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是海外的学者发声，中共会称其为敌对势力，如果是国内的书生批评，中共会说是异议人士，总之，都是不怀好意，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它们非但不接受，还会对其诋毁和打压，然而，现在是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说话了，他不仅是中共党员，而且还是军队中将，这的确是绝无仅有，令世人震惊！ 近日，他在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批评中共现行政治体制，大力鼓吹美国民主制度，痛斥中国缺乏容忍真理的土壤，指出一个制度若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将“必然灭亡”，他甚至预言中国在 10年内，将向民主政治转型，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共“不可能有退路”。 尽管，最新一期的《凤凰週刊》声明，有关内容根据专访整理，未经刘亚洲本人审定。但这篇题为《西部论》的专访出笼，绝非偶然，它是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一篇代表作，它预示着中共党内的裂变已经形成，海外民主运动和国内的维权运动与其对接的趋势不可避免，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路途还没有达成共识。 我认为，近期国内发生的一切变故颇为类似“六四”之前的形势，但中共依然相信暴力和谎言能够打破困局，其倒行逆施的行为适得其反，所以，社会民主转型的方式，在两条道路之间徘徊，一条是胡佳之路，他的理念被刘晓波系统化，以303人集体签署的《零八宪章》的文本推出；一条是杨佳之路，他的肉体被法律所消灭，但他的行动被民间所肯定，故朱军持枪扫射法院,刘敖衡炸毁长沙税务大楼等类似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显然，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给中共高层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刘亚洲之宏论则是重压下的呻吟，叹息与呼喊！ 毫无疑问，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已是人类共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保障人权，健全法制方面，的确是目前人类所摸索到的比较好的设计，中国不必照搬美式民主，但必须接受普世佳值和文明成果，既保留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又能最快最好的保障中国普通民众的人权，但这一双赢的前景，因为中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渐行渐远了，中国似乎成了一个即将被引爆的火药桶，目前发生的一切都预示着变局的降临。 首先，我们看到了执政党内部的分裂，已达到无法掩饰的地步，温家宝坦言“政亡人息”表现了他的忧患意识，尽管他没有管好他的家人，各种指责他太太和儿子贪腐的报道连篇累牍，但就个人执政理念来说，他应是党内的改革派，颇为类似“六四”前赵紫阳腹背受敌的处境，但情况截然不同的是，他在地震与洪水等自然灾害中的勇敢果决，使他拥有了与党内保守派对决的民情资本；另一方面，薄熙来偏于西南一隅，颇似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他唱红打黑，把毛泽东的尸体抬出来，以为弱势群体做主的姿态出现，搞户籍改革，廉租房建设，阳光法案，等等，忽悠了全国人民，但其执政理念是与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相背的，必将把中国带入无法无天，互相惨杀的文革似动乱年代。非常明显，他是江泽民和李鹏等老朽们，幕后鼎力支持的党内保守派。但不得不承认，薄熙来的外在形象和极富煽动性的演讲，对不同派别贪官的严厉惩处，使他拥有了不少粉丝，使一些“遗老遗少”像推举袁世凯一样全力以赴，他已成为公开挑战中南海的政坛代表人物。而胡锦涛呢，他以深藏不露，韬晦之计，左右摇摆，瞻前顾后而令外界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今后的两年内才能露出真的面目。但不论如何，中国的变局只能由共产党内部分裂开始，这是建国以来例次动荡证明的真理，眼下，我们看到了黎明般的希望。 就这一点来说，刘亚洲所言并无太多的新意，但他透露了党内改革派的焦虑和不安，这种忐忑不安，朝不保夕的心情，集中反映了民间深刻的社会矛盾，不妨以目前方兴未艾的“推普废粤“风波为例，加以说明。表面上看，这是广州市民7月5日通过微博发起的一个旨在保护地域语言文化的维权活动，但我们知道语言是思想的外壳，与其说，人们对广东政协委员的一则有关倡导普通话的提案，表达心里的忧虑与不满，不如说，他们对官员垄断媒体，强奸民意，践踏人权，渲泄积压已久的仇恨和愤怒，它之所以人数众多，是因为胆小怕事的国民，自认为找到了付出成本最低的安全表达政治诉求的借口和方式，反之，对官员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广州地方当局7月29日抓捕了一个网络活跃人士，而另一方面，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在8月5日强调，他本身在学粤语，谁敢”推普废粤“，并称维权主体是伪命题，这异曲同工的举动正流露了中共决策层的不安与焦虑：既怕胡佳也怕杨佳。前进不敢，后退无路。 