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自由轉發編輯，無需註明來源。歡迎關注青年讀者博客：https://matters.town/@qingnianduzhe 或 https://substack.com/@youthreader 或 https://youthreader.medium.com 或 https://blog.creaders.net/u/37733/ 或 www.reddit.com/user/...或 https://qingnianduzhe.wixsite.com/youthreader/blog 毛澤東晚年有一段很重要的談話廣為人知：“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https://www.bj148.org/wh/lssdjt/202006/t20200615_1574487.html 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些臨終前的話，其實能透露很多關鍵信息。目前史學屆公認，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為奪取法外特權，為了當皇帝而發動的。而在此之上進一步的目的眾說紛紜。筆者傾向於是為了防止大躍進的錯誤被翻案而發動的。（詳見《毛澤東到底為什麼要發動文革？》，老貧農，萬維博客） 如果我們明確，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讓毛澤東極為心虛的錯誤，那麼，這段話說的另一件事，“與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這件事，就很可能也是讓毛澤東極為心虛的錯誤。所以兩件事被放在臨終前一起講。 那麼我們要分析，這件事中的重點到底是什麼呢？其實簡單分析語句就知道，重點是“海島”，而非蔣介石或日本人，因為海島重複了兩次。而且後者是被人“嘰嘰喳喳”的。 我們都知道，台灣問題是中國帝制不斷的根源。習近平喜歡打台灣牌威脅國內的反帝黨。台灣問題嚴重擾亂了中國的國防格局，使得保皇黨總有各種藉口。雖然我們在此前的文章中大量拆穿了這些藉口（詳見《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路徑》），可是對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沒有進一步的介紹。而這篇文章主要就是分析，台灣問題真正的來龍去脈。 台灣問題的起因，就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這一點只要梳理時間線就非常清楚。 （一）1949年4月30日朝鮮人民軍總政治部主任金一訪問中國，索要中國人民解放軍編成內的朝鮮族部隊及裝備，毛澤東答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個朝鮮師可以全副武裝移交給朝鮮政府。1950年1月中旬，人民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長金光俠到中國接收了被單獨抽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朝鮮族部隊（一個師又一個團）以及包括炮兵裝備在內的所有武器配備。這些兵員是抗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的朝鮮族。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C%9D%E9%B2%9C%E6%88%98%E4%BA%89 （二）1950年1月以來，在蘇聯和美國相繼撤出在朝鮮半島的駐軍後，朝鮮與蘇聯密切協商，並使斯大林“同意朝鮮領導人對局勢的分析和準備以軍事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設想”[99][100]。1950年5月13日，朝鮮勞動黨委員長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向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通報越過三八線開戰的意圖，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斯大林14日復電毛澤東，證實同意朝鮮的作戰計劃，但此事一定要經過毛澤東同意。15日，毛澤東向金日成說，我最初的想法是，待台灣、西藏解放後，再把部隊調到北方，施以援助。既然你同斯大林商量好了，你可以先打[101][102][100]。斯大林隨後也給毛澤東電報，希望他調幾個師的兵力到東北，布防於安東－瀋陽一線。毛澤東則同樣要求蘇方提供幾個師的武器。斯大林回復稱，裝備問題可以幫助解決一些，但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儘早布置兵力。師哲稱戰爭爆發時，毛澤東並未事先得到消息[100]。何清漣等部分學者對美國和俄羅斯20世紀90年代解密的朝鮮戰爭資料進行的解讀中認為，金日成先是1950年1月赴莫斯科，其戰爭計劃獲得斯大林批准，然後於1950年5月再赴北京，一個多月後金日成按計劃在1950年6月25日發動了戰爭。但這些解讀並未證明朝鮮告知了北京進攻日期和詳細的進攻計劃[103][104]。 上述（一）、（二）史料得到中國、俄羅斯和朝鮮各方的證實，充分說明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具體爆發時間有否決權，有建議權，朝鮮戰爭的最終爆發時間點是得到毛澤東完全同意，並大力支持的。 （三）1945年8月的八月風暴中，蘇聯紅軍占領中國東北地區（滿洲國）。8月22日，蘇聯紅軍進駐旅順和大連地區（旅大地區）[4]。此後蘇軍對旅順港及周邊區域（旅順口海軍根據地）的占領維持至1955年5月。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8%8B%8F%E5%8D%A0%E6%97%85%E5%A4%A7 （四）1950年3月到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敗中華民國國軍占領海南全島，島上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機關遷往台灣[2]。這場戰役中還俘獲了大量的船隻。