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符合人的本性

兼论“符合”的三层含义与“符合谁的人性”

“专制符合人性”，这句话听上去刺耳，因为在日常语感里，“符合人性”几乎等于“自然”“合理”“应当”。可是“符合”一词至少有三层含义：亲和性，即某种制度满足人的某些心理倾向；生成性，即某种制度在缺少约束的条件下容易出现、容易起步；正当性，即某种制度值得认可、应当保留。这三层并不等价。

本文的主张可以先说在前面：专制与人性中的支配、猜忌、独占与服从倾向相亲和（亲和性），并因此在权力缺乏约束时容易启动（生成性）；但这不能推出它正当（正当性）。这种亲和是有选择的：它满足的只是人性的一半，并且主要是掌权者的那一半。进一步说，专制如顺水行舟，不要求人有多少德性与克制；民主如逆水行舟，要靠德性与克制才能前行。所以标题中的“符合”，须作有限定的理解，而这些限定恰恰是全文要论证的内容。

一、“符合”怎么用，以及人性是什么

先交代全文的用法。本文论证前两层，并明确拒绝从前两层推出第三层：天然存在的东西并不因此就好，疾病、战争、嫉妒都很“自然”。凡单说“符合”，只指亲和性；凡说“容易”，专指生成性。生成性还须分三级：一是关系生成，即一个人或一个小联盟凭暴力、资源与组织优势压服别人；二是制度固化，即把这种支配固定成稳定的权力结构；三是国家治理，即建立行政、财政、信息与继承机制，使一个大国持续运转。本文说专制“容易”，只指前两级的起步与小规模维持；第三级并不容易，后文会专门说明。

再说人性。人性不是一个只装好东西的概念。孟子取恻隐之心，荀子取好利疾恶，告子取“食色，性也”，三家各抓一面，都有所据。较为晚近、也较有解释力的看法是：人性是一组会相互冲突、又会随环境改变表现的倾向——求生与自保，依恋与忠诚，竞争与支配，共情与偏私，自尊与虚荣，求知与自欺，归属与排外。同一种倾向，在不同条件下可以通向截然不同的结果：竞争心既生进取，也生嫉妒；警惕既生谨慎，也生猜忌；忠诚既可以忠于真理，也可以忠于一个犯罪团体。此外还须分清人性、人格与行为：人性是人类普遍的倾向，人格是个人组织这些倾向的稳定方式，行为则是具体处境中的实际选择；也须分清普遍的与被塑造的：恐惧、母爱、公平感大致跨文化，而具体的礼义廉耻则是特定文明培养出来的。

既然人性是一组倾向，说某种制度“符合”人性，就不是说它符合全部人性，而是说它与其中某些倾向相合。这带来两个要求。第一，须说清命题的性质：它不是一条可以被单个反例推翻的定律，而是一个概率性判断——在缺少约束的权力之下，支配倾向被放大的可能更大。个例（如华盛顿）只能修正这个概率；要真正动摇它，需要系统性的相反证据，例如大量不受约束的掌权者都自发克制。后文提供的是历史个案和若干研究的倾向性结论，并非严格检验，读者应据此把握它的强度。第二，须说清因果链：人性倾向，经由权力提供的激励，变成制度结果；制度结果又反过来筛选、塑造人的行为。这是一个循环，不是单向的。

二、专制的原料，正是人性中容易被权力放大的倾向

冷酷偏执、多疑猜忌、出尔反尔、恩将仇报、自私独占、恃权跋扈、恃强凌弱、故意陷害、搬弄是非、对上笑脸对下冷眼、妒忌，以及那句“嫌人穷，怕你富，恨你有，笑你无”——这些都是人性，而不是人性的扭曲（懒惰麻木、贪嗔痴之类也属此列，不一一展开）。它们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人性中那些正常倾向的阴暗面，各有来路。

