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叙事中的＂集团建构＂（金陵钟）

摘要

在特定政治动员场景下，将观点相近、先后遭遇批判、分属不同领域的个体，人为整合、命名为 “敌对集团”，是一套成熟的政治叙事策略。该叙事策略并非从客观事实出发，先证实存在组织联系、共同纲领与协同行动，再作出定性；而是概念先行，预先设定存在一个敌对性的 “集团”，再搜集、整合个体材料，把分散的个人问题重构为集团的集体罪行。这套叙事包含三层内在逻辑：其一，定性升级，将个体层面的思想分歧、工作失误上升为有组织的敌对活动，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对抗；其二，材料聚合，把不同人的问题相互勾连、交叉印证，实现集中批判、“一锅烩” 式动员，放大批判声势；其三，社会震慑，借助集团案例形成警示效应，防止更多人表达相似意见，压制潜在异议。本文结合建国以来党史上相关典型案例，剖析 “集团建构” 叙事策略的生成机制、运作方式与社会后果，并立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辨析不同案例之间客观事实的差异，探讨这种叙事模式背后教条化思维的根源，反思事实与叙事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政治叙事；叙事建构；集团定性；阶级斗争扩大化；话语动员

一、引言

叙事是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治叙事并非单纯对客观事实的记录，它具有筛选事实、重组事实、定义矛盾性质的强大功能。当政治生活需要开展集中批判、进行思想整顿时，一种常见叙事手段便是建构 “敌对集团”：若干个体原本没有统一组织、没有共同行动计划，只是观点相近、先后被认定存在问题，分属不同岗位与领域，经过叙事加工，就被塑造成一个目标一致、协同行动的组织化敌对群体。

这种叙事策略的核心特征，是叙事框架优先于事实查证。叙事者手中已经拥有一套预设的理论框架（如教条化的阶级斗争理论），框架预先假定社会内部持续存在有组织的敌对势力。一旦发现若干持不同意见者，就不再去严谨考证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组织联络、密谋活动与共同纲领，而是直接把这些个体归入 “集团” 范畴，重新解释他们的言行、人际关系。个体孤立的言行，会被解读为集团统一行动的组成部分。

建国党史中，高饶事件、章罗同盟、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等案例，呈现出 “集团建构” 叙事的不同形态。其中高饶事件确实存在党内分裂、争夺权力的政治联盟活动，党中央开展反对高饶的斗争具有必要性；而章罗同盟、彭黄张周、彭罗陆杨等，经拨乱反正复查，证实不存在真实的有组织同盟，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背景下人为建构出来的 “集团” 叙事。区分真实政治联盟与叙事建构的虚假集团，是理解这一套政治叙事策略的前提。借助这些案例，可以拆解 “集团建构” 叙事的三层内在逻辑，分析其动员功能、产生的社会危害，进而反思教条化思维如何扭曲事实判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二、“集团建构” 叙事策略的三层运作逻辑

2.1 放大危险性：矛盾性质的跃升，从个人问题到有组织敌对

单独一个人的批评意见、工作失误，在叙事层面只能被定义为个人层面问题。即便错误严重，其威胁也被理解为个体性、孤立性的，影响范围有限。但一旦被贴上 “集团” 标签，叙事的定性立刻发生质的跃迁：原本分散的个体，被想象为具备统一目标、行动计划、组织网络的敌对势力。问题性质随之改变，从工作层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认识问题，升级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阶级斗争。

叙事的关键，就是通过 “集团” 这个概念，放大威胁量级。孤立个人很难对整个政治体系构成威胁；而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集团，则天然具备全局性、颠覆性的风险。这套叙事不依靠新增事实证据，仅仅依靠概念标签的替换，就完成了矛盾性质的转换。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语境中，这套转换逻辑十分顺畅：只要认定存在敌对集团，那么集团成员的所有言论、工作行为，都会被重新解读为集团预谋的一部分。原本对政策的合理化批评，就不再是建言献策，而被解读为集团有计划的进攻。这正是概念先行裁剪现实的典型方式。

2.2 集中材料、一锅烩批判：跨个体证据的互相勾连与声势制造

建构集团叙事的第二项功能，是材料聚合与交叉印证。叙事者把分属不同人的问题材料收集汇总，打破个体之间的边界，把每个人的个人问题，都当作集团集体罪行的证据。即便甲和乙互不沟通、各自独立表达观点，在这套叙事里，甲的言论可以用来证明乙的 “阴谋”，乙的行为也可以佐证甲的动机。不同来源、不同场景下的零散材料，被编织成一张相互支撑的证据网络。

这种方式就是 “一锅烩” 式批判。集中全部材料开展批判，远比单独批判一个人声势更大、内容更丰富。单独批判个体时，很容易发现个案的复杂性、个体动机的特殊性；一旦打包为集团，个体之间差异被刻意抹平，所有人都被归为同一类敌对角色。批判话语不再需要细致辨析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是可以进行整体性、概括性的声讨。舆论动员的效率由此大幅提升，短时间内形成压倒性批判氛围，压缩被批判者辩解、澄清事实的空间。

2.3 思想示范效应：制造集体震慑，遏制潜在异议扩散

第三层叙事功能，是面向全社会或者全党形成警示与震慑效果。政治批判不只是针对被定性的少数人，更重要的目标是面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思想示范。如果仅仅批判个别人员，旁观者容易认为这只是个案，和自身无关；而 “集团” 叙事传递出的信号是：敌对势力不是孤立的，只要出现相近的思想倾向，就有可能被归入同类集团。

