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是出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犹太人政治思想家。是他提出了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的概念。由于他提出的这个政治理论概念，他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出生于1909年，8岁那年目睹十月革命的爆发。他一直活到1997年才去世。他的一生几乎横跨了整个二十世纪。他随他的家庭移民去英国。他在英国读书，后来成为大学教授，教授政治思想史。他总结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时说，二十世纪人类没有能够创造出任何权威性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言外之意，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主要还是17-19世纪的成就。

政治哲学也是人类政治理论或思想的最主要部分。如果用这个观点来衡量社会进步，那么，当今世界各国的国家建设，包括政治体制的建构、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社会的宽容与和谐再到人的尊严等等各个方面其实都建立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贡献的思想的那个水平上。这个格局一直没有改变。

相对于二十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明显滞后。在二十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以及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丝毫不逊于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人类开发利用了生物技术、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高速铁路技术、无线电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还有互联网技术。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在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个问题上，整个世界的人类所能做到的仍然无法超越17-19世纪的思想家所能设想到的那个水平。人类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滞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例如，虽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加快实现社会的现代化，高楼林立，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信息流通明显加快，人类的经济生活也在全球化，但是，还有不少国家的人民仍然处在专制统治的压迫之下，人民遭受的苦难丝毫不少于17-19世纪。还有的国家，还在实行国家最高权力的世袭传承。

在近代，德国曾经产生众多的哲学家。在英国和法国诞生过很多政治思想家。但是，二十世纪似乎不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概在半个世纪里出现了美国一些学者称谓的“法国理论”。所谓法国理论，就是法国的一些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创造的一些哲学观点和社会理论的总称。其实，所谓法国理论内部不一定总能自洽，而且很难说他们创造了庞大的理论体系。个人看法，其学术贡献不及近代的那些德国哲学家。他们的贡献有限。有人宣称，政治哲学已在二十世纪死亡。如果我们不必追究其用词是否恰当，本人能赞同这个判断。就是说，政治哲学处在衰落之中。

于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就形成了两个理论体系对峙的基本格局。就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峙。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内的贫富悬殊，认为人类的道德召唤应该指向社会的平等。但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指望政府负责社会管理的一切方面，这造成了极权主义，而且不在乎推进社会主义过程中遇到的暴力、流血和残酷屠杀。马克思就认为暴力革命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助产婆。而普列汉诺夫曾经批评列宁他要杀死一半的俄罗斯人为另一半俄罗斯人谋幸福。自由主义的看法恰恰相反。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应该宽厚地对待人民，必须尊重人的生命，不得残酷地对待人民。最近，我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理念”节目里听到人们讨论另一位美国的政治哲学家朱迪●史克拉（Judith N. Shklar）的观点。据说，现在自由世界的哲学家又开始对这位上个世纪90年代去世的犹太人女学者的观点或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史克拉出生在拉脱维亚的里加。上个世纪30年代末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来到美国。她提出了一个恐惧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fear）的概念。很像上个世纪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的观点。但是，她专门强调了政府对人民的统治不得残酷。她强调自由主义的理论的核心是反对政府的残酷统治。由于世界上的难民越来越多，人们开始讨论她的政治哲学。从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在于，自由主义强调政府不能压迫人民。政府要给与人民尊严，要宽厚地对待人民。当人民提出要求时，政府需要认真考虑。当人们向政府施加压力时，政府要让步。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最重要。至于社会的贫富差别等问题，政府不需要管太多。那些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是他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社会主义的理念是，社会的平等很重要，贫富差别绝对不能容忍，至于流血，暴力、镇压都不是重要的事情。于是，军队可以用机关枪扫射和平示威的人群，坦克车可以上街碾压抗议的民众。这是我的理解。我用一种通俗的语言来谈我的看法。你怎么选择？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急需新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来解决很多其实是一种理论造成的问题，尽管社会的矛盾也是产生这样那样的分歧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人类社会不能创造新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我估计，他们没有办法来彻底解决他们面对的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在美国，人们已经看见民主制度也是脆弱的。当人民的理念出现分歧，当人民的利益无法有效综合，暴动和社会的动荡随时可能发生。亚洲的专制主义政权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制度坚如磐石？他们的军队是铜墙铁壁？未必。有的时候，专制政权会在一夜之间垮台。统治者心里明白。他们也是如履薄冰、惊心胆颤。

这两位犹太人政治思想家没有创造任何理论体系。观察家基本上都持有这么一个看法。他们有所贡献，但是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仍然不够给力。二十世纪对于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而言，基本是一个失败的世纪。当然，我不是说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没有成就。二十世纪也诞生过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在政治哲学方面的确没有骄人的成绩。这个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也出现过一些人物，例如比柏林和史克拉影响力要大一点的汉娜●阿伦特、约翰●罗尔斯等人。但是，和17-19世纪涌现的那些大政治哲学家比较，他们还是逊色不少。

当然， 我说的不一定准确。欢迎指正。

 马克思，一位十九世纪的思想家，获得了以上的评语。

本人除了在大学里求学，就是当教师。发现中国的那个大学里的教师中有很多流氓，动不动就骂人三字经。虽然那些人评先进，升职都有份，但是，私下里人品很低，说话下流，欺负我这样的老实人。真的是在那里受尽欺凌，还被人贬低排挤。中国的那些大学教师和街头的那些痞子同处于一个道德水平上，就是社会最低下道德水平。