“嫌人穷，怕你富，恨你有，笑你无”来自地位比较：人靠相对位置感知自己，别人升高就等于自己下降，于是他关心的已不是自己过得好不好，而是自己能否在比较中占上风；追求自己更好与追求别人更差，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多疑猜忌、搬弄是非、构陷，与威胁侦测和联盟政治有关：宁可错疑十个，不可漏防一个，而在群体里削弱对手，最省力的办法就是造谣与告发。恃强凌弱、对上笑脸对下冷眼，与灵长类常见的等级和支配行为相通。自私、独占、懒惰，与生存本能和节能原则有关。恩将仇报、出尔反尔，可以理解为互惠机制的失灵：受恩者有亏欠感，亏欠感令人难受，有人便以否认恩情乃至反咬来消除它。人性的另一半——公平感、互惠、反支配的本能——留待第四节与民主一并说明。

需要老实交代的是，这些溯源的证据强度并不相同。社会比较与嫉妒、等级与支配，有较多实证研究支撑；而把恩将仇报解释为消除亏欠感，更接近一种合理的假说，容易“事后解释什么都行”。读者不必把每一条溯源都当成定论；这里要紧的不是每一条机制是否准确，而是这些倾向普遍存在，并且在无约束的权力之下最容易被放大。

专制的特点，不在于它发明了这些东西，而在于它不要求克制这些东西。它取消了外部约束，于是这些倾向从“要付代价”变成了“可以使用”。凌迟、腰斩、夷三族，明初方孝孺案甚至有“诛十族”之说，都是复仇欲、恐惧与支配欲在无约束权力之下的制度化表达。对于掌权者，专制几乎是一种可以让人性阴暗面“畅快淋漓”地张扬而无须付账的安排。这是它最直接的亲和。

三、更深一层：专制不只放纵统治者，它给每一层都开了出口

如果只说专制放纵了顶层的少数人，这个论断还不够深。专制社会是一条权力阶梯：每一级对上服从，对下支配。“对上笑脸，对下冷眼”并不是专制的副作用，而是它的传动结构。压力沿阶梯逐级下传，每一级都分到一份“小专制”：自己在上面受的气，可以在下面出掉；自己在上面学会的跋扈，可以在下面复制。这种支配与服从的链条并不止于政治，它也渗入单位、家庭和日常人际关系：科长之于科员，老员工之于新人，家长之于孩子。

这便是专制得以长久的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它之所以稳固，不只靠枪杆，还因为它与千千万万普通人人性中的支配与服从倾向相咬合。不过，服从并不只有一种来路，至少应当分开：有人因恐惧而服从，有人因利益而支持，有人只是适应了现有秩序，还有人真诚认同其权威观念。还须分清两类人：一类只是被迫参与制度，另一类则积极利用制度谋利，两者表面都在服从，与制度的关系并不相同。靠恐惧维系的那一部分，一旦恐惧松动便最先离去。库兰（Timur Kuran）所说的“偏好伪装”使这一点更为突出：人们公开表现出的服从与私下的不满之间有落差，这落差平时看不见，所以专制的崩解往往来得出人意料。

制度的作用还不止于放纵既有的倾向，它还在筛选和塑造。当告密可以获得奖赏，沉默比说真话安全；当奉承可以换取晋升，诚实就成了职业风险；当上级的私人好恶可以决定下属的前途，迎合便比原则更有现实收益。于是，克制这些倾向的人反而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善于利用它们的人得到更高的回报。久而久之，制度不只是接纳人性的某些倾向，而是在培养它们。

这里须自查一个张力：既然制度会培养它所奖励的行为，那么所谓专制与人性“相亲”，有多少是人性本来如此，有多少是制度自己造成的？诚实的回答是，两者难以分开量化。人性提供原料与入口——若人心中根本没有这些倾向，制度便无处着力；制度则决定哪些倾向被奖励、被固化、被当作理所当然。所以亲和性不宜被理解为单向的“人性决定制度”，而是两者彼此咬合、互相强化的过程。制度并不只是一面照出人性的镜子，它本身也参与了人的形成。

