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枫的另一面

------香港《文汇报》内幕之十三

姜维平

不久前，湛江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高度赞扬了原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张云枫，应当讲，有一些内容还是真实的，但张云枫也有另一面，即他的缺点和失误，如果说，“六四”时的开天窗事件是一个里程碑的话，此后的“表叔时代”令人扼腕叹息，《文汇报》完全背离了媒体真实客观，为民代言的准则，成了中共在香港及海外的喉舌，而张云枫就是全面向左转的领军人物。

春风大雅，只是笑谈

国内媒体的报道说，在香港《文汇报》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幅显眼的镜框，上书：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张云枫十分喜爱和赞赏这幅文字。他认为：如果说“秋水文章不染尘”是讲究个人学问道德的话，“春风大雅能容物”便是教人如何待人接物，用自然现象说明一种哲理，倡导某种情操，“这种春风，就是人际之间的温暖，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关心、互助帮助、互相爱护”。

我任职《文汇报》记者五年，多次与张社长接触，我的感悟是，他没有做到“春风大雅”，只是城府很深。记得有一次开会，我当众猛烈抨击了社委会工作的一些缺点，很多领导都惊愕不已，张社长没有表态，但脸色非常难看，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他很生气，认为我没有礼貌，而且，他没有接受我正确的批评意见，至于说人际关系，他很重视与上级的交往，但对我们下级则摆架子，不冷不热的，这一点远不如副社长刘永碧和王伯遥。

他的外表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道骨仙风和长者风度，讲话柔声细语，文温尔雅，但内心的做人标准讲究等级观念，他每次见到我时都会说，你的点子多，有好的议题吗，下一次全国政协开会，我是要拿议案的，可以参考啊，我知道，与其说他是想听听我的意见，不如说是想告知别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向来是重视这个头衔的。因为有了1998年的会上举动，我不再相信他有雅量海纳百川，所以，我没有浪费自己的脑细胞，他呢，既没有力阻国安人员对我的诬陷和监禁，也不敢在全国政协会上搞一个呼吁释放我的提案，这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张云枫对香港媒体给予他和《文汇报》的批评，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则是事实。1998年，香港出版的一本杂志刊文记述了报社内部的一些阴暗面，我拿着此稿问他真实性，他笑了，说，我也看了，确切地讲，一半真，一半假。我说，你想发表文章公开反驳吗？他摇摇头，说，人家那么说也没什么啊！。。。。。。

学识渊博，不敢恭维

充满了溢美之辞的国内媒体，称 张云枫从《澳门日报》记者做起，直到香港《文汇报》社长，历时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为港澳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也首先肯定了他的渊博学识。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与張雲楓共事多年的资深记者对我说，你說張這個人“高不可攀，深不可測”。你對其他人的看法，都有一定程度的準確，只是你把張某看錯了，或者說是他精湛的演技騙了你。打個比方，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閣下對此不大熟悉，倘若你是個小不點，你當然會公開聲言一竅不通；倘若你是個中下級幹部，你亦會不耻下問；倘若閣下貴為大社長，你會怎麼辦？張某就是這麼一個人。

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張某的文章卻是甚少嫻熟地引用詩句，翻一翻他自己刊印的一本專集《報苑尋蹤》就可以看得出來（並非編輯部出身的劉再明倒是會寫幾首詩的）。“文”是如此，“藝”的方面，琴棋書畫騎射等等，張某更是貧乏，從來沒有看見他橫車躍馬，亦不見他揮拍射籃或者哼上幾句粵曲，連风靡一時的語錄歌亦不見他獻藝，至於評畫論樂，我看不出他具備甚麼水平，因為他從不吱一聲，真是“深不可測”。為求進一步論證，不妨看看他結交的人，在文藝方面他是沒有朋友的，原因很簡單——欠缺共同語言，萬一談到“文”與“藝”，其人的底牌就會露出來了。

这位熟悉《文汇报》内幕的人士说，做新聞這一行就是要“雜”，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奇難雜症均要知道一點點，不懂就要“不耻下問”，可惜的是張某錯過了“不耻下問”這個階段，他當了兩三年記者，沒有甚麼成績，他亦自認不是這方面的材料（在其文集之自語），於是調任國際新聞編輯。加上他不善於交際，而在交際場合中沒有顯示出坦障啻�，不耻下問，於是一副“高不可攀”的態度自然流露了出來，導致他欠缺多方面的朋友。

