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3)参与“革命”的代价 陈捷夫 20世纪的“革命”风潮,席卷中国,广东首当其冲。从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到国共两党东征“剿陈”战争,从北伐战争的南北冲突,到演变成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武装斗争,海陆丰鹤佬人一直积极参与其中,海陆丰以至惠、潮、梅整个粤东地区,甚至于福建闽南地区和广西地区,也卷入其间。海丰县除了诞生了所谓“陈逆”炯明(参见孙文《讨伐陈炯明通电》,1923。),也诞生了所谓“首逆”彭湃(参见《海陆丰赤祸记》,载《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附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一时间,海陆丰鹤佬人居然出了这“两逆”。“两逆”的言行,尽管方式不同,但本质相同,前者坚持“联省自治”主张,后者则坚持农民运动,既实践了新文化运动关于“人权与科学”的民意,撼动了窃据国政千年相因相袭的礼教政治,又震惊中外,名扬世界。对于追求法治自由和现代化的国人而言,陈、彭的活动,都是一种巨大的贡献。然而,陈、彭的所有贡献,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认同和肯定,反而遭到各种猜忌、诬陷、攻击,并株连到海陆丰鹤佬人的利益和声誉。从民国至新中国,县人一直遭受到严重的歧视,其苦难也因此数倍上升。因为海丰出了所谓“双逆”,“陈逆”炯明因倡导“联省自治”而得罪了国民党,“首逆”彭湃大搞农民运动,也得罪了国民党。民国时期的海丰人,要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歧视,自不必说。试举二例。为了批判所谓海丰“陈逆”的“叛国”行径,有二位职在高位的国民党要员,张某居然影射“陈逆”是“禽兽”、“畜生”,而居某则把海陆丰“鹤佬”人,写成所谓“鹤狫”、“狫狫”(参见李睡仙等《陈炯明叛国史》序一、序二,1922)。狫,北方方言称“猪”。把陈炯明与“兽性”、“畜生”和“猪”等直接挂上勾,无疑是赤裸裸地攻击了海陆丰鹤佬人。我在网上曾说过,海陆丰鹤佬人不是“福佬人”,海陆丰鹤佬话不是“福佬话”,张、居两人的攻击言论,仅仅是多种证据其中之一(另文讨论)。更为值得关注的是,30-40年代,意大利麦神父从捷胜半岛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沙坑文化遗址的大量文物,那代表着海丰鹤佬人的可宝贵的史前文明,至少可与中土的仰韶文化相比拟。这一重要的考古信息,不仅戳破了礼教派指岭南地区是所谓“蛮荒之地”的谬论,又撼动了“仰韶文化”是中国文明“发源地”地位的神话。对于这个重要信息,麦神父虽多次在国际相关学术刋物上和演讲会上作了初步的报告,但在国内竟遭到长期扣压,并“秘而不宣”。一波未息一波又起。新中国成立后,随着50年代所谓“反地方主义”风潮的突起,彭湃的儿子彭洪、母亲周凤等,竟遭到长期的摧残,前者还遭到杀害,而海丰鹤佬人也受到株连,生活在笼罩着恐惧的生活迷雾之中,震惊中外的海丰“8.26”武斗事件,是其典型的高潮式事例。 史实展示,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抗礼教、追求“人权与科学”的民众运动,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意义极其深远。陈、彭的言行,均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考察陈、彭之所以被扣上“陈逆”与“首逆”的罪名的原因,是敢于否定“礼教”,与“礼教”划清界线,坚持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坚持法治自由制的历史追求。即是说,清末民初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南北地域之间产生冲突的问题,也不是国共两党之间产生冲突的问题,更不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信念冲突的问题,那只是表象,而其实质,则是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与礼治两种治政理念之间的斗争的历史延伸。 陈炯明、彭湃的活动,最初都是以“革命”为出发点的,但“革命”过后不但没有获益,反而受害。多数民众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多数人误解了“革命”一词的涵义,即误把“革命”一词当作“非命”(否定命)一词来看待。对于野心家而言,“革命”是个好东西;而对于国人而言,“革命”则是一个政治骗局。 陈、彭为中国现代化而奋斗一生,也牺牲了大批本县精英和县民,海陆丰鹤佬人功不可没,当留名青史。 (2026-2-4写于旧金山)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