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前會美人 李公尚 多年前我在日本，曾經讀過一首描寫戀人約會的古詩，時隔多年全文和作者的姓名記不清了，但其中的兩句至今不忘：“燈前會美人，月下吻香足。”僅這兩句，已道盡意境之美和情調之雅了。然而細究起來，我又十分懷疑這不是一首古詩。因為詩中的“吻”字，在古漢語中並不常用，各類作品亦未見用其表達親情和愛意。因此我推斷這首詩一定沒有唐詩、宋詞、元曲那樣的高壽，最多是江戶時代“黑船事件”之後的作品，更可能是“王政復古”明治維新之後，以新詩充古詩的偽作。但是詩中的“月下吻香足”，很符合日本風情，其時日本的少女都是腳踏木屐棉襪的天足，戀人之情，擁足呵趾也方便得很，確實很生動細膩地描繪了戀情的清新稚嫩。 我想，這樣令人沉醉的情景，在同代的中國是斷無可能的。中國舊時的婚姻沒有婚前戀愛。男女雙方全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拜天地、入洞房、揭開蓋頭之前，大都是不曾見過面的。即便有歐陽永叔“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詞句，怕也只是一種情人之間的密約或者暗戀。縱使彼此傾心，私定終身，充其量也只能借元宵之夜的“花市燈如晝”遠遠地相互望一眼罷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中載元夜燈市“燈山上彩，金碧相射，錦繡交輝”，這樣的場景，是不太可能給未婚男女在大庭廣眾之下鶯儔燕侶，對訴衷腸的機會的。現代流行的古裝言情劇中男女戀人耳鬢廝磨的情景，是以今造古，推新掩陳，實在誤人子弟。 “燈前會美人”，是日本男女婚前的一種戀愛方式，給男性以相親的特權。日本女性雖然沒有舊時中國女性三從四德纏足束胸之類的殘酷禁錮，但是在長者和男人面前卑躬屈膝、低眉順眼，非禮勿視，卻是自幼的教養。戀人燈前相會，多是男性對女性的審視鑑賞。女性卻不得正視男性，惟有低垂了眼瞼祈被賞識。燈前相會的愉悅，促使戀人產生月下的激情。燈前不便做的很多事，月下未必不敢縱情而為。這便是日本戀人醉心於燈前月下的原因。 中國古代作品描寫戀人相約，多在花前月下，沒有“燈前相會”的明目張胆。宋代趙長卿詞：“花前月下會鴛鴦，分散兩情傷。臨行祝付真意，臂間皓齒留香。還更毒，又何妨？盡成瘡，瘡兒可後，痕兒見在，見後思量。”能證戀情的深刻和灼痛。同代張先詞：“花前月下暫相逢，苦恨阻從容。花不盡，月無窮，兩心同。”可見戀情的真摯並彷徨。惜這些花前月下的戀人，大都是風月場所的“紅塵露水”，良宵苦短，過後可流連難忘，卻很難體會到戀愛時的清新和稚嫩。 古代中國男女私約，有違禮法，天地難容。即便聖如孔仲尼，一段“子見南子”，為後世所垢至今。因此戀人私約無不是極其隱秘且不可告人的。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中，崔鶯鶯和張生在紅雲的掩護下，花前月下相會，“着一片志誠心蓋抹了漫天謊。出畫閣，向書房，離楚岫，赴高唐，學竊玉，試偷香，”是非常曖昧的。紅雲替崔鶯鶯給張生“送簡帖兒”時說：“端的雨雲來”，這“雨雲”似是“雲雨”的隱語，而“雲雨”是古代男女做愛的特稱。話已至此，心照不宣的雙方私合偷歡，怕是連月光都害怕見的，哪裡還有挑燈秉燭之理？而戀人初會，無不隱惡揚善， 即使以身相托，羞恥中的女性也不願意被心寄之人一覽無餘。花前月下，朦朧的月光恰能“一暗遮百丑”，就連婚後的女人也多願意歡好之前先熄燈吹燭的。當然野史中的宋徽宗夜訪李師師另當別論，但是換了水泊梁山的燕青前去歡好，就未必敢高燭明焰了。霧裡看花，水中望月的效果，最能引起戀人之間對彼此的無限遐想，這也就難怪中國戀人對花前月下的喜好了。 “燈前會美人”在古代中國多是可望不可及的，於是便就生出許多故事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講述的都是燈前月下的相會之美和良宵佳景的愉悅之歡。作者筆下的女性雖是見不得人、等不到天亮的狐怪異類，但於燈前月下卻是美不勝收的。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意淫。《青鳳》中的耿生初遇青鳳，在“巨燭雙燒”的光下“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章阿瑞》中的戚生見阿瑞立於燈下，驚嘆“對燭如仙。”《阿霞》中的景生“挑燈審視”阿霞，深感“風韻殊絕”。《花姑子》中的安幼輿在燈前看花姑子“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其實這些都承載着蒲松齡時代的男性們，對“燈前會美人”的渴望和憧憬。 “燈前會美人”的不可言盡之妙，還在於“明於不明間，兩悅皆相然”。《封神演義》第二十六回說：“燈火之下看佳人，比白日更勝十倍。”《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說：“天下最好看的婦人，是月下、燈下、簾下，朦朦朧朧，十分的美人，有十二分。”這說明女子在燈前月下的朦朧之美，往往使其音容笑貌出脫得更加美妙。“朦朧美”其實就是視覺模糊為審美主體造就了主觀想象的空間。中國有“燈下看佳人，醉里臥鴛鴦”的俗語，追求的就是這種似幻非幻的境界。 行文至此本可打住，卻又於“燈前”想起了幾句“多餘的話”。無論是蛇足還是虎翼，都有添上去責任。 “燈前會美人”中的女性接受男性審視，而不得正視男性，體現了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深遠影響。中國禮教要求女性不得直面或正視男性，同樣指出男女相遇，男性放肆或張狂地窺視女性，亦屬“非禮”。其實“非禮勿視”不僅為“不該看的不看”，核心是臣對君，下對上，卑對尊，幼對長等決不可直目相視，心懷不敬，圖謀不軌。同輩之屬，友善之色，亦不可逼視對方，否則是意存不良。而上審下，尊審卑，強審弱，則天經地義。這種影響造成了中國人接人待物時的心理顧忌，以致流毒後世。及至現代，親朋好友、同仁知己，見面寒暄，聚會聯誼，為顯心慈面善，人人目光皆稍觸即避，鮮有對視端詳，以免“不禮貌”。而背後則鬼鬼祟祟上下打量，側目冷觀揣摩不已。極不光明正大。即便各級領導與各界共商大計，或與外國來賓會見協商，雖高屋建瓴，理直氣壯，個個亦多是目光游移，視線不定，不敢直視對方，給人以心不在焉，顧左言他，或者信心不足，言行不一的印象。中國人早已領教了自西洋傳入的“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之說，但與人交流時仍不敢探窗窺豹。沒有西洋人那種面對他人時，目光灼灼，直視眈眈，緊盯對方的雙眼和臉龐，試圖從對方的眼睛、表情以及肢體語言中，捕獲為其所用的信息和暗示的自信。同胞相遇於異國他鄉，並無故知之感，無不目光瞟閃，輒觸急躲，故作不見，擦肩而過時尤顯狼狽萎縮之狀，着實暴露出個人和民族的不自信。果若如此，這“多餘的話”便非多餘。藉此，希望中國人能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儘快補救這份自信的缺失。 2020年1月14日 於美國弗吉尼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