他举出这样一件事例，来佐证他的观点：几年前，一批新闻界的老退休人員聯袂到某處參觀。在一個展廳裡，導遊說有一個珍品瓶子繪上許多個“萬”字。他擠到展櫃前，張某已在端詳，待退出時他仍在看。後來，他就問人：為甚麼我看不到瓶子上的“萬”字？原因很簡單，他雖然看到眾多的“卍”字，卻是聯想不起來。由此可見他在靈活、引申、領悟這幾個方面都是有所或缺的，這一點，很可能就是廖烀癜阉�調出採訪課的原因。

是政工干部，还是资深记者

那么，他是怎麼坐上如此高位的？上述的媒体报道掩盖了很多真实的信息。先看看他的簡歷吧。張雲楓是廣東湛江人，富家子弟，解放前參加革命，他跟隨所屬的游擊隊在大鵬灣登陸，跟著就迎接廣州的解放。他在廣州南方大學（實際上是幹部培訓班）學習之後派回湛江，後來出任東海島區副區長，可以說是年少有為。

以前我的文章提及陳建平命咧�轉變，与他的老婆有关，其实，還有一個人與此相若，而故事更加曲折，這個人就是張雲楓。

且說香港有位鄭小姐，她們一家在日佔時期逃難到湛江，鄭小姐邂逅張雲楓，從此建立戀愛關係。戰後鄭小姐回到香港，進入培僑中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一晃眼到了50年代中後期，雙方年事已長、結婚無期。鄭小姐狠下心來向張雲楓攤牌，倘若張不能來香港結婚就拉倒。想不到張雲楓竟然獲得上級批准，讓他出境來香港到《文匯報》工作。

不料，好事多磨，張雲楓在羅湖過境時竟不獲准入境，本來他持有國內的來往港澳證件，按照中港的協議，港英是不能不讓他入境的，而且，他來港是有工作單位聘请的。根據知情者的推測，很可能他事先沒有詳細了解入境应對的办法，故弄玄虛，三緘其口，守在羅湖橋頭的英警拒絕其入境，也在情理之中。從這件事來看，他確實是欠缺機靈的。不過，張確有一手，他被拒绝入境後，上級竟然安排他先行轉到澳門，在《澳門日報》先當了一年記者，1959年末張從澳門再轉來香港。1960年適值香港換身份證，既使原來沒有證件者都可以領取，何况是他这种情况？於是張順利地拿到了香港的身份，同時與鄭小姐成婚。

知情者透露，他们日治時代結識時双方只是十四五歲，到1960年結婚，確實是一段長達15年的愛情長跑。我曾质疑這段故事是否虛耩？对方答案：“否”。因為他的一位朋友在中學時代與鄭小姐同班，他說，他們幾個同學曾經打過追求鄭小姐的主意，後來了解到鄭已有了心上人，當時的左派青年們信奉尊重對方，不挖牆腳，他們也就停止行動了。如果換了今天，“近水樓台先得月”，整個故事就要改寫了。

其中有個很關鍵的問題，張雲楓有沒有後台呢？根據知情人的分析，50年代，不論夫妻，还是戀人分隔兩地，絕大多數都是香港一方要回國的，從國內批准出來者甚少，除非該人有海外關係或者上级需要他來香港工作。從張後來的種種狀況看，他兩個方面都沒有，或者他原先是有的，後來他被上線放棄了？

无疑地，虽然湛江网把他捧上了天，仿佛以前他就是《文汇报》的中坚力量。但從張雲楓的採訪生涯來看，在“三狼”案中，他通過一名遠親的關係偵知黃應求確實已死，他自己承認這是最大的工作成績。值得一提的第二項工作是他為電影《東江之水越山來》撰寫解說詞。除此之外，他就沒有甚麼值得回憶的东西，他從來沒有擔任過重大的新聞採訪，即使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報社偶然要派人回國採寫一些“形勢大好”的新聞亦沒有他的份。

後來，他被調到要聞課編國際新聞。1967年是一個轉機，當時國內開展文化大革命，香港亦發動了一場反英抗暴鬥爭，形勢尖銳複雜，張雲楓馬上從要聞調出擔任採訪課副主任，並且抓緊了政治學習，當時照抄國內的模式叫做“雷打不動”，即是說不管外面發生多大的事情，學習依然要進行。外面的群眾十分不滿地反映說，我們面對港英的血腥鎮壓，你們的政治掛帥卻是雷打不動，不管我們的死活了。

