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階級鬥爭污名化的悖論（金陵鍾）

摘要：階級鬥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範疇，是剖析人類階級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方法論，其本質是基於生產關係的宏觀社會矛盾分析工具，而非主觀化、泛化的政治鬥爭手段。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曾長期出現階級鬥爭理論異化現象：將科學的階級矛盾分析扭曲為“鬥爭哲學”，將宏觀的社會階層對抗窄化為黨內鬥爭、人際鬥爭、群眾運動式整肅，衍生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極端實踐，最終造成階級鬥爭概念的嚴重污名化，形成“堅守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卻背離階級鬥爭理論本義”的獨特悖論。1978年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轉折，並非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本身，而是對理論異化、實踐偏差的根本性糾偏。本文立足馬克思主義原典，釐清階級鬥爭的科學內涵，剖析中國革命建設時期階級鬥爭污名化的生成邏輯與悖論本質，闡釋改革開放歷史糾偏的理論價值與時代意義，結合當代輿論生態與學術爭議印證思維慣性的延續危害，為新時代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科學把握社會矛盾運動規律提供歷史借鑑。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階級鬥爭；污名化；鬥爭哲學；思維慣性；歷史反思

一、引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核心悖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現理論本土化、實踐科學化、發展時代化的歷史過程。階級鬥爭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揭示階級社會發展動力、破解社會矛盾、推動社會變革的核心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其他社會思潮的標誌性理論成果。

縱觀百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存在一組長期被忽視卻影響深遠的核心悖論：理論層面始終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將階級鬥爭學說作為唯物史觀的核心支撐；實踐層面卻長期背離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科學本義，通過泛化、窄化、主觀化的扭曲解讀，將科學的社會分析工具異化為政治整肅、人際對抗、運動治理的手段，最終導致階級鬥爭概念徹底污名化。公眾與社會對“階級鬥爭”的認知，不再是馬克思筆下基於生產關係的宏觀社會矛盾運動，而是等同於政治運動、人身批判、思想改造、人際傾軋，形成“談階級鬥爭即色變”的社會認知。

這一悖論的核心矛盾在於：以踐行馬克思主義為名的實踐，最終消解了馬克思主義核心理論的科學性與正當性；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目標的探索，最終造成經典理論的本土化異化。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終結了長達數十年的階級鬥爭泛化實踐，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絕非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否定，而是對理論污名化、實踐極端化的徹底糾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回歸科學軌道的關鍵標誌。釐清這一悖論的內在邏輯、生成根源與歷史啟示，是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破除理論認知誤區、把握新時代社會矛盾的重要前提。

二、正本清源：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科學本義

破解階級鬥爭污名化悖論，首要前提是回歸馬克思、恩格斯原典，剝離後世附加的主觀化、極端化解讀，還原階級鬥爭理論的科學內核與核心邊界，明確其與“鬥爭哲學”的本質區別。

（一）核心本質：基於生產關係的宏觀社會矛盾分析

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的產生源於生產力發展帶來的私有制與社會分工，階級對立的核心是不同社會群體在生產資料占有、勞動分配、社會地位上的根本差異，階級鬥爭的本質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矛盾運動的具象化體現。《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裡的階級鬥爭，是宏觀層面、結構性、歷史性的社會矛盾運動，而非個體層面、人際層面、主觀層面的對抗衝突。

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從社會經濟結構、生產關係維度界定階級與階級鬥爭，將其視為客觀的社會歷史規律，而非人為製造的政治手段。階級鬥爭的主體是不同社會階級、階層的整體對抗，而非個體與個體、黨內同志與同志、群眾與群眾的對立；鬥爭的根源是客觀的經濟剝削與社會不平等，而非主觀的思想差異、認知分歧、個人立場；鬥爭的目標是變革落後生產關係、解放社會生產力、消滅階級分化與剝削，而非懲罰個體、改造思想、肅清異己。

（二）核心特徵：客觀性、結構性、目的性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階級鬥爭理論具備三大核心特徵，完全區別於後世異化的“鬥爭實踐”。其一，客觀實在性。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的必然產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既不能主觀製造，也不能主觀抹殺，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其二，宏觀結構性。階級鬥爭聚焦社會整體的階層矛盾、制度矛盾、生產關係矛盾，不針對個體思想、個人品行、人際差異，拒絕碎片化、個體化的鬥爭解讀。其三，歷史進步性。階級鬥爭的終極目標是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推動社會形態更替、歷史向前發展的動力，而非單純的對抗、批判、毀滅。