现在，中共最拿手的王牌是经济奇迹，不可否认，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比毛泽东时代，确有进步，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一心一意谋发展”，并大有成绩，殊不知，温饱之后，人们对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追求会比以前更强烈，何况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官员贪腐，法制倒退，使大多数人更显焦虑不安，故此，党内有志之士刘亚洲首先炮轰中共流行的“经济强国”和“金钱外交”的思想，指出“钱多不意味软实力有提升”；他以中国在非洲投资大肆行贿、用金钱开道为例，指出此举不但使非洲官员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民众对中国极为反感。而今日中国从上到下都洋溢“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热情。他表示：“单靠金钱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总之，他认为，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绝不仅靠军事和经济力量，而取决于文明形式，“这决定了我们（中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又以前苏联比喻，指出苏共溃败不在于经济或武力，而在于制度，“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 虽然，刘亚洲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是以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为目的，但并不被中南海集体决策所接受，针对他批判的弊端，胡锦涛企图用新道德运动来解决，这表明中共似乎已无力驾驭中国这匹脱缰的野马飞奔向前。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变局即在眼前，可能有两种道路，一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先党内派别合法化，公开化，后随之解除党禁与报禁，如果中共出现赵紫阳和胡耀邦似人物，就可能像著名评论家金钟先生预示的那样，共产党一次次地获得民选的胜利或失败，但那时的中共在引入竞争机制之后，必将大变，如同百年老店国民党一样，其它的大大小小的以各种名分出现的雨后春笋般的党派，必将与其展开竞选，选民用手里的选票把领导人关在笼子里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中国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另一条道路是，中共继续搞一党执政，维护贪官污吏的利益，扩大两极分化，镇压民主诉求，人们忍无可忍，把分散的星星之火似的各地维权运动云集起来，在富有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的领导人，自下而上地开展斗争，逼迫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以宪政民主取代威权专制。但我看，这两种道路，前者可能性最小，因为中共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人数不少，已尾大不掉，他们富可敌国，拼死反抗，企图延缓民主进程；后者风险性最大，因为中共建政以来，积怨太深，旧债未还，新仇又生，民愤太大，一旦变局，贫困的大多数人面对贪得无厌的官员和老板，很难保持理性，寻求社会和解，“均贫富，等贵贱”，“杀富济贫”的传统理念将使人口众多的中国血流成河，分崩离析，而窥视九州的世界列强将趁机瓜分中国。 目前的中共领导人，正在上述两条道路的交叉口犹豫不定，他们严厉地把刘晓波之类的民运人士关进大牢，是便于他们两派之间更高声调地争吵，但切莫忘记了，当他们闭门明争暗夺的时候，已是民怨沸腾，时不我待，近日，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已足以证明，我2009年3月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的观点切中时弊，中国进入了撕裂状态，解决社会矛盾的暴力化倾向日益明显，但我未就变局列出时间表，这一点，刘亚洲领先一步。 据报道，他指出，当年的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目的，“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激化了矛盾，一切反了过来”。他并预言，中国“ 10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中共）不可能有退路”。我认为，这是目前体制内改革派人物，最具体清晰的有关中国变局的论述。如果没有更高层领导人的授命或暗示，作为一个党员和军人，刘亚洲不可能如是说，半官方的《凤凰周刊》也不可能吃了豹子胆，把它放出来！由此我们也挑开了中南海的窗帘，窥视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矛盾心态：前进有路，但怕失去利益，受到人民的清算。后退无路，又怕火山爆发，死无葬身之地，故修修补补，拖延时间，但中共18大将至，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麽，中共是否还想重复1976年10月，华国锋与叶剑英合作之路，通过党内高层的尔虞我诈，把过去的罪恶转嫁到几个人身上，再次愚弄老百姓，以延续专制政权，阻断民主航程？18大上能有这种精彩篇章吗？亦未可知。这种避开上述两种道路的作法，已在近期的重庆予以地区性的演练，但文强之死并不能根治腐败，薄熙来只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 总之，自“六四”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进程就落入了低谷，经过21年的酝酿，民运人士不断坐牢，流亡，努力，呐喊，如今该冲上高潮了吧！我坚信，中华民族不可能永远背运！ 2010年8月8日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8月9日首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