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前会美人 李公尚 多年前我在日本，曾经读过一首描写恋人约会的古诗，时隔多年全文和作者的姓名记不清了，但其中的两句至今不忘：“灯前会美人，月下吻香足。”仅这两句，已道尽意境之美和情调之雅了。然而细究起来，我又十分怀疑这不是一首古诗。因为诗中的“吻”字，在古汉语中并不常用，各类作品亦未见用其表达亲情和爱意。因此我推断这首诗一定没有唐诗、宋词、元曲那样的高寿，最多是江户时代“黑船事件”之后的作品，更可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之后，以新诗充古诗的伪作。但是诗中的“月下吻香足”，很符合日本风情，其时日本的少女都是脚踏木屐棉袜的天足，恋人之情，拥足呵趾也方便得很，确实很生动细腻地描绘了恋情的清新稚嫩。 我想，这样令人沉醉的情景，在同代的中国是断无可能的。中国旧时的婚姻没有婚前恋爱。男女双方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拜天地、入洞房、揭开盖头之前，大都是不曾见过面的。即便有欧阳永叔“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词句，怕也只是一种情人之间的密约或者暗恋。纵使彼此倾心，私定终身，充其量也只能借元宵之夜的“花市灯如昼”远远地相互望一眼罢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中载元夜灯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这样的场景，是不太可能给未婚男女在大庭广众之下莺俦燕侣，对诉衷肠的机会的。现代流行的古装言情剧中男女恋人耳鬓厮磨的情景，是以今造古，推新掩陈，实在误人子弟。 “灯前会美人”，是日本男女婚前的一种恋爱方式，给男性以相亲的特权。日本女性虽然没有旧时中国女性三从四德缠足束胸之类的残酷禁锢，但是在长者和男人面前卑躬屈膝、低眉顺眼，非礼勿视，却是自幼的教养。恋人灯前相会，多是男性对女性的审视鉴赏。女性却不得正视男性，惟有低垂了眼睑祈被赏识。灯前相会的愉悦，促使恋人产生月下的激情。灯前不便做的很多事，月下未必不敢纵情而为。这便是日本恋人醉心于灯前月下的原因。 中国古代作品描写恋人相约，多在花前月下，没有“灯前相会”的明目张胆。宋代赵长卿词：“花前月下会鸳鸯，分散两情伤。临行祝付真意，臂间皓齿留香。还更毒，又何妨？尽成疮，疮儿可后，痕儿见在，见后思量。”能证恋情的深刻和灼痛。同代张先词：“花前月下暂相逢，苦恨阻从容。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可见恋情的真挚并彷徨。惜这些花前月下的恋人，大都是风月场所的“红尘露水”，良宵苦短，过后可流连难忘，却很难体会到恋爱时的清新和稚嫩。 古代中国男女私约，有违礼法，天地难容。即便圣如孔仲尼，一段“子见南子”，为后世所垢至今。因此恋人私约无不是极其隐秘且不可告人的。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中，崔莺莺和张生在红云的掩护下，花前月下相会，“着一片志诚心盖抹了漫天谎。出画阁，向书房，离楚岫，赴高唐，学窃玉，试偷香，”是非常暧昧的。红云替崔莺莺给张生“送简帖儿”时说：“端的雨云来”，这“雨云”似是“云雨”的隐语，而“云雨”是古代男女做爱的特称。话已至此，心照不宣的双方私合偷欢，怕是连月光都害怕见的，哪里还有挑灯秉烛之理？而恋人初会，无不隐恶扬善， 即使以身相托，羞耻中的女性也不愿意被心寄之人一览无余。花前月下，朦胧的月光恰能“一暗遮百丑”，就连婚后的女人也多愿意欢好之前先熄灯吹烛的。当然野史中的宋徽宗夜访李师师另当别论，但是换了水泊梁山的燕青前去欢好，就未必敢高烛明焰了。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效果，最能引起恋人之间对彼此的无限遐想，这也就难怪中国恋人对花前月下的喜好了。 “灯前会美人”在古代中国多是可望不可及的，于是便就生出许多故事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讲述的都是灯前月下的相会之美和良宵佳景的愉悦之欢。作者笔下的女性虽是见不得人、等不到天亮的狐怪异类，但于灯前月下却是美不胜收的。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意淫。《青凤》中的耿生初遇青凤，在“巨烛双烧”的光下“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章阿瑞》中的戚生见阿瑞立于灯下，惊叹“对烛如仙。”《阿霞》中的景生“挑灯审视”阿霞，深感“风韵殊绝”。《花姑子》中的安幼舆在灯前看花姑子“芳容韶齿，殆类天仙。”其实这些都承载着蒲松龄时代的男性们，对“灯前会美人”的渴望和憧憬。 “灯前会美人”的不可言尽之妙，还在于“明于不明间，两悦皆相然”。《封神演义》第二十六回说：“灯火之下看佳人，比白日更胜十倍。”《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说：“天下最好看的妇人，是月下、灯下、帘下，朦朦胧胧，十分的美人，有十二分。”这说明女子在灯前月下的朦胧之美，往往使其音容笑貌出脱得更加美妙。“朦胧美”其实就是视觉模糊为审美主体造就了主观想象的空间。中国有“灯下看佳人，醉里卧鸳鸯”的俗语，追求的就是这种似幻非幻的境界。 行文至此本可打住，却又于“灯前”想起了几句“多余的话”。无论是蛇足还是虎翼，都有添上去责任。 “灯前会美人”中的女性接受男性审视，而不得正视男性，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深远影响。中国礼教要求女性不得直面或正视男性，同样指出男女相遇，男性放肆或张狂地窥视女性，亦属“非礼”。其实“非礼勿视”不仅为“不该看的不看”，核心是臣对君，下对上，卑对尊，幼对长等决不可直目相视，心怀不敬，图谋不轨。同辈之属，友善之色，亦不可逼视对方，否则是意存不良。而上审下，尊审卑，强审弱，则天经地义。这种影响造成了中国人接人待物时的心理顾忌，以致流毒后世。及至现代，亲朋好友、同仁知己，见面寒暄，聚会联谊，为显心慈面善，人人目光皆稍触即避，鲜有对视端详，以免“不礼貌”。而背后则鬼鬼祟祟上下打量，侧目冷观揣摩不已。极不光明正大。即便各级领导与各界共商大计，或与外国来宾会见协商，虽高屋建瓴，理直气壮，个个亦多是目光游移，视线不定，不敢直视对方，给人以心不在焉，顾左言他，或者信心不足，言行不一的印象。中国人早已领教了自西洋传入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之说，但与人交流时仍不敢探窗窥豹。没有西洋人那种面对他人时，目光灼灼，直视眈眈，紧盯对方的双眼和脸庞，试图从对方的眼睛、表情以及肢体语言中，捕获为其所用的信息和暗示的自信。同胞相遇于异国他乡，并无故知之感，无不目光瞟闪，辄触急躲，故作不见，擦肩而过时尤显狼狈萎缩之状，着实暴露出个人和民族的不自信。果若如此，这“多余的话”便非多余。借此，希望中国人能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尽快补救这份自信的缺失。 2020年1月14日 于美国弗吉尼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