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引發的十三年冤案（4）（胡述安）

4.  離開山西與被平反

好在整個中國的政治形勢隨着毛澤東死亡、江青垮台而日益寬鬆。報紙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對毛江的倒行逆施的批判文章，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體系也在逐步崩毀。雖然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還沒有開展，更沒有深入到基層，但趨勢卻是非常明顯的。

1977年開始恢復高考招生，1977年底、1978年初先是中國科學院、後是高教部相繼宣布招考研究生。我兩處都報了名，這樣到78年5月我到縣教育局參加初試時，教育局管事的說你有中科大、南京大學的兩份考卷。我選擇了南大而放棄了中科大，畢竟我在中科大是出了名的＂反動學生＂，雖然我選的導師曾肯成先生不會對我有反感，但倒底是導師、還是數學系總支說了算呢？還有數學系總支有哪些人呢？還有校級還有什麼極左的人也會阻礙我呢？總而言之，完全沒有把握。相反對於南京大學，我完全是個＂陌生人＂，幹部、老師對我的了解只有考卷與我報名時填寫的表格，不可能調我的檔案，也不可能派人到山西看我的檔案。最後事情的發展完全符合我上述的分析，我被錄取為南京大學數學系研究生，還被系總支指定為數學系研究生班的班長（當時的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的政治條件都不怎麼樣，南大數學系近20名研究生中，絕大多數連團員都沒當過，何況我還有＂長治縣三中團總支副書記＂的頭銜），頗有一點兒喜劇色彩。

上面一段除了有喜劇色彩，也似乎有一點陰謀詭計的味道，但對於當時的我，這只是無奈的選擇而已。隨着形勢的推移，我越來越相信，我的那個＂一字之差＂會被更多的人看成是典型的冤案，得到平反只是時間問題。果不其然，1978年底、1979年初我就接到中科大官方（具體是什麼機構忘掉了）的一封信，讓我憑這封信會同單位負責人（對我來說，就是長治縣三中的書記史校長）一起到存放我的人事檔案的機構（對我來說，就是長治縣組織部）取出我的檔案，把有關在中科大的表現評價的材料全部抽出銷毀。這樣我就有機會看到自己的檔案，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史校長看到這些材料時表現出很吃驚，這當然在我意料之中，不必多講。

檔案里一共有三份材料，第一件就是那張引來大禍的有＂一字之差＂的我寫的大字報，從科大教學樓前廳牆上揭下來折迭好放在我的檔案袋裡；第二件就是貼在我的大字報旁邊的說我這樣做是故意的大字報，有物理系642學生V的簽名，也是揭下來折迭好放在我的檔案袋裡（直到這時，我才知道，642學生V是我的第一加害人）；第三件是有十多頁的我在文革中的＂罪行＂的總結，整理簽名的是當時數學系的蔣姓年輕女老師、文革初從四川大學分來的。我不提她的完整名字，因為我談不上感謝她；我也不用英文字母，因為我也談不上譴責她。她的行為完全是中性的，是科大安徽工軍宣隊指定的。

她在寫於1970年左右的這份總結中，只是重複了我的＂一字之差大字報＂的來龍去脈、時間地點，既沒有同意那位物理系學生V的看法，也沒有反對V的看法，換句話說，對這張大字報，工軍宣隊不表態。這也反映出1966年文革開始時與1970年的社會氣氛的差別。經過四年多的運動，類似的荒唐冤案很多很多，相當左的安徽工軍宣隊大概也沒為底氣仍堅持認為我的＂一字之差大字報＂是故意的。這份總結對我同情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同情陳毅等＂二月逆流＂代表人物，對欣賞《早春二月》、《桃花扇》、《清宮秘史》等當時被批判的電影，等等，這些行為，都是一條條的，某時某地對某人講的，或者各種批判會上我自己交待的，作為證據。如我在第二節猜到的，這份總結完全沒提我在銅陵看封資修黑書《約翰·克利斯多夫》。憑心而論，她寫的這份總結還算是客觀公正，上綱是非常之高， 比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文化大革命＂， 但沒有編造什麼夠殺頭的罪名如＂惡毒攻擊毛主席、惡毒攻擊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惡毒攻擊江青同志＂，所以還是＂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銷毀了這三份材料，懸在頭上的劍沒有了，13年的惡夢過去了。當然要感謝當時執政黨中的賢明人士如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推翻了其前任毛江的暴政。比起文革後揭露出來的形形色色的冤案，我的冤案真是小之又小，但因此而受到的身心痛苦同樣是刻骨銘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