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岳父可能是中华民国在大陆公派去日本的最后一批留学生，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中国，属于那时民国政府里最年轻的一代工业管理人士。但国民党很快就失败了，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直到1983 年才偷溜回到祖籍北京，不过他只剩下我老婆一个亲人，而且自己是个没有户籍的‘黑户’。幸好是遇到改革开放，他在北京郊区帮助建设乡镇企业，多年后还小有成就。

   他人生最好的三十年，是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度过的，岳父是个想得开的人，他常说，我一个旧政权里的人，新政府还给我一碗饭吃，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岳父十分崇敬‘邓小平’，房里挂着邓的画像，称邓是共和国再造之人。对‘文化大革命’当然深恶痛觉，我对他说；这可能是 ‘毛’看到‘苏共’会倒台，下一个就是‘中共’了。为避免这种‘厄运’，不得不做的非常之举。他对‘共产党’没什么好话，但也明白，现在中国离不开共产党。临终前，他对我说；“我今年88了，比毛主席还多活了五年，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