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株连与标签化定罪（金陵钟） 血统株连，是指以血缘亲属关系作为判定政治罪责、法律责任的核心依据，而非立足于当事人自身行为与主观过错的评判逻辑。其核心要义在于：一旦亲属被认定有罪，相关家人便连带承受惩罚，无需考量本人是否参与、知情或者实施相关不法行为。中国古代法制中的族诛、连坐，便是血统株连的传统形态。 标签化定罪，是话语实践层面的定罪方式。治理者预先为个体贴上固定定性标签，如阶级出身、亲属历史问题等；标签的优先级高于事实证据，一旦标签确立，无需完整证据链条，便预先推定当事人具有潜在危险、不可信任，并据此施加各类限制、审查与社会歧视。标签化定罪，是血统株连得以落地运行的重要话语工具。 二者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血统株连属于责任判定的底层规则，标签化定罪则是认知建构与话语操作手段。在诸多历史场景中，治理主体通过追溯血缘提取身份标签，依托标签推定罪责，继而实施连带处置。现代法治恪守罪责自负原则，即行为人仅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法律责任不得转移至亲属；评价个体，应当以本人行为作为根本标尺，不能仅凭出身、血缘预设罪行，这也正是血统株连与标签化定罪从根本上违背法治精神之处。 二、戈培尔效应：标签固化的传播机理 常被称作戈培尔效应的相关论断，存在普遍的民间误读：“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 并非戈培尔本人的原话。该理论真正揭示的传播逻辑是：单纯重复谎言并不足以使其变成客观真理，但若谎言被反复宣讲，同时封闭质疑与辩驳的渠道，长期持续的信息单向灌输，便会使大量受众将被反复传播的叙事当作既定事实。这一机理，能够解释标签化定罪何以在社会层面生效。 血统类负面标签，正是依靠这套传播逻辑完成固化。当 “亲属有问题，本人不可信” 的叙事被不断复述，同时缺少事实层面的辩驳渠道，这套简化的身份评判标准会逐渐内化为群体共识。在审查实践之中，办案人员不再优先核查当事人的实际言行，而是直接调取血缘谱系，标签先行，事实后置。所有后续材料搜集，往往只是用来印证预先形成的定性结论。 这套认知机制存在两层作用路径。其一，认知简化：个体行为、思想动机复杂，逐一调查核验成本高昂，血缘标签简单直观，能够快速完成人群分类，却牺牲评判的公平性。其二，认知闭环：身份标签一旦被确立，当事人后续一切言行，都会被置于标签预设的框架下解读，正常行为也容易被赋予负面阐释。标签在档案、口头审查、集体叙事中反复被提起，持续强化刻板印象，最终完成对个体的预设有罪判定。 三、血统株连与标签化定罪的历史案例考察 血统株连与标签化定罪贯穿古今，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古代株连以法定刑罚为载体，惩罚直接、剧烈；近现代特殊历史时期的血统标签化，依托档案与身份审查体系，形成弥散性、长期性的社会性株连。二者共享同一逻辑：不以个体自身行为、主观过错作为评判标尺，仅凭血缘或身份标签预设罪责，将亲属的责任无差别转嫁至无辜者身上。 中国古代律法将血缘株连制度化，族诛、连坐是典型代表。秦代嫪毐叛乱案发后，朝廷实施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亲属连带受罚，许多亲属并未参与叛乱，只因血缘关系而获刑。清代《南山集》文字狱案更能体现标签化定罪的特征，戴名世因著书被定性为 “大逆”，本人凌迟处死；凡家族十六岁以上男子均处斩，妇女与未成年子弟罚为奴仆，就连早已亡故的相关人员也要开棺戮尸，作序、刊刻书籍者及其家属一并流放宁古塔，牵连数百人。明代方孝孺案广为后世讨论，尽管史学界对 “诛十族” 的细节存在争议，但其内在逻辑清晰：当事人政治立场对立，便将亲属、门生一并纳入惩处范围，不问个人是否参与其事。古代株连制度的特点在于以成文律法作为依据，惩罚具有一次性，多为处死、流放、籍没财产，株连边界主要围绕血缘宗族展开。 进入 20 世纪，血统株连演化出新形态，不再是法定的肉体刑罚，而是借助身份标签、人事档案与政审实践，形成持续终身的社会歧视与资格限制，遇罗克案是反思这一现象最具代表性的个案。遇罗克父母被划为右派，他本人学业优异，高考成绩达标，却单纯因家庭出身标签被大学拒之门外。目睹大量 “黑五类” 子女因父辈身份遭受升学、就业歧视，1967 年遇罗克撰写《出身论》，直接批判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的血统论，提出评判一个人只能依据本人现实表现，不能由血缘出身决定。该文传播广泛，随即被判定为反面文章，遇罗克被捕并于 1970 年判处死刑，直至 1979 年才彻底平反。该案集中暴露血统标签化的危害：个体无任何违法过错，仅仅继承了亲属的身份标签，就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理性的反思也引来严酷的打击。 九一三事件后，叶群之弟遗腹子的遭遇，是血缘扩大审查的典型微观个案。叶群之弟为革命烈士，牺牲时妻子怀有身孕，遗腹子自幼随母改嫁，长期认定继父为生父，对这段隐秘血缘毫不知情。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专案组深挖亲属谱系，查到这支远支血脉。当事人从未认识叶群，更没有参与任何相关活动，仅凭借血缘关联被送入学习班审查。复员就业之后，档案中留存的亲属关系标签长期跟随，使其持续遭受就业歧视。本案凸显现代标签化株连的独有特征：审查重心并非核实当事人的实际行为，而是追溯血缘谱系；惩罚不体现为刑事判决，而是档案标签跨地域流转，形成绵延数十年的社会性限制。