（三）核心邊界：拒絕泛化鬥爭與思想專政

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嚴格區分“社會階級矛盾”與“思想認知差異”“人際利益分歧”。馬克思、恩格斯從未提出“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靈魂深處的革命”，更反對將階級鬥爭泛化為全民性、日常性、運動式的整肅活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思想差異、認知分歧屬於社會意識的多樣性範疇，並非階級對立的依據；黨內思想交鋒、工作分歧屬於政黨自我完善的範疇，絕非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這一邊界界定，從根本上否定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極端鬥爭哲學。

三、異化與污名化：階級鬥爭理論的本土化扭曲與悖論生成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出現的階級鬥爭污名化，並非理論本身的缺陷，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對經典理論的片面解讀、機械套用、極端化實踐造成的理論異化。這種扭曲徹底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本義，形成“理論堅守與實踐背離”的核心悖論，最終讓科學的階級鬥爭理論淪為極端政治運動的工具。

（一）內涵窄化：從宏觀社會規律異化為微觀人際鬥爭

在傳統實踐中，階級鬥爭的科學內涵被徹底窄化、碎片化。原本聚焦生產關係、社會結構、階層對立的宏觀歷史規律，被簡化為無處不在的微觀鬥爭：將黨內工作分歧、思想認知差異等同於階級鬥爭，將群眾之間的利益矛盾、觀念分歧上升為階級對立，將個人生活作風、思想動態納入階級鬥爭的審查範疇。這種解讀徹底割裂了階級鬥爭與生產關係、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質關聯，消解了理論的科學性與客觀性，讓階級鬥爭從“社會規律分析工具”變成“主觀定性的政治標籤”。

由此衍生出“階級鬥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錯誤認知，將整個社會納入持續的鬥爭狀態，從社會層面延伸到黨內、人際、思想層面，形成全民參與、全面覆蓋的鬥爭格局，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結構性、歷史性特徵。

（二）實踐泛化：從社會變革動力異化為政治整肅工具

“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實踐，徹底顛覆了階級鬥爭的歷史功能。馬克思主義中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進步、變革生產關係的積極動力，而異化後的階級鬥爭，成為維護政治秩序、開展思想改造、肅清異己力量的整肅工具。各類政治運動以“階級鬥爭”為名義，突破法治邊界、背離客觀事實，對普通群眾、幹部、知識分子進行人身批判、思想清算，造成大量無辜人員遭受衝擊。

“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是這種異化實踐的典型體現。該提法將階級鬥爭從客觀的社會經濟領域，強行拉入主觀的思想精神領域，認為人的思想、靈魂存在階級雜質，需要通過持續的自我批判、相互鬥爭實現思想改造。這種實踐完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否定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原理，將階級鬥爭變成純粹的思想專政、精神整肅，讓無數人陷入精神與肉體的雙重困境，形成“人人自危、處處設防”的社會狀態。

（三）認知污名化：科學理論與極端實踐的深度綁定

長期的泛化、極端化實踐，最終造成階級鬥爭概念的徹底污名化。在大眾認知中，“階級鬥爭”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不再是分析社會矛盾的方法論，而是等同於政治運動、人身迫害、思想禁錮、人際傾軋。人們對階級鬥爭的認知，只剩下殘酷、極端、專制、破壞性的負面印象，完全遮蔽了其揭示社會發展規律、推動社會變革的科學價值。

由此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核心悖論：我們始終宣稱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卻通過錯誤實踐讓這一核心理論徹底失去社會公信力；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開展實踐，卻讓大眾將理論本身與錯誤實踐深度綁定，最終損害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權威性。簡言之，本土化的實踐扭曲，反噬了經典理論的本義，造成理論堅守與實踐異化的雙向悖論。

四、悖論成因：階級鬥爭理論異化的歷史與邏輯根源

階級鬥爭污名化悖論的生成，並非偶然的歷史失誤，而是理論認知偏差、革命路徑依賴、時代環境局限、制度實踐缺陷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探索過程中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交織的產物。

（一）理論認知偏差：教條主義割裂理論整體邏輯

部分實踐者對馬克思主義採取碎片化、教條化解讀，脫離唯物史觀整體體系孤立看待階級鬥爭理論。忽視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根本邏輯，片面放大階級鬥爭的動力作用，將“階級鬥爭推動歷史發展”絕對化為“階級鬥爭萬能”，衍生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極端論斷。同時，無視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適用邊界，混淆階級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性質，錯誤認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依然存在全方位、高強度的階級對立，為泛化鬥爭提供了理論藉口。