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6%B5%B7%E5%8D%97%E5%B3%B6%E6%88%B0%E5%BD%B9 （五）1949年時，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是等待塵埃落定，並沒有對蔣介石在台灣的軍隊提供足夠的軍事援助。當時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充分預判了中共會收復台灣，討論的決定是放棄台灣。 https://irlib.pccu.edu.tw/retrieve/67195/109-2.pdf 上述（三）、（四）、（五）史料得到中國、俄羅斯、美國等多方證實，充分說明，在朝鮮戰爭1950年6月25日爆發前，中國共產黨有充足的能力收復台灣。哪怕是請求蘇聯幫忙也是可以的。 （六）解放軍本身有在1950年5月由第10兵團動用5個師攻占金門的計劃，但隨後被取消了。 “之後相繼攻占萬山群島，原本解放軍希望在逐步累積實力，預定在1950年5月由第10兵團動用5個師攻占金門島的作戰，最後因朝鮮戰爭爆發、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協防下取消這項用兵計劃。 ”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5%8F%A4%E5%AF%A7%E9%A0%AD%E6%88%B0%E5%BD%B9 這一史料其實是有嚴重疑問的，朝鮮戰爭是6月才爆發的，第七艦隊是7月底8月初的事情，為什麼5月的這個計劃取消了？真實原因肯定和朝鮮戰爭，和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協防是無關的。除了時間線對不上，地理也對不上，金門在福建，第七艦隊開入的是台灣海峽，阻攔的是渡海收復台灣，和收復金門有何關係？ （七）毛澤東的宣傳部門多次宣傳，毛澤東是故意不收復金門的，為的就是維護國家統一，防止台獨。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1/2021/0816/c436975-32193751.html 上述（六）、（七）史料主要來自毛澤東的宣傳部門，充分說明，在朝鮮戰爭1950年6月25日爆發前，中國共產黨有收復金門的計劃，但疑似被毛澤東否決。 而我們綜合（一）至（七），就會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台灣問題其實是毛澤東故意製造的。 毛澤東充分了解金日成攻打韓國，會影響中國共產黨收復台灣，並且其對朝鮮戰爭的發動時間有否決權，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同意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發動朝鮮戰爭。並且其在朝鮮戰爭發動前，就有能力收復台灣，但相關作戰計劃被拖延和擱置了，直到美國第七艦隊在1950年7月底8月初，朝鮮戰爭發動一個月後開入台灣海峽，這才順理成章不用收復台灣了。 正常的收復台灣的方案，首選肯定是否決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次選則是在其發動朝鮮戰爭的同時或之前發動收復台灣的戰役，考慮到收復海南前後只用了兩個月，而毛澤東在1950年1月就知道金日成要打韓國了，對此完全是有充分的準備時間的。可實際上呢，毛澤東什麼都沒做，甚至連金門都沒有收復。 在明確了毛澤東故意製造台灣問題之後，我們就要思考，毛澤東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在看待蔣介石在台灣這個事，很容易帶入中國古代歷史的比較粗略的思維，所以認為皇帝都非常迫切要統一。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光是研究下宋朝和明朝歷史就知道，皇帝不想統一的多了去了。皇帝如果真的做到了極高的權力，那麼肯定是想統一的，比如嬴政，康熙，乾隆，但是皇帝自己的位置還沒坐穩，還沒有成為絕對的皇帝，沒有殺足夠多的人，這個時候，維持一種不統一的狀態，事實上是有利的。因為這可以名正言順地讓國家長期處於戰備狀態，而這種狀態對於稱帝是非常有幫助的。 何況就毛澤東的情況來說，在建國之初，他的權力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強，黨內的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乃至林彪對其都是很大的威脅，他也還是要考慮別人的意見。毛澤東真正成為指鹿為馬的皇帝，是在土改之後。在1950年的時候，毛澤東並沒有那麼大的權力。所以對他來說，不收復台灣，就是更為有利的選擇。所以他才要放任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主動借美國人之手，放棄收復台灣。以換取他在中國的稱帝和長久統治。而這個他長期心虛的事，就在臨終前以這樣一種形式被透露了出來。 台灣問題的進一步惡化，就是胡耀邦的下台。這一點只要梳理時間線就非常清楚。 以下史料來自《武力對抗悄然消失：80年代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jiangjingguo/200904/0412_6156_1103559_3.shtml （一）“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開規模宏大的紀念大會。會議召開之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發函邀請蔣經國、宋美齡、蔣緯國、何應欽、陳立夫、張學良以及其他台灣各界人士參加紀念大會，請他們回大陸和家鄉看一看，並明確表示:蔣經國等先生來大陸和故鄉遊覽時，“願意談談心當然好，暫時不想談也一樣歡迎”。” （二）“在應邀與會的人士中，有一位來自香港的新聞界人士沈誠最為顯眼。他當時雖是《新香港時報》的社長兼總編輯，但卻很有台方背景。沈誠是蔣經國的同鄉，曾在蔣經國於抗戰時期苦心建立起來的青年軍中任師長，少將軍銜，到台灣曾擔任蔣經國的機要秘書，與小蔣淵源很深。退職後到香港辦了一家《新香港時報》，此次亦在應邀參加紀念辛亥革命紀念大會的嘉賓之列。但由於自己的特殊背景，沈誠對是否去大陸一度猶豫，後專程去台灣，向蔣經國當面請示機宜。