1968年以後是張雲楓的風光期，這一點有兩個表現，其一是群眾敏銳地感覺到，張的名義是副職，實際上採訪課是他說了算。後來採訪主任被調出，張擔任了正採主。第二點是他成為廖烀袷窒碌募t人，亦是群眾根據一些跡象感覺出來的。當時廖已代替了金堯如的工作，廖不定期召集下列三個人碰頭，一個是《大公報》的攝影記者張某，第二個是香港《商報》的採主鄧某，第三個是張雲楓。群眾說，廖是通過這三個人來控制這三家報社的採訪課的。事實上亦如此，換了任何一個人坐在那個位置上都會這樣做。

知情人透露，從1968年到1978年這十年间，作为採访主任，張雲楓有甚麼成績呢？第一點，也是群眾公認的，他們認為張抓政治學習是很不錯的。可以說，張的工作屬性是政工人員多於新聞工作者。第二點，是他大量吸納和培訓新人包括為數不少的大學生。經歷過反英抗暴的大搏鬥和大鍛煉，港聞部的12位記者先後離開了，大致可以將之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在鬥爭前後因為個人問題或者是他自己選擇更合適的工作而離開《文匯報》的，第二部分是因為“工作需要”而調升或平調到別的部門的，這12位記者絕大部分的新聞工作資歷都長過張。最後的一位被調走的是工齡很長的副主任黃某，他被調去當校對主任，明升暗降了，黃某對這個崗位是耿耿於懷的，不過他始終“服從工作需要”。於是12位老記者先後都被調走了，今後的採訪課都是由張雲楓招募進來的班子，都是他的子弟兵了。

招兵买马，意欲何为？

《文匯报》招募的新記者大多來自左派學校的中學畢業生，不過經過保釣事件之後多了一批左傾的大學生，於是文匯報有意識地吸納這些人從事新聞工作，先後增加了程翔、麥華章等大批新生力量。大學生來到文匯只能拿低薪，即是比他們在商業機構低很多，與新聞同業比較也是略低一些，所以，不少人是懷着追求理想的心態到職的，有人繼續加入來亦有人選擇離去，這個情況到報社逐步調高工資始告改善。

如果读者以為那些大學生，都是加入文匯報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那麼就錯了。不是說所有新到職的大學生都是如此，有些人是带着高人一等的思想，來改造《文匯報》的，因為他们認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眼睛只看到《文匯報》的缺點，而他們這些人是來“改造”报纸的，其中個別人甚至狂妄地把文匯的老記者、老編輯稱之為“土共”，20多年下來，這類人仍是如此狂放。當然新老之間（或者是左校畢業生與大學精英之間）是有一個磨合的過程，張雲楓在這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不過，“精英”始終是精英，報社內部不少人持之以恆的做法令他们看不過眼，這種磨擦終於在某一個問題上爆發出來。

据称，那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當時在新華社內部存在着兩派，一派是支持改革而另外一派則以種種藉口加以否定。1978年8月底，第一家中外合資設廠合約在珠海簽字，这真是石破天驚。但是新華社的阻撓派佔了上風，他們制訂了一個所謂“只做不說”的鴕鳥政策，命令香港的左報不予刊發（另一個說法是中外合資法尚在制訂階段，為防將來有所改變，這則消息暫時不發以免被動）。第二天，全香港的報紙均以顯著篇幅報道這樁大事，獨有《文匯报》和《大公报》兩家左報沒有了這則新聞。

本來“無聞”的事情在左報常有發生，這是一種政治姿態，比如，1962年的外流潮，外間報紙連篇累牘地報道了一兩個月，唯獨左報隻字不提。知情者说，他們這些“小不點”的记者政治水平低，一向是服從上級。現在來了一批精英，他們真正是表現出主人翁的身份，他們對不刊發這則消息大有意見，張雲楓說服不了，他們就組隊去新華社跟工委的領導辯論，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這批精英宣布當天罷工，這可是《文匯報》破天荒的事情。幸而他們也只是採取行動，沒有把這件事情捅了出去，外間鮮有知道，而且，那個年代港聞的版面不多，幾位出身於左派學校的年青記者沒有參加罷工，在其他幾間左報的支援下，這三幾位記者拼命抄寫新聞，總算把版面填滿。