（二）革命路徑依賴：戰爭思維向建設時期的錯位遷移

革命戰爭年代，階級鬥爭是推翻反動統治、奪取政權的核心手段，是符合時代需求的正確實踐。但在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階級對立、民族壓迫”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時代主題從革命奪權轉向建設發展。然而，長期的革命鬥爭形成的路徑依賴，讓部分治理思維未能及時轉型，依然沿用戰爭年代的鬥爭思維、對抗邏輯處理建設時期的社會問題，將矛盾一律歸結為階級矛盾，將分歧一律上升為階級鬥爭，造成實踐與時代的嚴重錯位。

（三）社會認知局限：對社會主義矛盾規律的探索不足

社會主義社會是全新的社會形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並未詳細闡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社會矛盾規律。在探索過程中，我們缺乏成熟的理論與實踐經驗，無法精準區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無法清晰界定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思想矛盾、人際矛盾的邊界，導致大量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被錯誤定性為對抗性階級矛盾，最終造成階級鬥爭的無限泛化。

五、歷史糾偏：1978年轉折的理論價值與時代意義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重大決策，是破解階級鬥爭污名化悖論、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回歸科學軌道的歷史性轉折。這一決策絕非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而是對理論異化、實踐偏差的徹底矯正，具有深刻的理論、歷史與現實意義。

（一）實踐糾偏：終結極端鬥爭哲學，回歸社會發展本質

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徹底終結了全民性、運動式、泛化的階級鬥爭實踐，摒棄了“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極端思想改造模式，破除了“鬥爭萬能”的錯誤邏輯。國家治理重心從“階級鬥爭”徹底轉向“經濟建設”，尊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規律，嚴格區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將人際分歧、思想差異、工作矛盾從階級鬥爭範疇中剝離，徹底杜絕了借階級鬥爭之名開展政治整肅、人身迫害的錯誤實踐，讓社會秩序、政治生態、思想環境重回正軌。

（二）理論正本：剝離實踐污名，還原階級鬥爭科學本義

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解綁，有效破解了“理論科學、實踐扭曲”的悖論。通過否定極端化的鬥爭實踐，剝離了大眾對階級鬥爭的負面污名認知，重新釐清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適用範圍、核心內涵與實踐邊界。新時代的理論認知明確：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但階級鬥爭不再是社會主要矛盾，且僅局限於特定領域、特定範圍，絕非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全民鬥爭；階級鬥爭是客觀的社會規律，而非主觀的治理工具。這一認知回歸，讓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擺脫了污名化困境，重獲科學價值與理論公信力。

（三）範式升級：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轉型

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革命範式向建設範式的根本性轉型。這一轉型突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真正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建設實際的深度結合，摒棄了片面、極端、主觀化的理論解讀，確立了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為後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始終立足中國實際、回應時代需求、遵循客觀規律。

六、新時代反思與當代啟示：破除鬥爭思維慣性，回歸歷史與理論本真

梳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階級鬥爭污名化的悖論史，不難發現：極端化的“鬥爭哲學”雖在1978年被制度層面終結，但其塑造的思維模式並未徹底退場，而是作為一種深層的思想慣性長期延續，深刻影響着當代大眾認知、公共輿論與社會思考方式。剛剛走出十年動亂的特殊歷史環境，讓整整一代人形成了非黑即白、對立排他、凡事訴諸對抗的簡單政治鬥爭思維，這種思維定勢並未隨着時代轉型徹底消解，反而潛移默化傳承至今，成為當下社會認知偏激、輿論撕裂、歷史反思淺表化的重要思想根源。

這種思維慣性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公共討論中普遍存在的放棄邏輯求證、偏愛極端結論、排斥辯證分析的認知惰性。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傳播環境中，碎片化、情緒化、刺激性的觀點遠比嚴謹、辯證、厚重的理性分析更具傳播力。多數網民習慣於直接接收現成結論，不再追問事件背後的深層邏輯、歷史背景與現實條件，只要觀點新奇偏激、足夠抓人眼球，便會被快速轉發、廣泛認同。不少內容生產者精準抓住這種大眾心理，刻意製造對立話術、極端判斷與二元敘事，以簡單粗暴的情緒輸出替代複雜深刻的事理分析，靠偏激觀點博取流量與喝彩。這種輿論生態，本質上是舊時代鬥爭思維在網絡時代的變體：不再是政治運動式的人身批鬥，卻是輿論場裡的標籤化、對立化、審判式思維，以“惡”的心態審視差異、否定他人、簡化複雜現實，既阻礙個體理性認知與人性完善，也破壞客觀辯證的歷史總結與社會反思。

