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角度看，發生在任何人類歷史中的政治文化事件，都會在不同時代，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產生不同的意義。二十九年前的中國，是一個以官僚體制制度為主體結構的國家，大家族主義觀念盛行，政府各部門仍緊緊掌握經濟領域上大多數企業的實際權力。 由於經濟發展和管理體制的矛盾，造成政企不分丶產權關係模糊丶權錢結合丶官倒盛行及不公平競爭等等情況，加之國家上層對政治方向選擇的意見分歧，最後導致二十九年前的那場六四悲劇的發生。時過境遷，在現今看來，學生們首先發起的抗爭，倒更像是當年一群民主理想者激起的絢爛浪花或者說泡影，既讓人痛惜，又讓人年年在這個時間為之深思。 不可否認，它的意義或價值正在步入一個大的時間跨度，讓人從各個角度予以重新認識與解釋。我們如果把當年發生這起悲劇的政治社會背景，和今日中國的現狀以歷史觀的方法做比對分析，或者可以得出這樣結論：這個當年令人遺憾的事件，雖然難以避免地發生了，但它作為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脈絡的一個節點，已經深深嵌入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最為顯要的里程碑之中。 筆者認為，現今中國的昌盛和大刀闊斧的反腐敗運動，的確和反思當年的那群熱血沸騰的學生運動有關，也就是說，學生們當年激進的抗爭，和今日國力昌運的中國有着某種歷史邏輯的關聯性。 第一，如果說六四事件給中國的青年學子成長上了一堂冷峻而無情的課，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更是一次有着非凡意義的經歷，它直接導致了中國新一輪的市場經濟改革；第二，那次學生運動告訴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符合中華民族長久利益。如果一個國家處於混亂之中，中國近代的噩夢不是沒有機會再捲土重來。在當今世界，滿目瘡痍的伊拉克丶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家的經歷，就是這個命題的最好註腳；第三，學生們在二十九年前以反腐敗口號提出的抗爭，無疑對中國今日的反腐倡廉起到了一個積極的警示作用。 六四之後近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高速發展，以至於被不少人驚嘆為「中國奇蹟」。與此同時，經歷了民主轉型的俄國東歐，儘管也進行了同樣的市場化方向的經濟改革，但在經濟增長方面反倒顯得差強人意，不少國家甚至還陷入了為期不短的經濟衰退。有些人這時就提出疑問：為甚麽民主的或半民主的俄羅斯及東歐也搞了經濟改革，但它們為什麽反而不如依然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國呢？ 西方先進國家經過兩三百年努力才逐漸形成了今日的政治與社會制度。以西方建制的標準，簡單地指責現代中國體制，吐槽中國不懂「現代文明秩序」為何物，這顯然是無視中國所實行的政治經濟統制合一的「特異性」或「策略性」的制度結構。 據媒體報導，在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期間，默克爾曾經對中國領導人表達了她長期以來的一大困惑，中國政府強大的政治規劃能力與政策執行力源於何處？ 相比西方民選政府下飄忽不定的黨派政治，長期處於「否定之否定」的糾纏爭鬥中，而執政的中共則不會受到民粹和兩極分化下選民選票的挾持，中國共產黨超脫的地位，使其只對國家命運和民眾福祉負責。素為世界稱道的中國政府的強大執行力與政策前瞻性丶穩定性，箇中玄機皆源於一黨控制全局的政治體制。 為什麽多年來西方總是「測不準」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路向，就是因為中國政治經濟的制度，本身就不是為標榜着民主自由，實質上是西方式叢林法則或「社會達爾文主義」而設的。 基於這種似乎不可調和體制矛盾，儘管目前中國發展的事實如此，一些境外媒體乃至國際政客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丶一個腔調地鼓吹六四的血腥，甚至把六四問題和結束「一黨專政」捆綁在一起，這顯然已經脫離了理性及就事論事的範疇。一些政客把消費六四變成一個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的套路，或是一些國家，將此作為國家間博弈的牌來打，這不啻是一種顯而易見的功利主義行為。 美國人「正義」上身，年年將六四事件如和尚念經一樣念個不停，但就是不說當年剛到美洲時，為了獨霸美洲大地的生存資源，自己如何對印第安人施行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兩百年過去了，嘴巴里至今都未吐出「道歉」兩字。 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是一個如影隨形的偉人，他被歷史學家讚譽為全人類的精神領袖，他開創諸多偉大先例和人類歷史的精神路標。他開創了政教分離，引領軍政獨立丶聯邦共和丶普選代議和三權制衡的憲政。然而除卻光環，世界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華盛頓還是一個冷酷而嗜殺成性的偽君子。 他把印第安人同狼進行比較，說兩者都是掠食的野獸，僅僅形狀不同而已。他不但對印第安人實施種族滅絕政策，而且親力親為，甚至教導士兵如何剝除印第安人皮的技巧，「先從臀部往下剝皮，這樣可以製作出高的或可以並腿長的長筒靴來。」 最近，位於英國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指出，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聯盟採取的軍事行動旨在從IS手中收復敘利亞城市拉卡。但自2017年以來，聯盟軍在行動中殺死了數百名無辜平民，涉嫌犯有戰爭罪。在二十一世紀初以美國為主發起的伊拉克戰爭，直接導致六萬四千名伊拉克平民死亡。當然，美國當代發動的形形色色戰爭，殺死的平民可不止這些。或者在此時此刻，他們還在用槍炮導彈做着殺害平民的「軍事行動」。那些說六四血腥的大俠們對如此殘酷的現實怎麽視而不見呢？ 這或可能就是中國在當今世界，受到西方各種勢力「圍毆」的「密碼」之所在：在政治博弈中，傳統強勢力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優勢，對新興勢力崛起而發起的抵制，而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大概是不需要什麽理由的。他們掀起年年月月鞭撻六四的喧囂，大概只是其中博弈的籌碼而已，而喧囂的理由，則並不見得有多少「正義」在於其中。 無需諱言，中國的問題往往出自結構和體制中存在的問題，甚至於存在許多令人詬病的弊端，可是誰能保證，西方式的體制就能適應東方文化結構的中國呢？以美國為典型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難道就一定是人類社會最為文明的合理政體選擇？ 在思考六四這個命題時，我想起了英國着名歷史學家阿諾爾得·約瑟·湯恩比。這位被譽為取得「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哲學家，他在他的歷史研究中，十分看重中國在歷史和未來的重要作用。他不僅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大加讚賞，而且認為具有獨特儒釋道文化特色的中國，一定能夠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中國長久保持國家統一的政治與文化傳統，就是實現自己使命最重要的條件。 時至今日，無論何種觀點，沒人說六四悲劇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能能否認，它客觀上意外促成了中國經濟飛躍發展推動力的形成；也不能否認，六四以後，中國經濟開始了高速發展。不用四分一世紀的時間，中國就由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全面分析並總結六四事件，除要正視歷史丶面對當年造成的眾多傷亡外，還應從宏觀角度了解整個事件起源的背景和基礎，以及參與各方的立場處境及心態。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須建基於政治及社會方方面面的穩定。但要達至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立足於民心的支持，民心不服，亦有機會再次形成如六四一樣破壞性力量。 我們還應該看到，今日的中國國力雖取得長足邁進，但是除了政治經濟及軍事發展外，和二十九年前相比較，社會管制層面並沒有得到太大改善，中國前行的步伐依然任重而道遠。因此，若以史為鏡，必然能從中國文化思維中，獲得強大力量的動能。如此，也才能真正慰藉當年那些為了自己火熱理想，而遭遇悲劇性不幸的莘莘學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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