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自由转发编辑，无需注明来源。欢迎关注青年读者博客：https://matters.town/@qingnianduzhe 或 https://substack.com/@youthreader 或 https://youthreader.medium.com 或 https://blog.creaders.net/u/37733/ 或 www.reddit.com/user/...或 https://qingnianduzhe.wixsite.com/youthreader/blog 毛泽东晚年有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广为人知：“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https://www.bj148.org/wh/lssdjt/202006/t20200615_1574487.html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些临终前的话，其实能透露很多关键信息。目前史学届公认，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夺取法外特权，为了当皇帝而发动的。而在此之上进一步的目的众说纷纭。笔者倾向于是为了防止大跃进的错误被翻案而发动的。（详见《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老贫农，万维博客） 如果我们明确，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让毛泽东极为心虚的错误，那么，这段话说的另一件事，“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这件事，就很可能也是让毛泽东极为心虚的错误。所以两件事被放在临终前一起讲。 那么我们要分析，这件事中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简单分析语句就知道，重点是“海岛”，而非蒋介石或日本人，因为海岛重复了两次。而且后者是被人“叽叽喳喳”的。 我们都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帝制不断的根源。习近平喜欢打台湾牌威胁国内的反帝党。台湾问题严重扰乱了中国的国防格局，使得保皇党总有各种借口。虽然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大量拆穿了这些借口（详见《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路径》），可是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没有进一步的介绍。而这篇文章主要就是分析，台湾问题真正的来龙去脉。 台湾问题的起因，就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只要梳理时间线就非常清楚。 （一）1949年4月30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中国，索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内的朝鲜族部队及装备，毛泽东答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可以全副武装移交给朝鲜政府。1950年1月中旬，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接收了被单独抽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朝鲜族部队（一个师又一个团）以及包括炮兵装备在内的所有武器配备。这些兵员是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朝鲜族。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C%9D%E9%B2%9C%E6%88%98%E4%BA%89 （二）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后，朝鲜与苏联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99][100]。1950年5月13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通报越过三八线开战的意图，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14日复电毛泽东，证实同意朝鲜的作战计划，但此事一定要经过毛泽东同意。15日，毛泽东向金日成说，我最初的想法是，待台湾、西藏解放后，再把部队调到北方，施以援助。既然你同斯大林商量好了，你可以先打[101][102][100]。斯大林随后也给毛泽东电报，希望他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安东－沈阳一线。毛泽东则同样要求苏方提供几个师的武器。斯大林回复称，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尽早布置兵力。师哲称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并未事先得到消息[100]。何清涟等部分学者对美国和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朝鲜战争资料进行的解读中认为，金日成先是1950年1月赴莫斯科，其战争计划获得斯大林批准，然后于1950年5月再赴北京，一个多月后金日成按计划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了战争。但这些解读并未证明朝鲜告知了北京进攻日期和详细的进攻计划[103][104]。 上述（一）、（二）史料得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各方的证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具体爆发时间有否决权，有建议权，朝鲜战争的最终爆发时间点是得到毛泽东完全同意，并大力支持的。 （三）1945年8月的八月风暴中，苏联红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国）。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和大连地区（旅大地区）[4]。此后苏军对旅顺港及周边区域（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占领维持至1955年5月。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8%8B%8F%E5%8D%A0%E6%97%85%E5%A4%A7 （四）1950年3月到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中华民国国军占领海南全岛，岛上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机关迁往台湾[2]。这场战役中还俘获了大量的船只。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6%B5%B7%E5%8D%97%E5%B3%B6%E6%88%B0%E5%BD%B9 （五）1949年时，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等待尘埃落定，并没有对蒋介石在台湾的军队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充分预判了中共会收复台湾，讨论的决定是放弃台湾。 https://irlib.pccu.edu.tw/retrieve/67195/109-2.pdf 上述（三）、（四）、（五）史料得到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多方证实，充分说明，在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爆发前，中国共产党有充足的能力收复台湾。哪怕是请求苏联帮忙也是可以的。 （六）解放军本身有在1950年5月由第10兵团动用5个师攻占金门的计划，但随后被取消了。 “之后相继攻占万山群岛，原本解放军希望在逐步累积实力，预定在1950年5月由第10兵团动用5个师攻占金门岛的作战，最后因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协防下取消这项用兵计划。 ”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5%8F%A4%E5%AF%A7%E9%A0%AD%E6%88%B0%E5%BD%B9 这一史料其实是有严重疑问的，朝鲜战争是6月才爆发的，第七舰队是7月底8月初的事情，为什么5月的这个计划取消了？真实原因肯定和朝鲜战争，和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协防是无关的。