回到副标题里的“谁”：满足度沿阶梯递减，代价沿阶梯递增。顶层得到最多，底层只分到转授的一小份，却付出最多的账。所以专制所“符合”的，首先是掌权者的人性，其次才是那一层层被赋予一小块权威的人。

四、历史与自然：为什么默认偏向支配，而不是反支配

说专制符合人性，最有力的反驳是：人性里同样有反支配的一面，而且同样古老。这一点必须正面承认，而不能只放在文末当补丁。人类学家博姆（Christopher Boehm）对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指出，许多小群体能够靠众人联合起来嘲笑、排挤、乃至驱逐想称王的人，来维持一种“反支配的平等”；黑猩猩的首领也常要靠联盟才坐得稳。这一理论本身仍有争议，但它至少说明：等级支配不是人类社会唯一可能的组织方式。

民主所依靠的人性原料，也是真实的：对公平的敏感（多个文化的实验都发现，人们常常拒绝明显不公的分配，即使为此要自己受损），互惠与合作，联合起来压制支配者的联盟本能，以及被当作目的而不是工具、被承认为自主之人的需要。所以公平地说，人性既为专制提供土壤，也为反专制提供动力，两者都不是“假”的。

那么，为什么在大规模社会里，默认的走向偏偏是支配？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行动结构上的不对称。支配可以由一个人或一个小联盟单方面发动：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暴力与资源并守得住，就够了。独裁者当然也要靠一个执行联盟，要解决分赃与防篡的问题（布埃诺·德·梅斯基塔、斯沃利克的研究都强调这一点），但这个联盟很小，协调成本远低于大众。反支配却必须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要克服协调难、搭便车、率先出头者先被惩罚等一系列困难。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集团越大，个人越有理由等着别人去付出，集体行动也就越难组织。博姆笔下的平等社会，同样是靠持续的舆论与制裁才维持的。这是“放纵比克制容易”的真正含义：不是说克制的倾向弱，而是说把克制落实为稳定的集体安排，要花力气。

不过，不能把全部历史都算在人性头上。前现代的大国多为君主制，技术条件、人口规模、信息传递成本、军事竞争本身，就足以解释其中很大一部分；东西德、南北朝鲜这类“同一人群、不同制度”的对照，也说明制度对行为的塑造力极强。正确的结论是：人性只是土壤，不是种子，更不是气候。支配倾向使专制容易在适合它的条件下生长，但条件才决定它长不长得出来。这与本文的框架并不矛盾，恰恰是它的一部分：人性是一组倾向，制度决定其中哪一半被放大。

至于民主与专制的门槛，可以更精确地说。专制作为一种权力关系，起步的门槛很低，一次政变或征服就够了；民主的门槛则高得多：败者要肯认账，并相信还有下一次机会；胜者不能清算，须给对手留活路；要有独立的司法、足够的公民互信与公共讨论，还要有一个既足够强大、又被法律约束的国家，福山把这概括为国家能力、法治与问责三者缺一不可。但这不等于专制治国容易。要统治一个大国，就要有文字、户籍、税收、官僚体系与驿路，秦制的郡县、度量衡与文书，本身就是极精巧的文明产物。所以“专制像算盘、民主像电脑”并不贴切：专制的起步容易，做大、做稳、做好却并不容易，这正是前面说的生成性第三级。民主难以建立，建成之后在较富裕的国家里往往相当稳固（普沃斯基等人的统计研究指向这一趋势）；但近年的民主倒退研究提醒，稳固并不是自动的，民主更常见的死法不是政变，而是内部的逐步侵蚀（见第七节）。