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假案则反映标签化定罪的扩散效应。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党员当年是遵照党组织指示履行手续出狱，投入地下革命工作。在特殊历史时期，这段历史被重新解读，整体贴上 “叛徒集团” 的负面标签。除涉案人员遭受批斗监禁外，其子女、亲属也被连带审查，升学、参军、招工等人生道路普遍受阻。改革开放后，中央复查确认该案为重大错案，予以全面平反，一并清除亲属身上的不实定性。同一时期，广泛存在以 “红五类”“黑五类” 划分人群的实践，大量青年本人表现良好，但因父母被划定特定成分，直接丧失升学、参军、进入国营企业的资格，家庭出身一栏，成为禁锢人生的身份烙印。 古今案例对照可见，传统族诛是暴力化、一次性的刑事株连；而近现代特殊阶段的血统标签化，依托现代人事档案、组织审查体系，将罪责标签固化在个人档案之中，伴随人的一生，渗透教育、就业等社会生活各层面，其影响覆盖范围、延续时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渗透程度，在很多方面远超古代的宗族株连。二者共同违背现代法治罪责自负的根本原则：一个人无法选择出身，却要为亲属的行为背负惩罚。文革结束后，国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清理档案内不实牵连材料，改革政审标准，确立以本人现实表现为核心的评价准则，从制度层面否定血统论，推动社会评价回归事实与个体行为本身。 第四节 血统株连与标签化定罪的社会危害及其现代启示 血统株连与标签化定罪，本质上是用血缘身份替代事实证据、用群体归类替代个体评判的治理谬误。它不只直接侵害被牵连个体的合法权益，更会层层传导，侵蚀社会伦理、破坏社会信任，对整个社会运行机制造成深层伤害。 首先，该模式从根本上颠覆罪责自负的现代法治伦理。现代法治的基石，是责任与行为一一对应：任何人只对自身自主选择的行为承担责任。出身是与生俱来、无法自主选择的客观事实，将亲属的过错转嫁至无涉的个体身上，意味着惩罚不再以行为为标尺，而是由血缘谱系决定。当罪责可以通过血缘继承，个体行为的意义被弱化，守法向善的激励机制随之受损。个体即便谨言慎行，仍可能因为亲属关系背负污名，这种规则逻辑消解了个人责任伦理，造成正义标准的扭曲。 其次，标签化审查会撕裂社会信任结构，催生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自我审查。在血统标签的压力之下，亲属关系不再是温情的社会纽带，反而成为潜在风险源。为规避牵连风险，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刻意隐瞒亲属信息，亲友之间相互提防，社会交往趋于保守。一旦身份标签成为重要评判依据，人们不再愿意依据真实言行认识他人，而是习惯于依靠出身、背景等简单标签快速定性。长此以往，社会形成 “身份优先于事实” 的思维惯性，公共讨论容易滑向贴标签、扣帽子的话语对抗，理性求证、理性辩论的空间被压缩，这与戈培尔效应的作用机制相互呼应：固化的负面标签反复传播，形成难以破除的刻板印象。 再次，血统标签化造成巨大的人才损耗，浪费社会人力资本。大量品行良好、具备能力的个体，仅仅因为血缘关联便被剥夺升学、就业、参军等发展机会。个体的才华、努力与现实表现被出身标签遮蔽，社会无法充分吸纳、利用人力资源。对于个体而言，长期的身份歧视会打击奋斗信念；对于社会整体，则意味着人才选拔机制的失效，社会流动通道收窄，阶层固化风险加剧。 回望这段历史，也为当代社会留下深刻启示。第一，在公共评价与资格审查中，必须坚守以本人现实表现为核心的原则，严格区分 “本人行为” 和 “亲属关系”，警惕身份优先于证据的思维回潮。对于各类审查制度，应当厘清审查边界，杜绝无限追溯血缘谱系、扩大牵连范围的做法，防止标签化思维借不同形式复现。 第二，公共话语体系需要抵制简单化、二元化的标签叙事。无论是公共讨论还是社会评价，应当倡导以事实、证据为基础的理性判断，反对仅凭身份、出身、群体归属对个体预先定性。戈培尔效应警示我们，片面叙事经过反复传播，极易固化偏见；公共舆论需要保留质疑、核验事实的空间，避免单向度的标签宣传遮蔽真相。 第三，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建立纠错与平反渠道。历史上血统株连带来的大量冤错案例证明，任何审查体系都无法绝对避免认知偏差。建立畅通的申诉渠道、档案纠错机制，允许当事人对不实身份定性提出申辩，及时修正错误评价，是对冲标签化弊病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 总而言之，血统株连与标签化定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深刻教训。历史反思的价值，不在于简单回溯过往苦难，而在于警醒后世：评判一个人的根本依据，永远是其自身的行为，而非无法选择的血缘出身。守住罪责自负、证据为本的底线，破除标签化的简化思维，是维护社会公平、守护现代法治与理性文明的长久课题。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 遇罗克。出身论 [J]. 中学文革报，1967. [3]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案调查报告 [R].1978. [4] 陈新汉。社会评价论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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