文匯報記者集體罷工事件，實屬無組織無紀律思想的濫觴，1989年“六四”事件出現更大的風波而且持續性長，實際上反映出這11年來沒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用句簡單的術語可以這樣說，有關領導未能掌握民心、撫慰民眾，張某人的班子是相當脆弱的。知情者的描述说明了张云枫意欲何为，但远不如愿。

金尧如心胸宽阔，包容张云枫

金堯如回到香港之後，李子诵任社長，把總編輯的位子交給老金，儘管張雲楓是廖烀袷窒碌闹爻迹�不過老金心怀坦荡，沒有成見，到了1983年，還把張提升為副總編以填補一些老報人調職或退休的空缺。

文匯報的官方網頁中說張雲楓是1986年出任編輯，此事不確。根據知情者的回憶，文匯报的總編位置空缺長達五年之久，其間雖曾在北京調來楊正彥以主筆名義主持工作，不過只有一年多，楊被調走，李老沒有提出總編的繼任人。當時有兩人可以調升，除了張雲楓之外，另外一位是老報人曾敏之。

曾某在抗戰時已是桂林《大公報》的記者，解放初期他出任文匯大公廣州聯合辦事處主任，50年代末期在廣州暨南大學新聞系任教。改革開放後調回香港，大公報不肯收容他（大概是派系問題，有一至兩位舊人大公都不肯收容），於是派來文匯任副總編。曾又是作家、詩人，論資歷、文才都遠勝过張云枫，可是，他的個性比較坦率而欠缺圓滑，如果他世故地敲敲李老的邊鼓，與之談詩論文，肯定會贏得李老的一票，總編這個寶座就是他的了。據悉，當時曾、張二人的暗鬥十分激烈，雖然仍未定案，不過新華社那邊似乎稍為向張雲楓傾斜，因為群眾間流傳這麼一個說法：《文匯報》發生了什麼事，新華社很快就會知道；而新華社放了甚麼屁，張雲楓亦會迅速得到風聲。原因是中間有個關鍵人物——新華社宣傳部秘書徐女士。

徐女士原是宣傳部的幹部，負責大小事務，沒有決策權，甚至不具備諮詢地位，不知什麼時候加上“秘書”的職銜。徐是上海人，在許家屯主政時代，新華社內部凡是會講上海話的人就吃香，換句話說，是“上海幫”抬頭。那個時候，張雲楓跟徐女士來往相當密切。這個來往很可能是徐主動，因為此人頗為懂得鑽營之術，估計是新華社的領導對張頗為欣賞，徐就把注碼押在張的身上，經常向他透露風聲，而張雲楓表面上是口密，但是在這個重要關頭他亦通過徐向上透風。所以，張獲得總編這個寶座，徐居功不少。到了徐在新華社退休，張就把徐聘請到文匯報任職，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張假公濟私的酬謝。

借势投机，待价而沽

1989年“六四”事件，《文匯報》發生了許多事，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了。不過亦有鮮為人知的内幕。我曾在1997年几次当面求教于王伯遥和张建华，他们都守口如瓶，张云枫更是只字不提，后来才知道他的难言之隐。

首先是張雲楓有個外號被稱為“患病老總”，即是說他在風高浪急的時候會及時“生病”。與此相連的另一件事被人稱之為“臨陣退縮”。

先說“臨陣退縮”，那是發生在反英抗暴期間的1967年，一批左校校長去港督府抗議警察恣意搜查學校，防暴隊馬上來到把校長和記者分割包圍。張雲楓說他首當其衝，頭顱被警棍擊中倒地昏迷，不過很快就醒過來，看見警察在動手捕人，場面混亂，他馬上跳起奔跑到停在不遠的報社汽車上命令司機立即開車逃走，即是說，所有校長和記者都被捕，只有他一個人逃脫。我想，指稱他“臨陣退縮”者大概是一些極左人士吧，按照他們的觀點是要全部人員“慷慨就義”，才能算得上是“鬥爭”，所以，這個指摘是有點過分。

至於“患病老總”，是指他在鬥爭緊要關頭就會害病，前後發生過兩次。知情者说，第一次是1968年，張雲楓患有臉龐神經痙癴症，即是他的嘴角扭歪、唾液失禁下流，屬於不知如何治療的奇難雜症。據說要到深圳針灸，張為此請假较长一段日子。我认为，雖然那個時候中英關係仍然緊張，不過反英抗暴鬥爭的形勢已經趋于緩和，把他說成是逃避鬥爭而生病亦屬過分。