五、权力对人的改造，与对人的筛选

当权者喜欢专制，被统治者喜欢民主，这几乎是常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延伸：被统治者一旦掌权，也常常转而希望少受约束。较精确的说法不是“人人掌权都会独裁”，而是权力改变了自由与约束的成本收益结构。没有权力时，监督保护我，规则防止对手任意打压我；拥有权力时，同样的监督与规则限制我，使我不能独占胜利的成果。位置一换，利害跟着换，偏好也就换了。被统治者想要民主，往往是因为民主保护的是“我”——免于被随意处置，有申诉和反对的渠道；他要的是“别人不能这样对我”，不一定是“我也不能这样对别人”。

权力本身也会作用于心理。心理学家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等人的研究提出，权力会增强趋近行为、削弱行为抑制，并常伴随换位思考的减弱。需要注意的是，这类研究后续的复现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只能将之看作一种倾向，而不是规律。放在政治里可以这样理解：身边多是奉承者，听不到反对声，久而久之便容易觉得“我最清楚”“反对我就是反对大局”；夺权者又最怕失权，因而倾向于消灭对手、封住批评；权力者也更易重视秩序与控制，更讨厌监督，更善于为自己的特权作合理化的解释。这里其实并行着两条解释路径：一条是激励的（权力改变了收益与代价），一条是心理的（权力改变了人的感受与判断）。两者不必互相取代，这也说明人性叙事并不是唯一的解释变量。

但“权力改造人”不是唯一的解释，还有“筛选”。雅各宾、布尔什维克、许多反殖民运动的领袖，之所以在胜利之后走向集权，未必全因为权力把他们改变了：能赢得革命的人，本来就多是组织暴力、动员群众与支配他人的能力强者。两种解释的制度含义不同：改造论说，任何人坐上那个位置都需要被约束；筛选论说，还须盯住准入与淘汰机制，看什么样的人能爬上去、爬上去之后什么样的人被留下。第三节讲了对下层的筛选，对最高层同样如此。历史上的例子很多：雅各宾恐怖之后是拿破仑称帝；推翻沙皇之后是更严密的一党专政；中国史上则是农民起义变成新王朝，循环往复。奥威尔《动物农场》里推翻人类的猪，最后变得与人类无异，是同一个故事的寓言。

但反例同样存在，而且对本文有益。华盛顿在两届任满后主动不再连任，曼德拉只担任一届总统便交出权力。这样的人是有的，他们克制得住。究竟是个人品质，是当时的观念环境，还是制度的约束使然，恐怕很难单独归因，多半是三者共同的作用。这些反例并不推翻本文，恰恰是它的证据：克制确有可能，但需要被造出来，靠品质、观念与制度一起去撑，而不能指望它自发出现。至于“没人喜欢被监督”，这是人性中真实的倾向，它说明了为什么限制权力的制度从来不是靠权力者自愿建立的；但当规则对所有人一致、监督者自己也受监督时，多数人的接受度会高得多，因为这同样保护了自己不被别人滥用权力。

六、民主是对这一事实的回应，而不是对它的否定

正因为专制与人性中易被放大的倾向如此相亲，民主制度才显得“反人性”。但如果细看民主的设计，会发现它恰恰以承认这一事实为前提。它并不指望人人变好，而是假设掌权者都可能变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中说，要用野心去制约野心；波普尔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来统治”，而是“如何使坏统治者造成的损害最小”。分权制衡、选举、任期、独立司法与新闻监督，都是在为“权力会放大人性的某些倾向”这一事实付保险费。

于是，民主既要靠一定的美德，也大量利用人性的弱点：政党不敢清算对手，往往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自己下次可能是输家；嫉妒、竞争与爱面子，被引导成选举竞争，而不是肉体消灭；猜忌被制度化为监督、质询与揭露。民主没有消除仇恨，只是把仇恨的出口从刀剑换成了选票与言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是顺着人性中的某些倾向放行，民主是以人工的制度对这些倾向做对冲，同时借力于人性中的另一些倾向——公平感、互惠与反支配的联盟本能。前者赌掌权者的品质，后者设计一套不依赖品质的规则。但“不依赖品质”并不等于“不需要品质”，这正是下一节要说的。

