉廠幼兒園改造成的科大學生宿舍的大通鋪上看《約翰·克里斯朵夫》時，一個641的學生Z讓我給他先翻翻。我給他後沒過半小時，這本書就到了安徽工軍宣隊的手裡。相比於比較溫和的北京工軍宣隊，安徽工軍宣隊厲害得多，所以馬上就召開批判會。但這件事對我影響微乎其微，因為我當時已知的＂罪行＂（除了那張惹來橫禍的大字報外，都是自己坦白交待的＂思想罪＂和＂言論罪＂）比這嚴重得多。我在9年後看到的我的檔案里的材料根本就沒有提這件事（至於我怎麼能看到自己的檔案的經過，會在本文的第四節交代）。但對根正苗紅的蘇春才來說，影響卻是相當大的。藉此機會，再次就這本書給他找來的麻煩向蘇春才道歉。

在641近40名同學中，我前面提到名字的，也就是我特別要感謝的大約20名。這並不意味那些沒有提到名字的同學我就不需要感謝。比如說1966年8月以薛斌為首的十幾個641同學抵擋611的兩個企圖揪我上全校的批鬥會的那次事件中，那十幾個同學，我就沒法一一列出名字，因為我在室內，爭論發生在樓道里，我沒有看見，只是聽見而已。再比如1968年秋冬北京工軍宣隊主持的討論我的問題的641全班會，沒有一個人提出要給我嚴厲的處分，我也沒法一一列出參加會的人名。

用英文字母代替的四個人：642的學生V、611的學生H、611的學生X與641的學生Z，只有一個學生Z 我在文革後同學聚會時見過，與我談笑風生，一句不提那本小說《約翰·克利斯多夫》。他大概早就忘了他在文革中對我做過的事，也許他仍舊不認為告密是劣行，反而是＂階級鬥爭覺悟高＂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