除了时间线对不上，地理也对不上，金门在福建，第七舰队开入的是台湾海峡，阻拦的是渡海收复台湾，和收复金门有何关系？ （七）毛泽东的宣传部门多次宣传，毛泽东是故意不收复金门的，为的就是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台独。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1/2021/0816/c436975-32193751.html 上述（六）、（七）史料主要来自毛泽东的宣传部门，充分说明，在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爆发前，中国共产党有收复金门的计划，但疑似被毛泽东否决。 而我们综合（一）至（七），就会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台湾问题其实是毛泽东故意制造的。 毛泽东充分了解金日成攻打韩国，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收复台湾，并且其对朝鲜战争的发动时间有否决权，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同意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朝鲜战争。并且其在朝鲜战争发动前，就有能力收复台湾，但相关作战计划被拖延和搁置了，直到美国第七舰队在1950年7月底8月初，朝鲜战争发动一个月后开入台湾海峡，这才顺理成章不用收复台湾了。 正常的收复台湾的方案，首选肯定是否决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次选则是在其发动朝鲜战争的同时或之前发动收复台湾的战役，考虑到收复海南前后只用了两个月，而毛泽东在1950年1月就知道金日成要打韩国了，对此完全是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的。可实际上呢，毛泽东什么都没做，甚至连金门都没有收复。 在明确了毛泽东故意制造台湾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思考，毛泽东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在看待蒋介石在台湾这个事，很容易带入中国古代历史的比较粗略的思维，所以认为皇帝都非常迫切要统一。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光是研究下宋朝和明朝历史就知道，皇帝不想统一的多了去了。皇帝如果真的做到了极高的权力，那么肯定是想统一的，比如嬴政，康熙，乾隆，但是皇帝自己的位置还没坐稳，还没有成为绝对的皇帝，没有杀足够多的人，这个时候，维持一种不统一的状态，事实上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国家长期处于战备状态，而这种状态对于称帝是非常有帮助的。 何况就毛泽东的情况来说，在建国之初，他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党内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乃至林彪对其都是很大的威胁，他也还是要考虑别人的意见。毛泽东真正成为指鹿为马的皇帝，是在土改之后。在1950年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所以对他来说，不收复台湾，就是更为有利的选择。所以他才要放任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主动借美国人之手，放弃收复台湾。以换取他在中国的称帝和长久统治。而这个他长期心虚的事，就在临终前以这样一种形式被透露了出来。 台湾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就是胡耀邦的下台。这一点只要梳理时间线就非常清楚。 以下史料来自《武力对抗悄然消失：80年代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jiangjingguo/200904/0412_6156_1103559_3.shtml （一）“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二）“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新闻界人士沈诚最为显眼。他当时虽是《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但却很有台方背景。沈诚是蒋经国的同乡，曾在蒋经国于抗战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少将军衔，到台湾曾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小蒋渊源很深。退职后到香港办了一家《新香港时报》，此次亦在应邀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大会的嘉宾之列。但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沈诚对是否去大陆一度犹豫，后专程去台湾，向蒋经国当面请示机宜。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实际是同意沈诚去北京，而且还嘱托沈诚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 （三）“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中，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蔣經國說：「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2848 （四）“从1986年开始，台湾岛内与国际上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冲击着国民党“永不与中共谈判”的政策，其一意孤行的反共、拒和政策越来越受到孤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蒋经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沈诚也因此受蒋经国之命先拟出一个方案。沈根据多次与中共方面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于1986年夏在台北拟定“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于当年8月交给中共方面。”而彼时的中共总书记是胡耀邦，其实就是在1986年8月向胡耀邦提交了和平统一的意向。 （五）“ 蒋经国默许的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1)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2)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着；(3)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4)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5)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6)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沈诚的“备忘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可是紧接着不到半年，胡耀邦就下台了， （六）"1986年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之后，邓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无人表示不同的意见[3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27]:552。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32]:1303-1304。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但胡耀邦依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后[38]。 1987年11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8%83%A1%E8%80%80%E9%82%A6 （六）“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国是建议备忘录”进行充分商议的基础上，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又一次去台湾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 蒋经国在1986年8月提交了有和平统一意向的备忘录，可中共中央直到1987年3月才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中间耽搁了半年多。