七、顺水行舟与逆水行舟：民主需要德性，专制不需要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区分了各种政体的“原则”：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德性，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则是恐惧。这个区分与前面各节恰好对得上。专制的运转不要求统治者或臣民有什么德性，只要求前者有力量，后者有恐惧；支配倾向一旦不受约束就自行放大，不需要任何人去克制。所以专制如顺水行舟，顺着人性的水流，不必用力，舟自己往前走。民主则如逆水行舟：要在水流的反方向上用力，不进则退。

民主要的是什么德性？这里所说的，不是圣贤式的道德修养，而是公民层面的、最低限度的克制：输了认账，赢了不清算，守住规则即使规则于己不利，容忍自己厌恶的人说话，对权力保持警觉而不是崇拜，愿意为公共事务付出时间与注意力。这些没有一项是容易的，而且需要从小养成、代代维持，家庭、学校、宗教、公民团体与舆论共同培养。民主依靠制度，但制度要靠人去守：规则写在纸上，若无人愿意在不利时遵守，就是一纸空文。近年的民主倒退研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列维茨基与齐布拉特认为，民主多半不是死于政变，而是死于“互相容忍”与“制度性克制”这两种规范的瓦解，即对手被当作敌人，权力被用到法律允许的极限。

这与上一节“民主靠制度对冲”并不矛盾。制度可以“省德”——把所需的德性压到最低，让野心去制约野心；但不能“免德”，降到零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德性的分布：民主需要的是分散的、最低限度的公民德性，专制要有好结果，所需的却是统治者个人的高度德性——贤君、明主，而且要持续一生，还要传给继承人。这样的德性稀缺，又无从保证。所以可以这样概括：专制免了系统对德性的要求，却把好结果押在个人的德性上；民主要求公民有德性，却把风险分摊给整个社会。严格说，专制也并非完全不需要美德，官僚的纪律与能力、统治者的节制，都能让它运转得更好；只是这些美德对它是锦上添花，对民主却是不可或缺。

舟的比喻还可以再推一步。顺水之舟快而省力，但去向由水流决定，水流若奔向瀑布，舟也无法自己停下；逆水之舟慢而费力，但舵在人手里，能转向，也能靠岸。逆水行舟也不是永远如此：克制的习惯一旦形成，规范一旦被广泛接受，就会成为新的水流，使克制变得自然；这正是路径依赖，也是好制度能够长久的原因。当然，比喻有它的限度：水流并非全由人性构成，顺水也不等于顺利，专制的难处在于做大做稳，这在第四节已经说过。

八、符合，不等于好，甚至不等于对统治者好

到这里必须把话收窄。专制满足的，是统治者人性中支配、虚荣、猜忌与不受约束的那一部分；而同一个统治者，人性里还有对安全的需求、对孤独的恐惧、对被真心爱戴的渴望、对家族平安的牵挂。这些恰恰是专制满足不了的。没人敢说真话，身边都是演员，最怕的是被人取而代之。朱元璋晚年大开杀戒，秦始皇求长生而疑及身边人，斯大林晚年的清洗连最亲近的人也不放过，说明表面的痛快背后，是深层的不安。没有合法的交接与退出机制，失势就意味着流放、清算乃至被杀，“赢者通吃”的另一面是“输者全输”。

更要紧的是，专制把全社会的安危，系在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上。民主下的领导人发脾气，要过法律、议会、同僚与媒体几道关；专制下的一念，就是命令，中间没有减震器。身边人不敢劝，只会迎合，甚至揣摩上意、主动加码，怒火因此被放大而不是被冷却。统治者气不顺，总要找出口，而最方便的出口永远是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压力沿着权力阶梯下传，最底层承受最多。伊凡雷帝在盛怒中打死自己的儿子，是极端的例子；更常见的是策略性的无常：故意让下属猜不透，以恐惧保持控制。再加上下级报喜不报忧，最高者听不到真话，决策便愈发容易出大错，而错了又没人敢纠正。