但是，第二次害病就不同了。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期，張說他患上了心臟病，通過新華社的關係到廣州中山一院的高幹病房住院一段日子。到了89年北京民吲d起，他又發病了，又請假了一段时间。那時編輯部的工作十分緊張，李子誦堅持上夜班指揮，當時的副總編还有曾敏之、游焯林、程翔、張晴雲。游焯林的政治素質不高；張晴雲是新提升的，經驗與威信都不夠；程翔是激進派，許多年青記者都圍繞在他的身邊。显然，北京中南海风云变幻，张不便判断形势，又不想站错队，就选择了巧妙的逃避。

張雲楓在此關鍵時刻生病沒有上班，造成报社内部意见分析，群龙无首。如何恰當地控制、掌握版面，如何排除紛擾的爭論，編輯部經常爆發唇槍舌劍，這些工作都壓在曾敏之身上，曾對張雲楓很有意見。張雲楓恢复上班时，大概是在程翔等一批人拉隊辭職的時候。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文匯報決定社論開天窗並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那一天，張雲楓是不在现場的。按照“官方”的說法，這段时间叫做“文匯报失控期”，曾敏之為此被批，遂遞上辭呈，文中有這麼一句话套话“我沒有做好工作，有負……”等等，憑良心講一句吧，按照民間的看法，在這段期間文匯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做出了如實的報道，這段期間的功勞簿上應當記上曾敏之一筆，其他的編輯記者都要記上，不過張雲楓是不應該留名青史的，因為這段期間他是“生了病”的。

表叔时代的乱象

曾敏之離職退休之後，沒再涉足新聞界，後來在新華社策劃下成立了由左派控制的香港作家聯會，曾敏之德高望重，被推為會長，做出了一些成績，此是後話。但《文汇报》正式进入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表叔时代”，张云枫成了大功臣。

張雲楓上班后开始在张俊生的支持下“收拾殘局”，新華社很快就派了劉再明到來任副總編，不過另一位副總編游焯林覺得“無癮”而辭職，他解釋辭職的理由是因為有樁小新聞：霍英東的一位兒子在美國偷吒呖萍剂慵�出口中國被美政府控告“走私”，他認為這樁新聞以“霍姓商人被控”就可以刊登，可是劉再明卻將之枪毙，事後他知道是劉悄悄地請示張浚生作出的决定。游認為這麼一樁新聞都要左請示、右請示，張浚生事無巨细都要插手，這種工作方式跟過去比較已是大大的不同，遂申請退休，而張雲楓則提升了王伯遙為副總編。這個時候，三位副總編之中，除了劉是由上級派出之外，張晴雲和王伯遙都是由張雲楓一手提拔的，名義上是張雲楓的班子，不過他不能不看著張浚生的臉色行事。

“六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此前《文汇报》还敢于讲真话，此后就变得鹦鹉学舌了。尤其是新華社有了教训，流行了一種不信任地方幹部的說法：萬一出了事（指政治鬥爭），你們這些香港幹部拍拍屁股就溜走了。所以，他們就提拔和增加外派幹部。張雲楓雖然來港許久並且在香港娶妻生子，不過他骨子裡仍是外派幹部。張雲楓被張浚生看中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他聽話。過去金堯如伙同李子誦經常打“擦邊球”，金堯如在國內的關係多，每有辯論，金可以舉出某某中央領導如何說，新華社的社長亦拿他沒有辦法。可是張雲楓欠缺靈活的頭腦和圓滑的手腕，他在國內沒能建立起人脈關係，只好俯首貼耳地聽從張浚生的指揮，於是大量的外派幹部被请進來，比如刘永碧就是其中的一员大将。

不過三四年功夫，在張雲楓手上完成了“表叔化”（包括中層幹部），編輯部裡面已是實行普通話對白，地方的色彩越來越低了，再發展下來就如同《紅樓夢》中的大觀園：表面上風光，實際上是百孔千瘡。

才能平庸，误入岐途

張雲楓主政的十年間，他帶領文匯報走上什麼道路？首先，這十年間文匯的內部稳定，沒有發生甚麼激烈的人事鬥爭，或者說內部鬥爭沒有呈現表面化，這是他的德政。不過從另幾個大的指標就可以看出問題。