到1987年3月的时候，蒋经国已经改变积极态度，转为保守的三不和官民有别态度了。 （七）“几天后，邓小平亲自接见沈诚，在谈话中对蒋经国希望的技术上的“具体表达”作了完整的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没有回到祖国怀抱中来。实现祖国统一，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出了一个恰当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后，台湾、香港、澳门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邓小平的回答，沈诚十分感动，立即把消息反馈给台湾，对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开展十分有信心。” （八）“密信由沈诚携至台北面交蒋经国。蒋经国在接密函之时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接到密函不久，蒋经国就取消了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体制”。” 这里要补充一个背景，中华民国在1946年通过了一个新宪法。这个宪法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人士为中国和平建国大业，而在政协会议和随后成立的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上，共同制定的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和原先国民党基于三民主义的宪法草案有很大区别，更加偏向社会主义。可是这一宪法在通过后仅仅生效了三个多月就被蒋介石的戒严给取代了，此后近四十年时间，这一宪法都是没有落实的。中国台湾地区长期都是处于戒严军管状态，没有民主。而蒋经国在1987年7月15日突然宣布解除戒严，落实宪政，就意味着，和平统一台湾不再是蒋家说了算，而必须得到台湾民众的同意了，和平统一的难度直线飙升。同时在这一宪法框架下，中国台湾地区施行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政策。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94%BF%E6%B2%BB%E5%8D%8F%E5%95%86%E4%BC%9A%E8%AE%AE%E5%AE%AA%E6%B3%95%E8%8D%89%E6%A1%88 蒋经国在拿到邓小平等人对此前和平统一意向回复的信件后，很快就宣布解除戒严，这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了在邓小平主导下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其他的话语和措施都是常见的套话借口而已。此后国民党就长期开展不统不独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个事从时间线上看其实是非常清楚的。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辛亥革命纪念大会。蒋经国虽然没参加，但是派了他曾经的秘书沈诚参加。这个人此后也就全权负责两岸统一的沟通事宜。而蒋经国对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在公开场合反对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在1985年12月9日，直接说：「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2848 可是从1986年开始，由于国民党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独裁统治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不仅有岛内的压力，还有来自美国的压力，这种强大的压力让蒋经国面临两个选择，1，投靠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2，解除戒严，落实宪政。 蒋经国是两手都做了准备，他让沈诚在1986年8月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交了和平统一的意向，同时也在筹划是否解除戒严。可让人意外的是，中共中央居然在1987年3月时隔半年后才做出回复。在面对如此重要的机会下，如此长时间的间隔是极为不寻常的。而在蒋经国接到新的中国共产党话事人，邓小平，的回复后，直接就取消了戒严。这种决策其实是符合其一贯公开反对邓小平一国两制倡议的。 那么，为什么蒋经国一方面反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另一方面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那份备忘录呢？这不可能是他试图戏弄中共。唯一的解释就是，对蒋经国而言，和胡耀邦谈和平统一，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而和邓小平谈和平统一，是不可行的。而后来胡耀邦下台了，中国共产党换了话事人，那么谈判也就没有必要了，只不过处于礼貌，还是要做做样子。结合此前他派沈诚接受胡耀邦的邀请访问大陆，其实整个两岸和平统一的谈判，在当时，都是胡耀邦主导的。 至于他为什么判断，和邓小平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不可行的，这一点他自己有非常充分的解释：“ 1982年10月，蔣經國就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表示，中共不允許大陸人民有自由，卻允許臺灣人民有自由，這種想法太天真；大陸人民不能隨時向中共建議改革，卻允許臺灣人民將來隨時提出改革建議，簡直是幻想；1984年5月20日，蔣經國告訴雷根總統特使劉易士：「我們對中共的政策是不屈服，不妥協，因為屈服與妥協，將造成我們的毀滅。」 從蔣經國的角度，「一國兩制」有三個本質缺陷： 一，邏輯上矛盾性：如果「一國」很好，為何要「兩制」？「一國」和「兩制」在本質上存有衝突及不調和，「一國」總是優先於「兩制」。 二，時間上過渡性：不是永恆的。終將趨向於「一國一制」，即中共一黨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制度。 三，實行上壓制性：「兩制」並不對等。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的是把臺灣、香港、澳門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臺灣才能享有「高度自治」。 ” “汪浩指出，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不是給臺灣人民的優惠，鄧小平曾多次呼籲國共兩黨會談，表示：「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汪浩認為，鄧小平的弦外之音便是：只要國民黨願意歸順中共，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中共可以保障國民黨在臺利益不受侵犯。反過來，如果國民黨拒絕「一國兩制」，那麼臺灣本土力量就會起來，到頭來國民黨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 於此前提下，整個1980年代，蔣經國仍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來對抗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因此汪浩文中指出，雖他認為蔣經國做外交謹小慎微主動出擊不足，但如果蔣經國當時貪圖一黨之私，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接受「一國兩制」，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統戰，堅決拒絕「一國兩制」。雖然蔣經國既反對「一國兩制」，又反對台獨，但他寧冒台獨之險，也不要統一於中共。 汪浩文中指出，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蔣經國說：「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臺北去否？如到臺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先總統蔣公曾經告訴我說：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所以無論中共如何威迫利誘，我們都不會變的。」 ”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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