经济学家琼斯（Benjamin Jones）与奥尔肯（Benjamin Olken）利用领导人意外死亡这类“准自然实验”，研究领导人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在约束较少的体制中更为明显。这项研究本身只涉及经济增长；由“个人作用更大”推论出“结果的波动更大”，是合理的推论，但属于推论，不是该研究直接的结论。这个推论的方向是清楚的：权力约束越少，国家的命运越系于领导者个人，专制因此是高赌注的安排，而不是稳定地少作恶。它同时容得下“好的专制”和“坏的专制”，只是前者要靠运气。对被统治者而言，代价更是单向的：他们同样有强烈的公平感、尊严感与反支配的需要，被无端支配会愤怒；这些需要在专制里被压抑，而为此付账的，恰恰是权力阶梯下方的人。

九、结语：一个更精确的命题

综合以上，“专制符合人的本性”这句话，按三层含义改写，即是：在亲和性上，专制符合人性中支配、猜忌、独占与服从的那一半倾向，尤其符合掌权者人性中最容易被权力放大的那一部分；在生成性上，它起步容易，是权力缺少约束时的默认走向，原因在于支配可以由一个人或一个小联盟单方面发动，而反支配要靠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但大国的长期治理并不容易；在正当性上，没有任何结论可以由此推出，况且它不符合人性中对安全、尊严与公平的需要，也不符合统治者自己的长远利益。民主并非更“自然”，而是人类对这一事实的人工对冲，是逆水行舟：既然权力会放大人性的某些倾向，就要靠公民的最低限度的德性与克制，再加上制度，保证即使掌权者心情不好、品性一般，也不能作大恶。

这一命题的边界，仍须公平交代。反支配的本能与文化、制度的塑造力，前文已纳入正文，它们划定了命题的适用范围，而不是被它驳倒。最有力的反对意见，来自秩序论者——荀子、法家与霍布斯一脉。他们与本文共享“人性自私混乱”的前提，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正因人性如此，才需要强权来维持秩序。对此，本文有一个回应：霍布斯式的论证需要一个暗中的假设，即主权者比民众更可靠；而“权力会放大人性中的某些倾向”恰恰否定了这个假设。洛克早就讥讽过这种想法，好比防着狐狸与臭鼬，却甘愿被狮子吞掉，还自以为安全。

但秩序论还有两个更强的形态，不应回避。其一是奥尔森的“坐寇”论：稳固而长期的专制者，有动机保护产权、促进繁荣，以便长久地取利。新加坡一类的发展型个案，常被举为例证。这一论证不能轻易否定，第八节说的高赌注恰好可以接住它：坐寇的好处取决于统治者对自己长期安全的预期，而缺少合法交接与退出机制，恰恰使这种预期脆弱；且这类成功往往还依靠法治与廉洁的官僚体系，也就是一种“自我约束的专制”，这正是上一节所说的：好结果押在统治者个人的德性与自律上。其二是国家崩溃的情境：在内战与失序之后，任何秩序都优于没有秩序，而民主所需的国家能力与互信恰恰在这时最缺。这提示一个次序问题：先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才谈得上约束它。但“先强后约”也有风险，国家一旦强了，约束的机会往往就消失了，这又回到了权力者不愿受监督的老问题。在哪些条件下，强权换来的秩序值得其代价，是本文留给读者的问题。

无论采取哪种立场，有一点是相通的：承认专制与人性中易被放大的倾向相亲，不是为专制开脱，而是为了知道，要用什么去约束它——制度、教化，以及人对自己的反省。顺水行舟，不必人人有德；逆水行舟，却须人人划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