蔣經國對沈誠此行“既不鼓勵亦不禁止”，實際是同意沈誠去北京，而且還囑託沈誠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現場照片”。” （三）“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中，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蔣經國說：「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2848 （四）“從1986年開始，台灣島內與國際上的一系列新的變化衝擊着國民黨“永不與中共談判”的政策，其一意孤行的反共、拒和政策越來越受到孤立，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也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越來越多的批評。因此，蔣經國不得不改變政策，開始考慮與中共接觸，沈誠也因此受蔣經國之命先擬出一個方案。沈根據多次與中共方面接觸及中共方面的建議，於1986年夏在台北擬定“國是建言”呈交蔣經國，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國是建議備忘錄”於當年8月交給中共方面。”而彼時的中共總書記是胡耀邦，其實就是在1986年8月向胡耀邦提交了和平統一的意向。 （五）“ 蔣經國默許的這份“備忘錄”的主要內容有:(1)分析兩岸兩黨對當前“國是”在觀點上的異同；(2)雙方對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和互相執着；(3)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的分歧；(4)如何在“國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標下，共同為和平共存，國家統一而努力奮鬥；(5)國家一定統一，手段必須和平；(6)實行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沈誠的“備忘錄”一經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可是緊接着不到半年，胡耀邦就下台了， （六）"1986年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書記處關於處理學潮的意見。鄧小平不同意開會。1987年1月4日，鄧小平在家召開會議，鄧小平在會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之後，鄧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無人表示不同的意見[31]。1月6日，中共中央發布以鄧小平關於處理學生示威指示要點的一號文件[27]:552。同日，鄧小平通知胡耀邦參加“黨內生活會”。胡耀邦在會上首先作了檢討，承認自己有“錯誤”，但試圖做出一些辯解[32]:1303-1304。最終，在連續七天的批鬥之下，政治局於1月16日召開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請辭，並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但胡耀邦依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後[38]。 1987年11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8%83%A1%E8%80%80%E9%82%A6 （六）“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對“國是建議備忘錄”進行充分商議的基礎上，邀請沈誠到北京晤談。赴京前，沈誠又一次去台灣向蔣經國請示。蔣經國表示:“目前階段暫時還只能採取‘官民有別’政策，對純粹民間之接觸、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 蔣經國在1986年8月提交了有和平統一意向的備忘錄，可中共中央直到1987年3月才邀請沈誠到北京晤談，中間耽擱了半年多。到1987年3月的時候，蔣經國已經改變積極態度，轉為保守的三不和官民有別態度了。 （七）“幾天后，鄧小平親自接見沈誠，在談話中對蔣經國希望的技術上的“具體表達”作了完整的闡述，那就是“實行一國兩制，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問題”。鄧小平明確指出:“由於歷史原因，台灣、香港、澳門一直沒有回到祖國懷抱中來。實現祖國統一，本着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事實，我們出了一個恰當的、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就是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所謂‘一國兩制’就是在祖國統——後，台灣、香港、澳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他們可以搞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國家是一個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鄧小平的回答，沈誠十分感動，立即把消息反饋給台灣，對國共兩黨對等談判的開展十分有信心。” （八）“密信由沈誠攜至台北面交蔣經國。蔣經國在接密函之時滿臉笑容地握住沈誠的手說:“則明弟，你辛苦了。”4月4日，蔣經國約見沈誠說:“我對於他們的來函，已仔細看過，大致上他們還是有誠意的，至於在時機上，他們好像操之過急。”接到密函不久，蔣經國就取消了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體制”。” 這裡要補充一個背景，中華民國在1946年通過了一個新憲法。這個憲法是由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青年黨和無黨派社會賢達人士為中國和平建國大業，而在政協會議和隨後成立的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上，共同制定的憲法草案。這個憲法草案和原先國民黨基於三民主義的憲法草案有很大區別，更加偏向社會主義。可是這一憲法在通過後僅僅生效了三個多月就被蔣介石的戒嚴給取代了，此後近四十年時間，這一憲法都是沒有落實的。中國台灣地區長期都是處於戒嚴軍管狀態，沒有民主。而蔣經國在1987年7月15日突然宣布解除戒嚴，落實憲政，就意味着，和平統一台灣不再是蔣家說了算，而必須得到台灣民眾的同意了，和平統一的難度直線飆升。