我大学毕业以后，曾很想到大学当教师。后来当了几年教师以后，就最不想当大学教师。大学就是个丛林社会，受尽欺凌，只想逃离那个地方。当然，到了社会上，也一样难以生存。一样受人欺负。最后，逃到加拿大，情况才略有改善。

自从北京的中南海决定将国家安全法强加于香港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巨大变局估计已不可避免。北京的做法不仅仅违背了一国两制的承诺，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而且实质上等于将原本属于西方世界的香港吞并了下去。这是一个比以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更为严重的事件。克里米亚并不属于西方，而是属于乌克兰，而香港曾经是西方的属地。 西方一定要做出合适的反应，否则，就是西方的巨大的战略失败。

个人看法，西方国家打台湾牌是一个现成的办法。就是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现在美国国务院似乎已经开始这个布局。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将解除以前美国联邦政府与台湾官方交往的各种外交限制，这将给北京带来巨大的外交战略格局巨变的信息。这是一个能让北京不寒而栗的信息。

当然，从国务卿蓬佩奥的举动可以看出，美国似乎还没有公开出台一个全球性的对抗北京的外交战略，因为所谓解除各类自我限制的外交管制规定并不能说明美国当局究竟要让美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升级到哪一步。北京当局在惊恐之余或许也能发现这仅仅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匆忙的回应。原因很简单，在北京在香港问题上大胆冒进以来，美国一定要给与一个有力的回应。什么是一个有力的回应？个人认为不仅仅是提升美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与台湾建交才是一个对等的回应。这个对等的回应的力量才足够。观察家能非常容易地理解蓬佩奥的这个决定。

个人认为，美国要解除各类自我限制与台湾交往的规定就是希望要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是北京对美外交关系的红线。是北京对外关系中的核心利益。如果美国要更改这个已经实行了超过40年的规定，就要准备好彻底改变针对北京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的确，美国已经将北京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可能也是最大假想敌。但是，要调整这个战略，就要考虑更改过去对一个中国的认知。显然，美国已打算这样做。但是，还有变数。由于肯定会引起北京的激烈反应，北京也不能后退，因为对于专制政权来说，后退很可能导致政权崩溃，结果，美国势必要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北京也会与美国断交，美国也会终止与北京的经济合作，于是，冷战爆发。中国的40年的改革开放格局就就此画上句号。说习近平的极权专制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战略的终结一定不会为过。你要开放，当然也要经济技术和贸易投资的主要国际势力西方国家配合。于是，中国的战略溃败和经济的停滞和衰落是否成为一个结局还有待观察。但是，形势将对中国不利应该是一个合理判断。

美国何时会彻底通盘考虑与中国的关系还是一个问号。我这么看。拜登政府怎样评估与中国的关系？这其中也有变数，尽管观察家们认为民主党政府对华政策不会有多大变化。美国需要考虑好，如果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将令北京面对一个自从1972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的局面：如果美国有意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直至形成防务同盟，北京或许不得不终止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欧洲国家也会相应调整与北京的关系。到那个时候，北京当局要回到华国锋掌权的那个时代的外交格局都不可能。必需退回到1969年以前的中美关系格局中。如果美国和中国都各自沿着现在的外交路线走下去，美中冷战可以预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不复存在。中国可能重新回到类似于文革前期的国内艰困且政治极左控制的状态。

但其实，美国还有第二个选择。个人认为，美国或许没有考虑到。这就是将与北京当局的对抗设计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不必直接与台湾建交，但是，要让北京结束那种政经分离的战略。就是，要政治挂帅，先讲意识形态，然后再从事经济技术合作。就是，各类交往都先讲普世价值。如果要到美国去留学或旅游，必须签署拥护普世价值宣誓书，否则，不发入境签证。要出口货物到美国，出口商必须签署拥护普世价值宣誓书，否则美国海关不予放行。如果美商要到中国投资，必须签署不拥护马列主义宣誓书。这样，北京就会知道，凡是去过美国留学和旅游的人还有与美国做生意的人都曾经宣布拥护普世价值，而凡是到中国投资的美商都曾经表示不拥护马列主义。北京将有芒刺在背之感。这样做能让北京的政经分离战略遇到麻烦，而政经分离战略是北京开放战略成功的关键。这样做的好处是，做到战略聚焦，军事冲突的风险较小。现在，美国行政当局选择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可能带来军事冲突的巨大风险。一旦美国与台湾建交，美国就要准备好与北京断交。军事对抗的风险可能急剧升高。但是，高举普世价值的旗帜可以对北京施加压力，促其改变向左转的态势，以观后效。这意味着美国并没有放弃经济合作的愿望，但是，要逼北京重新自由化，包括让北京在香港问题上不敢继续冒进，逐步恢复到以前的香港自治的状态，包括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果与台湾建交，中美关系将彻底改变。会从原来的合作关系变成全面的敌对关系。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如果是那样，风暴即将来临！

历史上多次出现这类通过煽动性语言挑唆社会最底层不明真相的民众绕过法律，从事带有暴力的活动，搞破坏，从而达到Demagogue的个人目的。19世纪中叶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纳粹当政时期的希勒特和文革时期的毛泽东都是典型的事例。

特朗普声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他所做的，却是让美国沉沦。

此人没有民主的素养。打击人民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冲击法制。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和民主国家的确是个耻辱。支持弹劾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