首先是版面的表象，報道的內容影響到报紙的銷路，這是一個硬指標。由於編輯部聽命於新華社，《文匯報》的版面只能依隨官方的調子來轉，欠缺群眾關心的新聞，李子誦曾經評說：連《人民日報》的版面都比《文匯報》開放。本來文匯的高層會聽到官方的文件傳達，這些傳達會成為權威性的報道，在過去，金堯如敢於據此寫出一些東西，亦敢於據理力爭；但是張雲楓和劉再明這個組合只會循規蹈矩，不敢稍作逾越。等到外間的報紙從他們自己的渠道作出了報道，於是文匯始予跟进。

如此一來，群眾就有這麼一句話：其實是文匯報證實了那些反動報紙報道的正確。這一句酸溜溜的句子，隱藏着工作人員的沮喪與失落，懷着神聖理想的青年們只有留下來或走出去兩條路，沒有數字統計留與走的比率，不過有個比較突出的事例，一位被戲稱為是張雲楓的乾兒子陳某亦選擇了離開，雖然陳某去的亦是中資機構的香港商報，而香港商報已經被深圳特區報所收購。陳某的離開不知是甚麼原因，也許他認為聽從特區報的指令會比張浚生的指令較佳。陳某畢業於香港大學，是張雲楓的重點培養對象，張對他本來是拉得很緊的。

張劉性格不同，前者沉稳，老谋深算，后者慷慨激昂，实则缩手缩脚，他们組合的共同点是“俯首貼耳”，保住物质利益。其特点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得出來，如果說，對國內的政治新聞不易走鋼線的話，那麼次一級的社會新聞是不是也可以發揮文匯報的強勢呢？

下面是我有一次街頭邂逅一位報社部門負責人的對話。當日我們談起文匯的銷路下滑，我指出連國內的新聞亦輸蝕給外間報紙，同時舉出一個事例，當日剛好發生雲南抓到一個贩毒集團，我問：文匯敢刊登嗎？該位負責人說這是負面新聞，我們怎能刊登？請看，張雲楓治下的文匯報就是要讀者們相信共和國的土地是一片到处鶯歌燕舞的人間樂土，把廣大的讀者視為吳下阿蒙。

還有一個例子，編輯部一向不重視自己辦事處的稿件。新華社、中新社和外國電訊這一類是大家都有的稿件，編輯們老是害怕漏發或是處理不當，給外間報紙比下去。至於自己各地辦事處發來的稿件則被放在次要版面、次要地位，不料間中這類稿件被中新社看中予以改寫發出變成了通稿，編輯們立即把它再發一次，放在顯著版面、顯著地位。這類重發自己已經刊登過的新聞不止一次，而且是一再的丟臉而不以為耻，實屬新聞界的奇聞。

销路下降，影响力减弱

第二點是銷路下瀉、影響力下降。大概是在90年代中期，文匯報的銷數比“六四”前丟失了約40%，這是個很大的跌幅，張雲楓當然知道，因為印數多少每天都要呈報的；張浚生也知道，因為文匯要定期向新華社呈報。當時正在回歸前夕，中英爭拗白熱化，即是所謂“麥克風”外交時期，張浚生與末代港督彭定康就政制問題隔空罵戰。這種激戰原是報紙銷路上升的好時機，文匯報為甚麼不能駕着東風一紙風行呢？原因是報紙屬於一種綜合性的產品，不能依靠單一特點保持高銷數，查良鏞開辦《明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當時，查良鏞在《香港商報》撰寫《射鵰英雄傳》一紙風行，不少人說他們光顧商報是因為追看《射鵰》，查良鏞盤算自己只要把一半讀者拉過來，《明報》就有五萬讀者。於是他狠下心來，停止《射鵰》、腰斬《飛狐》，读者要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就得光顧《明報》。結果呢，《香港商報》和《新晚報》減銷不多，而明報的銷路打不開門面，員工一度要七折支薪。明報能夠站穩下來是另外的原因。

報紙的銷路與其影響力是相輔相承，間中亦有例外。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就是一例，該報的銷路不好，但是它的國際評論很受國際注目，曾七次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但是文匯報的銷路不多，始終不曾拿出一兩篇擲地有聲的文章，士氣深受打擊，張雲楓亦是心中有數。記得在一次職工聚餐會上，張社長喜孜孜地說，有一次他與某名流談及文匯報，該位名流說：不是呀！我們仍然注意你們發出的評論的。一位名流的門面說話就被張社長視同救命草，在大會上津津樂道，以此說明文匯報仍有相當的影響力，由此可以看到他把一根救命稻草在全體職工面前亮出來，未免把職工們的分析能力看扁了。