这种叙事形成寒蝉效应，警示其他人不能发表相似观点，抑制异议的传播。它构建起一种认知：观点相近本身就可以构成结盟的证据，即便没有私下串联，思想上的共鸣也可以被认定为集团的共同立场。于是，人们会主动自我审查，规避相关表述，以此防止被划入敌对阵营。这套震慑机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能够持续蔓延的重要推手。

三、案例考察：真实联盟与叙事建构集团的分野

“集团建构” 叙事策略，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反复出现，但必须区分两类完全不同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论。

高饶反党集团是建国初期真实存在的党内分裂活动。高岗在东北与中央，饶漱石在华东，相互呼应，进行分裂党、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二人形成政治上的联盟，党中央开展反对高饶的斗争是必要、正确的。当然，在当年的宣传叙事中，也一定程度强化了组织化密谋色彩，属于在真实事实基础上的叙事放大。

与之不同，后续几个典型案例，属于叙事先行建构出来的 “集团”。1957 年反右运动中提出的章罗同盟，事后复查确认不存在任何组织性同盟。章伯钧、罗隆基同为民主同盟领导人，二人日常关系并不和睦，长期存在意见分歧，仅仅在部分社会治理议题上观点相近。在反右扩大化的浪潮下，二人被捆绑命名为 “章罗同盟”，将思想主张的近似，直接等同于有组织的反党活动。

1959 年庐山会议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是又一个典型样本。彭德怀写信针对大跃进的弊病提出批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只是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彭德怀的看法。四人分属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会前没有密谋串联，不存在统一的组织和行动计划。但在会议后期阶级斗争调子上升之后，四人被打包定性为反党集团，把对经济建设的工作批评，歪曲为集团有组织的进攻。案件在拨乱反正之后得到全面平反。

文革前夕定性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同样是强加的罪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主管政法、公安、宣传、中央办公厅工作，彼此之间不存在统一的反党组织，只是各自先后在工作中遭到批判，随后被叙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敌对集团，成为文革发动前舆论准备的重要一环，四人全部平反。

对比可见：当客观上不存在组织同盟时，“集团” 完全是叙事加工的产物。叙事策略的操作路径高度统一：挑选观点相近的个体，抹去人际、组织层面的客观边界，利用 “集团” 概念升级矛盾性质，汇总材料集中批判，并对全党形成震慑。这类叙事不是事实导出结论，而是用预设框架重构事实。

四、叙事建构背后的根源：教条化阶级斗争思维

“集团建构” 叙事能够产生并落地，根源在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教条化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本身有严格的历史适用边界，以生产关系、阶级的客观存在为基础，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当这套理论被教条化理解之后，就预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持续尖锐化，敌对势力不断在党内滋生。在这种预设之下，只要出现不同意见，就容易被直接解读为阶级敌人的活动；若干人观点相似，就自然被想象为组织化集团。

理论阐释者掌握话语命名权，在这套教条框架下获得了定义 “集团” 的能力。他们不再把理论当作分析现实的工具，反而把理论当成模板来裁剪现实。凡是不符合理论预设的事实，就被淡化、忽略；能够支撑 “集团存在” 的零散材料，则被挑选放大。事实查证退居次要位置，立场定性成为第一位。理性讨论空间被压缩，质疑叙事结论的人，会被贴上立场错误的标签，纠错机制随之失效。这正是此前研究所概括的 “知识分子放大错误” 的典型机制：理论话语包装了片面判断，借助公共宣传渠道扩散，一旦依附权力，就会阻断事实检验，带来严重社会后果。

五、叙事建构的风险与历史启示

“集团建构” 式政治叙事会带来多重风险。第一，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的工作分歧、思想讨论，升级为敌我对抗，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压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二，扭曲事实判断，为了适配叙事框架选择性使用材料，损害实事求是原则。第三，制造大范围的恐惧氛围，遏制正常的意见表达，堵塞纠错渠道，使得政策失误难以被及时发现纠正。第四，一旦叙事被固化，平反纠错需要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留下长久的历史教训。

这段历史留下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区分事实判断与叙事建构。判断是否存在所谓 “集团”，必须把客观事实放在第一位：查证是否存在组织联系、共同密谋、统一行动纲领，不能仅凭观点相近就推定存在组织同盟。观点一致不等于组织结盟，思想分歧不等于敌我对抗。同时，要维护正常的讨论空间，不能将观点差异直接上升为立场、路线问题。叙事应当服务于还原事实，而不是为了动员需要裁剪事实。

六、结论

将分散个体建构为 “敌对集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用于政治批判动员的一套成熟叙事策略。这套叙事依靠三重机制发挥作用：借助 “集团” 标签放大威胁等级，把个人问题升级为有组织的敌我对抗；聚合不同个体的材料交叉印证，实现集中、大规模的批判动员；借助集团案例形成震慑效应，抑制社会中的不同意见。

区分真实存在的政治联盟和叙事人为建构出来的虚假集团，是理解这套策略的关键。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阶段，教条化的思维模式，让这套叙事得以脱离客观事实发挥作用。理论阐释者依靠话语命名权，以预设框架重组事实，制造出并不存在的敌对集团叙事。

历史教训警示我们：任何政治定性都必须坚守实事求是，叙事建构不能凌驾于客观事实之上。判断矛盾性质，首先要核查组织关系、行动证据，不能以观点相近推断存在组织同盟。只有坚持事实优先，保障理性讨论空间，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才能避免叙事绑架事实，防止这类历史悲剧重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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