更值得警惕的是，鬥爭思維慣性帶來的最大危害，是歷史反思的錯位與逃避。當下我們對特殊歷史年代的梳理與總結，仍存在諸多局限，尚未形成全面、坦率、徹底的歷史復盤，未能清晰區分歷史主責者與被動參與者、制度性災難與個體性弱點、結構性偏差與人際性糾紛的不同歷史責任。在整體歷史歸因、根源剖析、責任界定尚不充分的前提下，輿論場卻頻繁出現一種錯位反思：迴避制度層面、時代層面、頂層層面的根本性問題，迴避真正需要深刻批判與總結的歷史病灶，反而將批判鋒芒盡數對準歷史受難者，過度放大普通人在特殊年代的人性弱點、生存缺陷與人際矛盾，熱衷於挖掘個人恩怨、人際糾紛與私人八卦，津津樂道於弱者的不完美。

這種反思方式，看似尖銳深刻、敢於批判，實則是一種廉價且怯懦的歷史逃避。它無需直面沉重的制度問題、無需觸碰深層的時代癥結、無需承擔任何反思代價，只需挑揀弱者的瑕疵博取大眾共鳴，是典型的“安全式批判”“流量式反思”。這種淺表化、八卦化、人身化的歷史解讀，正在不斷稀釋嚴肅的歷史反思，將沉重的民族歷史記憶，消解為娛樂時代的輿論狂歡。當歷史復盤陷入細碎恩怨與個體八卦的漩渦，當結構性、整體性、制度性的歷史真相被遮蔽，我們最需要的、真正能夠警示未來的歷史鏡鑒，便會漸行漸遠，最終讓數十年的歷史災難只留下情緒對立，而無法生成理性的時代進步。

與此同時，階級分析工具的污名化殘留，也造成了當代學術認知與社會現實的深刻割裂，北大張丹丹“靈活就業是福利”的爭議言論正是典型樣本。在鬥爭思維被全面否定、階級分析被普遍污名之後，學界與公共話語普遍走向另一個極端：刻意迴避一切結構性、階層性、勞資性的矛盾分析，只用個體選擇、主觀效用、自由取捨的抽象模型解釋複雜的勞動問題。將平台資本規避用工責任、制度保障缺失、勞動者議價權弱勢形成的被動生存困境，簡化為“自由換保障”的個人自願選擇，把數以億計靈活就業者風裡來雨里去、無社保、無工傷兜底、無穩定權益的生存壓力，包裝成一種“個人福利”。這種脫離現實的學術敘事，之所以引發全民反感，本質是精英理論邏輯與底層生存邏輯的徹底割裂，是迴避結構性矛盾、沉迷抽象模型、丟失唯物史觀現實立場的必然結果，也是鬥爭思維矯枉過正、科學矛盾分析法缺位的當代惡果。

立足新時代回望百年探索，破解階級鬥爭污名化悖論、擺脫歷史思維慣性，關鍵在于堅守辯證統一的理性立場，走出雙重認知誤區。一方面，堅決摒棄舊時代泛化、極端化、人際化的鬥爭哲學，徹底告別非黑即白、對立排他、動輒上綱上線的鬥爭思維，拒絕將社會問題、觀念差異、人際分歧政治化、對抗化；另一方面，堅決不放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科學分析方法，不因為歷史實踐的扭曲，就全盤否定階級分析、結構分析、矛盾分析的理論價值，不迴避當代社會客觀存在的勞資關係失衡、權益保障差異、階層結構分化等現實問題。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既不是重啟運動式鬥爭，也不是遮蔽結構性矛盾，而是以實事求是為核心，以歷史整體為視野，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看待輿論不盲從偏激結論，看待歷史不沉溺個體八卦，看待現實不迷信抽象模型；始終保持獨立思考與辯證判斷，深究事理背後的本質邏輯、立足具體的時代背景、貼合真實的社會民生，在輿論喧囂中守住理性標尺，在歷史復盤中學得真正教訓。唯有如此，才能徹底走出鬥爭思維的歷史慣性，還原階級理論的科學本義，讓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分析法真正服務於現實問題破解、社會公平建構與歷史認知正本清源，為新時代社會發展提供清醒、理性、務實的理論支撐與歷史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