其實，張浚生亦不是省油的燈，他治下的《文匯報》在對敵鬥爭的重要關頭日告萎縮，他能夠拿出甚麼方法來？過去，廖承志深深明白海外同胞的想法，懂得爭取“中落群眾”之重要性，所以他鼓勵李子誦放手去做。可是張浚生不可能具有這種魄力，他只能祈望文匯報不要出錯，因為萬一文匯出了差錯，張浚生將會是首當其衝，在出錯與銷數這一對矛盾之間，他只能犧牲銷數以換取不在政治上出问题。加上張雲楓亦沒有甚麼鴻圖大志，於是他就當上一名依着葫蘆畫瓢的兒皇帝。朝氣蓬勃的文匯報到了張雲楓手上只能是氣息奄奄。發展下來，千禧年過後，全由“表叔”主政，文匯報連方向都沒有了，成為沒有了靈魂的“行屍走肉”，连对艾未未落井下石的蠢事都干了，总之，它只不過是由幾位外派幹部领导的小集團控制下的一間企業而已。

费用增加，负债累累

第三點是負債纍纍，傷及筋骨。不可小窺這個經濟問題，它是文匯報的一個致命傷，其後遺症延續至今。

不错，文匯報现在有寬敞的社址，佔據該座工業大廈的三層樓宇，內部裝飾得美輪美奐，還有好幾座巨型的輪轉印刷機，單看其外貌是很令人對之肅然起敬的，沒有多少人會想到正是這座輝煌的社址，弄得《文匯報》不仅要債務重組，甚至連其董事會的成員在官方的文件中被列為“不可靠的人”。

据知情者披露，從1991年起，國內各地政府的招商項目不断推出，文汇报的记者站，办事处遍布大江南北，廣告收入直線上升，有的人沾沾自喜地說：這是文匯報在香港創刊40多年來從未出現過的好現象，应归功于張雲楓社長的正確領導。於是乎擴充人員、印刷設備和社址一事，就推上了議事日程，很快就決定選購香港仔這座工業大廈的三層樓房，並且增加人員、購置了新機器，还搬了新家，而噩夢亦由此開始。

在新廈落成的酒會上，不少客人帶着欽羨的眼光參觀新址，整齊的辦公室、寬敞的走廊，明亮的饭堂，甚至連洗手間都用雲石嵌砌，不過熟悉內情的人說：新址面積比舊址大了两倍，那麼光是電費也是增加兩倍。文匯報能負擔得起經常性的开支吗？诚然，搞擴充計劃是國內干部的拿手好戲，難得領導上大筆一揮，所以，他們的計劃一定是爭取多些上级的撥款，即钱是他们攤开大手向上級要來的，那么作为回报就是俯首贴耳听话了。

果然，佔地過大的問題很快就浮現出來。遷入新址、迎接回歸，可是香港回歸祖國並沒有給文匯帶來来喜訊，相反的是銷路與影響力的下降與萎縮，原先以為回歸後文匯的業務會進一步擴大，因而買下的大片地方一直空置着。

如果在國內，空置没什么，可是在香港，所有物業都要繳付差餉，這是政府對所有房產按照其所處位置及面積大小收取的稅款，不管你是在使用中或空置。由於空置的廠房年復一年地繳付差餉，無計可施之下，他們下令把屬下一間經已外遷多年的美術印刷廠回遷，實際上是要這家企業向文匯繳付租金，其實這家企業自己在外邊已有物業，沒有租金負擔，根本是多此一举。還有一點，該家印刷廠原先只需五具電話機，在搬回香港仔之後，文匯分配給它七八部電話，原因是當日喬遷新址時，文匯的領導沖昏了頭腦，他們向電話公司預留大批將來擴充的分機號。號碼留了下來就要繳付一定的費用，也是每年每月白白繳交，現在文匯不能不以鄰為壑，把這些開支硬是攤派給他們的屬下機構去。此外，攤子大了，日常的管理費就要增加許多。不過，這些都是小兒科，更大的問題出在那間舊社址的重新發展。