同時在這一憲法框架下，中國台灣地區施行了大量的社會主義政策。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94%BF%E6%B2%BB%E5%8D%8F%E5%95%86%E4%BC%9A%E8%AE%AE%E5%AE%AA%E6%B3%95%E8%8D%89%E6%A1%88 蔣經國在拿到鄧小平等人對此前和平統一意向回復的信件後，很快就宣布解除戒嚴，這實際上就是徹底否定了在鄧小平主導下和平統一台灣的可能性。其他的話語和措施都是常見的套話藉口而已。此後國民黨就長期開展不統不獨的政策，一直延續到現在。 這個事從時間線上看其實是非常清楚的。198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發函邀請蔣經國、宋美齡、蔣緯國、何應欽、陳立夫、張學良以及其他台灣各界人士參加辛亥革命紀念大會。蔣經國雖然沒參加，但是派了他曾經的秘書沈誠參加。這個人此後也就全權負責兩岸統一的溝通事宜。而蔣經國對於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沒有任何興趣的，在公開場合反對過很多次，最近的一次在1985年12月9日，直接說：「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2848 可是從1986年開始，由於國民黨在中國台灣地區的獨裁統治受到了很大的壓力，不僅有島內的壓力，還有來自美國的壓力，這種強大的壓力讓蔣經國面臨兩個選擇，1，投靠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2，解除戒嚴，落實憲政。 蔣經國是兩手都做了準備，他讓沈誠在1986年8月向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提交了和平統一的意向，同時也在籌劃是否解除戒嚴。可讓人意外的是，中共中央居然在1987年3月時隔半年後才做出回復。在面對如此重要的機會下，如此長時間的間隔是極為不尋常的。而在蔣經國接到新的中國共產黨話事人，鄧小平，的回覆後，直接就取消了戒嚴。這種決策其實是符合其一貫公開反對鄧小平一國兩制倡議的。 那麼，為什麼蔣經國一方面反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另一方面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那份備忘錄呢？這不可能是他試圖戲弄中共。唯一的解釋就是，對蔣經國而言，和胡耀邦談和平統一，是一個可行的選項，而和鄧小平談和平統一，是不可行的。而後來胡耀邦下台了，中國共產黨換了話事人，那麼談判也就沒有必要了，只不過處於禮貌，還是要做做樣子。結合此前他派沈誠接受胡耀邦的邀請訪問大陸，其實整個兩岸和平統一的談判，在當時，都是胡耀邦主導的。 至於他為什麼判斷，和鄧小平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不可行的，這一點他自己有非常充分的解釋：“ 1982年10月，蔣經國就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表示，中共不允許大陸人民有自由，卻允許臺灣人民有自由，這種想法太天真；大陸人民不能隨時向中共建議改革，卻允許臺灣人民將來隨時提出改革建議，簡直是幻想；1984年5月20日，蔣經國告訴雷根總統特使劉易士：「我們對中共的政策是不屈服，不妥協，因為屈服與妥協，將造成我們的毀滅。」 從蔣經國的角度，「一國兩制」有三個本質缺陷： 一，邏輯上矛盾性：如果「一國」很好，為何要「兩制」？「一國」和「兩制」在本質上存有衝突及不調和，「一國」總是優先於「兩制」。 二，時間上過渡性：不是永恆的。終將趨向於「一國一制」，即中共一黨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制度。 三，實行上壓制性：「兩制」並不對等。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的是把臺灣、香港、澳門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臺灣才能享有「高度自治」。 ” “汪浩指出，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不是給臺灣人民的優惠，鄧小平曾多次呼籲國共兩黨會談，表示：「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汪浩認為，鄧小平的弦外之音便是：只要國民黨願意歸順中共，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中共可以保障國民黨在臺利益不受侵犯。反過來，如果國民黨拒絕「一國兩制」，那麼臺灣本土力量就會起來，到頭來國民黨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 於此前提下，整個1980年代，蔣經國仍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來對抗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因此汪浩文中指出，雖他認為蔣經國做外交謹小慎微主動出擊不足，但如果蔣經國當時貪圖一黨之私，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接受「一國兩制」，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統戰，堅決拒絕「一國兩制」。雖然蔣經國既反對「一國兩制」，又反對台獨，但他寧冒台獨之險，也不要統一於中共。 汪浩文中指出，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蔣經國說：「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臺北去否？如到臺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先總統蔣公曾經告訴我說：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所以無論中共如何威迫利誘，我們都不會變的。」 ”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284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