张云枫经营上的重大失误

由於是上級撥款購置香港仔新址，文匯報原先在灣仔道197---199號的社址不須放售套現，文匯上層決定把這幢物業發展為商業樓宇，其如意算盤是將來收取租金以作挹注。舊址的平面面積不超過180平方米，如此窄小的地盤重新發展是沒有多大好處的；其次，文匯手上沒有資金，要發展只能靠借貸。在這個問題上張雲楓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問題，如此細小的地盤在扣除了前後樓梯和升降機之後，每層樓面的實用面積不大；倘若能夠收購貼鄰那幢舊樓的話，那麼，新發展的樓面的實用面積將會大增而增加了租金收入，同時亦攤薄管理費用。更重要的符商業大廈的要求，容易租出。第二個問題，新華社文體部有一筆暫時不需動用的基金，他們擬與文匯報合作發展這個地產項目，那麼文匯就不需要或減少向銀行的借貸，亦即是減少向銀行繳付利息。但是上述兩件事均遭到張雲楓的否決。

收購貼鄰的樓宇是一件頗為困難的工作，可以自己去做，也可以與地產商合作，何況這個項目並非馬上要動手，可在有利的時機出手。

不過在這件事情突顯出文匯的領導人鼠目寸光，他們連新華社文體部的現金投資都不接受，怎敢與資本家合作來發展地產項目呢？“表叔們”長期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他們只懂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不知道利潤共享、風險共同承擔這種遊戲規則。加上在回歸前夕，香港的社會一片繁榮，房地產價格節節上升，沒有人想到“居安思危”。最終是在那不到180平米的地盤上建成一幢迷你商廈。

這幢商廈落成之日恰恰遇上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房地產跌價50%。這幢大廈雖然不是出售，不過卻是租不出去。租不出去除了金融風暴所做成的商業萎縮之外，該幢商廈每層的面積狹窄，不很適用，還有一個更主要的是，有關領導欠缺靈活的商業手腕，以致這幢商廈大量單位空置率甚高，既要支付銀行利息，還要支付管理費用，变成了文匯報的一個大包袱。

首當其衝的是當年的總經理，由於他盲目發展项目而導致負債累累，事後又拿不出解決或抒緩方案，於是被中聯辦調回廣州，當上一位名稱很好聽的“視察員”。這位總經理文革前是文匯報廣州辦事處的一名見習記者，文革後當了官，一直在省委有關港澳的部門工作。他既未做過報紙工作，又未經歷過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由於某些關係而獲得調升。倘若說文匯的盲目發展歸罪於此人，未免過分一點，此人倒是張社長的代罪羊。

后来，中聯辦跟著從內地調來一名總經理，不知是新來的老總能幹，抑或是他到任後了解了資本主義的經管手法，經過他的努力，文匯報進行了債務重組。經過一輪計算，原來灣仔道商廈是資不抵債。一般來說，一塊地皮的價值是能抵付其建築費用的，可是文匯向銀行的貸款不止這些，還包括香港仔新廈的裝修費、購買印刷機的費用，等等。原來，文匯在擴展的時候，拿到上級撥付的經費只是盲目發展，弄到裝修等費用都是靠貸款。經過重組之後，文匯放棄灣仔道的商廈還欠下銀行一筆巨款，要把香港仔的資產作抵押，分期償還。原先打算用來收租的商廈，從此拱手交給銀行處理。且說銀行不是炒家，它取得這幢商廈的物業權之後就掛牌出售，賣得的價錢是銀行的投資包括應收利息，如此而已。不料其買家在購入大半年後將之放盤，倒是賺了一筆，此是後話。

經過債務重組之後，文匯尚欠銀行一筆巨款，要分期攤還。不料繼任的社長張某良拿出國內幹部赖账的慣用手法——不肯承擔前任的債務，拒絕還款給銀行，反正銀行也是中資機構，是共產黨欠共產黨的，有甚麼賬好算。可是，這位社長不知道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法，此事若是換上了是外資銀行，債主可以下令文匯報清盤，資產拍賣。中資銀行不能做得那麼絕，不過他們為了保障本單位的權益，立即申請把文匯的資產釘契。即是說文匯報在香港仔的物業和資產不能再按揭或出售，最要命的是文匯報所有董事都被銀行列為不守信用之人，並且通報天下。

可憐這批董事都是公家的委派的，無權無利，到了這個境地反而落得不能向銀行借貸亦不能作借貸擔保人，成為沒有信用之人。張雲楓主政十多年，他一手發展了文匯報的美輪美奐的社址，其實隱藏著許多不利的因素，不管他有無先見之明，起碼欠下一屁股的債務是他任內的事，他自己在任內不能還清債務，亦欠缺還債的手段。只能慨嘆一句曰：此人真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矣。

2011年6月17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